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玄識：再論美國顛覆中華民國

諸玄識　發帖於：中國歷史

        這是一個危難受命、支撐華夏於不墜的短命王朝——蔣介石所領導的中華民國（中國大陸）。在至深的內憂外患中，及時完成國家統一；頂着世界經濟危機（1930年代“大蕭條”）而推啟中國工業化和現代化（“黃金十年”——歐美列強負增長，中國高增長。毀於日寇戰火）；緊接着，它孤軍久戰作為世界戰爭主要策源地的日本，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使中國躋身“四強”。就連平生仇視國民黨的美國漢學家、哈彿大學教授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遺著《中國新史》之時，也鳴善言：“如果不是日本侵華戰爭，南京政府的富國強兵和現代化就會成功。”

神速地和奇蹟般地扭轉乾坤，而使遭罹四夷交侵、列強瓜分、險些亡國滅種的中華民族，獲得拯救——廢除不平等條約和收回失地（蒙藏滿疆台等），變半殖民地為民族獨立，參組聯合國而榮任常任理事國，它還培養了最多的世界級的科技人才。設想若非如此，蘇俄和倭寇這兩個虎狼之國就會吞噬中國的陸疆海疆（1941年的“日蘇條約”就會提前發生，而且其所分割的，不僅是蒙滿兩疆，而是中國全境）。果真如此，歐美列強稍後加入或取代日本（俄羅斯攫取東北、西北和長城以北，英國兼併西藏合於印度、兼併雲南合於緬甸，法國保有越南而奪占廣西，美國囊括中國沿海及島嶼）；那麼，中華民族及其四鄰——所有“儒教文化區”加上佛教和穆斯林地區——都會亡國且趨於滅種（當然列強還會打世界大戰的）！是蔣公及其政府發揮大智大仁大勇，領導中華民族奮鬥犧牲，才保全華夏各民族的，並推進全世界被壓迫民族的獨立解放（朝鮮半島，東南亞和印度次大陸的各民族之擺脫殖民統治，均直接以國民黨的外交奇蹟與“亞洲領袖”為契機。蔣介石幫助流亡政府和外僑團體，並冒險訪問印度，蔑視大英帝國）。國民黨於逆境中恢弘華夏文化、使之光被四表，加上現代中國巋然屹立於世界東方，遂令西方文明及其帝國主義不得不收斂其本性、偽善做“人”，從而全人類得以生存至今！（那些抱着殖民文化心態的中國知識分子和藏族“精英”是不會理解這些的，他們認為西方是會按照“四小龍”和日本的標準，來對待被征服民族的；他們不懂這個簡單的道理，即：今之中國周邊的“幸運者”，正在“吃中國飯”——西方霸主利用它們的“地緣價值”來對付中國，才讓它們或多或少地分享“西方優越性”的）！

蔣公及其政府的豐功偉績堪稱國史之最——中國歷史上沒有一個政府和豪雄，能於胡患深重之際讓中國翻身復起！古詩云：“胡虜從來無百年，得逢聖祖再開天”；“橫行萬里外，胡運百年窮”，而國民黨政權則只用了短短十幾年的時間呀！當然，既濟亦未濟：外患內憂與新中國並存，與現代化同步升級；但國民黨畢竟奠基了“中國崛起”（諸如疆宇氣運、科技教育、軍事國防和國際地位等方面）。

一個頂天立地的巨人，發揮了超強意志，耗盡身心，在成功後卻突然倒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偉哉悲壯！這就是國民黨在大陸的中華民國和她的領導人。102歲的李正中先生緬懷蔣公詩曰：“一身當世界，雙手扶中華；石拳托宇宙，鐵肩擔乾坤。”此乃知人論事不為過也。然而我們還是要問：如此無比卓越的政府何故竟在頃刻間就土崩瓦解呢？答：這主要是因為西方帝國主義——美蘇英三強——對中國的報復，它們不能接受中華民國之多難興邦、逆境崛起，因而以陰謀手段來坑害中華民族（就像今天西方不願接受“中國崛起”一樣，但世界已經“多極化”，西方內部及其與俄羅斯之間再難“團結一直”，日本成了“殘廢軍人”，美國的“以華制華”、“以亞制亞”的伎倆也不那麼靈了）。從某種意義上說，國民黨之功成身退，是為保全中華民族所做出的政治犧牲。中國共產黨之異軍突起而“喧賓奪主”，乃前仆後繼而再接再厲也！以下詳述國民黨政權垮台的九個原因：

