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兩國元首在中國春節除夕的重要通話為兩國關係指明了大方向，安克雷奇對話開啟了疫情背景下兩國高層面對面互動……但我們也注意到，美國新政府把中國定位為‘最嚴峻的競爭者’，美方仍在涉台、涉疆、涉港等問題上粗暴干涉中國內政。坦率地講，美國的對華政策還沒有走出上屆政府的陰影，還沒有走出對華認知的誤區，還沒有找到與中國打交道的正確路徑。”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4月23日晚在北京同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視頻交流中說。

　　時下，美國拜登政府上任已逾百日，相關戰略和舉措漸趨明朗。如王毅所言，美方以“競爭、合作、對抗”三分法來定義中美關係，沒有分清中美關係的主流和支流，缺乏努力的方向和目標。

4月28日，美國總統拜登（中）在國會發表演講

　　下一步，美國對華外交呈何態勢？中美關係該如何趨利避害？就此問題，《環球》雜誌記者採訪了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教授劉永濤、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美國研究所副研究員崔磊、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副研究員王瑋、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所副研究員李崢等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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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球》雜誌：美國對華外交總體如何？現階段和以往相比有哪些特點？

　　劉永濤：目前美國政府對華外交已呈現出一種競爭、合作、對抗乃至部分遏制的三重組合形態。未來一個時期，全面戰略競爭趨向於成為美國對華關係的主流。與以往相比，拜登政府在對華外交上表現出三個相互關聯的特點：更強調以外交方式處理中美雙邊關係；更注重尋求聯合所謂“民主”盟友而非獨自抗衡中國；一些行動在本質上帶有冷戰色彩。

　　崔磊：與幾位前任相比，拜登對華政策有破有立。

　　一是更重視中國。與特朗普政府類似，拜登政府將中國看作一個真正的對手。不同之處在於，特朗普將中俄並立為競爭對手，而拜登區別對待中俄，認為中國是唯一有能力對其眼中的國際秩序構成“全方位挑戰”的競爭對手。

　　二是將競爭與合作區別對待。美國前總統小布什曾試圖把中國定義成“戰略競爭對手”，但受多重因素影響淡化了對華競爭，試圖也拉攏中國、開展合作。拜登則試圖做到競爭、合作兩不誤。

　　三是更加重視價值觀。在中美關係中，價值觀一直是美國作為與中國接觸、試圖“馴化”中國的軟實力工具，但並未作為一種競爭手段來使用。拜登政府強調價值觀，其實是在自忖硬實力不濟的情況下，試圖以西方價值觀之名義，鼓動政治體制相似的國家構建對華統一戰線。

　　王瑋：美國對華外交是靈活多變的，但終歸都是建立在維護美國自身利益基礎上，因此也不能根據當下中美關係現狀就斷定兩國關係會一直惡化下去。對華採取遏制與對抗的政策，還是接觸與合作的政策，取決於哪種對美國有利。

　　當前美國聯邦政府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已接近140%，遠超二戰時期創下的歷史最高值。財政赤字才是美國面臨的最大威脅。未來一段時間，美國對華外交會呈現心有餘而力不足的狀態，但美國不會就此放鬆壓制，反而會加大力度開打輿論戰，對中國軟約束和軟制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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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球》雜誌：當前美國官方發布的對華舉措的主要文件中，透露出哪些重要變化？

　　劉永濤：美國對外政策制定權分別在總統和國會手裡。由此，美官方涉華文件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總統簽署的一系列涉華行政命令、公告或備忘錄及國家安全指令，它們是直接且重要的行政文件；二是兩院通過並經總統簽署成為法律的直接涉華法案，構成對華政策法律文本。

　　在對華政策上，國會和白宮之間有差別，它們是否能形成一致的對華政策，還需看雙方的協商結果。在國會山，“擊敗中國”成為兩黨共識。眼下兩黨議員正馬不停蹄地聯手起草和推出一系列重大立法措施，旨在對華展開全面競爭、抗衡中國在國際上的影響力。這些立法行動旨在對白宮的對華政策制定構成壓力和掣肘。

