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玄识：再论美国颠覆中华民国

诸玄识　发帖于：中国历史

        这是一个危难受命、支撑华夏于不坠的短命王朝——蒋介石所领导的中华民国（中国大陆）。在至深的内忧外患中，及时完成国家统一；顶着世界经济危机（1930年代“大萧条”）而推启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黄金十年”——欧美列强负增长，中国高增长。毁于日寇战火）；紧接着，它孤军久战作为世界战争主要策源地的日本，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中国跻身“四强”。就连平生仇视国民党的美国汉学家、哈彿大学教授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遗著《中国新史》之时，也鸣善言：“如果不是日本侵华战争，南京政府的富国强兵和现代化就会成功。”

神速地和奇迹般地扭转乾坤，而使遭罹四夷交侵、列强瓜分、险些亡国灭种的中华民族，获得拯救——废除不平等条约和收回失地（蒙藏滿疆台等），变半殖民地为民族独立，参组联合国而荣任常任理事国，它还培养了最多的世界级的科技人才。设想若非如此，苏俄和倭寇这两个虎狼之国就会吞噬中国的陆疆海疆（1941年的“日苏条约”就会提前发生，而且其所分割的，不仅是蒙满两疆，而是中国全境）。果真如此，欧美列强稍后加入或取代日本（俄罗斯攫取东北、西北和长城以北，英国兼并西藏合于印度、兼并云南合于缅甸，法国保有越南而夺占广西，美国囊括中国沿海及岛屿）；那么，中华民族及其四邻——所有“儒教文化区”加上佛教和穆斯林地区——都会亡国且趋于灭种（当然列强还会打世界大战的）！是蒋公及其政府发挥大智大仁大勇，领导中华民族奋斗牺牲，才保全华夏各民族的，并推进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独立解放（朝鲜半岛，东南亚和印度次大陆的各民族之摆脱殖民统治，均直接以国民党的外交奇迹与“亚洲领袖”为契机。蒋介石帮助流亡政府和外侨团体，并冒险访问印度，蔑视大英帝国）。国民党于逆境中恢弘华夏文化、使之光被四表，加上现代中国岿然屹立于世界东方，遂令西方文明及其帝国主义不得不收敛其本性、伪善做“人”，从而全人类得以生存至今！（那些抱着殖民文化心态的中国知识分子和藏族“精英”是不会理解这些的，他们认为西方是会按照“四小龙”和日本的标准，来对待被征服民族的；他们不懂这个简单的道理，即：今之中国周边的“幸运者”，正在“吃中国饭”——西方霸主利用它们的“地缘价值”来对付中国，才让它们或多或少地分享“西方优越性”的）！

蒋公及其政府的丰功伟绩堪称国史之最——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政府和豪雄，能于胡患深重之际让中国翻身复起！古诗云：“胡虏从来无百年，得逢圣祖再开天”；“横行万里外，胡运百年穷”，而国民党政权则只用了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呀！当然，既济亦未济：外患内忧与新中国并存，与现代化同步升级；但国民党毕竟奠基了“中国崛起”（诸如疆宇气运、科技教育、军事国防和国际地位等方面）。

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发挥了超强意志，耗尽身心，在成功后却突然倒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伟哉悲壮！这就是国民党在大陆的中华民国和她的领导人。102岁的李正中先生缅怀蒋公诗曰：“一身当世界，双手扶中华；石拳托宇宙，铁肩担乾坤。”此乃知人论事不为过也。然而我们还是要问：如此无比卓越的政府何故竟在顷刻间就土崩瓦解呢？答：这主要是因为西方帝国主义——美苏英三强——对中国的报复，它们不能接受中华民国之多难兴邦、逆境崛起，因而以阴谋手段来坑害中华民族（就像今天西方不愿接受“中国崛起”一样，但世界已经“多极化”，西方内部及其与俄罗斯之间再难“团结一直”，日本成了“残废军人”，美国的“以华制华”、“以亚制亚”的伎俩也不那么灵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国民党之功成身退，是为保全中华民族所做出的政治牺牲。中国共产党之异军突起而“喧宾夺主”，乃前仆后继而再接再厉也！以下详述国民党政权垮台的九个原因：