1．美國援助。美國對中國的戰時援助是極為吝嗇的，幾項許諾的緩解經濟與財政危機的救濟款均被取消，而到手的有限物資則幾乎不被允許用於國內戰場。就連史迪威將軍和羅斯福總統都認為國民黨政權絕難堅持良久，眼看就要垮台。美國當然是見死不救的，倒是期待國民黨於勝利在望之際葬身戰火（例如1944－45年日本“一號作戰”時，美國強迫國軍無條件地遠征緬甸，對中國戰場釜底抽薪，導致西南淪陷）；假如國民黨未活到戰後，那麼，它先前為中華民族所掙得的生存權——從民族獨立到“四強”地位——便會自動作廢。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除了戰爭暴發戶美國和豪奪“戰利品”的蘇聯之外，凡是戰爭創傷的國家，如果沒有“美援”，則必面臨生存危機；在此情況下，其非共產黨政權就無法保持。中國乃顯例，而希臘則是一個反面例子；後者已建立共產黨政權，但在英美援助到來時就被推翻。美國拒絕援助中華民國。前來“國共調停”的馬歇爾將軍總說“先改革，後援助”，這只是託詞而已——不僅不給援助，還對國民黨政權進行妖魔化，使之盡喪民心，備受國際社會之譴責。或許，美國的援助能力是有限的，它首先得援助西歐（包括希臘）——西方文明的發祥地與根據地，於是，“馬歇爾調停”必須為“馬歇爾計劃”（西歐復興）掃清道路，即以確保共產主義東擴而犧牲中國，來讓斯大林不支援西歐共產黨，從而美蘇妥協，冷戰不會變成毀滅性的熱戰。

2．《雅爾塔密約》。美國宣布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所用理由之一，是反對“秘密外交”（1917年四月，威爾遜總統發表“十四點”）；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羅斯福總統大搞秘密外交。美蘇英三國領導人會晤（撇開“第四強”中華民國），不經過當事國的政府和人民之允許，否定“民族自決”，分割和宰制戰後世界，形成兩大陣營（違背幾年前美英兩國所簽署的《大西洋憲章》——東歐和東亞諸國的版圖和社會制度均被私下變更，蘇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所攫取60多平方公里的領土被合法化。英國堅持《大西洋憲章》不適用於大英帝國，因而在香港問題上與國民黨惡交）。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蘇俄與日本訂有“互不侵犯條約”（分割中國的蒙古和滿洲），因此，蘇俄沒有理由重返東方，來搶奪中國抗戰的勝利果實，來攫取中國領土和劫掠工礦資產。然而，美國用蒙古和滿洲來誘惑蘇俄出兵中國，對日作戰（《雅爾塔密約》竟有這樣一個赤裸裸的帝國主義之條款，即“蘇聯將恢復1905年之前俄羅斯帝國在滿洲的一切利權”）。在雅爾塔會議上，羅斯福總統送給斯大林一項額外的“大禮”，即東亞大陸的共產化——首先是中國的共產化（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稱：“《雅爾塔密約》是共產主義征服中國的藍皮書”），其次是朝鮮半島北部的共產化（否定了由國民黨所扶助的、代表整個朝鮮半島的“大韓民國流亡政府”，羅斯福總統公然違背《開羅宣言》中關於“朝鮮獨立”的承諾，與斯大林分割朝鮮半島，從而令朝鮮民族在擺脫了日本殖民統治之後，又死500萬人和分裂大半個世紀）。當然，美國人並非白送“大禮”，他要“投之以李，報之以桃”，斯大林也很“明禮”，即不幫助西歐及希臘的共產黨。

3．“神聖同盟”。美國促成了一個剿殺中國民族主義（中華民國）的“神聖同盟”——國際的共產主義與自由主義結盟（美蘇英三強的“德黑蘭－雅爾塔體系”）和國內的共產主義與自由主義結盟（“統一戰線”）。中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被美國的褒共貶蔣的輿論導向所左右（美國當時對華宣傳，以中國共產黨代表進步和民主，而把國民黨描繪成“保守、專制與黑暗”）。中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用西方民主來壓倒民族主義、以擁抱共產主義來實踐民主；他們的代表乘坐美國飛機到延安，進行“政治協商”。中國的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的主要中間人，是美國的資深學者和老牌特工費正清（美國情報機構OSS駐華負責人。撤退到台灣的國民黨曾向美國當局揭發費正清送情報給蘇聯和中國共產黨）。費正清畢生仇視中國文化與國民黨，認為後者在三方面對西方構成潛在挑戰：A.國民黨繼承儒家道統和“平天下”，B.它看重“帝國遺產”（朝貢制度）而充當“亞洲領袖”，C.它會填補日本帝國的權力真空。費正清的觀點強烈地影響了美國對華政策，尤其是他的那句口號——“共產主義不適合美國，但很適合中國。”（幾十年之後，費正清作為“中美蜜月”的月下老人，隨同尼克松總統訪問北京）。

