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背上的青春（69）：南下探亲

贺长文

离开羊群住进土坯房两年了，室外温度即使降到零下三四十度，我再也不会冻得睡不着觉了。天冷会减少外出，我的心里一年四季都渴望着温暖。到草原三年多了，家信少，同学也几乎断了来往。我说不出需要什么，但变得渴望与队里的知青多接触。

一日听说赵健的母亲到生产队看他来了，我虽与赵健见面也不大说话，但听到他母亲来的消息我也很兴奋，真为他高兴。在这偏远荒漠的异乡还有比见到妈妈更高兴的事吗！听说他母亲来这以後对社员们守着大群牛羊而不喝其奶感到奇怪。在北京能订牛奶喝的家庭不多，这个季节牧民们每天都挤大量的奶，怎会不喝呢？我曾听说四队有位牧民不吃肉，当时就很奇怪，蒙古人不吃肉怎么“活”呀？对这些问题我回答不了。我想到的是夏季正是草原上百花盛开奶食丰盛的季节，我的妈妈若也能来一趟该多好啊！来看看我的生活，感受一下异族异地的风情。我知道妈妈不能来，爸爸还在“监督劳动”之中，妈妈怎么会有心情来看我呢？但我想念妈妈。频繁的运动，长期的隔绝，工作的劳累，亲情被忽视已太长久。赵健母亲的到来勾起我对母亲的思念，连续几天我都生活在莫名其妙的亢奋之中。後来又听到赵健的父亲在挖战备防空洞中不幸遭遇事故身亡，我的心一下子缩紧了。大约是同病相连吧，父亲在牛棚劳动中也曾断了肋骨。再次听到赵健母亲的消息是她已回京了，赵健没跟着一起回。我想，他母亲刚刚经历丧夫之痛，一定特别想将儿子留在身边。可我们只有20 出头，“革命尚未成功”，还不能完全体谅到老人的心情。我不知赵健怎么个想法，不知这次欢聚、微笑过後，赵健母亲会有多少心伤。传来的有关赵健母亲的任何一点消息，都会引起我对自己母亲的思念。这种思念日益加深，渐渐令我不安，我与母亲三年多没见面了。前一年利用外调的机会，回京意外地见到了父亲，回来时绕道山西看望了在五台山插队的姐姐。现在我最急于想见到的就是母亲。运动几乎停摆，没什么要紧的事了，我决定回去看望母亲。母亲这会儿已经从云南干校回到单位，可他们单位又整体搬到了广西桂林，与回京的路程相比，探亲之路更长了。去年回京是过路，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所以什么东西也没带回去。这次是我插队三年来第一次探亲，带点儿什么给妈妈和北京的亲戚呢？向其他知青讨教的结果，我向道日玛要了点儿黄油，是奶皮子出的那种，有两小玻璃瓶吧；买了几斤小米，再带上一点炒米。我想这些草原上的食品、粮食在北京和广西都不常见，给他们尝个新鲜吧。

这次回到北京，我家的住房已经搬进了新住户，我只好临时住在了姨妈家。原想将草原上带回的东西分一半给姨妈，一半给爸妈。没想到的是，这些东西带回到北京，我感到羊膻味很冲，看着姨妈挺喜欢，不嫌弃，干脆就都留给了她，结果我两手空空地回到桂林的家。

父亲到车站接我。回家的路上感到父亲身体还好，我走路竟然落在他後面。父亲年近六十，一直在劳动，虽挨批斗，还受了伤，走起路来依旧是大步流星。我在草原上虽然辛苦，但除了骑马和骆驼外，很少步行外出，腿部肌肉得不到锻炼。表面上看起来我脸红扑扑的，身体还结实，实际上早不如在学校时了。我走起路来腿发软，要跟上爸爸，得一路小跑。

桂林的“家”简直称不上是家，父母挤在一间学生宿舍里，睡的是集体宿舍的高低床上下铺。屋里屋外，乃至学校的操场及楼间的小路上都堆满了从北京搬来的未开封的行李家具和仪器设备。它们有的甚至是露天堆放，没有遮盖，任凭日晒雨淋，当然仪器设备是有木箱包装的。我父母的单位整体从北京搬迁到桂林地质学校是源于中央一号通令。派驻的军代表正得意于将科研单位、学校和地质队捏合在一起的“三结合”。当时“三结合”是个很时兴的词。军代表、革命干部和造反派组成的领导班子是三结合，“老、中、青”也是三结合。而“科研、教学和生产三结合”似乎成了军代表的独创。

我家住的楼靠近院墙，屋子在阴面。窗外有树遮光，屋内堆满行李，进屋的感觉就是狭窄、阴暗、潮湿、压抑。妈妈坐在靠窗的下铺床上，三年未见，妈妈没怎么变样，但我有点儿陌生感，大约是周围环境与草原反差太大了吧。我坐到妈妈身边，让妈妈仔细看看我，身子一直，砰的一声，头猛地撞到上层的床帮上，这一瞬间我想起了蒙古包的门。屋里四张上下铺的床，爸爸已经腾空一张床的下铺留给我睡。屋里空间极为有限，三个人在屋里转身都困难，多是坐着说话。三人在一起话语也不多，可是即使这样也感温馨。屋里屋外是两个世界，屋内阴暗、寂静，屋外豁亮，喇叭声不断。

