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為何說“唯彭德懷不能平反”？
重甲騎士
在1962年1-2月的“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直指“大躍進”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事實也已經證明，彭德懷1959年在廬山所上的《萬言書》是正確的。因此，在會議期間，人們開始對當初批判彭德懷的問題產生了疑問。
1月27日，劉少奇在大會上講話，對關於“彭德懷評價”的疑問給予了明確的回答：“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懷同志不能平反！”
劉少奇說：“我們展開這場鬥爭是不是只因為彭德懷同志寫了這封信呢？不是的，僅僅從彭德懷同志的那封信的表面來看，信中所說到的一些具體事情，不少是符合事實的。”
劉少奇點出彭德懷的性質：“廬山會議之所以要開展反對彭德懷同志的反黨集團的鬥爭，是由於長期以來彭德懷同志在黨內有一個小集團。他參加了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在反對高饒集團的時候，沒有把他提出來，他是高饒集團的作餘孽，是這個集團的主要成員。”
劉少奇進一步指出：“到底是高饒聯盟呢，還是彭高聯盟呢？恐怕應該是彭高聯盟，更主要的不是高崗利用彭德懷，而是彭德懷利用高崗。他們倆個人都有國際背景。他們的反黨活動，同某些外國人在中國搞顛復活動有關。”
“彭德懷同志除了在廬山寫了那封信以外，還有很多其它的背後活動。他在黨內背着黨中央進行派別活動，他陰謀篡黨。所以，在廬山會議進行反對彭德懷反黨集團的鬥爭是完全必要的，完全正確的。我們把隱藏在黨內幾十年的隱患揭發出來，把它清除，從長遠講，對於我們黨是有重大歷史意義的。”
彭德懷同志那封信上所指責的一些事情，是黨中央早就講過的，而彭德懷同志在廬山會議以前，卻一直不講。
到廬山會議中間，他才把那封信拿出來，這是為什麼呢？這是因為那個時候，我們已經討論如何繼續鄭州會議的工作。進一步糾正我們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所以他急急忙忙地把那封信拿出來，企圖利用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向党進攻，以便達到他個人和他的小集團的篡黨的目的。
彭德懷同志想篡黨，這就是廬山會議要展開那場鬥爭的根本原因。
彭德懷同志帶領我國軍事代表團在國外走了幾個月，回來以後就急急忙忙寫了那封信，是有陰謀的。
當然，不了解情況的同志，是看不清楚的。在廬山會議的時候，有些同志也看不清楚，那不能怪他們。”
有的同志也講過一些同彭德懷同志講過的差不多的話，例如什麼大煉鋼鐵‘得不償失’啦，什麼‘食堂不好、供給制不好’啦，‘人民公社辦早了’啦等等，但是這些同志和彭德懷同志不一樣，他們可以講這些話，因為他們沒有組織反黨集團，沒有篡黨。
因而，“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懷同志不能平反！”
楊尚昆回憶說：彭德懷對此[“反黨集團”、“顛覆活動”等]非常氣憤，立即打電話給我說：
“請轉報主席和劉少奇，鄭重聲明沒有此事！”
事後，彭德懷還向人表示，看了劉少奇的講話，很不舒服。書讀不下去，覺也睡不好。”
另據張聿溫著《死亡聯盟：高饒事件始末》所載：彭德懷看到劉少奇講話後，寫出《評劉少奇同志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書面報告和講話》一文，指出所謂“裡通外國”一說，“完全是無中生有”。
“真理只有一個，事實已經作了結論。少奇同志對客觀事物作了歪曲的分析，即憑空推測動機的錯誤結論，這個結論是主觀主義的，事實將要再次證明是錯誤的。我沒有任何反黨小集團，也沒有同任何外國人在中國搞顛覆活動，這對我是誣衊！”
劉少奇既然承認“信中所說的到的一些具體事情，不少還是符合事實的”，而劉自己也在指責“大躍進”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那為什麼劉少奇在1962年時，卻仍堅持要把彭德懷打成“陰謀篡黨”“向党進攻”的“反黨集團”呢？
而且，在毛澤東插話說：“只要不是裡通外國就行”之後，又加上更要命的一條“同某些外國人在中國搞顛復活動有關”。
單世聯在《一個大寫的人—記彭德懷元帥》中說：
劉少奇批彭確實是積極的，不但在廬山會議上拍過桌子、要和彭≤帳”，而且在1962年，彭的意見得到充分證實、劉也在會上承認“信中所說的到的一些具體事情，不少還是符合事實的”時，他還不想放過彭：“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惟彭德懷同志不能平反。”（王焰，1998：773）
劉的講話表明，是非別有標準，彭的意見肯定是對的，但他這個人卻不能放過。
為什麼？聶榮臻回憶勸說彭認罪時的情形：“我們都提到他的桀驁不馴。劍英同志說：毛澤東同志健在時，你就這樣，將來黨內誰管得了你？”
