12 　　 　　 　　 　　 今天王宇恆聽到小學時傳唱的《年輕的朋友來相會》時，還會條件反射地湧起當年那股昂揚向上的感覺，人們唱着“再過二十年，我們來相會，偉大的祖國，該有多麼美”，二十年後剛好步入新世紀，那個實現了四個現代化的、人類已進入理想社會的二十一世紀，美好得讓人感到遙不可及。王宇恆常翹首展望，那時自己該已屆中年，人生大局已定，在“形象控製法”里為自己設定的藍圖應該都已實現，不知這漫長的二十年裡會發生多少波瀾壯闊、決定命運的大事。沒想到這二十年來的慢，去的快；跋涉時毫無詩意，回首時卻如此傷感。這二十年，時代及個人生活的巨變，經濟與科技的發展，很多都超出了當年的想象，但是人的煩惱與痛苦總量卻並未因此有絲毫減少。 　　 　　 在大學二年級時，王宇恆偶然讀到一篇幾乎改變他人生走向的文章，是周國平寫的《尼采與現代人的精神危機》。其片段摘錄如下： 　　 　　 我們也許很難理解基督教信仰解體在西方人精神中引起的災難性震盪。西方精神中始終貫穿着一種形而上的衝動，即企圖超越生命的暫時性而達於不朽，超越生命的動物性而達於神性。受這一衝動驅策，始自柏拉圖的西方古典哲學致力於尋求某種能夠賦予人的生命以不朽神性的本體，終於在基督教的“上帝”觀念中找到其歸 宿。因此，長期以來，“上帝”觀念成了西方人的精神支柱，有了它，終有一死的個體生命從靈魂不死中獲得了安慰，動物性的人從上帝的神性中發現了自身完善的根據。基督教誠然貶低了人的塵世價值，卻在幻想中賦予了人生以某種永恆價值。上帝的靈光使人顯得渺小，但同時也給人生罩上了一圈神聖的光環。基督教世界觀 實質上是人類中心論，它借上帝的名義把人置於萬物之上，為人安排了一種目的論的世界秩序。由此我們可以設想，一旦失去上帝，便會產生兩方面的後果。其一，人的生命失去了不朽性。沒有了靈魂不死，人的死就成了無可挽救的死。其二，人的生命也失去了神聖性。上帝創造的那個目的論宇宙崩潰了，人不再是中心，而只 是宇宙永恒生成變化過程中的偶然產物。總之，人的肉體和靈魂似乎都喪失了根本價值。 　　 　　　 　正是有感於此，尼采喊出了駭世驚俗的一聲：“上帝死了！”並且宣告：“一個時代正在來臨，我們要為我們當了兩千年之久的基督徒付出代價了：我們正在失去那使我們得以生存的重心，——一個時期內我們不知何去何從。”據尼采估計，這個沒有信仰的虛無主義時代將籠罩西方社會二百年之久。 　　 　　　 　當然，在許多人身上，虛無主義並非一種自覺的意識，而只是表現為種種徵兆。例如，現代人生活得極匆忙，如尼采所形容的，總是行色匆匆地穿過鬧市，手裡拿着表思考，吃飯時眼睛盯着商業新聞，不復有閒暇沉思，愈來愈沒有真正的內心生活。現代人的娛樂也無非是尋求刺激和麻醉，沉湎於快速的節奏、喧囂的聲響和色 彩的魔術，那種溫馨寧靜的古典趣味似乎已經一去不復返。現代人無論在財富的積聚上還是在學術的攻求上都表現出一種前所未有的貪婪，現代文化不過是搜集無數以往文化碎片縫製而成的“一件披在凍餒裸體上的襤褸彩衣”。凡此種種，都表明了喪失信仰引起的內在焦慮和空虛，於是急於用外在的匆忙和喧囂來麻痹內心的不 安，用財產和知識的富裕來填補精神的貧困。 　　 　　 在信仰淪喪的時代，真誠的人如何能生活下去?這是尼采苦苦思索並試圖解決的問題。所謂真誠，首先是在信仰問題上不苟且，不盲從，也不偽飾。尼采對於人們用匆忙的世俗生活或虛假的信仰迴避無信仰的事實極其不滿，不懈地揭露了時代的頹廢傾向。但 是，真誠會使人陷入悖論。一方面，它要求對人生追根究底，把生命的意義看得高於生命本身。另一方面，對根據的無窮追究又必然使任何終極根據都站不住腳，生命意義的喪失使生命本身成了問題。這時候，真誠就要求一個人敢於正視其追根究底的結果,“確信生存是絕對沒有根據的 ”。 尼采說：“真誠的人——我如此稱呼在無神的沙漠上跋涉和虔敬之心破碎的人。”尼采曾絕望地祈求上帝賜他以瘋狂，因為只有瘋狂才能使他繼續信仰上帝。但是，瘋狂沒有如期而來，於是他就決心把無信仰的命運承擔起來，不靠任何宗教的、形而上的安慰生活下去。在一個有病的時代，尼采公開承認自己是一個病人，並且以 病人的身分對病因進行了探根溯源的診察。為人生尋求一種信仰的形而上衝動驅使他走上哲學探索的道路，探索的結果卻是否定一切既有信仰連同整個歐洲形而上學，成了“歐洲第一個虛無主義者”和“反形而上學者”。應該說，尼采是真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