4．國際戰爭。國共內戰實際上是一場國際戰爭。“歐洲第一”主導了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和戰後之外交，而國民黨政權則是這一政策的連續受害者——戰時，它犧牲極大，卻很少受益於《租借法案》；戰後它又被當作“丟卒保車”的棋子，即美國用它來向蘇俄換取西歐的安全。除此之外，美國還要“借刀殺人”，用蘇俄出兵中國來扼殺國民黨政權，以防止中華民國之崛起、從而挑戰美國的太平洋霸權（美國認為俄羅斯依靠大陸地緣，而中國共產黨則是向內搞階級鬥爭，加上兩者“面和心不和”，所以它倆對美國的威脅相對較小）。美國謀劃了《雅爾塔密約》，以蒙古、滿洲誘惑蘇俄對日作戰；但其險惡用心則不僅僅是共產主義之“禍水東引”，更重要的是讓國際共產主義在此會師，即匯合中國共產主義——以先進武器裝備後者，並為之提供東北亞的國際後方。斯大林不僅裝備了百萬中國共產黨，而且還安排許多萬日本戰俘與朝鮮軍人以及大連兵工廠和朝鮮半島的鐵路運輸，服務於中國革命。與此同時，美國不僅對蘇俄的所作所為（包括拆卸滿洲工礦，造成經濟癱瘓，使數百萬喪失生計者投入中國共產黨的革命事業）則袖手旁觀，幸災樂禍，而且狠毒地配合蘇俄的行動，對國民黨實行武器禁運，也不讓它購買別國軍火（英法兩國也拒賣）。

5．人民戰爭。講三點：第一，面對中國內外的共產主義與自由主義之合流，國民黨自然是“失道寡助、孤家寡人”。人民大眾受輿論誘導，輿論是知識分子的利器，知識分子跟隨着西方思潮，而西方思潮則又是顛覆中國民族主義之工具，此乃當時之國情。第二，為了救亡圖存，五四發生“社會轉型”，棄歷史、廢傳統，知識分子推崇西方的權利和鬥爭，萬民成為政治動物，退變為近似於禽獸的野蠻人（從五四運動到文化大革命）。國民黨不能也不忍像中國共產黨那樣，因勢利導而推波助瀾，駕馭洪水猛獸而造成全民族的戰鬥序列；因為國民黨擔憂文明盡喪和道統失傳。結果國民黨自身難免被洪水猛獸所吞滅。第三，國民經濟的全面破產是“人民戰爭”的基本原因。然而，把百年來因中華遭罹至大外患、特別是日本侵華（加上蘇俄劫掠東北）所造成的國破家亡（工商以及水利系統被破壞，帶來了災民難民的爆炸），歸罪於一個危難受命、勵精圖治、並於至深的內憂外患之中支撐華夏於不墜的政府。歸罪於一個在短短十幾年時間裡扭轉百年來中華厄運的政府，這是絕對不公平的！然而不管怎麼說，中國共產黨是“得道多助”、占盡“天時、地利、人和”，可謂“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也！

6．“天時，地利，人和”。第一，“天時”：戰後初期的“天時”是指：美蘇英三強分割世界以及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之國際共謀，因而中國民族主義則“無地自容、無家可歸”。第二，“地利”：國民黨對日抗戰具有“地利”，是故雖是敵強我弱，但日本逆水仰攻則越陷越深。然而打內戰則逆轉：國民黨因其承受日寇的致命重壓，孤懸南疆而國土失控；中國共產黨遂能打造“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陣勢，蘇俄也從朝鮮、滿洲、蒙古和新疆環形傾壓中華民國。魏德邁將軍曾勸蔣介石勿派重兵進入滿洲這個由中蘇共產主義會師所形成的“戰略死地”，無奈蔣之光復舊物之心切（“死地”源於《孫子兵法》。投之於死地，而無必死之志；國軍的士氣，遠遜於前）。第三，“人和”：如前所述，民心隨輿論，輿論由知識分子，知識分子逐西方思潮，西方思潮被霸權國家所操縱。共產主義與民主主義（自由主義）是戰後初期的世界潮流，中國尤為凸出，中國民族主義（國民黨）儘管勞苦功高，也盡喪其存在價值。在1945－1949年間，90％以上的中國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以及歐美在華外交、新聞人員，都是左傾和反國民黨的。西方思潮之泛濫成災，洪水猛獸之勢不可擋，被中國共產黨成功地加以利用、駕馭並最後消弭之，否則不僅沒有新中國，中華民族也不能穩定自身，從而倖存於世界霸權的致命重壓；這樣，我們就不難理解新中國在1949－1976年間接二連三地發動政治運動了！中國共產黨及其領袖就像《易經》所云：“大人虎變，為占有孚；……其文炳也。”——偉大人物像猛虎一樣推行變革，不必神卜而得眾望，其文宣光耀。而蔣介石則亦如《易經》曰：“內難而能正其志”，“君子以正位凝命”。