“桀驁不馴”的彭大將軍是敢於向毛提意見的人，準備接班的劉少奇怎能不擔心幾分？
毛代劉少奇把話說明了：“我66歲，你61歲，我快死了，許多同志有恐慌感，對付你，很多同志對此有顧慮。”（李銳，1999：238）
單世聯的分析是有道理的：“準備接班”的劉少奇對“桀驁不馴”的彭大將軍“有恐慌感”。
另外，劉再次扯出“彭、高聯盟”，而高崗正是因“反劉”而被劉打成“反黨”的。這也許從另一個角度印證了單世聯的分析。
至於劉少奇將那些說“大煉鋼鐵得不償失”“人民公社辦早了”的“不了解情況的同志”摘了出來，還善意地替他們開脫說“那不能怪他們”，則是因為，劉還需要他們繼續將“大躍進”的“問題講透”。
這樣，就“批彭”、“講透”兩不誤了。
附文1：揭秘彭德懷裡通外國險被判處死刑真相
核心提示：20世紀90年代初，原彭德懷辦公室主任王焰告訴我說，在向黨中心和毛澤東上報處理彭德懷案件的第一份報告中說，由於彭德懷犯有“裡通外國”罪，建議處以“死刑”。對這個報告，毛澤東沒有表態，也就是說不同意。在第二份報告中，毛澤東也沒有表態，就是說也不同意。這樣，彭德懷的“裡通外國”的案子一直拖下來了，長期未能結案。據我所知，對彭德懷的案子，毛澤東一直主張想作為黨內題目來處理。
1957年，葉劍英與彭德懷率中國代表團訪問蘇聯，並與赫魯曉夫交談（來源：《湘潮》雜誌）
本文摘自：《湘潮》2009年第2期，作者：孫立衷冬原題：《彭德懷所謂“裡通外國”的***》
1959年秋天，在廬山召開的中心政治局會議上，堅持真理、正直無私的彭德懷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後來在“***”中又有人給彭德懷捏造了很多罪名。其中對彭德懷的政治生命最“攸關和致命”的罪名是彭德懷所謂“裡通外國”。據我所知，其主要“事實”是：1、1957年彭德懷在莫斯科同定居在蘇聯的機會主義頭子王明的私人代表進行“密談”；2、1959年5月彭德懷在阿爾巴尼亞同赫魯曉夫有“秘密會談”和“秘密聯繫”。
彭德懷一生中共出過5次國（1950年10月以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的身份往朝鮮指揮抗美援朝戰爭除外），分別率領5個軍事代表團出訪。最後三次出國時，即1957年11月隨同毛澤東、鄧小同等中心領導同道訪蘇、同年率領中***事友好訪蘇代表團訪問蘇聯以及1959年訪問波蘭、德意志***共和國、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蘇聯、蒙古人民共和國等9個社會主義國莢冬我都擔任彭德懷的俄文翻譯。
從我多次給彭德懷出國時當俄文翻譯的經歷，可以這樣說，上面說的1957年和1959年彭德懷的所謂“裡通外國”的“事實”，完全是捏造出來的。作為見證人，我把自己所知道的實際情況和看法敘述如下：
1957年11月，彭德懷率領的中***事友好訪蘇代表團訪問蘇聯時，下榻在莫斯科列寧格勒飯店。別有專心的人說，有一個華僑曾到列寧格勒飯店找彭德懷和蕭向榮（中***事友好訪蘇代表團成員、軍委辦公廳主任），說這個華僑是王明派來的私人代表，彭德懷和蕭向榮都見了他，並同他進行了長時間的“密談”。
實際情況是怎樣的呢？的確，當時是來了一個華僑，但不是王明的代表，而是林伯渠僑居在蘇聯的女兒林琳和她的丈夫（莫斯科大學的教授），林琳是來列寧格勒飯店看看她的妹妹林秉元的。林秉元是林伯渠的三女兒，她這次也是中***事友好訪蘇代表團的俄文翻譯。我和她是同事，都在軍委辦公廳外交秘書處工作。林秉元由於是第一次出國來蘇聯，感到特別興奮，出發前在北京有好幾個晚上未能進眠，加上出發前的緊張的預備工作，所以到莫斯科後，雙眼紅腫、發炎，病倒了，沒有參加代表團的活動，留在列寧格勒飯店休息。她的姐姐林琳得知後，偕丈夫特地來飯店看看妹妹。別有專心的人說王明派代表來見彭德懷和蕭向榮並進行“密談”，這是對彭德懷和蕭向榮的誣陷和惡意中傷。
關於1959年5月彭德懷在阿爾巴尼亞同赫魯曉夫有“秘密會談”和“秘密聯繫”的題目。這又是別有專心的人製造出來的彌天大謊。
大家都知道，1959年秋天在廬山召開的中心政治局會議上，彭德懷因向黨中心和毛澤東寫信，反映了在貫徹“人民公社、大躍進、總路線”三面紅旗中產生的浮誇風、國民經濟嚴重失調等弊病，從而受到了批判。在黨的八屆八中全會上，彭德懷被打成“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船反黨團體”的頭子。與此同時，又有人揭發彭德懷有“裡通外國”的題目。於是，在1959年廬山會議以後召開的軍委擴大會議期間，以及十年“***”中，外調職員曾多次找我談話，要我揭發1959年5月彭德懷在阿爾巴尼亞同赫魯曉夫有“秘密會談”和“秘密聯繫”的事。
當時我聽到這樣一個無中生有的題目時，感到非常驚奇和生氣。我想，對這樣一個嚴厲的、與彭德懷政治生命休戚相關的的題目，作為一個軍人，作為一名***員，我必須實事求是，不能胡說八道，因此我向他們明確回答：彭德懷同赫魯曉夫在阿爾巴尼亞根本沒有什麼“秘密會談”，更沒有什麼“秘密聯繫”。在阿爾巴尼亞，彭德懷固然同赫魯曉夫有過三次見面和接觸，但那是禮節性的交談。
