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浩武：中國近代史始於1680年代康熙與傳教士的儒家崇拜之爭

送交者: chang le 2014年07月28日15:26:37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共識網·思想者博客 2014-07-28 對於“中國近代史”，我國的教科書一般是這樣寫的：“中國近代史從鴉片戰爭(1840年)到新中國成立(1949年)為止。中國近代史，是一部充滿災難、落後挨打的屈辱史，是一部中國人民探索救國之路，實現自由、民主的探索史，是一部中華民族抵抗侵略，打倒帝國主義以實現民族解放、打倒封建主義以實現人民富強的鬥爭史。” 說起近代史，人們馬上會想起的是“鴉片戰爭”和之後帶來的屈辱與挨打，大家也一般認為鴉片戰爭是中國古代史與近代史的分割點，是具有斷代性的事件。 但對此，北京大學的陳浩武研究員表達了不一樣的觀點。在日前北京舉行的一場講座中，他引用了一位學者對此的觀點並對此表示了自己的贊同態度，認為“造成中國近代史開端的並非是鴉片戰爭，而是之前就發生的延續140年之久的基督教禮儀之爭。” 禮儀之爭，指17世紀至18世紀西方天主教傳教士就中國傳統禮儀是否背違天主教義的爭議。狹義而言，是指康熙與傳教士就儒教崇拜引發的爭論，教皇克雷芒十一世當時認為中國儒教的帝皇及祖先崇拜違反天主教義，結果引發清朝廷嚴厲限制傳教士活動。直到1839年，羅馬教廷才撤消禁止中國教徒祭祖的禁令。 陳浩武教授介紹說，基督宗教從隋唐就已經曾經有傳入中國的歷史，就是聶斯托利派，當時稱為景教，後來因為種種原因消亡下去。後在明清時期，由於西方新教改革而導致的天主教耶穌會的興起，耶穌會自稱為“上帝的近衛軍”，他們為了擴大影響，開始到歐洲以外的地區傳教，於是把福音再次帶入中國，傳教士代表包括利瑪竇和南懷仁等。 1601年，意大利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抵達北京，一度自喻為“西僧”，但他旋即發現中國文化由儒家士大夫掌握。他相信要中國人接受天主教，必須從士大夫階層着手，他於是走了“尊儒”的傳教路線，並且自稱為“西儒”，研習儒家文明，穿起士大夫服飾，向中國人介紹記憶術、地圖、天文等西方技術，以此表明他們並非“西夷”。 在利瑪竇的影響下，當時明朝很重要的一個士大夫徐光啟受洗成為基督徒。兩人之後還合作翻譯了《幾何原本》，對中國後來的數學影響深遠。不僅如此，利瑪竇等這些耶穌會的傳教士致力於把西方的文明傳入中國，也把中國的文明傳到西方。形成東西方文明溝通的橋梁。陳教授舉出一個細節的例子說明利瑪竇這些傳教士在文化交流上做的深遠影響，比如當時有趙氏孤兒這個故事傳到了法國，著名的作家伏爾泰還把它翻譯寫成了一本小說，取名《中國孤兒》，之後在巴黎很多著名的劇院都上演戲劇。陳教授分享說，他曾經看到過一個大幅油畫，畫的是法國貴婦們在巴黎上流社會的沙龍，一邊喝着中國紅茶一邊讀着《中國孤兒》，可見當時西方對於中國文化的喜好程度。 可以說，利瑪竇的尊儒敬孔的傳教方式也使得天主教與當時的朝廷有良好的關係。特別在清朝的時候，傳教士湯若望與康熙的私交就很好。有記錄說，1582年，意大利耶穌會傳教士羅明堅及利瑪竇抵達肇慶，為近代天主教入華揭開序幕，1644年清兵入關時，天主教入華已82年，傳教士湯若望協助編制曆法，獲清廷信任，天主教得以迅速發展。1664年，耶穌會住院共38所，耶穌會士來華人數累計82人，全國的教堂已經有156座，全國天主教徒達245000人之多。 但在利瑪竇、湯若望等這些施行尊儒方式的傳教士陸續去世之後，禮儀之爭越來越明顯的顯現出來。 