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85弄的門牌是算在江蘇路上的。老底子這條弄堂綠茵婆娑，庭院深深。1959年，一場台風把弄堂最末的一堵牆颳倒以後，後面的一條江北棚棚弄堂就突然和花園洋房鼻頭碰鼻頭。從此285弄就沒有什麼好日子，大大小小被折磨了很多次。

285弄28號有兩個人近來常常會被提起，一個是吳征，一個是張子靜。

吳征就是楊瀾的老公，媒體上見到他，總是一隻湯婆子面孔，倒梳油頭，八字鬍增加了他的商賈氣。

吳征小名叫東東，小時候很乖，書也讀得好，爸媽是教師，管得也嚴。吳征爸爸年輕時是個帥哥，頭髮天然卷，皮膚白皙，像他奶奶。東東長得像媽媽。東東有一個伯伯，弄堂里小孩子有點怕他，他有時候會很奇怪地對着電線杆子站幾個小時，下大雨都直直的站在那裡。但從來不打人罵人。 

吳征一家住三樓，張子靜住一樓，偏西一小間。 

張子靜被媒體提起是因為他的姐姐張愛玲。張子靜就是他姐姐筆下的膿包弟弟，一個紅鼻頭瘦老頭。 

285弄全部是獨立的花園洋房。雙號從2到36，再加39、41、43三個單號。文革抄家，幾乎只只門牌號頭翻箱倒櫃。39號有兩家的批鬥印象深刻，一個是舊上海警察局長宣鐵吾的秘書，小學同班女同學的爸爸，洋瓶底眼鏡，斗的時候縮得像只蝦米，脖子上掛滿步槍槍栓，那些繡跡斑斑的東西是從院子裡挖出來的。另外一個是鍾先生，我母親這樣稱呼他，老頭抽雪茄，困難時期給鄰居做衣服，就在花園洋房客廳里，鍾先生悶頭量、裁，兩個白淨的老婆婆踏縫紉機。斗鍾先生，兩個老婆婆是陪斗，站在方凳上，作投降狀，一個老太身體有疾，一隻手掮不起來。原來她們是一對，是鍾先生的大小老婆。 

九十年代，弄堂已經難掩頹相，一天，東東帶着一年輕女子回家，弄堂里的人不大在意，後來想起來，那個腔調老好的女子就是楊瀾。

二

楊瀾第一次到吳征家裡去的時候，張愛玲的弟弟張子靜剛剛獲得樓下的居住權。 

張愛玲把弟弟描述成一個窩囊廢，也許加重了他的廢物傾向。 

張子靜一直在郊區的中學教英文，退休後沒有方向，一直也沒有女人。後來有心人協助，張愛玲後媽身後的這間十平方多一點點的房子給他棲身。本來的玻璃窗都用報紙糊了起來，一隻古董級的黑白電視機，煞發煞發。張子靜一件灰灰中式棉襖，抄着一隻空瓶，到弄堂口小店換一瓶低價的葡萄酒。 

那時候，已經有張迷來瞻仰28號，有些台灣張迷，由圈內人帶着，恍恍惚惚的，走進285弄，以為有什麼靈異出現，眼前除了老洋房的骨架還在，一派衰頹。那些人多多少少給了張子靜一些錢，讓他過得好一點。 

28號這幢房子在285弄里有點不合流，其它小洋房風格顯著，細節還可以略觀一二，28號就平實許多。方方正正，沒有什麼凹凸，三樓帶坡頂，是吳征家的。這房子最早的主人是上海灘大亨虞洽卿，後來給美國人開私人醫院，40年代，陸續有人搬進來。其中包括張愛玲的父親和後媽。 

我們都叫老太太姑姑，張愛玲將後媽描述成一個惡婦，她的文字力量太大，無以辯駁。其實姑姑是一個非常高雅的老太太，我對她用高雅一詞，尚覺無力。姑姑極有風度，面容端莊，皮膚是那種幾代人過好日子積累下來的白皙。孤身一人，卻把日子過得穩穩噹噹。和鄰居合用一個保姆，沖沖熱水瓶，磨磨芝麻粉。她很喜歡弄堂里乖的小孩，把他們叫來，給他們吃蜜餞，糖果，還沖芝麻糊。我在信箱的玻璃小窗口看到一封給她的信，寫着“孫用蕃收”，我很納悶，女人怎麼有這樣的名字。那是寄賣商店寄來的，說某件裘皮大衣已經出手。 

知道張愛玲和姑姑的關係，是交關年以後的事了。她已經不在人世了。




有一次在朋友家的“派對”上遇到楊瀾。 

我問：“儂曉得吳征格小名伐？”

楊瀾不假思索回答：“東東呀!”