第一次是在1959年5月29晝夜晚，由赫魯曉夫率領的蘇聯黨政代表團在地拉那的“游擊隊宮”舉行宴會，霍查、謝胡、列希、巴盧庫等阿爾巴尼亞領導人都參加了，彭德懷率領的中***事友好代表團全體成員也應邀出席，出席宴會的還有在阿爾巴尼亞休假的德意志***共和國總理羅提渥。
第二次是在5月30日下午，阿爾巴尼亞為歡迎赫魯曉夫率領的蘇聯黨政代表團，在地拉那市中心的廣場上舉行有10多萬人參加的盛大群眾集會，以彭德懷為首的中***事友好代表團應邀出席了歡迎大會。在群眾大會上，赫魯曉夫同彭德懷見了面，見面時禮節性地相互問候和交談了幾句，霍查、謝胡、列希、巴盧庫等都在場。
第三次是在5月30日晚，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和部長會議在“游擊隊宮”聯合舉行盛大宴會，歡迎以赫魯曉夫為首的蘇聯黨政代表團，由彭德懷率領的中***事友好代表團也應邀出席，宴會後舉行了聯歡晚會和舞會。
稍有一點常識的人都會明白，在這麼大的宴會場合和群眾集會上，在眾目睽睽之下，彭德懷怎麼能同赫魯曉夫搞陰謀，怎麼能“密談”呢？另外，赫魯曉夫率領的蘇聯政黨代表團住在“游擊隊宮”，彭德懷率領的中***事友好代表團住在“達伊特”大飯店，兩個代表團分別住在兩個地方，相隔甚遠，參加活動也不在一起。很明顯，彭德懷不可能同赫魯曉夫有什麼“秘密聯繫”和“秘密談話”。其次，對阿爾巴尼亞來說，同時接待兩個國家的大型代表團，這在人力和物力上都顯得相當緊張，特別是小轎車不夠用，兩個代表團只能適用一個車隊。舉行參觀活動時，小轎車先把一個代表團送到這一個參觀地點，而後再用這些小轎車送另一個代表團到另一個地點往參觀。這就是說，兩個代表團很難碰到一起。再說，我們和彭德懷朝夕相處，從未見過彭德懷單獨出往見赫魯曉夫，也沒有看到赫魯曉夫單獨來找彭德懷。所謂他們兩人進行“秘密聯繫”和“秘密會談”豈不是天方夜譚？
調查職員說，不對，占有人揭發，就是那天5月30日晚上，在“游擊隊宮”舉行宴會以後，又舉行了聯歡晚會和舞會，一向不願舞蹈的彭德懷回軍事友好代表團下榻的“達伊特”大飯店休息往了，赫魯曉夫就隨着往那裡找彭德懷談了三四個小時。新浪博客
我對他們說，這簡直是瞪着眼說瞎話，當時我們大家都看到，彭德懷是在他的警衛顧問景希珍陪同下回“達伊特”大飯店休息往了，而赫魯曉夫、霍查等，還有我們軍事代表團的同道們仍在“游擊隊宮”舞廳里一起繼續興高采烈地舞蹈，怎麼能說赫魯曉夫往找彭德懷“密談”往了。況竊冬彭德懷不會講俄語，沒有翻譯怎麼談？
調查職員說，不對，占有人揭發，赫魯曉夫是用他從蘇聯帶來的懂中文的蘇聯翻譯同彭德懷“密談”的。
我對調查職員說，說實在的，我們連這樣的蘇聯翻譯的影子都沒有見到。
調查職員又說，占有人揭發，赫魯曉夫同彭德懷有“秘密聯繫”的渠道，他們兩人在阿爾巴尼亞見面，是事先聯繫好的，赫魯曉夫知道彭德懷在阿爾巴尼亞訪問，所以他特地從蘇聯趕到阿爾巴尼亞往做彭德懷的工作。
我說，這不符合事實。實際情況是這樣的。赫魯曉夫率領的由10人組成的黨政代表團（包括蘇共中心主席團委員、書記處書記穆希金諾夫、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元帥和外交部副部長費留賓等）是應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中心和阿爾巴尼亞政府的邀請於5月25日先到達地拉那，進行正式訪問，而我們的軍事友好代表團是5月28日才到達地拉那。當時彭德懷還驚奇地說怎麼我們事先一點都不知道赫魯曉夫已來到阿爾巴尼亞，怎麼他也在這個時候來訪問呢？由此可見，說赫魯曉夫同彭德懷在阿爾巴尼亞見面是事先聯繫好的，完全是空***來風，一派胡說。
1959年6月13日，彭德懷率領中***事友好代表團訪問波蘭等9個社會主義國家回到北京後，只過了10多天，彭德懷就往廬山參加中心政治局會議。在廬山會議期間，彭德懷於7月14日向黨中心和毛澤東寫信（即“萬言書”），反映貫徹“三面紅旗”中出現的一些嚴重題目，於是大會批評彭德懷反對搞人民公社。同年7月18日，赫魯曉夫也發表講話，攻擊中國的人民公社。此時，又有別有專心的人向毛澤東報告，說彭德懷在國內反對搞人民公社，赫魯曉夫在國外也反對中國搞人民公社，他們兩人在國內外互相呼應。很明顯，說這樣話的人居心不良，是有意硬把彭德懷同修正主義頭子赫魯曉夫聯繫在一起。
在廬山會議上，毛澤東批評彭德懷在國外取了些經回來了。我以為，毛澤東對彭德懷的這一批評倒是正確的，中肯的，切中了彭德懷的本意。
據我知道，彭德懷在訪問波蘭9國時，深感這些國家的經濟建設有條不紊地進行，而我們國內搞“大煉鋼鐵”、“大躍進”等等，打亂了國民經濟的正常發展，致使人民的副食品和生活用品供給緊張。特別是在遊覽匈牙利的巴拉頓湖時，彭德懷看到那裡休假和療養的軍官及其家屬和孩子們的幸福生活，很有感慨地說：“1956年，他們國家到了崩潰的邊沿出現了反革命暴略定即‘匈牙利事件’），國民經濟幾乎，經過短短二三年時間，他們的經濟就恢復起來了，人民生活有很大進步，軍官們享受着良好的福利待遇。他們的好經驗值得我們軍隊鑑戒。我們軍隊也應該有一套制度，要正規化，使軍隊幹部和戰士都安心工作、練習、學習和休息才好。而現在，我們軍隊的正常工作和練習也被國家的中心任務（指大煉鋼鐵）打亂了。這樣下往怎麼得了！”從彭德懷這些話里可以看出，彭德懷的確如毛澤東所說的從國外取了些經回來了。但是，毛澤東只說彭德懷取了些經，並沒有說彭德懷“裡通外國”呀！