这样的日子过了没两天，北京来人了，是我的同学满德斌。他早年去了北京广播器材厂做学徒，三年学徒完毕分配到贵州省都匀县四机部的三线基地，这次他路过桂林要去基地报到。他因患肾炎休过两年学，因此比我大两岁。我们俩是极要好的朋友。

桂林山水甲天下，我和满德斌在市里玩了几处之後，便乘游艇顺漓江而下，因为下游的阳朔风景更美。在阳朔我们改乘竹筏观赏了书童山等景点，漂流在如诗如画的青山绿水之间，有一种美不胜收、飘飘欲仙的幻觉，我的心情舒畅多了。这次探亲到桂林，住在父母单位里，感到从未有过的压抑。我没在机关大院里居住过，与单位里的大人孩子都不相识。由于父亲牛鬼蛇神的身份，我们全家人——父母与我，都比较克制，团聚也尽量低调。尽管现在每天都能见到父母，可他们上班去了，我一个人出去玩也索然无味。晚上三个人在一间屋里也并没有很多话交流。这回能与满德斌一起出来，远离暂住的环境我很高兴。这不仅仅是因为两岸诱人的景色，更难得有三年未见的同学在异地重聚得以促膝畅谈。

不知不觉轻松的背後郁闷袭来，我俩都惆怅不已。满德斌的理想是从事激光研究。他患有严重肾炎，此时却要奔赴西南阴暗潮湿、消息闭塞的边远山洞，那也可能是他终生的安身立命之地。与古今中外所有被外放的文人骚客一样，他内心也有着解不开的疙瘩。我则连个“单位”也没有，没有任何保障。苏武放羊有皇帝使命在身，出头之日尚可期待。我则要像苏武牧羊一样在北国的冰雪中改造终身。我也常常感到自己就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不知未来会飘向何方？心总是悬着的，有一种漂泊不定的感觉。我们处境不同，但知根知底，思想相近，有着说不完的话题。天南海北的，我们也关心着文化大革命的进展。聊的许多内容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他含蓄且神秘地告诉我，“北京传说第二号人物出事了”。文化大革命中打倒了一批又一批的干部，但听到第二号人物出事，我还是很震惊的。当时不敢提及林彪二字，只是用二号人物暗示。我在京时就听说国庆节不搞庆祝活动了，我还推测中苏边境局势一定更紧张，刚出来不知要不要早点回去。满德斌没有解释是怎样得到这个消息的，没有旁证，我将信将疑。

当时广西是援越抗美的前线，局势相对稳定。由于政策宽松的原因吧，物产丰富，许多内地凭票供应的物品如食糖、鸡蛋、花生等，当地可以随意购买。我在阳朔第一次看到新鲜的板栗，个头奇大，我立刻买了一些，准备带回草原送给道日玛她们。我想牧民们肯定没见过板栗，更不用说这么大的板栗了。

从阳朔回来，送走满德斌，文件已传达到桂林。

父亲所在的中央直属单位在桂林市各单位中最早得到了“真传”（比桂林市政府要早）。单位在礼堂召开大会传达中央文件。尽管严格保密，由于这个消息对社会的震动太大，也由于事先得到过暗示，我感到校园里空气中似乎都弥漫着“紧张”。父亲虽然从牛棚放了出来，但还在控制使用之中，没有资格聆听中央文件。母亲参加了大会，在家里也闭口不谈。校园里的种种迹象表明，社会真有点什么事发生了。我逐渐相信了北京的传言，急于了解事情真相。当时听国外的播音就是偷听敌台，偷听敌台是犯罪行为。可强烈的好奇心和对局势的关心，使我难以自制，我很想听听国外是怎样报道的。夜深人静，躺在硬板床上睡不着觉，怀着侥幸心理，抱着半导体收音机，借着点点星光，我拨过来调过去的试图听到外电的报道。“就一次，就一次”，我不断地叮咛自己。没有耳机，身处集体宿舍之中，多危险啊！可那时好奇心太盛，这一切都顾不得了。桂林多山，电波信号极弱，噪音很大。而且平生头一次偷偷摸摸干事，“砰、砰”地，心快要跳出来了。只可惜国外也只是在猜测，偷听的结果是什么实质性内容也没得到。不过断断续续的，倒也证实国内确实发生了大事。

草原上请假回家没人管，你半年不回去也没人问，不挣工分呗！这是插队与去兵团的最大区别之一。可是草原该很冷了，我带的衣服有限，得赶紧回去。

我整理回草原带的东西，打开装板栗的口袋一看，板栗发霉了。桂林天气潮湿，板栗买回来应该立刻摊开晾干。心疼啊，晚矣！

回到北京，我记得去了袁大伟、何凤学、礼周和童隆正四位知青的家里，但为什么去他们几家的缘由一点也记不起来了。我在北京买了做腰带的黄色人造棉布带回草原，匆匆忙忙结束了首次探亲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