“小辰光我一直捋伊頭。” 

“是伐？”和所有正宗上海小姑娘一樣，楊瀾將“是”的發音拖得長長的，在“伐”上收攏。 

捋頭大概就兩三次，我有一點點夸張。 

文革一開始，285弄立刻涌進來許多勞動人民。搶房子，有的軋在汽車間里。有些人極其猥瑣，其中有一個我們給他起了個綽號叫“挺半泡”，“挺”要用上海話來理解，就是留下，餘下，節約的意思。“挺半泡”每個月的水費電費都是一度，摳門得嚇死你。給他這個綽號的意思是，他和老婆上床，只放半泡，還可以“挺半泡”。 

從那時候起258弄敗的速度加快了。張愛玲的後媽——姑姑的院子28號也開始搬進搬出，來的比走的都要惡。

姑姑的身體也衰弱下去，家具也越來越少。她一直是靠變賣家產來維持。早先，姑姑的房間雖擠，家私都是吃價錢的老貨，座鍾、照相架子都精緻美觀，連盛芝麻糊的碗盞、調羹都要甩新天地T8幾條橫馬路。有一個時候抄家物資寄賣商店都消化不掉，姑姑的這點東西也三錢不值兩錢。 

再後來，在弄堂里碰到姑姑，我不敢認她了，她已經半盲，五官都走位了，眼睛上敷着怪怪的東西，用一點點餘光看人。手裡的士滴克依然是老貨。她叫了我的小名，“你認不得姑姑了。”她說。

“認得認得，姑姑你好嗎？” 

“好不了了，好不了了。”姑姑講的還是標標准準的北京話，非常標准，不是那種胡同串子的京腔，偶爾帶幾分蘇州音。她走路的姿勢也變了，像一隻斷腳蟹，也沒有人扶着。 

她死在86年，後來才知道，姑姑的父親孫寶琦做過民國外交部長、總理。她嫁給張愛玲的父親張廷重已經30多歲了，抽鴉片，不育。張廷重當時還有19處不動產，金元券時候聽了蔣經國的話，交出硬通貨和貴金屬，結果一路敗下來，到住進285弄28號，幾乎光光了。

28號的這間房子裡，死過三個人，張愛玲拉爸爸，張愛玲拉後媽，張愛玲拉弟弟。

三

張愛玲的父親張廷重死在這間房間里，小時候隱約有一點印象。

那是1957年某日，周圍的人突然神色怪異，小孩子擠在姑姑家的玻璃窗下，擠在前面的人說：“死掉了，死掉了。”又有人說：“看，看，給死人換衣裳了！”屋裡傳來聲音：“壓一壓，壓一壓，讓肚皮里東西吐出來。”安靜了一陣，突然只聽得“大腳瘋”娘姨拍手拍腳大叫起來：“老爺升天了！老爺升天了！”張廷重的確氣絕了。

《色.戒》拍竣，張愛玲家庭的陳年往事大概也會被人撈起來講講。

“大腳瘋”娘姨是湖州人，喜歡用篦子沾水，將鬏髻梳得溜光，她得絲蟲病，一條腿很粗，人家不敢當面叫她“大腳瘋”，只是暗叫。後來收屍的三輪摩托開來，旁邊的車斗真像棺材，小孩子越怕越要看。一個從來沒有賺過一分錢，卻揮霍掉許許多多錢的人，就這樣走掉了。“大腳瘋”一直在哭哭唱唱，好像是完成儀式。