更令人驚奇的是，在廬山會議和軍委擴大會議上，為了證實彭德懷有“裡通外國”的題目，竟有人拿出一個小本子，煞有介事地念了幾段彭德懷出訪中會見蘇聯領導人時的講話，作為彭德懷“裡通外國”的證據。
彭德懷反駁說：“蘇聯人說話我聽不懂，我說話蘇聯人聽不懂，我怎麼裡通外國？”
此人說：“有一次你和蘇聯人談話，沒有中文翻譯在場，只有蘇聯翻譯，誰知道你給蘇聯人說了些什麼？……彭老總呀！我真沒想到你會裡通外國呀！”
彭德懷滿懷生氣卻語氣平靜地回答：某某同道呀！我也沒想到彭老總會裡通外國呀！
從上所述，無論在廬山會議和軍委擴大會議上，還是在“***”中，一些別有專心的人，總是絞盡腦汁，想盡一切辦法，使出全身解數，編造彭德懷的所謂“裡通外國”的“事實”。
廬山會議之後，彭德懷被免往了國防部長的職務。罷官之後，彭德懷曾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具體談了他今後的打算：預備讀點馬列主義的書，做些社會調查，自食其力地參加一些生產勞動。毛澤東只同意了前兩點，對後一點卻表示反對，以為他年紀大了，不宜再參加生產勞動了。也就在這一年，彭德懷舉家搬離了中南海永福堂的住宅，落戶到北京西郊掛甲屯吳家花園，在那裡種地、種菜。但是，彭德懷的“裡通外國”的帽子一直還戴着。
上個世紀60年代初，中心在處理一些領導人的“冤假錯案”時，有的中心領導同道說，別人的錯案可以平反，只有彭德懷的案子不能平反，困為他有一個“裡通外國”的題目，有國際背景。
20世紀90年代初，原彭德懷辦公室主任王焰告訴我說，在向黨中心和毛澤東上報處理彭德懷案件的第一份報告中說，由於彭德懷犯有“裡通外國”罪，建議處以“死刑”。對這個報告，毛澤東沒有表態，也就是說不同意。在第二份報告中，毛澤東也沒有表態，就是說也不同意。這樣，彭德懷的“裡通外國”的案子一直拖下來了，長期未能結案。據我所知，對彭德懷的案子，毛澤東一直主張想作為黨內題目來處理。
1974年，彭德懷含冤逝世。1976年，“***”結束。
1978年12月召開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根據這次全會決議的精神，在黨中心領導同道的關懷下，給持續了近20年（從1959年到1978年）的彭德懷“裡通外國”的這個歷史大冤案平了反，正式向眾人公布，給彭德懷平反昭雪，恢復名譽。在1978年12月25日舉行的彭德懷的追悼大會上，***致悼詞，對彭德懷的一生作了公正而高度的評價，徹底洗清了蒙在彭德懷身上的一切不白之冤。
此時，九泉之下的彭德懷一定會感到無比欣慰吧！
附文2：韋 實：從整功臣的歷史事實看神化彭德懷是錯誤的
彭德懷為中國革命事業立了大功，這是必須肯定的。但是，近30年來，對他進行神化，把他捧到天上，則是錯誤的。從他當中央軍委常務副主席兼國防部長的短短 年裡，借反教條主義之機，大整功臣這一側面，就足以說明這一點。
彭德懷是1952年4月當中央軍委常務副主席，54年9月兼國防部長的，到1959年廬山會議被罷官，僅7年的時間。在這短短的時間裡，他競幹了一件史無前例的大事：整與他有不同意見的功臣，被整的人職務之高，人數之多，在1958年以前人民軍隊的歷史上從未有過。
先看整劉伯承：
劉伯承是十大元帥之一，是傑出的軍事家。在他一生的戎馬生涯中，他先後負傷九處：左腳一傷；顱頂一傷；右眼一傷，使其不幸失去右眼；右腿股動脈一傷，險些喪命；左臀部一傷；左腿受傷，損及神經，一度拐腿不能行走；右腿側面一傷，彈頭入肉，情急之下，自己咬牙用手指摳了出來；左腳側邊一傷；右手側面一傷。建國後，這些創傷時刻折磨着他。毛澤東考慮到他的身體狀況和軍事家的優勢，要他當南京軍事學院院長和高等軍事學院院長。到56年時，他的傷情惡化，不得不從南京轉往上海醫療。1957年8月6日劉伯承寫信給毛澤東："原來就是殘衰多病的身體，勉任六年學術工作，極感吃力。自1953年患虛脫症以來，腦力、眼力、神經和創傷諸傷舊病反覆糾纏，已經難於看書提筆，休假也多，因而不能時常參加教材編審工作。"他懇請免任南京軍事學院院長和高等軍事學院院長（中央軍委批准同意）。
劉伯承當南京軍事學院院長和高等軍事學院院長期間，正是全國向蘇聯學習的時侯，難免有某些照搬之處。1957年2月，彭德懷與陳賡、譚政到南京軍事學院檢查工作。在座談中，有部分教員、學員提出學院存在"教條主義"問題。經過調查，彭德懷認為在教學中，不是有沒有"教條主義"的問題，而是"教條主義"十分嚴重的問題，主要表現就是現在的教學內容與我軍的實際情況不相適應，沒有對我軍的幾十年的戰爭經驗進行系統整理和總結，提出反對"教條主義"。軍事學院領導認為彭德懷的結論不符合實際情況，軍事學院的成績是主要的。在全軍訓總四級幹部會議上，許多幹部要求彭德懷收回他視察軍事學院後給中央的報告。這下可得罪彭德懷了。於是，彭德懷在向毛澤東匯報，取得毛澤東支持後，主持召開有全軍高級幹部1442人參加的軍委擴大會議，批判所謂的"教條主義"，勒令離任快一年並正在治療的劉伯承作公開檢討。在檢討時，劉伯承掏出準備好的講話稿，邊念邊講，邊講邊念。講到動情時，想到委屈處，禁不住哽咽起來，老淚縱橫。很多高級幹部對彭德懷的搞法不滿，在劉伯承作完檢討後，竟然響起經久不息雷鳴般的掌聲以示對劉伯承的同情與尊重。這是對彭德懷的抵制。
