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一戰後期，德國利用金錢，在中俄兩國布了一個大局，對中俄兩國都產生了深遠影響。在中國，如果孫中山沒有德國援助，很可能不會有海軍和國會議員南下護法，甚至沒有“孫大元帥”。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已經持續了3年，正當俄國各派政治勢力為是否對德停戰而風起雲湧之時，中國各派政治勢力卻在為是否對德斷交、宣戰而爭執不休。德國政府正是為此拋出大筆金錢，收買賄賂中俄反政府勢力，進行一場政治“豪賭”。
俄國方面，德國政府用金錢資助以列寧為代表的布爾什維克，在俄國發動革命，以削弱俄國軍隊的力量，以實現自己的國家利益， “十月革命”成功，俄國果然退出大戰，德國成功了；而中國方面，德國政府則用金錢資助以孫中山等人，反對總理段祺瑞的對德宣戰主張，但德國最終失敗了。德 國沒有達到阻止中國對德宣戰的目標，但孫中山卻在德國人那裡發了一筆橫財。
對於接受德國金錢一事，孫中山曾矢口否認。他在1918年3月18日回答美國駐廣州總領事海因策爾曼的信中寫道：
“我趁此機會毫不猶豫地宣布，我從未從德國取得款項。在我目前的運動中，我僅僅是為下述願望所激勵：在中國恢復約法政府，並給我們的同胞以民主政體的福祉。”
然而，孫中山接受德國人的金錢，是白紙黑字記錄在案的事。不但德國檔案有記載，中國也有文字記載。中方首先記錄這段歷史的就是孫中山的“小兄弟”——14歲加入興中會、年齡最小的革命黨人馮自由。他在《革命逸史》中寫道：
“民六（1917年）六月，總統黎元洪被督軍團逼脅解散國 會，國人大憤，孫（中山）總理在上海力圖起兵護法，而絀於經費，會有（曹）亞伯相識之美籍某國醫士，告亞伯曰：如孫公有起兵護法之決心，某國願資助百萬。 亞伯以告總理，總理大悅，惟囑亞伯堅守秘密。亞伯曰：吾乃基督教徒，當指天為誓。自是每當夕陽西下，亞伯恆偕女友吳□□乘馬車遊行各馬路兜風，順道至虹口 某醫士寓所攜去大皮篋一具，其中累累皆各國鈔票，外人雖偵伺甚密，無疑之者。未幾遂有程璧光率海軍南下及廣州召集非常國會之舉。”
馮自由敘述雖然形象生動，但只提供了很少的信息，一、孫中山與德國方面聯繫的中間人是曹亞伯；三、孫中山確實收到了錢；二、孫中山將這筆錢用在了動員程璧光率海軍南下以及廣州召集非常國會等上面。對德國馮自由以“某國”模糊處理，款項數額也是舉“百萬”之大數。
歷史學家通過查閱德國檔案，鈎沉各種史料，最終還是詳細弄清了這樁政治交易的始末。據中山大學歷史系李吉奎教授介紹，從研究的角度說，先後 有《孫逸仙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孫中山——壯志未酬的愛國者》等五種論著講到這樁活動。除此以外，還有《孫中山與德國——兼論“中德蘇聯盟”的構想》《中 國與大戰：尋求新的國家認同與國際化》兩種。
據德國檔案，德方資助孫中山的關鍵人物是德國駐華公使辛慈(Paulvon Hintze)。此人是德皇威廉二世的老朋友、國際著名的大間諜。
辛慈曾任德國駐俄海軍武官，精通英、俄、法三國語言，又善於化裝之術，是個有名的國際間諜。他原任德國駐墨西哥公使，接到德皇的電召後，先 由墨西哥到美國，隨即化裝為英國人，乘坐英國輪船到倫敦，再由倫敦繞道鹿特丹回到德國。在協約國對德國人採取嚴密監視的緊張情況下，辛慈能夠通過幾個國家 安然回到德國，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辛慈在明資會見了德皇。德皇向他說：“你冒險回國來，我希望你能夠再冒一次更大的險。我想派你到中國去。”辛慈原有意於回到海軍崗位上，但他不能不服從皇帝的命令，因此又由原道到英國，並在英國再乘原坐的英國輪船到美國。
