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學淵 "評《朱嘉明：中國為什麼沒有索爾仁尼琴？》" 2008-08-19 09:35:57 [點擊:37]

學淵評：聞人朱嘉明先生的文章引起了很多讀者的注意，我同意他的
許多觀點。但也不能同意他的一些認識。要問‘中國為什麼沒有索爾
仁尼琴？’大家無妨首先問自己‘我為什麼不是索爾仁尼琴？’如果
每一個人都公開幾條原諒自己的理由，那麼中華民族的機會主義特徵
也就統統表露無遺了。

文章批評了著名的‘第二種忠誠’，但是他又說：‘中國知識分子缺
少足夠的覺悟和勇氣捍衛普世價值，是一個非常值得重視的歷史現
象。因為很多普世價值本身就是中國傳統的組成部分，本身就是“國
粹”的一部分。講民族主義，講愛國主義，也應該承認普世價值。’
就完全是一個錯誤。

事實上，中國傳統文化‘人本’、‘民本’，根本就不是具有普世價
值的‘科學人道主義’；而所謂‘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的實質
則是‘國本主義’、‘皇本主義’，或曰‘皇權高於人權’的‘專制
主義’，這就是中國 ‘國粹’，也就是中國布爾什維克能維繫‘集體
利益高於個人利益’的‘黨本主義’文化背景。

朱嘉明說‘講民族主義，講愛國主義，也應該承認普世價值’，實際
上是乞求‘黨本’蔭蔽下的‘人本’，即貶了值的‘人本’，當然也
就是對‘黨本主義’的‘第二種忠誠’，或是朱嘉明自己不能是索爾
仁尼琴的根本原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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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嘉明：中國為什麼沒有索爾仁尼琴？

很多人的真正價值，是在死後蓋棺定論時才得以承認；更有的人死後
很久，不能蓋棺定論，不能得以承認。但是，也有的人，在生前其價
值就已經被世人所肯定。剛剛去世的索爾仁尼琴就是這樣一位。

在相當多人的印象中，索爾仁尼琴似乎僅僅是俄國一位持不同政見的
文學家，是一位過時的非主流的知識分子。恰恰相反，索爾仁尼琴從
來代表的是一種俄羅斯的主流人文精神，是超前的，而絕非落伍的歷
史意志，是俄羅斯的進步趨勢。索爾仁尼琴所否定和反對的列寧、斯
大林和布爾什維克，以及前蘇聯的經濟和政治制度，特別是支撐這種
制度的“意識形態”，才是俄羅斯歷史發展過程中的一段支流。

說索爾仁尼琴是俄羅斯的“良心”是不夠的，索爾仁尼琴是一座橋梁，
把一度幾乎被泯滅的俄羅斯傳統人文精神和被十月革命中斷的俄國曆
史連結起來。沒有索爾仁尼琴所代表的這種精神，俄羅斯從上個世紀
九十年代之後的歷史性回歸，再生，重建和復興是不可能的。

作為個體，索爾仁尼琴實在是了不起。因為，索爾仁尼琴不是不自覺
地，被動地，而是自覺和主動地挑戰他所生活其中的極權統治。古拉
格群島，絕非是前蘇聯斯大林時代獨有的情況，一切經歷過斯大林體
制的極權國家，都有這樣或那樣的古拉格群島。中國，在毛澤東時期，
留下了多少這樣或那樣的古拉格群島式的悲劇，然而，卻沒有產生中
國的索爾仁尼琴，沒有人像他那樣，於黑暗中寫出《古拉格群島》，
揭露斯大林時代那令人髮指的黑暗。如果說，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
路》，最早預見到了這種極權制度，必然導致奴役人性的歷史邏輯；
如果說，《一九八四》以卡通的方式全面地描述了極權制度的各種特
征；那麼《古拉格群島》，則提供了一幅有血有肉有生有死有悲傷有
眼淚的歷史真實畫面。這是對斯大林的極權時代強有力的控訴，是對
極權制度的“柏林牆”的第一次衝擊。索爾仁尼琴用他的良心和良知
撼動在當時根本無法撼動的極權制度。