再看整粟裕：
粟裕是共和國第一大將，傑出的軍事家。1952年，粟裕當上了副總參謀長，1954年後，當上了總參謀長。他不喜歡曲意迎合，常常堅持自己觀點，在工作中深深得罪了彭德懷。此外，按組織原則，栗裕既要向彭德懷匯報工作，又要向毛澤東匯報工作。彭德懷反對栗裕直接向毛澤東匯報工作，說是越級。栗裕為既不越級又做到向毛澤東匯報，就在上報的文件上寫了“彭副主席並轉呈中央、主席”字樣，彭德懷則大發脾氣，說：“我不是你的通訊員！”權力欲極強，唯我獨尊的彭德懷把栗裕看成眼中釘肉中剌了。
於是，彭德懷借1958年反教條主義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整栗裕了。強加給粟裕的罪名是“反黨反領導的極端個人主義者”。主要根據:一是說粟裕“一貫反領導”,與陳毅、聶榮臻和彭德懷三位領導都搞不好;二是說粟裕“向黨要權”、 “向國防部要權”,“爭奪軍隊領導權限”;三是說粟裕“告洋狀”。 彭德懷說：“要把粟裕批倒批臭！”對此,粟裕一邊檢討,一邊也儘可能地做了實事求是的說明。當粟裕解釋自己從不爭權,堅持華野司令員由陳毅兼任時,彭德懷馬上說:“這正說明你陰險!”在狠批粟裕後，把粟裕總參謀長的職務撤了。
另看整肖克：
蕭克上將是我軍歷史上最年輕的高級指揮員之一，他25歲當軍長，立下赫赫戰功。1958年時為訓練總監部長、國防部副部長。他被整，也是因給彭德懷提了不同意見引起的。 1958年2月，彭德懷送了一篇文章，徵求肖克的意見。文章否定正規化現代化兩個口號。肖克對彭德懷否定正規化和現代化兩個口號不大讚同，就給他寫信說明理由，為了支持自己的觀點，肖克還引用了毛澤東、周恩來的有關論述。這就得罪了彭德懷。就在寫信後不久，從軍內傳出的“軍事學院是教條主義的大本營”、“ 訓練總監部是教條主義的司令部”等說法沸沸揚揚。
為了貫徹中央的“雙反”決定，反右傾保守，反貪污浪費，同時反教條主義。訓總決定召開機關四級幹部會議。肖克和訓總的幾位副部長都想通過這個會，把大家的思想統一一下，從思想上澄清一下。當時，訓練總監部的人對原在訓練總監部工作此時已調到總參任副總長的張宗遜（彭德懷的老部下）的意見比較大。過去，他對學蘇聯叫得最響，反教條主義時，他又把學習蘇聯都說成是教條主義，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訓總許多人不滿意。肖克請示軍委秘書長黃克誠，要不要請張回訓總聽一聽？黃克誠明確表示，讓他回。張宗遜回訓總後，訓總幹部無形中把矛頭指向了他。這更得罪了彭德懷。在四級幹部會議快要結束的時候，總政派工作組到訓總。他們一到，就表態說，訓練總監部是搞教條主義的。工作組組長劉其人（當時的總政組織部長）還宣布說：“訓總的四級幹部會，是向党進攻的會，因為反對張宗遜就是反對彭總，就是反黨反中央。”劉又接着說：“彭總說了：‘訓總開四級幹部會反張宗遜，你們反張宗遜就是反我。’”張宗遜自己也說，他的思想就是彭總的思想，“反對我就是反對彭總，就是反對軍委，就是反黨反中央。”
58年的軍委擴大會議開始時並沒有把反對教條主義當作中心議題，但那時北京的軍事機關中，反教條主義的空氣已經很濃了。在一次會議上，彭德懷說：“有些話我現在不想說，因為我出身寒微，沒有上過學，不是學術權威；我也不是老資格，既不是南昌起義，也不是秋收暴動的；要查黨齡，我都不如人家”，並說，“訓總撤了我國防部長的職，我進不了訓總的大門；南京軍事學院又有土專家，又有軍事權威，我不敢去。”這番帶有情緒的話，使肖克震動，我覺得彭德懷的話裡有話。
很快，肖克等人的災難就來了。軍委擴大會從5月22日開始，開了約兩個星期，反教條主義就成了會議的主題，批判的矛頭逐漸集中到肖克和李達（訓總副部長、國防部副部長）的身上。 6月20日，開全體大會，彭德懷在大會上講話，一開始就提出反教條主義鬥爭是“在建軍新階段中兩條軍事路線的鬥爭”，並給肖克、李達等人扣上了“軍事教條主義”、“反對毛澤東同志的建軍思想和戰略方針”的帽子。最後，肖克和李達等被打成“資產階級軍事路線的代表人物”，並編造了“以蕭克為主帥，李達為副帥的反黨宗派集團”。說他們是“有計劃、有組織地向中央和軍委的正確路線猖狂進攻”。 肖克說：這時已毫無民主可言了，我們只能坐在被告席上挨批鬥，沒有申辯的權利。更讓我沒有辦法接受的是，他們逼着我承認是“反黨”。我在大革命時期就嚮往黨，兩年後入黨，幾十年來，為了黨的事業置生死於度外，即便南昌起義失敗，與黨組織失去聯繫的情況下，也從未產生過離開黨的念頭。我即便在長期工作中有很多缺點錯誤，也絕不會“反黨”。但是，彭德懷在總結中給我定性為：“一貫堅持資產階級的軍事路線，從極端嚴重的資產階級個人野心出發，進行反黨反領導的宗派活動，企圖改變我們人民軍隊的面貌。”
肖克還說：軍委擴大會議結束後，對我們的批判並沒有結束。總政又派甘泗淇、劉其人等組成的工作組到訓總領導開展鬥爭，指定訓練總監部組成了新的臨時黨委，繼續對我們進行揭發批判。他們採取專政手段，把預先圈定的所謂“反黨宗派成員”，分別隔離、禁閉、監視，威逼利誘，無所不用。