4月4日，反對“亞裔仇恨”的遊行隊伍走過美國紐約的布魯克林大橋

　　在白宮，本屆政府已要求對現存對華政策開展全面評估。當前比較明確的是，為了使民主黨贏得中期選舉和阻止特朗普重返白宮，拜登政府將表現出更強硬的對華立場和態度。

　　崔磊：美國涉及對華政策的主要文件有三大類，一類是《國家安全戰略》《國防戰略》《軍事戰略》以及各軍種發布的戰略等；一類是地區戰略，如2018年制定、2021年提前解密的《印太戰略框架》；還有一類是完全以中國為對象的，如美國防部《中國軍事與安全態勢發展報告》，國會“經濟與安全評估委員會”與“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的年度報告及專題報告等。

　　李崢：特別受到關注的相關文件，包括拜登政府的中期國家安全指南、拜登本人和國務卿布林肯的涉華演講等。下一步，拜登政府將在對特朗普政府對華政策評估基礎上重新設計策略，尤其是科技、經貿、人文等以往對抗較為激烈的領域。

　　王瑋：拜登政府3月公布的《過渡時期國家安全戰略指南》15次提及中國。與特朗普政府相比，拜登政府的政策文件相對溫和，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提及中國但不只是針對中國；二是在堅持競爭的同時，也強調合作的必要性；三是把“重建美國社會”作為施政重點，少了一些“歸罪於外”的政治操作。這給接下來中美找到雙方利益匯聚點、在一些領域進行必要且有意義的合作留下了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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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球》雜誌：在對華方面，如何看待美國領導下聯盟體系的新變化？

　　王瑋：美國現在的聯盟體系是在二戰後發展形成的，它本身是對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國際權威體系的破壞。二戰後初期，美國國內反共思潮盛行，麥卡錫主義綁架了美國決策者。於是，美國在反蘇反共的政治基礎上，建立了各種封閉的軍事互助同盟。在整個冷戰時期，這些軍事集團的主要任務就是應對所謂“共產主義威脅”。冷戰結束後，這些軍事集團變成了美國意圖改造社會主義國家的媒介。

　　當然，僅靠這個議題，並不足以說服其他國家維持這個龐大的聯盟體系，並為此承擔巨額開支。正因如此，美國大力渲染俄羅斯、中國及其他威脅，以此為由繼續對其盟友和夥伴發號施令。不過，美國的盟友和夥伴並不一致，一種是堅決追隨美國為表忠心而反華，另一種是迫於美國壓力不得不表態。對這些性質不同的美國“夥伴”，我們要區別對待。

　　崔磊：在特朗普時期，美國雖然與盟友關係產生裂隙，但仍試圖說服盟友聯合反華，比如，以威脅國家安全為由，要求盟國在5G和信息技術網絡建設中排除中國供應商。如果說服未果，則採取脅迫手段。拜登政府利用盟國手段有所不同，策略上更強調與盟友的共同價值觀，更多訴諸多邊主義。其針對中國，聯合盟友主要聚焦供應鏈和人權，且已有一些動作。

　　李崢：當前美方主要策略包括升級美日印澳“四邊機制”，以及在該機制下開展“2+2”對話等。

　　劉永濤：眼下美國主要着手在歐洲及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區組建“反華聯盟”，並採取了不同的動員手段。在歐洲，美國主要利用西方意識形態及價值觀，通過無端指責中國人權狀況，離間中歐之間的正常關係，形成所謂“民主聯盟”以對抗中國。在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區，則更多利用安全承諾、重組行業生產鏈、供應鏈及分配鏈的方式，形成所謂“利益聯盟”以對抗中國。

美國“考彭斯”號巡洋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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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球》雜誌：未來影響美國對華外交政策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劉永濤：首先要觀察美國國內的變化。一方面，一些對華政策需要得到美國內民眾的支持和認可，否則它將難以維持和實施下去；另一方面，美國內政治選舉一定程度上影響着對華關係的政治及社會氛圍，加上兩黨外交哲學相去甚遠，這些都使得美國對華政策缺乏相對穩定性和連貫性。