“大腳瘋”幫傭的另外一家住二樓，周圍都叫這家的老頭“舅公”。舅公非常喳喳呼呼，還算是居民小組長。有時候會指責誰家的陰溝塞住了，誰家的廚房有蟑螂屎。

28號人家不少，舅公住在吳征家和姑姑家中間。他雇了“大腳瘋”當娘姨，“大腳瘋”幫姑姑做，算是兼職。

28號還有一個奶媽，記不得誰家雇的胖胖鄉下女人。一天，舅公站在洗衣服的奶媽後面，伸手摸她的乳房，令小孩子看不懂的是，這種下作坯動作，奶媽居然是非常陶醉的樣子。一直到20多歲，我才明白奶媽為什麼這樣陶醉。

此時，吳征尚未出世，更大的事件也尚未降臨。

文革一來，285弄不少人家被掃地出門，混亂開始了，愚園路一帶傳來許多名人自殺的消息。突然有一天，傳說東東的奶奶自殺了，我心裡咯噔一下。那時東東的奶奶尚在中年，是一個非常漂亮的女人，個頭不高，鼻梁生挺，皮膚白皙，說話輕聲輕氣。好像聽說一直在醫院上班，又聽說是吃“來沙爾”自殺的。

後來鄰居回憶說，東東的奶奶早就有思想准備，走之前一家一家人家去關照，以後借打電話不要客氣，來就是了。當時有私人電話的人家不多，吳家有，掛在二樓通向三樓的樓梯口。

四

如果你現在到江蘇路靠近愚園路去找285弄，先看到的是兩棟高層“暢園”，2號線地鐵站出口就在暢園腳下，繞開暢園，才能找到弄堂入口。暢園是開發商和權力機構勾結的傑作，借修地鐵之名，一下子將30年代留下的五、六組連體別墅和多棟獨立大洋房拆得精光。

四十年前，街道另一頭，市三女中的嬌小姐們轉眼翻臉，成為英姿颯爽紅衛兵，就在如今暢園門口沖進285弄，2號門牌里一對資產老夫妻當場嚇坍，晚上便一命嗚呼。

大字報開始刷上牆體，誰軋姘頭誰走私黃金，寫的人都像“包打聽”。給東東奶奶的大字報貼在28號花園裡，所用字眼儘管污濁，旁觀者看得多了也不覺得特別聳動，但是對於當事人，特別是有教養講體面的，絕對致人死地。

現在想起來，這些大字報並非紅衛兵所為，許許多多的所謂材料肯定是成年人拋出來的。像東東奶奶這種舉止嫻雅，態度矜持，見過市面的女人，說不定單位里有幾個妒忌者、吃豆腐不着者，或是當年低級別的仇富者，乘機“以革命的名義”敲你一記。

東東奶奶是1968年8月5日走的。死前被人隔離毒打，是岳陽醫院的革委會造反派弄她。晚輩非常克制，一點動靜都看不出來。

因為領袖說過“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後弄堂的水井裡也跳下去一個人，第二天，打水的人發覺吊桶老是沉不下去，才看到了屍首，跳下去的是沈家阿伯，鎮寧路的一戶人家。他怎麼跑到這里來尋死的，我一直不明白，也許這是周圍唯一能夠找得到的開着的水井。後弄堂自殺的還有電影《51號兵站》裡扮演黃元龍的鄧楠，鄧楠是黃鬍子北方壯漢，經常看到他拿着鋼鍾鑊子到弄堂口買生煎，幾乎隔天就去。後來再沒有看到鄧楠買生煎，說他自殺了。

關於東東奶奶的經歷，是過了快三十年，吳征出名以後，我查找資料才知道的。

東東奶奶叫愛倫，30年代滬上名醫楊妙成的妻子，蘇州人。育一子名楊之光，就是後來把國畫人物畫出“外光派”效果的廣州美院副院長。六十年代的作品《女礦工》蜚聲畫壇。

1935年，愛倫與楊妙成有隙，遂與知名大律師吳凱聲結婚，吳凱聲即吳征的爺爺，留法法學博士。當年他與人談話兩個小時可得一根金條，辦兩件小案可購得一輛汽車。與上海灘各種勢力都有交往，幫中共廖承志、陳賡等都辦過案子，暗中與周恩來交往頻繁。