我在軍委擴大會議上始終沒有承認“反黨”。這時，他們就用高壓政策，逼迫我檢討。大會批，小會斗，有時連晚上也不能休息。我心裡很痛苦。入黨30多年了，我還想為黨做更多的工作，如果就這樣死了，豈不冤枉？我想，只要人在，“戴帽子”又有什麼關係？人可以打倒，歷史是打不倒的。我按照他們的需要違心地寫了檢討，才算過了關。
記得檢討交上去後，一次開會見到彭總，他說：“蕭克，你這個人經得起斗。”我不知他這話是褒義還是貶義，苦笑一聲說：“我的檢討還可以根據事實核查。”話外之意是我的檢查是否事實，還可以核查。
那年秋天，彭德懷主持軍委開會討論關於我的錯誤的決定，我心裡是不服的，發言時就說“基本上同意”，這下又遭到批駁。他們說：“你說的基本是指多少？百分之五十，還是百分之六十？”黃克誠很嚴厲地說：“他不服，再開個會研究一下！”我也敏感了，所謂開會是什麼意思，不外是加強火力再斗一場而已。我不說話了。當時參加會的聶榮臻、徐向前、葉劍英等幾位老帥沒有表態，才作罷，那個決定就算通過了。
在彭德懷的主持和堅持下，軍委已撤銷了肖克和李達在國防部和訓總的一切職務並把肖克、李達和郭天民、李鍾奇、吳偉、趙凌漢、葉楚屏、楊力勇、李文芳、王波、劉光第、王時彥、陳緒英等十幾個將軍打成反黨分子。
有人說，好在59年彭德懷被罷官，不然的話不知道還有多少將軍被他整。
有人說，廬山會議期間，有人批評彭德懷：毛主席健在你都這樣，毛主席百年之後誰能管你 ！
廬山會議期間，劉少奇勸粟裕聯繫自己被整的事批判彭德懷，粟裕認為不該這樣做。人們一方面稱頌粟裕胸懷，另一方面還是為粟裕抱不平。
文革期間，被彭德懷打成反黨分子的兩個將軍，一個喊着彭德懷你也有今天打了彭德懷一拳，一個地垃圾簍扣在彭德懷頭上。人們認為這兩個將軍肚量小了一些，但可以理解。
看來，還是讓彭德懷從天上回到地上好。
附文3：彭德懷對中共的功和過
彭德懷雖然戰功卓着，但是也有一些過失。在1948年的西府隴東戰役和1949年的蘭州戰役中，解放軍先後遭受了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的重大損失。彭德懷作為戰役的最高指揮者，應該承擔相當的責任。 經過： 1948年4月6日，彭德懷指揮所屬西北野戰軍主力兵分叄路，西進直取寶雞。由於當時寶雞守軍只有2000人左右，解放軍於4月26日攻克寶雞，全殲守軍並繳獲大量物資。而胡宗南發覺解放軍的西進行動之後，便急令裴昌會和馬步芳馳援寶雞。4月25日，馬步芳部接連突破六縱在長武、亭口的阻擊陣地。裴昌會部則於26日突破四縱在杏林鎮和青化鎮的防守陣地，並早於彭德懷的預計進抵岐山，與馬步芳部對寶雞的解放軍形成夾擊之勢。危急之下，解放軍被迫放棄寶雞及在寶雞繳獲的大部分物資，向隴東一代撤退。撤退期間，解放軍多次遭到合圍。5月5日，教導旅在屯子村被圍，次日在主力接應下突圍，損失慘重。5月8日，解放軍在肖金鎮、荔鎮之間突出合圍，但有4個旅遭到很大損失。此後，解放軍仍不斷遭到國軍追堵，直至5月12日到達馬欄、高王鎮地區後方才徹底擺脫追堵。是役，解放軍傷亡14973人，占西北野戰軍總人數的18%以上。5月26日，解放軍在洛川召開前委擴大會議，彭德懷和四縱領導在會上作了檢討，並處分了一些旅團級的幹部。 1949年8月，彭德懷指揮第一野戰軍發動了蘭州戰役。在戰役初期，即21日和22日，因為彭德懷低估蘭州守軍的力量，導致首戰受挫，損失數千人。（王焰：《彭德懷年譜》，第407-408頁）分析雖然隴東戰役中的巨大損失主要是由於國軍的兵力優勢和四縱的臨陣撤守造成，但彭作為戰役的決策指揮者，在戰役的開始階段，一定程度上輕視了國軍的實力，主攻部隊偏多，而牽制的兵力明顯不足，導致防線被迅速突破。因此，彭對部隊的重大傷亡應該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而在蘭州戰役中，由於戰前部署出現失誤，解放軍在戰役初期損失極大。這兩次戰役雖然最終取得勝利，但是由於作為指揮者的彭德懷的輕敵，解放軍在戰役初期蒙受了本可避免的損失。到了1951年的朝鮮戰場上，彭德懷在指揮上的再一次輕敵冒進，造成了志願軍的巨大損失。經過在朝鮮戰場上，在第四次戰役，特別是砥平里戰鬥中，志願軍損失慘重，被迫後撤，漢城重新被聯合國軍占領。這次失利之後，彭德懷制定了規模最大的第五次戰役。1951年5月18日，彭德懷向此先圍殲美軍一個師都很困難的志願軍下達了一舉殲滅美軍叄個師，英、土叄個旅，南朝鮮軍一、六兩師的命令，力圖挽回不利局面。（XX：《年譜》，第491 頁）而由於美軍的猛烈空襲，戰役打響之後，志願軍得不到有效的空中支持，只好以人海對火海。面對聯合國軍從5月23日開始的，摩托化步兵、炮兵、坦克組成的“特遣隊”為先導，在航空兵掩護下的全線反撲，志願軍無法招架，損失慘重。分析這次戰役雖然南韓軍隊傷亡較大，但是志願軍的主要目標美軍只損失了區區幾千人，而志願軍參戰各軍則均損失過半，特別是60軍180師被美軍圍殲，幾乎全軍覆沒。作為戰役指揮者的彭德懷，在制定作戰策略時，沒有認真研究對手在戰術上針對自己的調整，仍以解放戰爭為經驗，在後方機場被破壞，沒有有效空中支援和充足物資供給的情況下，冒然下令南進，對戰役的失敗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當然，彭德懷的第五次戰役的計劃是得到了毛的肯定的。