1．美国援助。美国对中国的战时援助是极为吝啬的，几项许诺的缓解经济与财政危机的救济款均被取消，而到手的有限物资则几乎不被允许用于国内战场。就连史迪威将军和罗斯福总统都认为国民党政权绝难坚持良久，眼看就要垮台。美国当然是见死不救的，倒是期待国民党于胜利在望之际葬身战火（例如1944－45年日本“一号作战”时，美国强迫国军无条件地远征缅甸，对中国战场釜底抽薪，导致西南沦陷）；假如国民党未活到战后，那么，它先前为中华民族所挣得的生存权——从民族独立到“四强”地位——便会自动作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除了战争暴发户美国和豪夺“战利品”的苏联之外，凡是战争创伤的国家，如果没有“美援”，则必面临生存危机；在此情况下，其非共产党政权就无法保持。中国乃显例，而希腊则是一个反面例子；后者已建立共产党政权，但在英美援助到来时就被推翻。美国拒绝援助中华民国。前来“国共调停”的马歇尔将军总说“先改革，后援助”，这只是托词而已——不仅不给援助，还对国民党政权进行妖魔化，使之尽丧民心，备受国际社会之谴责。或许，美国的援助能力是有限的，它首先得援助西欧（包括希腊）——西方文明的发祥地与根据地，于是，“马歇尔调停”必须为“马歇尔计划”（西欧复兴）扫清道路，即以确保共产主义东扩而牺牲中国，来让斯大林不支援西欧共产党，从而美苏妥协，冷战不会变成毁灭性的热战。

2．《雅尔塔密约》。美国宣布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所用理由之一，是反对“秘密外交”（1917年四月，威尔逊总统发表“十四点”）；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罗斯福总统大搞秘密外交。美苏英三国领导人会晤（撇开“第四强”中华民国），不经过当事国的政府和人民之允许，否定“民族自决”，分割和宰制战后世界，形成两大阵营（违背几年前美英两国所签署的《大西洋宪章》——东欧和东亚诸国的版图和社会制度均被私下变更，苏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攫取60多平方公里的领土被合法化。英国坚持《大西洋宪章》不适用于大英帝国，因而在香港问题上与国民党恶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俄与日本订有“互不侵犯条约”（分割中国的蒙古和满洲），因此，苏俄没有理由重返东方，来抢夺中国抗战的胜利果实，来攫取中国领土和劫掠工矿资产。然而，美国用蒙古和满洲来诱惑苏俄出兵中国，对日作战（《雅尔塔密约》竟有这样一个赤裸裸的帝国主义之条款，即“苏联将恢复1905年之前俄罗斯帝国在满洲的一切利权”）。在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总统送给斯大林一项额外的“大礼”，即东亚大陆的共产化——首先是中国的共产化（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称：“《雅尔塔密约》是共产主义征服中国的蓝皮书”），其次是朝鲜半岛北部的共产化（否定了由国民党所扶助的、代表整个朝鲜半岛的“大韩民国流亡政府”，罗斯福总统公然违背《开罗宣言》中关于“朝鲜独立”的承诺，与斯大林分割朝鲜半岛，从而令朝鲜民族在摆脱了日本殖民统治之后，又死500万人和分裂大半个世纪）。当然，美国人并非白送“大礼”，他要“投之以李，报之以桃”，斯大林也很“明礼”，即不帮助西欧及希腊的共产党。

3．“神圣同盟”。美国促成了一个剿杀中国民族主义（中华民国）的“神圣同盟”——国际的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结盟（美苏英三强的“德黑兰－雅尔塔体系”）和国内的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结盟（“统一战线”）。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被美国的褒共贬蒋的舆论导向所左右（美国当时对华宣传，以中国共产党代表进步和民主，而把国民党描绘成“保守、专制与黑暗”）。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用西方民主来压倒民族主义、以拥抱共产主义来实践民主；他们的代表乘坐美国飞机到延安，进行“政治协商”。中国的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主要中间人，是美国的资深学者和老牌特工费正清（美国情报机构OSS驻华负责人。撤退到台湾的国民党曾向美国当局揭发费正清送情报给苏联和中国共产党）。费正清毕生仇视中国文化与国民党，认为后者在三方面对西方构成潜在挑战：A.国民党继承儒家道统和“平天下”，B.它看重“帝国遗产”（朝贡制度）而充当“亚洲领袖”，C.它会填补日本帝国的权力真空。费正清的观点强烈地影响了美国对华政策，尤其是他的那句口号——“共产主义不适合美国，但很适合中国。”（几十年之后，费正清作为“中美蜜月”的月下老人，随同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