吳凱聲與愛倫育有三子，其中一即為吳立嵐——吳征的父親。吳立嵐與民國名人邵洵美之女邵陽結婚，即為吳征母親。

據《吳凱聲博士傳》介紹，汪精衛早就賞識吳凱聲的外交才能，加上他又是當時上海紅得發紫的大律師，為了壯大聲勢，決定邀吳凱聲任汪偽政權的外交次長。而吳凱聲得到國民黨秘密指令，決定潛入汪偽政權的中樞。

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槍斃了陳公博後，不分清紅皂白地將吳凱聲投進了監獄。吳公館一大群曾經前呼後擁的僕人被遣散了，愛倫則帶着她與吳凱聲所生的吳立峰、吳立嵐、吳互崗三個男孩子，用自己的積蓄，在江蘇路買了一幢上海聞人虞洽卿早年住過的花園洋房，與吳凱聲脫離關係，過起自己的日子來。

後來，我才明白，當年的大字報有漢奸小老婆字眼，即指此事。

關於吳凱聲的晚年，有報道說：1989年12月11日，吳凱聲90大壽，設壽堂壽宴於靜安寺，來賓中包括上海市市長汪道涵、孫中山先生的孫女孫穗芬、法國駐上海領事館總領事石巴和、法國外貿部駐北京代表羅曼以及上海文化界一些知名人士。

幾年前，吳凱聲逝世，吳征與楊瀾在報紙上刊登訃告，用詞簡約，稱“無疾而終”。

五

江蘇路285弄像英文字母L，長的一豎通向江蘇路和愚園路，短的一橫通向鎮寧路。長短線條的交叉處就是28號，張愛玲的後媽、吳征一家就曾經在此居住。木兄拍的一張照片，將弄堂的短線條全部收於鏡中，盡頭正對28號，那種寧靜和安逸，仿佛按動了Replay鍵，突然回到從前。不少人來尋蹤，拍張愛玲相關的畫面，包括淳子的《張愛玲地圖》，這些描述285弄的文字和照片大都隔靴搔癢，不得要領。而木兄只是逸筆草草按下快門，居然抓住了魂魄。

據房產檔案記載，這一排小洋房建於1925年，50年代還非常偏僻，附近有大塊空地，連到中西女中（市三女中），有人種菜，甚至有人養羊。因為是一條死弄堂，洋房的槍籬笆非常低矮，也沒有人跨越，送牛奶的人只需把奶瓶放在花園外，陌生人除了花匠、郵遞員、送魚蟲的鄉下人，幾乎看不到。周圍有數株大桑樹，屆時桑子滿頭，紫得發黑，又大又甜。在桑樹底下，曾經出現過蛇，我親眼看到派出所的人用籠子將一條蛇抓走了。

28號數過來，30、32、34、36就五個門牌號碼。居民除了像張愛玲後媽、吳征奶奶以外，還住着資本家、教師、中學校長、新聞記者等等。

50年代中期一場台風，將弄堂最後一堵牆颳倒，那半夜我印象深刻，如山崩地裂，狂風夾着一聲巨響，房子也抖動起來。第二天，我看到後門以外一地碎磚，仿佛大幕拉開，看到的是我並不熟悉的場景。後面的人住得這樣破，這樣爛，還有草頂的房子。那些人試探着到花園洋房弄堂來張望。以後，他們的孩子有些成為我的同學。

我的這些同學聰明透頂，常常使我自慚形穢。他們會創作一種“回文”，讓人上當。比如：“紙頭亂糟糟”，倒讀變成了“招招卵頭子”，“大自然的爸爸”倒讀成為“爸爸的卵子大”。他們會讓女老師倒讀，在得手以後全體哈哈大笑。不過這批人大都沒有逃脫4050的下崗命運，直到今天，日子也不比父輩好到那裡去。木兄的某張照片拍到了一點點後弄堂，已經比當年好得多了。

58年的時候，弄堂有些不對勁了，舅公帶着一幫子人來拆所有建築上的鐵器，鐵門、鋼窗上的鐵柵欄、我家的大落地窗的鐵柵欄移門幾個大漢都扛不動，用氧氣瓶燒，好不容易拆下來。據說是拿到上鋼廠去煉鋼了，我只知道上鋼廠是在很遠的地方。