他自以為是船上的熟面孔，可以避免別人注目，但是協約國間諜已經注意到這個來去匆匆、獨坐無侶的“英國人”。當他在美國搭乘克利斯欣號輪船往日本時，美國報紙就指出輪船上有德國間諜混跡在內。日本的特務組織是世界有名的，因此，在中國的德國人都很替辛慈擔心。
但他不久公然出現於中國，這使德國人大為驚喜，日本人大為驚異。事情是這樣的：當克利斯欣號輪船在日本靠岸時，日本警察多名登輪進行檢查， 滿船貨物都被檢查到，甚至用長鐵扦插入煤倉中，都沒有發現什麼。他經過上海時，很多新聞記者問他脫險的經過，他笑而不答。在北京下車時，很多日本人圍攏來 爭看這個千變萬化的德國人。
1917年1月31日，德國對美國宣布實行無限制潛艇戰，美國於2月3日宣布與德國斷交，並要求所有中立國一同參戰。
中國唯美國馬首是瞻，外交總長伍廷芳在美德斷交前報告說：“美對德於本日絕交，中國當聲明與美一致。美絕交，我亦絕交，美宣戰，我亦宣戰。”
2月9日，伍廷芳與辛慈會談，就德國採取無限制潛艇戰一事向德國提交了外交抗議書，表示：“如果德國對此抗議置若罔聞，中國政府將不得不遺憾地與德國斷絕外交關係。”
為了避免與中國斷交，辛慈開始奔走於中國各方勢力之間。根據此後的報告，1917年2月辛慈的外交活動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繼續做抗議實施反德政策軍閥的工作，並且取得了成果，大部分軍閥已經發表了抗議通電。為了攪亂政府的反德傾向，將繼續與康有為（君主主義 者）、孫中山（國民黨急進派）、唐紹儀（國民黨右派）等進行秘密聯絡。我的秘密聯絡人也不斷地拜訪張勳（四川）、倪嗣沖（安徽）將軍。”
國務總理段祺瑞是中國主張對德宣戰最堅定的人物之一。他在1889-1890年曾經留德，在德國著名的克虜伯炮廠實習過，對德國有着深厚的 感情，但他認為對德宣戰是中國復興千載難逢的好機會，因此不顧一切，甚至煽動督軍團造反以達到中國參戰的目的。段祺瑞是辛慈必須首先攻克的目標。
辛慈提供400萬元，僱傭了一個長袖善舞、精通英文、德文的軍火買辦雍劍秋，當中間人來疏通段祺瑞，請求段將對德宣戰日期失少推遲6個月。
1917年3月1日晚，辛慈終於同國務總理段祺瑞進行了接觸，並且提出如果中國願意延遲斷交的話，德國願意出1000萬美金。
對此段祺瑞卻笑着說：“應該出更高的價錢。”這似乎是一種幽默、或者譏諷的說法。段祺瑞固然剛愎自用，崇尚武力，但為人正直，生活簡樸，一 生廉潔自愛。他認為參戰符合國家利益，即使他的心腹、被稱為“段祺瑞靈魂”的徐樹錚強烈反對也沒有改變其態度。1917年初，徐樹錚寫了七封反對參戰的長 信，但段祺瑞只看了兩封就原封不動得鎖進了抽屜。
1917年3月14日，段祺瑞政府發表了對德斷交宣言。辛慈表示抗議,之後離開北京經由上海、夏威夷回到了德國。回國途中滯留上海的辛慈指 示德國駐上海原總領事克里平（HubertKnipping，又譯為“柯南平”“桂平”）強化對中國各方面的活動，全力避免中國參加對德作戰。根據克里平 所述，當時德國使用了包括行賄在內的各種手段，但以親德派領袖聞名的康有為、對北京直隸派具有相當影響力的孫洪伊、孫中山的朋友唐紹儀等人卻認為“這是為 了國家”而應該得到的。