由於索爾仁尼琴，俄羅斯人民像法蘭西人民憎恨巴士底獄，德國人民
憎恨拉斯維辛集中營那樣憎恨古拉格群島，認為它是斯大林時代的象
征。

從一個比較寬廣的歷史角度看，索爾仁尼琴現象在俄國不是一個孤立
的現象。薩哈洛夫，赫魯曉夫和索爾仁尼琴有着相同的精神資源，那
就是曾經體現在普希金、托爾斯泰、妥斯陀也夫斯基，車爾尼雪夫斯
基作品中的那種對人類的憐憫心、同情心，對人的自由和價值的崇尚，
簡言之，根深蒂固的人道主義。歷史是需要積累和沉積的。正是因為
有了索爾仁尼琴、薩哈洛夫、赫魯曉夫，後來才可能產生戈爾巴喬夫，
也因為戈爾巴喬夫順應歷史潮流，才為葉列欽和普京提供了歷史機會。

是的，前蘇聯解體了，紅旗不再飄揚在克林姆林宮上空，但是經過葉
列欽和普京時代，俄國毫無疑義已經走向全面復興。在中國，那些思
想僵化的人，曾經誇大和妖魔化蘇聯解體後的暫時困難，簡單地否定
“休克療法”，並以此恫嚇和壓制中國共產黨內和社會要求政治改革
的聲音，似乎俄國已經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歷史證明他們錯了。在
過去二十年間，不論俄國發生了多少經濟的、社會的、政治的困難和
危機，俄羅斯的主流不是復辟到列寧和斯大林時代，而是咬緊牙關，
繼續選擇今天的道路。因為，這是一個把人的自由、人的價值看作永
遠比麵包更重要的民族。

肯定索爾仁尼琴，不得不肯定赫魯曉夫的歷史地位。赫魯曉夫做所謂
關於斯大林的“秘密報告”需要巨大的勇氣。沒有赫魯曉夫對斯大林，
特別是將斯大林大清洗的真相的全面和徹底地揭露，沒有那個“解凍”
時期，前蘇聯的解體不知道要延遲多久？在中國，赫魯曉夫被毛澤東
認為是修正主義的代表人物，他所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防
止像赫魯曉夫一樣的人篡奪黨和國家的領導權，劉少奇和鄧小平都曾
經被打成赫魯曉夫式的陰謀家、野心家。然而，無論是劉少奇還是鄧
小平，都不是中國的赫魯曉夫，因為他們都沒有勇氣不論在毛生前，
還是毛死後，全面真實地評價毛澤東，更沒有歷史勇氣批判毛澤東領
導他們參與建立的這個制度。

凡是經歷過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中國人，都可能記得，中國共產黨和
蘇聯共產黨關於國際共產主義的大辯論，和中國方面的“九評”。這
場辯論，其實是“文化大革命”最重要的輿論準備；是毛澤東所謂
“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重要理論資源。毛澤東死後，“文化
大革命”結束，中國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卻從來沒有對“九評”
和那場大辯論中所持的立場，甚至沒有對中國共產黨“反修”的那段
歷史進行過深入地反省。我認為，修正主義不是資本主義，是對馬克
思列寧主義，特別是列寧、斯大林代表的共產主義的第一次反思。由
於中國沒有經歷過修正主義時代，以至於，在改革時期，還斷斷續續
地呈現“反修”的色彩，至今，我們還能時時處處感到它的後遺症。
因此，被一再讚譽的中國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
沒有經歷過修正主義時代，無疑是中國改革一個致命的歷史缺陷。

人們常常認為，毛澤東比斯大林似乎好很多，因為毛澤東的“文化大
革命”，對他認為的黨內敵人，即“叛徒、特務、走資派”並沒有施
行肉體消滅。但是，人們沒有看到，斯大林所面對的反對派，不論是
托洛斯基，布哈林，還是其他人，都曾經有過和斯大林從理論到實踐
上的面對面針鋒相對的對抗，他們是有種的。而在毛時代的中國，敢
於公開頂撞毛澤東的，拒絕檢討的，除了彭德懷，似無第二人。

