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網上最火的話題就是議論《人民的名義》裡的芸芸眾生了，而爭論最大的則是省公安廳長祁同偉了，因為他身兼多重背景，出身貧農，強勢廳長，黑道貪官。他為了出人頭地，享受榮華富貴，心黑手狠；為了取寵於上司，不惜侮辱自己的人格尊嚴，已經不是一個貪字所能概括的。他還利用自己掌握的權勢，把執政公器變成黑社會的附庸。可以說，他就是個為了個人貪慾而不擇手段的卑鄙小人。然而，就這麼一個毫無道德廉恥的社會渣滓，卻得到了不少人的同情，因為他農民出身，沒有背景，沒有靠山。寒門要想出公卿，只能靠手段。換句話說，寒門出身想當官，不是為了造福百姓，國泰民安，而是為了光宗耀祖，享受富貴榮華。這就不難解釋為什麼百分之九十九的落馬貪官的認罪書裡都有一句相同的話：是黨把我這個貧苦農民的孩子培養成黨和國家的高級幹部。他們本來就是衝着名利地位才去當官的，升到高官位置，手裡有了錢權，不貪白不貪。

劇中有兩個貪官公開說自己就是農民的兒子。另一個是國家某委的處長。官雖隨不高但位居國家經濟管理的中心，把國家機關的工作職能變成有償服務，以權換錢。這和小農意識里長短工給地主幹活一樣，我給你幹活了，你就得給我錢。他貪的原因很簡單，祖祖輩輩都是農民，從小窮怕了，擺一屋子現金就為了看着心裡踏實。估計這個處長沒看過《歐也妮葛朗台》，或者是當年他上的公社中學沒有這本世界名著，否則不會把這個著名守財奴的帽子往自己頭上扣。

還有一個貪官，省委前書記趙立春，沒直說是農村出來的，但是從對話里可以判斷出是農民出身（名字也像農民，立春了，該下地幹活了）。說他回老家掃墓，只有農民才葬在老家。而且從他的年齡看，正是文革後期走出農村工作的五十後。七十年代以前，只有“黨在農村的階級依靠力量”，貧下中農才有資格入黨提干。這十年落馬的省部級貪官，基本就是這批人，不是從農村參軍，復員轉業到地方工作，就是被推薦為工農兵學員，“上大學，管大學，用毛澤東思想改造舊大學”，然後靠自己根正苗紅，政治可靠，善於鑽營，進入升官快車道，直達處，局，部級，甚至副國級。雖然他們也曾黨校畢業，或者進過“解放軍革命大學校”，但小農意識的世界觀並未改變，一有機會就會頑強地表現出來。這幾個出身農村寒門的已經成了身居高位的公卿了，而且從鄉鎮一級到國家領導，農村出身的官員占了大多數，怎麼能說“寒門難出公卿呢？

寫了三個農村出來的貪官，物傷其類，必然引起農村籍貫官員的不滿。為了平息他們的怒火，作者把最壞的貪官丁儀珍寫成有海外關係的知識份子，英語不錯，有個妹妹在洛杉磯開餐館。這個身份完全是虛構的。1980年以前，有海外關係的知識分子是絕對不可能入伍，入黨，當接班人培養的。雖然也吸收極個別有海外關係的入黨，但那是為了裝門面，做樣子，體現黨的“有成分，不唯成分，重載表現”政策。有人說，反貪就是權力再分配之爭，拿沒有後台的農民出身官員開刀。農民出身甚至成了貪的理由，有個貪官在法庭上痛哭流涕，說自己上小學連鉛筆都買不起，裝出一付可憐相，要求輕判。黨把這些窮苦農民的兒子培養成領導幹部，享受名利地位，他們就應該知恩圖報，加倍努力工作，報答黨的培養，怎麼反到成了當貪官的理由了。貪贓枉法不僅辜負了黨的培養，而且給黨的臉上抹黑，應該重判才對。

幾乎所有貪官的認罪書裡都有一句相同的話：是黨把我這個貧苦農民的孩子培養成黨和國家的高級幹部。怎麼就沒見哪個貪官說：我出身資產階級（或地址主階級），拒絕思想改造，堅持剝削階級世界觀。也沒見過這樣的認罪書；我出身於知識分子家庭，放鬆思想改造，才走上貪腐之路。因為這些出身的人政治不可靠，被打入“另冊”，檔案裝了黑材料，就當不了官。偶爾有個別優秀份子被提拔成副職，也是為了體現黨的政策。他們從小受的家教就是報效國家，不會謀一己之私利。我就知道一個例子，已故著名上海女作家程乃謙的哥哥，北大化學系畢業，因為出身資本家被分配到山西大同窮山溝里的一個小化肥廠，他充分發揮自己的知識才幹，為貧窮落後地區做出了貢獻，被提拔為大同副市長。在山西塌方式腐敗的大環境下，他身居老煤礦基地副市長的位置，沒有以分管煤炭化工的職務為自己謀利，兩袖清風，直到退休。而且退休後沒有回上海，繼續留在貧困地區為農民致富發揮餘熱。可見出身不同，家教不同，素質就是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