之前，利瑪竇發現中國的祖先崇拜近乎天主教徒有關拜偶像的描述，如何處理祖先崇拜成為天主教入華的關鍵，後來他決定指祖先崇拜只是尊敬祖先的世俗儀式;只要不摻入祈求、崇拜等迷信成分，本質上並沒有違反天主教教義。他又主張以“天主”稱呼天主教的“神”(英語的“God”或拉丁文的Deus)，並指“上帝”概念早已在存在中國上古文獻。利瑪竇的傳教方式為耶穌會傳教士奉行，稱為“利瑪竇規矩”。 利瑪竇死後，雖然耶穌會內部對他這一規矩有不同的看法，但基本影響不大。但後來多明多會這一傳教士的介入以及與耶穌會的競爭，使得禮儀之爭升級。 多明我教會在華傳教事業，起步較耶穌會略遲。當耶穌會教士在中國朝廷及士大夫階層享有聲望時，1631年1月2日或3日，多明我會的高奇神甫才從菲律賓抵達中國福建北部的福安，正式開始對華傳教，接任的黎玉范神甫向教廷報告，指責耶穌會寬容中國信徒祭祖、尊孔，終引起羅馬教廷介入。 可以說，早期的禮儀之爭仍是基督教徒的學術問題，並未演化成國家之間的政治議題，但隨着各在華天主教會的競爭加劇，教會各自尋求羅馬教廷的支持，爭論才演化成政治事件。 最後，羅馬教廷判定清明節掃墓等對祖先的祭祀文化是拜偶像。由此，完全推翻了之前利瑪竇的尊儒理念。之後，雍正帝載此下令禁教。 “禮儀之爭從最開始到結束一共持續了140年。這140年是怎樣的140年呢?”陳教授說，“這140年是近代工業革命起步和很多重大發明出現的時候，是西方世界進入現代化很重要的一個時期。而這140年，恰恰是中國人把西方傳教士趕出去、閉關鎖國，使我們中華文明痛失了一個和世界文明交融的機會。” “直到1780年的時候，羅馬教廷才說自己是錯誤的。但中華文明和世界文明交匯的一個點錯過了。” “基督教文明對於現代化、對於世界文明影響深遠。如果沒有禮儀之爭的話，中國文明或許可以和基督教文明、世界文明可以很好的交匯，中國也可以更好的了解和融入世界文明。”陳教授說，“可以說，如果沒有禮儀之爭的話，也許不會有中國後來的清政府的野蠻、落後與愚昧、不會有之後的落後挨打等一系列的事情。因為如果我們和西方文明保持交流的話，中國人是很會學習的民族，我相信會很好的汲取世界文明，更新自己的。所以說，這是一個很大的遺憾。禮儀之爭帶來的結果是悲劇性的。” “之後，雖然1807年基督新教的傳教士馬禮遜再次來到中國，但100多年已經過去了，這時的中國已經是一個很落後的、動盪的和愚昧的帝國了。” 近年來，已經陸續有學者開始關注禮儀之爭對於中國歷史的深遠影響。有署名為“郭王”的作者在一篇題為《中西文明互動：“中國禮儀之爭”的歷史影響》的文章開頭如此寫到：“由於公元1840年爆發的中英鴉片戰爭導致中國進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因此中國史學界一般將之確定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實際上，鴉片戰爭其實是‘果’非‘因’，它經歷了一個長時間的醞釀過程，如果我們人為地割裂這個歷史因果關係，就會無從考察中國近代史的發展脈絡，而只能看到‘西方的堅船利炮’，並得出‘近代中國因科技落後而挨打’的錯誤認識。筆者認為，十七世紀八十年代（公元1681～1690年，清康熙二十年至二十九年）才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這是因為在這十年期間發生了兩件具有近代史意義的重大事件，一為中俄‘雅克薩之戰’（1685年）及簽訂《尼布楚條約》（1689年），一為清王朝與羅馬教廷之間因儒家傳統（敬天祭祖尊孔）與基督教教義衝突而發生的‘中國禮儀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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