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初，在中國和中國之外，一些人
一度寄希望中國共產黨出現戈爾巴喬夫式的人物。其實，完全不可能。
至於葉列欽、普京這樣的人，更難產生於中國執政黨。原因很多，其
中很重要的一條是，始自一九五六年，人道主義全面滲透前蘇聯共產
黨。在中國，人道的、人性的精神，自從被毛澤東摧毀後，再沒有在
中國黨內和社會上得以生根發芽。文革結束後，不僅人道主義始終沒
有得以真正正名，反而遭到進一步的批判。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曾
經有過一場關於如何理解馬克思主義“異化”問題的討論，人道主義
問題被正式提出來，但是，在很短的時間內就遭到圍剿和打擊。周揚
集一生之經驗教訓，終於認識到了人道主義的真諦，然而卻死於對人
道主義的領悟。如果說，人道主義的精神可以被中國共產黨普遍接受，
中國現在有一股批判和反對普世價值的思潮，把人道主義、自由、平
等、博愛，都冠之以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標籤，甚至是西方敵對勢力
顛覆中國的工具。其實，普世價值的本質就是說，他是人類奉行的最
基本的價值準則，它是超民族的、超階級的，超文化的。正是由於普
世價值的存在，才維繫了人類文明的存續。中國知識分子缺少足夠的
覺悟和勇氣捍衛普世價值，是一個非常值得重視的歷史現象。因為很
多普世價值本身就是中國傳統的組成部分，本身就是“國粹”的一部
分。講民族主義，講愛國主義，也應該承認普世價值。

作為中國人，作為經過毛澤東時代，對斯大林和前蘇聯歷史有過種種
記憶的中國人，對索爾仁尼琴的死，不免會有很多感慨。為什麼中國
沒有索爾仁尼琴式的作家？為什麼中國沒有成就中國的索爾仁尼琴？

回顧新中國文學史，那些因為寫小說，寫詩歌，寫戲劇，寫電影被打
成右派、右傾分子、敵對分子的人們，少有自覺挑戰毛澤東者，他們
絕大多數的“反動”作品其實本質上都是頌揚毛澤東及其所領導的革
命的，是要表現“第二種忠誠”的。在中國，不僅沒有出現過類似
《古拉格群島》、《日瓦格醫生》、《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這樣的
作品，就連清末民初那樣的具有批判態度的政治諷刺小說也從來沒
有。“文化大革命”後，那些受過批判的作品和作家，絕大多數是被
“平反”的，他們中的不少人為得以“平反”而感恩戴德。而我們所
看到的索爾仁尼琴，從來不期望也不需要他反對的制度對他的作品和
本人的“平反”。這不是個人的尊嚴問題，是歷史的信念問題。

索爾仁尼琴生於一九一七年，按中國的老話說，“生在新社會，長在
紅旗下”，理應與十月革命有着天然的情感。索爾仁尼琴不是這樣。
他繼承了以托爾斯泰為代表的俄國知識分子的人道主義精神。凡是對
俄國文學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十九世紀以來，俄國文學的最大貢獻
還不是批判所謂的農奴制度，而是贊同人性的解放，對人的價值的肯
定，對人的熱愛。托爾斯泰是集大成者。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
島》的座標系就是人道主義。為什麼要批判極權制度，就是因為它反
人性、反人道。

在中國，不要說與共和國同齡的知識分子，即使前朝的知識分子，前
前朝的知識分子，甚至皇帝，都放棄了自身獨立價值。在毛時代，我
們看到老舍，趙樹理，鄧拓還有眾多知識分子之死，即使死，也是要
證明自己對毛澤東和黨的熱愛，證明他們並沒有想反對這個制度。他
們和索爾仁尼琴的這種本質差別，是中國知識分子真正的悲哀和悲劇
所在。

索爾仁尼琴的覺悟，他的自覺挑戰，應該成為中國知識分子反省的一
面鏡子。

索爾仁尼琴還具有深刻的歷史批判精神。他是少有的一個人：不僅敢
於否定斯大林，還敢於否定列寧，否定布爾什維克，否定十月革命。
他清楚地看到俄國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初的民主化之路被所謂十月革
命打斷，俄羅斯人民從此走向被奴役之路。索爾仁尼琴預感到，俄國
終究要回歸到十月革命前的軌道。也許在當時，他的卓識遠見並不那
麼清晰。但是，具有這樣歷史感的人，且不講二十世紀的俄國沒有幾
個人，在世界範圍也沒有幾個人。歷史證明，索爾仁尼琴對了。蘇聯
終究解體，在新的歷史層面上，蘇聯重新回歸到那個被中斷的歷史過
程。這個過程從葉列欽開始到普京，在二十年的時間裡，大體成形。

