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喀琅施塔得悲劇的教訓”引用舍爾基[1]的回顧：“喀琅施塔得人重複彼得格勒工人的政治要求，認為一黨專政的共產黨已經不能代表他們的意志，要求重新改選蘇維埃，要求給予所有社會主義黨派言論、出版、集會的自由，與十月革命時布爾什維克的口號是一致的。列寧1917年許諾道：任何組織只要得到1萬張選票就可以得到公共資助出版機關刊物，在蘇維埃內權力可以不需衝突從一個政黨移到另一個政黨，官員或警察與人民相同，工人通過他們選舉的委員會行使權力，通過民兵系統保持秩序等等” [2]。作為“最好的安那祺主義者”[3]投入到俄國革命內戰中的舍爾基在生命的最後階段，最終告別托洛茨基和沒有什麼意義的布爾什維克“反對派”，回到他很不情願卻被命運註定的安那祺主義理念，成為“最差的安那祺主義者”[4]。

Victor Lvovich Kibalchich 1890年出生在比利時，父親與俄羅斯“人民意志”運動相關，母親來自沙皇治下的波蘭。他15歲獨立，加入過比利時社會黨但感到它不夠激進。1909年因為安那祺主義的信念和活動，19歲時被驅逐出境、逃到巴黎。1912年因為“恐怖主義”罪名被判處5年徒刑，1917年他去西班牙參加安那祺-工聯主義運動，開始以“舍爾基”的筆名發表文章。[5]這一年2月，沙皇被推翻，舍爾基也開始去俄國參加革命的準備，幾經周折，1919年1月到達俄國。

列寧與以“叛徒考茨基”為代表的第二國際（社會民主主義）分道揚鑣後，急於拉攏國際上的安那祺-工聯主義運動。安那祺-工聯主義運動也對布爾什維克保有期待，無數舍爾基這樣的年輕的安那祺主義者紛紛投入其中。不過，這兩個運動的根本分歧無法調和。對於克魯包特金這樣的革命老前輩，列寧採取吹捧政策，出版他的《法國革命史》等經典讀物；對於同輩的伯克曼、古爾德曼等國際著名戰士，利用不成[6]只好禮送出國；對於Souchy舒奇[7]Borghi、Pestana、Lepetit這些在西歐有一定知名度的堅定地安那祺主義者，托洛茨基痛斥道：“你們是誰？你們有什麼權利要求釋放社會革命黨人和安那祺主義者這樣的反革命匪徒？”；對於在德國占領下的“南俄羅斯”（烏克蘭）的安那祺主義（馬赫諾）運動，先拉攏[8]，直到打垮了鄧尼金再消滅；普通的俄國安那祺主義者基本上被關押起來了。滿腔熱血的舍爾基此時來到俄國，沒有伯克曼、古爾德曼那樣的堅定安那祺主義理想、也缺乏他們的國際聲譽，模仿列寧、托洛茨基嘲笑安那祺主義者，加入布爾什維克，無可厚非。

舍爾基主要投入的工作是在季諾維耶夫手下在共產國際服務，其間，他對中國革命的材料的分析影響了托洛茨基關於中國革命的判斷，成為托洛茨基攻擊斯大林的材料之一。在1921年春天喀琅施塔得水兵起義期間，他遇到被水兵釋放的波羅的海艦隊政委，很吃驚：“你不是快被叛亂水兵們打死了嗎？”政委哈哈一笑：“那是我們的宣傳。沒人挨打”。舍爾基知道太多的這樣的政治謊言，但他都以革命的大義為其辯護，也掩埋自己的良知繼續為布爾什維克效勞，直到為時太晚，失去自由。

舍爾基站在左翼“反對派”的立場與斯大林體制抗爭，反對紅色恐怖、捷爾任斯基，基本上無法切割托洛茨基的“在一黨體制內爭取民主”的可笑、可悲路線。托洛茨基當然不可能承認自己親自建立的斯大林體制的源頭-列寧主義一黨專政（例如，把工會也軍事/獨裁化）的責任，舍爾基也很難接受自己中年成熟時期被欺騙、利用的悲劇，只好堅持列寧的“群眾已經落後，必須由先知/先鋒隊/革命家/秘密警察來灌輸、領導革命”的路線，完全不肯正視正是布爾什維克為了保持到手的權力解散蘇維埃、壓制群眾的民主熱情的現實。1936年，紀德訪問蘇聯，被舍爾基提醒要“睜開眼看蘇聯”，消除了過去對蘇聯的幻想。隨後羅曼·羅蘭訪問蘇聯受到斯大林的召見時，對舍爾基的狀況表示擔憂，斯大林同意舍爾基一家離開蘇聯。舍爾基回到比利時和法國，主要以文字（包括小說、詩歌）從事反對斯大林體制的鬥爭，最先用totalitarian（全權主義）來形容蘇聯。托洛茨基很需要舍爾基在法國展開工作，但疑心舍爾基的安那祺主義歷史尾巴，最終分道揚鑣。德國攻占法國後，不懂西班牙文的舍爾基只能逃到墨西哥，默默地度過了生命最後的五年。與第二（社會民主）國際、第三（共產）國際、第四（托洛茨基）國際分手的舍爾基雖然很不情願，但最終在思想上回歸到第一（安那祺主義）國際的人生出發點，痛苦地結論到：“害怕自由，也就是害怕群眾，始終貫穿着俄國革命的進程。…社會主義從根本上說是民主的—即libertarian安那祺主義[9]意義上的民主”。

舍爾基在為布爾什維克效勞期間，寫過不少抨擊自己為之奮鬥過的安那祺主義的文字，特別在喀琅施塔得起義這樣的重大歷史事件面前，違背自己的良知為新型的國家權貴辯護，得到列寧的“最好的安那祺主義者”的獎賞，以為新的國家權力會為社會主義的自由、平等服務、自己也可以成新精英階級的一員。但是，正如歷史上所有那些暢飲過自由主義清泉、本質上仍然屬於社會主義的tovarich（俄語：同志）一樣，舍爾基最終擺脫了國家社會主義的誘惑、控制和迷惑，回到自由社會主義。對於沒有舍爾基那樣親身經歷過這段歷史的後來者來說，其言也善，其言也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