4．国际战争。国共内战实际上是一场国际战争。“欧洲第一”主导了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和战后之外交，而国民党政权则是这一政策的连续受害者——战时，它牺牲极大，却很少受益于《租借法案》；战后它又被当作“丢卒保车”的棋子，即美国用它来向苏俄换取西欧的安全。除此之外，美国还要“借刀杀人”，用苏俄出兵中国来扼杀国民党政权，以防止中华民国之崛起、从而挑战美国的太平洋霸权（美国认为俄罗斯依靠大陆地缘，而中国共产党则是向内搞阶级斗争，加上两者“面和心不和”，所以它俩对美国的威胁相对较小）。美国谋划了《雅尔塔密约》，以蒙古、满洲诱惑苏俄对日作战；但其险恶用心则不仅仅是共产主义之“祸水东引”，更重要的是让国际共产主义在此会师，即汇合中国共产主义——以先进武器装备后者，并为之提供东北亚的国际后方。斯大林不仅装备了百万中国共产党，而且还安排许多万日本战俘与朝鲜军人以及大连兵工厂和朝鲜半岛的铁路运输，服务于中国革命。与此同时，美国不仅对苏俄的所作所为（包括拆卸满洲工矿，造成经济瘫痪，使数百万丧失生计者投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则袖手旁观，幸灾乐祸，而且狠毒地配合苏俄的行动，对国民党实行武器禁运，也不让它购买别国军火（英法两国也拒卖）。

5．人民战争。讲三点：第一，面对中国内外的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之合流，国民党自然是“失道寡助、孤家寡人”。人民大众受舆论诱导，舆论是知识分子的利器，知识分子跟随着西方思潮，而西方思潮则又是颠覆中国民族主义之工具，此乃当时之国情。第二，为了救亡图存，五四发生“社会转型”，弃历史、废传统，知识分子推崇西方的权利和斗争，万民成为政治动物，退变为近似于禽兽的野蛮人（从五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国民党不能也不忍像中国共产党那样，因势利导而推波助澜，驾驭洪水猛兽而造成全民族的战斗序列；因为国民党担忧文明尽丧和道统失传。结果国民党自身难免被洪水猛兽所吞灭。第三，国民经济的全面破产是“人民战争”的基本原因。然而，把百年来因中华遭罹至大外患、特别是日本侵华（加上苏俄劫掠东北）所造成的国破家亡（工商以及水利系统被破坏，带来了灾民难民的爆炸），归罪于一个危难受命、励精图治、并于至深的内忧外患之中支撑华夏于不坠的政府。归罪于一个在短短十几年时间里扭转百年来中华厄运的政府，这是绝对不公平的！然而不管怎么说，中国共产党是“得道多助”、占尽“天时、地利、人和”，可谓“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也！

6．“天时，地利，人和”。第一，“天时”：战后初期的“天时”是指：美苏英三强分割世界以及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之国际共谋，因而中国民族主义则“无地自容、无家可归”。第二，“地利”：国民党对日抗战具有“地利”，是故虽是敌强我弱，但日本逆水仰攻则越陷越深。然而打内战则逆转：国民党因其承受日寇的致命重压，孤悬南疆而国土失控；中国共产党遂能打造“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阵势，苏俄也从朝鲜、满洲、蒙古和新疆环形倾压中华民国。魏德迈将军曾劝蒋介石勿派重兵进入满洲这个由中苏共产主义会师所形成的“战略死地”，无奈蒋之光复旧物之心切（“死地”源于《孙子兵法》。投之于死地，而无必死之志；国军的士气，远逊于前）。第三，“人和”：如前所述，民心随舆论，舆论由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逐西方思潮，西方思潮被霸权国家所操纵。共产主义与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是战后初期的世界潮流，中国尤为凸出，中国民族主义（国民党）尽管劳苦功高，也尽丧其存在价值。在1945－1949年间，90％以上的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以及欧美在华外交、新闻人员，都是左倾和反国民党的。西方思潮之泛滥成灾，洪水猛兽之势不可挡，被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加以利用、驾驭并最后消弭之，否则不仅没有新中国，中华民族也不能稳定自身，从而幸存于世界霸权的致命重压；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新中国在1949－1976年间接二连三地发动政治运动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就像《易经》所云：“大人虎变，为占有孚；……其文炳也。”——伟大人物像猛虎一样推行变革，不必神卜而得众望，其文宣光耀。而蒋介石则亦如《易经》曰：“内难而能正其志”，“君子以正位凝命”。