弄堂里的空地上，不知道那裡來的人也開始煉鋼，挖一個坑，砌什麼高爐，就在花園洋房旁邊生火，窮燒，後來停了，一堆亂磚不了了之。每家還要貢獻一種粉，就是將沙鍋搗碎，搗成粉末，交到舅公那裡去，說是國家煉鋼要的。

後來我長大了，才明白摸奶媽乳房的舅公是可以和響應號召的舅公融為一體的。其實，舅公所干的一切，是不拿一分錢的。

六

最近過愚園路江蘇路，熱鬧啊。熱鬧得有倉皇之感，誰都馬不停蹄。

當年的熱鬧是一陣一陣的。煉鋼的事說沒就沒了，花園洋房周圍開始建工廠，我一直不清楚柯慶施之類對花園洋房是否有着強烈的仇恨心理。工廠就蓋在花園洋房旁邊，車床對着家裡的客堂間，搪瓷廠的煙囪在你家的頭上天天撒着煤粉。這不是一幅漫畫，也不是大楊浦某個地方，這是60年代愚園路上海西區最最上流社會的社區發生的事情。

285弄弄口正對着安定坊，安定坊弄口一邊是大翻譯家傅雷的家，一邊是基督教惠慕堂，車床搬進去，教堂里行車吊車戳天戳地。我的同學就是牧師的兒子，（牧師離特務還差一點點）我覺得他一直很自卑，從來沒有開心過。

當時傅雷家和惠慕堂之間還有一間很小的理發店，我班上一個女生，頭髮黃黃，有點營養不良的顧麗娟就住在裡面。有一天顧麗娟被派出所叫去，回來以後所有女生都用非常異樣的眼睛看她，有些暗暗的在傳話。原來顧麗娟投靠的是他的親戚，那個剃頭匠動起了還沒有發育的小姑娘的腦筋，而且弄得蠻“結棍”的。派出所讓小姑娘去指認，結果那個剃頭匠判了刑。顧麗娟沒有多久就轉學了。

七

60年代初期，285弄面目已經一天世界，鐵柵欄拆光了。破汽車放在弄堂里，機油流得一地，弄堂露天露地變成汽修廠，安定坊也堆滿電動機。洋房的汽車間沒有汽車了，辦起了生產組，老阿姨在裡麵糊紙盒。馬路上拉勞動車的“大潑勢”女人到花園洋房弄堂來找小便的地方，就往綠化後面一蹲。臨近省份的飢民開始來弄堂要飯。後來糧食供應出現問題，副食品也出問題了，家家在花園裡種菜養雞。以前的太太們見面，總是談談麻將台上的手氣，現在開口問：“拿屋裡的雞出蛋了伐？”報紙上開始宣傳山芋的營養，大米不能全額供應，要部分換成山芋。弄堂開始堆山芋，一麻袋一麻袋，班級里的“貓狗”“小寶”去偷，用鉛筆刀削皮，大口大口地嚼，很自得。成年後，這兩人成為職業三隻手，先後判刑。

我一直以為，某些人對花園洋房和南京路是極端對立的。當年有一張非常出名的照片，反覆刊載，一隊軍人推着一長串糞車從國際飯店門口走過，意欲何為？當然大有深意。這絕不是本雅明對攝影的論斷所可以解釋的：“從消逝的東西中看到一種新的美。”糞車和現代商業文明，和曾經是燈紅酒綠的地方“衝撞”，暗示對“人慾”的最後的一次盪滌，就要山雨欲來。

表面上，傅家的花園裡，月季花芬芳吐艷，這是傅雷煮字生涯里最最熱衷的事情。其實傅雷的家已經風雨飄搖，傅聰乘出國鋼琴比賽，“逃脫了”，這是弄堂里經常被議論的事情。

傅雷是1966年9月3日和太太朱馥梅一道自殺的，那天正好是我的生日，所以總是沒有忘記。

江蘇路285弄口在造新的地鐵，傅雷的房子就在對面，再拆的話就要輪到它了，今天它還在。

以前，我有一個同事，女的，叫秦向明，就住在傅雷的房子裡，她家裡是軍人。WG中，掃地出門的人家房子空關，部隊的家屬住進去，傅家類似。我乘機進去看看，廚房5-6家人家在用，有點亂，也看得出以前傅家是體面的，留下的料理台、煤氣灶老式的，很硬扎。每間房間的門都高暢，很高很厚的深色門套。樓梯沿牆壁上去，扶手是大料硬木，有護壁板。