7．分析國共內戰：一方是以逸待勞、養精蓄銳，一方是師老兵困、強弩之末；一方是旨在發動革命、掀起共產主義狂暴，一方是與列強抗爭有餘、不善打內戰的民族主義；一方是乘着社會經濟危機中爆發革命，一方是承受着百孔千瘡之國殤和百廢待興之民族重負。所以中國共產黨是順勢而為，容易成功；國民黨是逆流而上，難免失敗。僅就軍事而言，八年抗戰，國軍的戰鬥力顯著提升，到1945年已接近世界一流的水平；僅就這一點來說，共產黨軍隊絕非其對手。那末，為什麼會發生“兵敗如山倒”的慘狀呢？除了上述宏觀之不利因素之外，其所決定的具體原因還有很多，例如：A.抗戰勝利後國軍的戰鬥意志下降，無暇整休與鼓動不力；B.國軍武器不足，炮火不如對方（所謂“小米加步槍打敗800萬蔣匪軍”，只是政治宣傳）；C.國軍兵源不足，還裁軍，而中國共產黨則是全民戰爭，每戰必數倍數十倍於國軍（民兵蜂擁向前，民工後勤運輸，中間是解放軍）；E.國軍情報系統全被滲透，相反，美蘇英三國的情報網都為中國共產黨服務。

8．再談美國因素。國民黨政權超載運作，內外交困，渴望外援，仰賴美國，但卻被後者所扼殺。以下講九點：第一，八年抗戰，中國共產黨從一個屬下和轄區變得能與中央政府分庭抗禮、平起平坐，這多虧美國抑蔣扶共。第二，同盟國聯合作戰，美國置中國於重任，卻很少援助；藉口防止打內戰，而嚴控《租借法案》之物資供應，甚至不讓用於國內戰場，以此來消耗和鉗制國軍。第三，開羅會議的前後，英美兩國首腦曾分別密令其特工暗殺蔣介石夫婦，英國還利用地方實力派李濟深進行倒蔣政變，均因為戴笠精幹而未遂。第四，在1945年，美國向中國共產黨提供了大量通訊器材，保證其戰場通訊和情報工作。第五，抗戰勝利時，美國在華兩派——職業軍人和顛覆分子——分別用飛機幫國民黨運兵（北上受降）和幫共產黨運將（赴根據地），後者完成“農村包圍城市”，前者孤軍深入、羊入虎口。所以魏德邁將軍勸阻進駐東北，而蔣介石則收回失地心切，故“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第六，國軍挾對日抗戰之餘威，以少勝多，擊潰林彪部隊，將要全殲之，並改變整個戰局。斯大林改變態度，尊重中華民國，以確保《中蘇友好條約》之實惠；但作為國共內戰“調停人”、美國的馬歇爾將軍則氣極敗壞，威逼蔣介石下令收兵；結果，林彪獲得蘇俄援助，重整旗鼓，捲土重來，而國軍士氣沮喪，再難力戰。第七，當蘇俄裝備中國共產黨之際，美國對國民黨實行武器禁運（他國也不買軍火）；後來一度開禁，但運到之貨全是廢物（這是傅作義投降的一個重要原因）。第八，在淮海戰役（徐蚌會戰）期間，已退役的陳納德將軍準備組織民辦航空公司馳援國軍，但被司徒雷頓大使和美國國務院所阻止（陳納德、赫爾利和魏德邁三人揭批美國政府顛覆國民黨政權的陰謀）。第九，1949年春夏之際，美國駐華大使館沒有跟隨國民黨政府撤移廣州，而是滯留南京“迎接人民解放軍”，司徒雷頓大使收到中國共產黨的邀請北上，報請華盛頓批准。（美國未批准，因為它唯恐失約於蘇俄，硬是把中國共產黨推還給蘇俄，也讓斯大林信守不接應西歐共產黨之承諾）。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惱羞成怒，筆伐美帝——發表《別了，司徒雷頓》，這主要是做給蘇俄看的，因為中國共產黨不能失去另一個霸主奧援）。不久，美國發表了被國民黨責為背信棄義、落井下石之傑作《白皮書》，提前宣判國民黨政權的死亡，這在精神上對國軍是最後一擊。（中國共產黨並不領情，反而痛批《白皮書》，這也是做戲。但斯大林卻看透隱情，所以他在幾個月後持留毛澤東於莫斯科，強迫新中國訂立《中蘇軍事同盟》，並策劃朝鮮戰爭，讓中國共產黨與美國正面衝突。但斯大林的擔憂終於在其死後二十多年成為現實，即“中美蜜月”，它是蘇聯解體的前提，這是後話，茲不贅述）。