克里平同時也接到了辛慈關於同孫中山進行接觸的命令：“德國公使辛慈閣下在離開中國之際，3月末在上海對我下達了指示：直接聯絡南方激進派國民黨的領袖孫逸仙博士。為了推翻段祺瑞政府及其內閣，我們願意提供孫博士2000萬美金的援助。”
為此，克里平邀請孫中山的密友、時為德方工作的曹亞伯儘快到北京，並與其約定與孫中山會面。作為孫中山與德方中間人的曹亞伯也是一個比較傳奇的人物。
曹亞伯(1875-1937)，湖北興國州（今湖北大冶）人，是黃興在武昌兩湖書院時之同學，最早的同盟會員之一，辛亥革命的先驅人物。孫 中山曾說“曹亞伯於黨國革命，曾盡大力”，可是1927年竟被小字輩白崇禧給縛禁起來，深感“民國以來，新柄國者數典忘祖，侮耆舊，擅興作，皆由不知前事 所致”，發奮作《武昌革命真史》，凡五十餘萬言，亦遭國民黨部毀禁。李敖曾在自傳里談到他初讀《武昌革命真史》，發現這樣一個神秘人物時的驚訝之情。
曹亞伯曾經留學英倫，在某伯爵之子資助下進入牛津大學，據他的兒子曹文錫回憶：
“有英人約翰遜者，其父為伯爵，家饒於貨，向先君子研習中文，交誼甚深，願負一切費用之責，並為設法考入牛津大學攻讀礦務系。約翰遜每年暑假期中，輒邀請先君子漫遊德、法、比，荷等國，因此之故先君子留英多年，財用得以不匱，約翰遜之力也……1910年卒業於牛津大學。”
曹亞伯在英國曾認識一名持美國護照的德國醫生克利萊，說想到中國行醫，找曹學過華語。當曹亞伯搭乘一艘挪威商船返回上海時，在虹口突然遇見克氏，並被拉到他的華界寓所，告知他其實是一名德國特工（應該就是《革命逸史》中寫的那個醫生）。
原來，克利萊在1914年就已潛入中國，因日本人攻打青島德國租界，他作為密使，來轉移租界德僑及財物到內地。時下歐戰正酣，德國近攻遠交，有意與中方修好，他知道革命黨在南方勢力大，而且孫中山反對對德宣戰，想通過曹亞伯的引見與孫中山取得聯繫。
1917年4月，接受克里平命令的德國總領事館翻譯官漢斯·舍默爾(HansSchirmer，又譯為“雪麥”)在上海同孫中山進行了秘密會談。為了阻止中國發布對德宣戰布告,德國要求孫中山推翻段祺瑞政府。舍默爾與孫中山的會談記錄如下：
“曹亞伯到上海之後，很快安排了舍默爾與孫逸仙博士的會談。會談就一些政治性目的達成了一致。孫逸仙有意推翻段祺瑞政府，而且也認為這是可行的。他要求德國為軍隊提供2000萬美金的援助。”
孫中山接受了德國方面的提案。孫中山在與舍默爾會談時為了討好德國還主動表示，在實行推翻段祺瑞政府的計劃時，也要對日本的親德派進行動員：
“孫中山在會談中強調，他與一些對日本具有影響力的政治家 保持了良好的關係。根據孫中山所述，在日本對德的意見是不統一的。外務省是反德的，而陸海軍的大部分人還是非常讚賞德國的。他在訪日期間曾想親自考察日本 有關中國情勢的態度，但由於他的行程非常引人注目，周圍的人勸告他不要這麼做。但日本方面為了詳細聽取孫中山的意見，則與之約定派遣高級將領、參謀次長田 中義一以非正式的方式訪問中國。”
1917年5月2日，孫中山同以非正式身份訪問中國的田中義一在上海進行會談。孫中山非常坦率地表明了自己的計劃——“我打算推翻段祺瑞政府”。對此，田中卻說:“日本政府並不想介入中國內政。”
孫中山最後有沒有拿到德國的援助金呢？有部分學者持否認態度，比如韋慕庭，他在《孫中山——壯志未酬的愛國者》一書中稱：（德國檔案中的秘 密報告）“這僅僅是來自一個方面的證據，它並不能證明孫博士從駐上海的德國領事館那裡接受了一筆巨款。”並且引用孫中山1918年3月18日回答美國駐廣 州總領事海因策爾曼的信為證。