就是這個樓梯，1966年9月3日早晨，保姆周菊娣走上踏步去給三樓先生的臥室搞衛生，推開門，周菊娣呆住了，傅雷躺在床上，已經沒有任何氣息，朱梅馥用白被單將自己吊在鋼窗的橫槓上。消息傳出去，戶籍警察左安民趕來，發現書台上有一個包裹，折起的地方用火漆封固，非常鄭重其事，上面還附有一張紙，寫着“此包由朱人秀會同法院開拆。傅、朱”，朱人秀是朱梅馥的哥哥。經過請示，包裹被打開，裡面有幾個裝着錢、物的信封，以及一封書寫清晰的遺書，這封遺書在一些地方發表過，但不顯著，相比《傅雷家書》，影響小得多。除了表示自己並不反黨，自己多餘以外，還譴責自己教育出一個叛徒。（指傅聰出國未歸，最多像王治郅吧）

有兩點是提到保姆的：舊掛表一隻，舊小女表一隻贈保姆周菊娣。 600元存單一張給周菊娣，作過渡時期生活費。她是勞動人民，一生孤苦，我們不願她無故受累。

一個小信封裝有現鈔53.50元，傅雷寫明：作為我們的火葬費。

那天我正好15歲，我要我母親回憶那天我是怎麼過的，她實在想不起來。

9月2日，他們夫婦臨走的那天，朱梅馥對阿姨說：“菊娣，衣物箱櫃都被查封了，我沒有替換的衣服，麻煩你到老周（煦良）家給我借身干淨的來。”她不要讓自己死得太難看。

據法醫分析，朱梅馥比傅雷晚走兩小時，她看先生服毒後，慢慢剪開被單，打好結，用棉花胎墊好方凳，怕一腳登開時弄出動靜，就走了。

他們之前的遭遇，與許多人大致相同，批、斗、侮辱、抄家，花園裡的月季花被連根拔掉。

57年的時候，傅雷已經吃過一次“生活”。他表示，小兒子傅敏還小，否則老早走人了。

傅雷是泰斗，是應該像菩薩一樣供起來的呀！

我看《約翰.克里斯多夫》的時候經常渾身發抖，我對於他筆下的“真勇主義”既愛又怕，他糾正了弄堂對過一個從未謀面的少年對人生的看法，包括成長、友誼、異性、死亡。

八

我本來想再寫寫弄堂里一些沒勁的人，關於誰將4000美金藏在壁爐煙道里，後來又給自己人揭發出來的事情，誰在小菜場偷豬頭肉，被人掛着豬頭示眾的經歷。這些都沒有說服我將思路從一件事情上移開：搞傅雷，名單是誰擬的，是誰沖在前面，誰押（躲）了後頭的。大規模的抄家、批鬥肯定是有人組織的，否則連最起碼的交通工具也沒有。

我突然想到一個人——戴厚英。我在此聲明，我沒有說戴厚英迫害了誰，她從安徽農村到上海，是作為小鋼炮培養的，從反右開始，就對作協的資產階級反動權威開炮。她肯定看到寫烏七八糟的書的人住在洋房裡，這和她老家的場景有着極為強烈的反差。差異可以激起有力的聯想和沖動，當聯想和沖動被賦予正義感的時候，什麼都會發生。我是可憐戴厚英的，我對戴厚英的可憐超過一切作家，超過傅雷。戴厚英在WG成為聞捷專案組組長，她居然愛上了這個“敵人”，

1971年初，聞捷開煤氣自殺，戴厚英突然轉變，她變成了弄堂里的人。1996年8月25日，戴厚英在上海弄堂寓所被年輕的鄉親所殺，她的頭顱與身體被利刃分離。她的侄女也一同被害。我相信那個鄉下來的年輕人看到了弄堂的生活，看到了戴厚英有着遠遠多於他想象的財富（也許只有一點而已），他動了殺機。