9．分析蘇俄與美國的罪責。平心而論，對於扶共反蔣，斯大林先是猶豫，心理矛盾（急需武器的中國共產黨，很不理解“蘇聯同志”的反常拖延，幾度抱怨），這是因為斯大林很不信任羅斯福總統之後的美國政府（杜魯門總統）。他首先要落實《雅爾塔密約》所帶給蘇聯的好處——外蒙古與中國分離和滿洲的鐵路、工礦與大連港。斯大林憑藉《雅爾塔密約》條文“……必要時美蘇英三大國採取一致行動，強迫蔣介石政府接受之”，威逼蔣政府簽下“城下之盟”（1945年8月14日。蘇聯紅軍已占領滿洲），以實施《雅爾塔密約》。因此，如果斯大林扶共反蔣，那就會上述兩個條約及其所帶給蘇俄的“實惠”，喪失“合法性”。進言之，在蘇俄支援中國共產黨的情況下，倘若後者被打敗，那它將“一無所獲”；相反，如果國民黨垮台，也有三種可能性：A.上述兩個條約“實惠”繼續生效，B.蘇俄“一無所獲”，C.蘇俄將獲得極大“暴利”——不僅確保“條約實惠”，而且使中國共產主義革命成為蘇聯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儘管這第三點是斯大林最希望得到的，但他對此也是疑慮重重，因為：（a）這是已故的羅斯福總統的“贈禮”，今難置信；（b）中國共產黨與美國的特殊關係（“延安經驗”），令他懷疑；（c）中國共產黨領導層是他不喜歡的“本土化”，而非共產國際所安排的“國際派”，後者已在長征路上和延安被清洗。所以“贈禮”很可能是“苦果”。為此，斯大林寧願“腳踏實地”，退一步而求其次，即讓中國共產黨自生自滅，而讓中華民國安然無恙，從而確保上述兩個條約及其“實惠”；但是他又憂慮了：因為中華民國一旦得到和平與統一，就會徑直地走向強大，那她自然會否定以往隔屆政府的“喪權辱國”。想到這裡，斯大林似乎進退維谷，關鍵要看美國人的態度：如果蘇俄與中華民國真正和解，它只獲得兩個條約的“明文實惠”；那麼，蘇俄就很難與美國妥協（冷戰可能變成“熱戰”，斯大林在戰後初期有“恐美症”，況且那時蘇聯尚無原子彈），因為若非共產主義“禍水東引”（中國共產化），西歐的“非共產主義化”就不能保證美蘇妥協——把雙方的爭衡限制在“冷戰”範圍內，而不會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如果蘇俄援助中國共產黨，那須具備三個前提條件：第一，美國不支持中華民國、且一定要“置其於死地而後快”，第二，國民黨軍隊一定會被打敗，第三，中國共產黨一定是蘇聯的“同志加兄弟”。沒有這三點保證，斯大林是不會裝備中國共產黨的。所以當國軍首戰告捷、擊潰林彪之際，斯大林態度曖昧。如果不是馬歇爾強使蔣介石下令收兵，並對國民黨實行武器禁運；蘇俄是不會正式地和大規模地裝備中國共產黨的。馬歇爾來華“調停國共內戰”，實際上是實施雅爾塔會議的陰謀——兌現美國的諾言，讓蘇聯共產主義擁抱東亞，以確保西歐的非共產化。相對於蘇俄對國共內戰之猶豫難決和被動行事，美國要顛覆中華民國則是既定方針。如前所述，這不僅是“禍水東引”和“丟卒保車”（與蘇俄交換西歐之非共產化），而且是“借刀殺人”而防止“中國崛起”（確保其亞太霸權不會受到日本式的挑戰）。

筆者台北參觀“中正紀念堂”贊蔣公詩云：
大廈將傾獨木樑，平倭廢約躋諸強。
未酬壯志恨浮海，夢為神州復舊疆。

[注釋：孔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