所以戰役失敗的責任應該由彭和毛共同承擔。朝鮮停戰後，彭德懷回國主持全軍，在軍委中的地位僅次於毛澤東。但是，五叄年到五九年的軍隊建設，實在可以說是乏善可陳。除了向蘇軍體制靠攏外，在正規化方面沒多大進展。而就是向蘇軍體制靠攏這一條路，也因人為因素而倍受干擾。 彭德懷對此有着不可推卸的責任。 1958年反教條主義運動可以說是彭一生的污點。背景1：劉伯承不是毛的嫡系將領。他接受過正規系統的軍事教育，推崇軍隊正規化建設，這一點與毛的游擊戰思想也有衝突。毛對劉長期是敵視的態度因此並不奇怪。劉伯承了解毛的意向，因此在解放後急流勇退，潛心辦學。在南京軍事學院推行軍事正規化教育，對全軍高級將領實行輪訓。 背景2：訓練總監察部前後雖然只存在了6年時間，但是它在運動前還是相當受到重視的。其人員配備之精良，在軍史上可謂是空前絕後的。五六年授銜時，該部呈現一名元帥帶六名上將的豪華陣容，絕非其他四總部可比。訓總的六位部長蕭克、李達、周士第、張宗遜、郭天民和彭紹輝不是資歷顯赫就是戰功彪炳，在上將之中也非等閒之輩。另外，他們都接受過良好的高等軍事教育。訓總從盛極一時到被撤消，其巨大的起伏反映了這次運動之激烈。 背景3：訓總的六位部長，在運動中受到打擊，被定為“反黨分子”的蕭克、李達、郭天民全部是二野出身。（蕭克回憶錄）一野出身的彭紹輝和周士第雖然被調離軍職和降職處理，但沒有受到直接的批評和打壓。受到了擢升的只有彭的親信張宗遜。 背景4： 1956年底，由於南京軍事學院的學員在學習中央的五個文件時發生意見分歧，張宗遜對少數意見未經核實和分析的情況下，得出了軍事學院教條主義嚴重的結論。同去的甘泗淇還在學院政治部說：“軍事學院是教條主義的大本營”。（蕭）這個結論引起了彭德懷的重視，他於次年2月帶工作組再次去軍事學院調查，得出的結論對軍事學院的工作基本是全盤否定。推崇游擊戰的彭長期對軍隊正規化建設持有一定的偏見，這個結論相當程度上受到了個人主觀偏見的影響。軍事學院內部對這個結論以及張宗遜見風使舵、不負責任的辦事方式相當不滿。次年蕭克寫信給彭，談了自己對彭的思想的不同認識。這封信後來則成了反教條主義運動中蕭克“ 反黨”的“證據”。 經過： 1958年召開四級幹部會議時，軍事學院向總參謀長黃克誠要求邀請張宗遜回軍事學院參加會議。（見背景2）在會議上，大家無形中把矛頭指向了他。這種不恰當的處理方式引起了消極的後果。在四級幹部會議快要結束時，總政派工作組來。工作組一到，就表態說，訓練總監部是搞教條主義的。工作組組長劉其人宣布說： “訓總的四級幹部會，是向党進攻的會，因為反對張宗遜就是反對彭總，就是反黨反中央。”（蕭克）劉又接着說：“彭總說了：‘訓總開四級幹部會反張宗遜，你們反張宗遜就是反我。’”（同上）張宗遜自己也說，他的思想就是彭總的思想，“反對我就是反對彭總，就是反對軍委，就是反黨反中央。”（同上）隨後，在成都召開的軍委擴大會議上，彭德懷說：“有些話我現在不想說，因為我出身寒微，沒有上過學，不是學術權威；我也不是老資格，既不是南昌起義，也不是秋收暴動的；要查黨齡，我都不如人家”，並說，“訓總撤了我國防部長的職，我進不了訓總的大門；南京軍事學院又有土專家，又有軍事權威，我不敢去。”這番話很顯然帶有個人情緒。（同上）軍委擴大會從5月22日開始，開了約兩個星期，反教條主義就成了會議的主題，批判的矛頭也逐漸集中到蕭克和李達的身上。 6月9日，毛指示：開不好，大家就不要走，並決定會議擴大範圍到師。6月20日，開全體大會，會議正式代表增加到1004人，還有列席的438人，會場移到中南海懷仁堂。（同上）彭德懷在大會上講了話，他一開始就提出反教條主義鬥爭是“在建軍新階段中兩條軍事路線的鬥爭”，並給訓練總監察部和軍事學院扣上了“軍事教條主義”、“反對毛澤東同志的建軍思想和戰略方針”的帽子。（同上）6月23日和29日，毛在中南海懷仁堂發表講話，他說：“現在學校奇怪得很，中國革命戰爭經驗不講，專門講‘十大打擊’，而我們幾十個打擊也有，卻不講……不知道軍事學院、訓總到底有多少馬克思列寧主義。馬列主義本來是行動的指南，而他們當作死條條來啃，馬克思、列寧的話，一定批評他們是教條主義。” （同上）毛講話後，會議又升溫了，採取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方式，批判教條主義、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反黨宗派活動等。大會先後點了蕭克、李達、陳伯鈞、宋時輪、粟裕、葉劍英、劉伯承的名。當時正在外地養病的劉伯承，帶病來京，一下火車就直接到會作檢討。因身體不好，特別眼病加重，眼壓很高，住進醫院。住院期間，劉冒着失明的危險寫檢討。7月10日，劉伯承作了檢討。劉伯承在以往總結教訓時一貫對自己比較嚴格，但他在這次檢討中作出很多違心的自我批評的同時仍然實事求是地說明了情況。劉伯承的檢討中雖然違心地作了很多自我批評，但是並沒有達到息事寧人的初衷。鬥爭反而愈演愈烈。蕭克和李達等被打成“ 資產階級軍事路線的代表人物”，訓總則成了“以蕭克為主帥，李達為副帥的反黨宗派集團”。（同上）他們被說成是“有計劃、有組織地向中央和軍委的正確路線猖狂進攻”。