我不禁想到，中國二十世紀的歷史，從清末民初，中國已經開始向市
民社會和民主社會過渡。憲政體系雖經曲曲折折，到抗日戰爭前，已
經開始走向成熟。結束一黨專政，在抗日戰爭以後，已經成為全國共
識。然而，這個歷史趨勢，在一九四九年以後徹底被打斷，如同中國
的市場經濟、現代化進程被中斷一樣。中國不僅有一個對市場經濟回
歸的問題，也有一個早在百年前形成的現代政治制度的回歸問題。中
國經濟改革以後，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這種被深藏的歷史要求，幾經
復甦，但都沒有成功。俄國走向現代社會之路被中斷了八十餘年，而
中國勢必走向憲政民主，這是歷史的宿命，根本不能阻擋。

正是因為索爾仁尼琴的歷史洞察力，使得他是一個在歷史進程中極有
耐心和毅力的人。索爾仁尼琴是諾貝爾文學獎的獲得者，也經歷過漫
長的流亡歲月。他面臨着許多歷史的誘惑，也有很多機會運用他的影
響力。但是，他在整個海外生涯過程中，一直按照自己的方式思考和
生活。在葉列欽請他回國之後，他依然維持這樣的風格，樹立了一個
與名利場保持距離的楷模。我敢說，這種類型的知識分子在現在的中
國是少而又少。

當然，索爾仁尼琴真的幸運，他活到了九十年代，又活到了二十一世
紀，看到了大大小小的古拉格在俄國的消失，他看到了俄羅斯走向復
興之路，他看到了他所堅持的精神如何成為俄羅斯的主流價值，真的
為他高興。俄羅斯因為有了索爾仁尼琴而驕傲，也讓世界對他們刮目
相看。

生物學有一套成熟的“基因”，以及“遺傳”和“變異”的理論。社
會，經濟和政治制度也存在“基因”，“遺傳”和“變異”問題。

中國作為一個深受十月革命影響，今天在官方理論上還在接受馬克思
列寧主義，被稱之為和古巴、朝鮮繼續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國
家，但是，來自十月革命的，來自布爾什維克的遺傳基因，在中國卻
發生了巨大的變異。在一個社會中，常常是知識分子的精神氣質決定
了這個民族的精神氣質。最顯著的一點是，中國缺乏真正獨立的公共
知識分子。在科學界，中國沒有薩哈洛夫；在文學界，中國沒有像索
爾仁尼琴這樣的大師；在政治領域，中國沒有像赫魯曉夫那樣的“修
正主義”者，更沒有像葉列欽那樣來自共產黨而結束共產主義的人物。
在專制體制下，趨炎附勢者有之，苟且偷生者有之；在轉型期，受利
益趨使放棄原則者有之，被各種勢力收買專事權貴者有之。這一切就
如同在中國一九一一年共和之前，只有紈絝的八旗子弟，而俄國的貴
族子弟卻敢於成為走向絞刑架、走向西伯利亞流放之路的十二月黨人。

如今講民族精神，講愛國主義，其實，都必須建立在每一個個人的尊
嚴和信心的基礎之上。索爾仁尼琴的歷史貢獻不僅僅是一種良心和良
知的體現，堅持良心和良知。索爾仁尼琴代表的是一種民族精神，他
和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葉列欽在精神氣質上有一脈相承之處。

第一次聽到索爾仁尼琴的名字和他的《古拉格群島》，是在文化革命
中期。而真正認知和理解索爾仁尼琴，則是在我的流亡生涯開始之
後，我常常把他當作楷模之一。

我有一個多大的遺憾，一九九○年春天，有人安排我去見正生活在新
英格蘭的索爾仁尼琴，因為這樣那樣的原因沒有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