九

1964年的春天，我到傅家房子後面一個討人喜歡的女同學家裡“開小組”（按照老師的編排，幾個人一起做作業），那個時候的284弄（安定坊）真安靜啊，小洋房之間的樹密不透風，微雨，綠得透出油來，忽然飄來植物的氣息，介於香與不香之間。塗過柏油的籬笆被開滿白花的枝蔓壓彎了竹梢，整條弄堂，寂靜無人。但是誰知道，就在白花的後面，傅雷在喘息，兩年後便自我了斷。

近年來，我在歐洲的許多地方看到這樣同類的弄堂，我似乎回到了早年的江蘇路愚園路。現在，偶爾駕車經過舊地，我真不敢回望已經魂飛魄散的老屋。只有匆匆逃竄。

愚園路往西一點點，1088弄103號，我想講講顧聖嬰，當時，她的名氣遠遠大於現今的李雲迪、郎朗。她也是自我了斷，死的日期是1967年2月1日。

下文絕不重複關於批鬥、耳光、開煤氣的事情，也不講她父親顧高地羈押於青海，這些網上都可以查到。

我只講自己和顧高地偶爾的一次見面，只講和俄羅斯老太太克拉夫琴科的一次見面，以及我弟弟看到的最後的顧聖嬰。

傅家和顧家深交，傅雷還為顧聖嬰介紹過鋼琴老師，傅雷夫婦的死肯定給顧家三人的死做了榜樣和暗示。

1967年1月31日，我的一個小朋友陸小燕因為追逐打鬧，突然捂着腿高叫：“痛煞了！”旁邊的小朋友說她“裝腔”，小燕的叫越來越厲害，送到愚園路749弄的原區中心醫院，才知道骨折了。打石膏、校正等事折騰到半夜，我弟弟和阿尼頭（現定居紐約）兩個十來歲的少年陪着。

凌晨三點左右，救護車呼嘯而來，抬下來三付擔架，髒兮兮的帆布擔架，就放在急診室的地上，那時的中心醫院急診室就是老洋房的客廳，天冷了，放一個燒煤的鑄鐵爐子取暖，鐵皮煙道在天花板下繞半圈。擔架上兩女一男，已經氣息全無。阿尼頭從小就練小提琴，因為老師是交響樂團的，所以知道音樂界的許多事情，阿尼頭那年16歲，他認出了顧聖嬰就睡在擔架上。旁邊的大人也在議論：顧聖嬰，顧聖嬰。弟弟回憶起來，顧聖嬰面孔雪雪白，頭髮蹋了地上。片刻，醫生寫好死亡鑒定，三付擔架就由護工推到太平間去了。這就是顧聖嬰在公眾面前的最後一次露面。接下來的事情，報道里回憶，三具屍體匆匆就燒了，連骨灰都沒有留下來。三個人是媽媽秦慎儀、弟弟顧握奇和顧聖嬰。

我掂量過自己，我對顧聖嬰的關注和現在粉絲對郎朗李雲迪的關注沒有本質的區別。

1989暮秋，我見到年邁的顧高地。他已經八十高齡，他活下來，是因為他一直因潘漢年案在服刑，因前難躲過後難。孤老頭子已經沒有親人。和我一起去見老人的還有同事王美女（現定居巴黎），我們是通過一個叫蔡蓉曾的女子，找到顧高地的。

愚園路的房子早就變成七十二家房客，顧高地落實政策後，被聘為市政府參事，雖是閒職，他有這個資格。他年輕時候是19路軍蔡廷鍇的參謀，一度蔣介石也器重他，他與潘漢年等過從甚密。顧高地移居在離愚園路不遠的興國路41弄2號303室，與興國賓館相對。這是在老洋房之間的空地上建的工房式多層火柴盒，與興國路的風格有點不合。