7．分析国共内战：一方是以逸待劳、养精蓄锐，一方是师老兵困、强弩之末；一方是旨在发动革命、掀起共产主义狂暴，一方是与列强抗争有余、不善打内战的民族主义；一方是乘着社会经济危机中爆发革命，一方是承受着百孔千疮之国殇和百废待兴之民族重负。所以中国共产党是顺势而为，容易成功；国民党是逆流而上，难免失败。仅就军事而言，八年抗战，国军的战斗力显著提升，到1945年已接近世界一流的水平；仅就这一点来说，共产党军队绝非其对手。那末，为什么会发生“兵败如山倒”的惨状呢？除了上述宏观之不利因素之外，其所决定的具体原因还有很多，例如：A.抗战胜利后国军的战斗意志下降，无暇整休与鼓动不力；B.国军武器不足，炮火不如对方（所谓“小米加步枪打败800万蒋匪军”，只是政治宣传）；C.国军兵源不足，还裁军，而中国共产党则是全民战争，每战必数倍数十倍于国军（民兵蜂拥向前，民工后勤运输，中间是解放军）；E.国军情报系统全被渗透，相反，美苏英三国的情报网都为中国共产党服务。

8．再谈美国因素。国民党政权超载运作，内外交困，渴望外援，仰赖美国，但却被后者所扼杀。以下讲九点：第一，八年抗战，中国共产党从一个属下和辖区变得能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平起平坐，这多亏美国抑蒋扶共。第二，同盟国联合作战，美国置中国于重任，却很少援助；借口防止打内战，而严控《租借法案》之物资供应，甚至不让用于国内战场，以此来消耗和钳制国军。第三，开罗会议的前后，英美两国首脑曾分别密令其特工暗杀蒋介石夫妇，英国还利用地方实力派李济深进行倒蒋政变，均因为戴笠精干而未遂。第四，在1945年，美国向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大量通讯器材，保证其战场通讯和情报工作。第五，抗战胜利时，美国在华两派——职业军人和颠覆分子——分别用飞机帮国民党运兵（北上受降）和帮共产党运将（赴根据地），后者完成“农村包围城市”，前者孤军深入、羊入虎口。所以魏德迈将军劝阻进驻东北，而蒋介石则收回失地心切，故“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第六，国军挟对日抗战之余威，以少胜多，击溃林彪部队，将要全歼之，并改变整个战局。斯大林改变态度，尊重中华民国，以确保《中苏友好条约》之实惠；但作为国共内战“调停人”、美国的马歇尔将军则气极败坏，威逼蒋介石下令收兵；结果，林彪获得苏俄援助，重整旗鼓，卷土重来，而国军士气沮丧，再难力战。第七，当苏俄装备中国共产党之际，美国对国民党实行武器禁运（他国也不买军火）；后来一度开禁，但运到之货全是废物（这是傅作义投降的一个重要原因）。第八，在淮海战役（徐蚌会战）期间，已退役的陈纳德将军准备组织民办航空公司驰援国军，但被司徒雷顿大使和美国国务院所阻止（陈纳德、赫尔利和魏德迈三人揭批美国政府颠覆国民党政权的阴谋）。第九，1949年春夏之际，美国驻华大使馆没有跟随国民党政府撤移广州，而是滞留南京“迎接人民解放军”，司徒雷顿大使收到中国共产党的邀请北上，报请华盛顿批准。（美国未批准，因为它唯恐失约于苏俄，硬是把中国共产党推还给苏俄，也让斯大林信守不接应西欧共产党之承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恼羞成怒，笔伐美帝——发表《别了，司徒雷顿》，这主要是做给苏俄看的，因为中国共产党不能失去另一个霸主奥援）。不久，美国发表了被国民党责为背信弃义、落井下石之杰作《白皮书》，提前宣判国民党政权的死亡，这在精神上对国军是最后一击。（中国共产党并不领情，反而痛批《白皮书》，这也是做戏。但斯大林却看透隐情，所以他在几个月后持留毛泽东于莫斯科，强迫新中国订立《中苏军事同盟》，并策划朝鲜战争，让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正面冲突。但斯大林的担忧终于在其死后二十多年成为现实，即“中美蜜月”，它是苏联解体的前提，这是后话，兹不赘述）。