對此，中山大學歷史系李吉奎教授說：“韋慕庭不了解曹亞伯的自證，也不清楚孫中山用三十萬元運動海軍南下之事，只相信孫致海因策爾曼函中之虛言，認為柯南平前總領事秘密報告為孤證不足取信，也就勉強成一家之言了。”
因為孫中山接受的是一筆秘密“賄款”，儘管他本人極力隱瞞，“囑亞伯堅守秘密”，但還是留下很多痕跡。比如曹亞伯向馮自由所講的傳奇故事，與德國檔案可以互相印證，當然在轉述和記錄過程，有些細節可能變形或者失真。
其實除曹亞伯所言，當時美國和英國方面也獲知了孫中山與德國的交易。
美駐廣州總領事海因策爾曼（P.S.Heintzlman）1917年8月6日在給國務院的報告中引用韋慕庭《孫中山——壯志未酬的愛國者》說：
“據廣東督軍陣炳焜告渠，孫中山在上海秘收德國現款一百五十萬銀元。孫以五十萬給海軍總司令程璧光，使率海軍第一艦隊南下。另三十萬給南下非常國會之議員，餘款由荷蘭銀行與日商台灣銀行匯廣州備用。”
《孫中山——壯志未酬的愛國者》還說，“1917年7月14日給英國外交部的一份報告說，一個‘特別可靠’的資料說明，孫中山已於五月初從德國獲得200萬兩的借款。”
當時一些媒體也獲得了這一信息，比如北京《晨鐘報》1917年7月25日發表評論說：
“今次海軍之事，無論藉口如何，暫置勿論，惟其獨立之動機端在金錢，而金錢之來源又有外國供給。”
1918年，廣州一些報紙報道說海軍啟程赴粵前曾“逼勒五十萬元”，廣州護法軍政府海軍司令部發表宣言“辯誣”，說：
“艦隊出發以煤餉為先，當時系中山先生籌得三十萬元以備用，原系樂輸，並非逼勒。此項款目，為陸續供給軍用，併購買煤斤料件等，均有賬據可稽，何得無端誣捏。”
護法軍政府海軍司令部的宣言自然為“逼勒”一事“辯誣”了，但從另一個角度，卻為提供了孫中山利用德款發動海軍南下的確鑿證據，北京《晨鐘報》所說海軍“金錢之來源又有外國供給”確實不為虛言。
時任護法軍海軍艦隊廣州辦事處秘書的莫汝非在《程璧光殉國記》中則有詳細敘述：程璧光抵達上海之後，與孫中山、唐紹儀、岑春煊接洽，“孫 （中山）君並擔任籌款，囑公（程璧光）勿以經費為念”。孫中山、唐紹儀、岑春煊三人在1917年六月二十三日，聯合致書程璧光，“並於二十三日下午六時在 靜安寺路哈同花園，略備晚餐，敦懇駕臨，俾得面商一切。”
《程璧光殉國記》未載六月二十三日四人在上海哈同花園面商的情況，接下來，“（1917年六月）二十七日，孫君中山飭人送交軍費三十萬元。時公以海軍既與北京政府脫離關係，軍費無所出，而護法進行不容緩，又不可一日缺餉糈，遂受焉。”
孫中山具體收了200萬德款，還是150萬，或者如100萬，據目前的資料尚不能說得太死。但他拿出30萬元，總算搞定了海軍，靠着這點軍事資本，孫中山的所謂護法運動才算真正啟動。
1917年9月10日，在北方與南方的強烈反對，在國會議員達不到合法人數的情況下，孫中山悍然宣布就任中華民國軍政府海陸軍大元帥。
據克里平報告，日後中國海軍的南下，以及孫中山組織護法軍政府，均與德國人的活動有關。孫中山當時還邀請德人同往廣州，克里平與舍默爾均“認為接受孫中山的邀請很不妥當”，所以沒有前往廣州。
北方經過府院之爭，張勳復辟一番曲折，段祺瑞“馬廠誓師，再造共和”，重新掌權，1917年8月14日，北京政府發布對德宣戰文告。極具諷 刺意味的是，利用德國人的錢進行反段的孫中山，在護法軍政府成立三天后的9月13日，也對德國進行宣戰。德國這下可謂“賠了夫人又折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