推門進入的時候，我就聞到一股強烈的貓尿味，我怕美女同事做出掩鼻狀，刺激老人家，還好，什麼事都沒有發生。屋子裡養了一群貓，顧高地手裡還抱着一個。他好高的個子，很瘦，屬於小頭一類，灰色中式棉襖，更顯老人皮膚蒼白。顧高地目光柔和，話語清晰，帶無錫口音的上海話。事先和美女商量好不講任何痛苦的話題，我們權當陪老人說說話。那天陽光很好，客廳的水泥地上白白的耀眼，房子等於沒有裝修，但很整潔。一架舊鋼琴，老人說是女兒用過的，還有一些舊琴譜，也是歸還來的九牛一毛，連同顧聖嬰的幾張照片，放在玻璃櫃子裡。最有價值的是一具石膏手模，裂了，是肖邦臨死時翻制下來的，波蘭政府拷貝，獎勵給顧聖嬰的。

我們談下來，知道老人在政府里領一份薪水，看病都沒有問題，那位蔡蓉曾女士是熱心人，無償幫助老人，關心飲食起居。老人的願望是在此設置顧聖嬰紀念室，保存聖嬰所遺全部文物。我想，這里實在是太簡陋了一點，顧聖嬰留下的東西也非常有限。我們陪老人坐了許久，臨走他送我們顧聖嬰的盒帶一套，兩盒，收錄女兒演奏的肖邦、李斯特作品若干。

走出顧老住地，美女問我：“數過他家裡幾隻貓了嗎？”

我說沒注意。美女瞪大眼睛說“三隻！”我頓時大駭。

1990年10月，我收到訃告，顧高地去世，原因是肺癌.

我為什麼要寫這些不愉快的事情呢，讓人產生愚園路上冤魂多的感覺。我想有些事情確實是非常偶然的，也許在中國、在上海、在一條街上、在一個時間段里，一下子死掉一批人，不是天災，不是瘟疫，不是異族入侵，而且都是橫死，太偶然了。

這裡面，有些人，真是國寶級的，我們不可能像造汽車一樣把他們造出來，他們幾乎是上帝故意安排在我們中間的，人的典範。而因為我們暴戾、我們粗鄙、我們輕信、我們妄執一念，以為真理，他們就這樣，帶着極大的冤屈，帶着奇恥大辱，帶着絕望和決絕，離我們而去。我寫的這些人，算是知名人物，另有一些人，很平常，也在這個時間段里，匆忙結束自己的生命，沒有任何可見文字的記錄。愚園路608弄有我的朋友，出色的牙醫世家的一員，他親眼看到對面陽台上老太婆跳下去，那一年，他十歲。說起老太婆着地的聲音：“潑”，就像砂鍋落在水泥地上發出的響聲。這個“潑”一直印在他的腦子裡，也印在我的腦子裡，無法剔除。

十

我真的不想議論，我喜歡細節的再現和表達。

我和兒子說起過去的遭遇。希望他對於絕對權力、絕對一致、絕對純粹能夠有所警惕。他反感的不是故事，而是我的敘述，“又要講這些沒勁的事情了。”

顧聖嬰的故事基本說完了，我弟弟回憶1967年2月1日凌晨所見，還說起，那個男的抬進來的時候，右手不合常理地前伸，很觸目。天很冷，沒多久，人就呈僵硬狀態，那年，顧聖嬰29歲。

1990年，一個非常偶然的機會，我見到了俄羅斯老太太克拉夫琴科，她是顧聖嬰、劉詩昆的老師，50年代，兩個學生就住在老太太的家裡，學琴練琴。我到汾陽路音樂學院的專家樓里找她，那時專家樓就是校園北面的一棟舊洋房，穿過自行車棚，在一片缺少打理的植物後面，找到入口。中蘇專家恢復往來，學院將這位與中國鋼琴教育關係密切的老太太請來。她和畫報上典型的俄羅斯老太太沒有區別，矮，微胖，滿頭銀髮，大花圍巾披肩，和藹可親，談話很愉快，她喜歡中國學琴的小孩子，專程來輔導。最後，說到顧聖嬰，老太太落眼淚，進而哭得十分傷心，她拿出一本相冊，很多顧聖嬰和她在一起的照片，有些在鋼琴旁，有些在花園裡，還有在演出場合，有不少和劉詩昆一起的三人照。顧聖嬰的死訊，她是在WG結束，中蘇重修舊好後才知道的，她說她失去了女兒。她難以想象輕盈瘦弱的顧聖嬰年紀輕輕的走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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