9．分析苏俄与美国的罪责。平心而论，对于扶共反蒋，斯大林先是犹豫，心理矛盾（急需武器的中国共产党，很不理解“苏联同志”的反常拖延，几度抱怨），这是因为斯大林很不信任罗斯福总统之后的美国政府（杜鲁门总统）。他首先要落实《雅尔塔密约》所带给苏联的好处——外蒙古与中国分离和满洲的铁路、工矿与大连港。斯大林凭借《雅尔塔密约》条文“……必要时美苏英三大国采取一致行动，强迫蒋介石政府接受之”，威逼蒋政府签下“城下之盟”（1945年8月14日。苏联红军已占领满洲），以实施《雅尔塔密约》。因此，如果斯大林扶共反蒋，那就会上述两个条约及其所带给苏俄的“实惠”，丧失“合法性”。进言之，在苏俄支援中国共产党的情况下，倘若后者被打败，那它将“一无所获”；相反，如果国民党垮台，也有三种可能性：A.上述两个条约“实惠”继续生效，B.苏俄“一无所获”，C.苏俄将获得极大“暴利”——不仅确保“条约实惠”，而且使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成为苏联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尽管这第三点是斯大林最希望得到的，但他对此也是疑虑重重，因为：（a）这是已故的罗斯福总统的“赠礼”，今难置信；（b）中国共产党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延安经验”），令他怀疑；（c）中国共产党领导层是他不喜欢的“本土化”，而非共产国际所安排的“国际派”，后者已在长征路上和延安被清洗。所以“赠礼”很可能是“苦果”。为此，斯大林宁愿“脚踏实地”，退一步而求其次，即让中国共产党自生自灭，而让中华民国安然无恙，从而确保上述两个条约及其“实惠”；但是他又忧虑了：因为中华民国一旦得到和平与统一，就会径直地走向强大，那她自然会否定以往隔届政府的“丧权辱国”。想到这里，斯大林似乎进退维谷，关键要看美国人的态度：如果苏俄与中华民国真正和解，它只获得两个条约的“明文实惠”；那么，苏俄就很难与美国妥协（冷战可能变成“热战”，斯大林在战后初期有“恐美症”，况且那时苏联尚无原子弹），因为若非共产主义“祸水东引”（中国共产化），西欧的“非共产主义化”就不能保证美苏妥协——把双方的争衡限制在“冷战”范围内，而不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苏俄援助中国共产党，那须具备三个前提条件：第一，美国不支持中华民国、且一定要“置其于死地而后快”，第二，国民党军队一定会被打败，第三，中国共产党一定是苏联的“同志加兄弟”。没有这三点保证，斯大林是不会装备中国共产党的。所以当国军首战告捷、击溃林彪之际，斯大林态度暧昧。如果不是马歇尔强使蒋介石下令收兵，并对国民党实行武器禁运；苏俄是不会正式地和大规模地装备中国共产党的。马歇尔来华“调停国共内战”，实际上是实施雅尔塔会议的阴谋——兑现美国的诺言，让苏联共产主义拥抱东亚，以确保西欧的非共产化。相对于苏俄对国共内战之犹豫难决和被动行事，美国要颠覆中华民国则是既定方针。如前所述，这不仅是“祸水东引”和“丢卒保车”（与苏俄交换西欧之非共产化），而且是“借刀杀人”而防止“中国崛起”（确保其亚太霸权不会受到日本式的挑战）。

笔者台北参观“中正纪念堂”赞蒋公诗云：
大厦将倾独木梁，平倭废约跻诸强。
未酬壮志恨浮海，梦为神州复旧疆。

[注释：孔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