（同上）南京軍事學院訓練部部長蔡鐵根在會上說共同條令是經彭總修改，軍委例會通過和毛主席批準的，話未說完，即被人連哄帶扭，誣為大右派，當場摘掉帽徽領章，趕出會場，關押起來。後開除軍籍，下放常州。軍委擴大會議開了兩個多月。彭德懷在總結中給訓總定性為：“一貫堅持資產階級的軍事路線”，“從極端嚴重的資產階級個人野心出發，進行反黨反領導的宗派活動，企圖改變我們人民軍隊的面貌。”（同上）此前幾天，軍委已撤銷了蕭克和李達在國防部和訓總的一切職務。軍委擴大會議結束後，對我們的批判並沒有結束。總政又派甘泗淇、劉其人等組成的工作組到訓總領導開展鬥爭，指定訓練總監部組成了新的臨時黨委，繼續對蕭克、李達等人進行 “揭發判”。他們把預先圈定的所謂“反黨宗派成員”，分別隔離、禁閉、監視，威逼利誘，無所不用。和其他受到迫害的人不同，蕭克在軍委擴大會議上始終沒有承認“反黨”。工作組就用高壓政策，逼迫蕭克檢討。大會批，小會斗，有時連晚上也不能休息。批判一直持續4個多月，直到蕭克按照工作組的需要寫了檢討，才算過了關。同年秋天，彭德懷主持軍委開會，專門討論通過了關於蕭克的錯誤的決定。蕭克、李達的結論作完之後，工作組馬上對時任訓總臨時黨委書記的郭天民展開批鬥，批鬥的結果是他成了“集團”的“第二副帥”。（同上）直到1959年5月 14日，中央批轉了總政治部《關於以蕭克同志為首的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和反黨宗派活動》的報告，並以中央文件形式下發到團及地委，這場反教條主義運動才算結束。 1958年8月6日，劉伯承致信毛澤東、彭德懷，呈請免任新職。經中央批准，9月13日離職，後再未擔任任何實際職務。 分析：彭德懷是當時軍中毛最忠實也是最重要的追隨者。和毛一樣，他雖然也贊同軍隊正規化、現代化，但從心底里還是認為人才是戰爭中最重要的因素，對正規化的認同遠遜於對毛游擊戰思想的推崇，甚至對正規化建設有一定的不屑和抵制情緒。對以劉伯承為代表的軍隊正規化、現代化支持者從心底里有一種敵視的態度。而彭又是一個個性鮮明的人。彭在這次運動中的言行明顯的反映了他在看待劉伯承、蕭克等軍隊正規化建設主張者以及他們思想時的偏見。特別是在成都召開的軍委擴大會議上他說的“有些話我現在不想說，因為我出身寒微，沒有上過學，不是學術權威；我也不是老資格，既不是南昌起義，也不是秋收暴動的；要查黨齡，我都不如人家 ”“訓總撤了我國防部長的職，我進不了訓總的大門；南京軍事學院又有土專家，又有軍事權威，我不敢去。”（同上）敵視情緒一覽無餘。彭並不是一個處心積慮整人的人。他講這番話只是性格使然，發泄情緒而已。但是，他忽視了自己一個政客的身份。當個性使然的行為與身份相衝突時，特別是在他的觀點又得到了毛認同的時候，草率的個性就鑄成了大錯誤。彭壓不住自己的情緒。他的性格決定了他即便能成為一個好的軍人，也不是一個合適的政客。這次“反教條主義”的運動開了惡劣的先例，解放軍各級主管訓練工作和院校工作的幹部，大部分受到錯誤的批判；院校教員特別是教研室主任一級的幹部，被指為 “傳播資產階級軍事路線的媒介”而調離院校，改行做其他工作或處理轉業。（同上）為部隊現代化建設刻苦工作的幹部的積極性受到了嚴重打擊。他們長期心有餘悸，不敢抓軍事訓練，不敢抓院校工作，不敢學習外國經驗，不敢開展軍事學術研究活動，建國以後剛剛起步的全軍正規化、現代化建設受到嚴重挫折。彭在這次運動中對正規化建設支持者的不公正打擊，特別是軍委擴大會議上故意堅持要軍中德高望重的劉伯承抱病檢討，結果當劉出現在會場時“全場千餘人掌聲驟起，持續半分鐘，許多人熱淚盈眶”，造成了嚴重的傷眾效果。（黃瑤，閻景堂：《中國十元帥》上卷，第445頁）他在這次運動中的言行一定意義上是影響到了自己後來的悲劇。反教條主義也開了自遵義會議後黨內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壞頭。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後僅一年，彭德懷自己就成了1959年軍委擴大會議批鬥的主要對象，遭受同蕭克如出一轍的打擊。“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彭的侄子彭起超經總政聯繫找到蕭克家，向蕭克轉達了幾句話：“1958年的事，讓你們受苦了，對不起同志們啊！”（蕭克）1980年秋，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明確指出，1958年“那次反教條主義是錯誤的”。（《十》，446）1986年，中共中央給劉伯承的悼詞中也說明他因此而“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仍嚴格自責”（《十》，446）。
附文4：彭德懷事件真相較新資料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005/15107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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