　　還有就是是否會突發重大國際事件。類似於“9·11”事件、美國次貸危機等所造成的複雜後果，足以使美國決策者重新思考和定義中美關係。

　　崔磊：美國對華政策的轉向是在中美實力差距不斷縮小的基礎上做出的。只要這一趨勢沒變，中美之間結構性的矛盾就很難消弭，中美競爭將成為美國對華外交主軸。

　　此外，中美在公共衛生、氣候變化、核不擴散等全球治理問題上存在共同利益，有巨大合作潛力，但不排除雙方合作受挫，導致關係惡化的可能。以新冠肺炎疫情為例，這本是兩國開展公共衛生合作的契機，但美方領導人無端指責中方“散播病毒”“信息不透明”，使雙邊關係不進反退。美方在台灣、南海等問題上製造事端，給中美關係火上澆油。

　　王瑋：另外要指出，美國對華外交還受到美國社會精英和普通大眾兩個群體不同對華認知的影響。糟糕的是，目前在美國，無論是精英階層還是普通大眾，對中國的認知都已受到極端派的極大蠱惑。如果美國內對華認知持續惡化，甚至演變為民族仇恨式的敵對思維，那麼中美之間難免就會出現對立、對抗乃至對峙。美國應極力避免其國內政治主張變成民族主義訴求，防止再出現特朗普政府時期的“甩鍋”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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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球》雜誌：中美關係該如何趨利避害？在官方和民間外交這兩個層面，應分別注意哪些問題？

　　王瑋：趨利避害可以說是任何理性行為體的自然選擇。中美兩國都會根據國家利益的需要處理兩國關係。過去一段時間，中美關係嚴重惡化，就是因為美方認為對抗中國符合美國利益，能夠促進放大美國利益。但事實證明，中美關係合則兩利，斗則俱傷，美國沒有從對抗中獲得預期的好處。

　　回顧更長時段的中美交往史，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所言，“中美有過對抗的年代，中國都挺過來了。事實證明，對抗對美國沒有好處。”習近平主席則說，“我們有一千條理由把中美關係搞好，沒有一條理由把中美關係搞壞。”這個判斷擲地有聲。

　　當前的緊迫任務是，中美雙方應避免相互拱火，還外交活動一個清淨的環境。無論官方還是民間，都應積極採取措施對兩國關係進行輿論降溫。

　　今年適逢中美“乒乓外交”50周年，中美要繼續一起“打乒乓”。對兩國而言，“乒乓外交”的精神在於敢於“破冰”，敢於突破緊張政治氛圍對兩國人員交往的不必要限制。在當前背景下推動新的“乒乓外交”，就是要切實鼓勵民間交往，通過公共外交緩和政治緊張氣氛。這需要雙方都認識到兩國關係持續緊張的嚴重危害。

4月10日，中美選手參加乒乓球友誼賽

　　劉永濤：在官方層面，首先，認識到貿易和投資對雙方都有利。經貿“脫鈎”是愚蠢和危險的，美方應放棄上屆政府破壞性和代價高昂的做法。

　　第二，保持對話和溝通。雙方在貿易慣例、投資監管和經濟政策以及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保持對話，要談判不要對抗。中美在人權領域固然分歧很大，也仍然可以開誠布公地溝通和交流。

　　第三，保障機制上溝通順暢，確保軍事動作的克制和謹慎，避免雙方誤判及軍事危險行動或軍事對峙發生。

　　在民間層面，在疫情得到基本控制的前提下，宜早日重啟正常的兩國人文交流項目。民間交往有助於兩國人民增進彼此了解，也能為處理雙邊關係中的棘手難題開啟具有建設性的社會溝通渠道。

　　崔磊：布林肯發布美國《過渡時期國家安全戰略指南》時表示，中美應在“該競爭時競爭，可以合作時合作，如有對抗必要則對抗”。相應地，在中美交往中，涉及中方核心利益、立場該據理力爭就要據理力爭，不給美方發出錯誤信號，認為中方可以妥協；在一些可以推進兩國合作的領域，也要抓住時機。

　　在人文交流這個領域，不能因噎廢食。不能因為美國國內出現反華逆流而關上對美交往的大門，為民間交往主動提供便利，破障而非設障。

　　最後，要接受現實，與美開展良性競爭。拜登在競選期間和上任後多次強調，中國在基礎設施建設、科技研發投資等領域已經超過美國，美國需要迎頭趕上，意味着美國也願意開展良性競爭。關鍵就是如何對中美競爭加以管控，防止失控，滑入惡性競爭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