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人民文革
--為文革四十周年而作

一、兩種截然相反的記憶和意向

1、文革對共產黨有利還是不利
文化大革命發生之日至今已三十九年。經過了這麼多年的思想沉澱，按說同屬民眾階層的人們對如此重大的歷史事件在最基本的評判上應凝結出起碼的共識。然而，令我極感不可思議的是：民眾階層中的不同社會群體對文革竟有着大相徑庭乃至截然相反的意向。在表現形態上，一種意向多以文字運載。另一種意向只以口頭相傳。
見諸文字的意向是，中國再也不要發生文革了，但又擔心文革會再次發生。因為持有這一意向的人士認為文革對共產黨有利。“中共為了自己的專制統治和利益，必將……再次發動文革。”(見“誰能阻止二十一世紀的文化大革命”雜誌04年第二期)這種文字經常可以在各種報章雜誌中看到。
另一種不以文字運載，而只以口頭形式在社會底層中輾轉相傳的意向是，再來一次文革就好了。九十年代中、後期，在各地工人抗議活動中都可聽到表達這種意向的耳語。再來一次文革幹什麼？四十好幾、五十來歲的工人說：如果再來一次文革，就不是批判一下當權派那麼簡單，而是要把共產黨的那班貪官污吏徹底幹掉，要讓共產黨徹底完旦。很明顯，這種意向是基於與前一種恰恰相反的判斷：文革對共產黨不利。
2、對於文革的自發記憶與灌輸記憶
民眾階層中為什麼會對文革有着如此截然相反的判斷，並導致差別如此巨大的意向呢？追索原因，是由於對文革有着不同的記憶。稍加區分，這記憶還可分成自發記憶和灌輸記憶。經歷過文革的中國人大約只占當今中國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他們的記憶是自發記憶，其餘沒有經歷過文革者的記憶就是灌輸記憶了。現在有一個重要的問題是，自發記憶並不都全面、甚至並不都真實。細心地加以考察，可知自發記憶還會產生片面性或扭曲性。通常因某個人乃至某個社會群體的視覺、感覺、經歷都會有一定的局限性和取向性，從而使之對文革中的某些情況留有較深的印象，對另一些則較淡薄，形成片面記憶。不過片面記憶儘管不能反映事物全貌，但它所反映出的那部分與事實還是基本相符的，只是不夠全面而已。故此片面記憶還屬於自發記憶的範疇。許許多多帶有片面性的自發記憶“積分”起來，就大致可以真實地反映事物的全貌了。而扭曲記憶則大相徑庭。它常常源於記憶者某種變態心理，或者是在某種外力的脅迫或誘導下產生。扭曲記憶往往是對事實作蓄意的選擇記憶、甚至是歪曲記憶。其所反映的非但不全面，甚至還與事實不符。移花接木、張冠李戴，以至黑白混淆是非顛倒。嚴格地說，扭曲記憶並不是貨真價實的自發記憶。
3、中共製造、文人配合，催生了扭曲記憶
對文革的扭曲記憶在當今中國已占主流地位。之所以如此是由於扭曲記憶有利於中共，中共使出渾身解數來製造、催生、擴張中國社會對文革的扭曲記憶。中共對文革評判定下它所屬意的基調，並通過其豢養的御用文人製作文字標本，向其它文人作示範。中共利用其掌握的文字放行權，只允許對它有利的文革記憶刊於報章、載於著述。這不但是一種只為中共所認可的、需要的記憶才能以文字記載下來選擇記憶，而且在選擇中還會蓄意地對事實予以切削改制。中共以其政權力量製造了篩孔特別的篩子，並操作篩子篩選其屬意的產品。
扭曲記憶的興盛固然與中共的主導關係極大，但文人們的配合作用亦不可忽視。甚至可以說，若只有中共的主導而無文人的配合，扭曲記憶不可能橫行於世。當然這種配合亦可分成自覺配合與不自覺配合。
純粹的御用文人食中共之佳餚、住中共之美宅，其媚上的行為取向自不待言。而似較有獨立身份的知識者在中國的大環境中，大多其實亦不能完全擺脫受僱於中共的狀態，或受制於中共的處境。其所言所論難以置中共之好惡於不顧。何況不符合中共胃口的文字難以付梓。有時為刊出計便甘削足適履了。還有一個無可迴避的事實是，老一代的文人在文革後得到中共的特別優待。感激涕零之餘，他們往往主動按照中共的明示或暗示去“記述”文革，去詈罵中共想要咒罵的人，而不管這些挨罵者是否應該遭到那樣的謾罵。由中共自己來進行謾罵未必能取得其所需要的社會效果，而由有社會聲望的文人來操辦則成效斐然。當扭曲記憶已成泓然大勢之時，它就可於無形中操縱社會的集體思維。不但未經歷文革的人們接受的是以扭曲記憶為藍本的灌輸記憶，即使是經歷過文革的人們在扭曲記憶的汪洋大海中，久而久之亦都迷失了自己的原有正確記憶而去附和聲勢浩大的扭曲記憶。這種情況在海內外民主文人中都有清晰的表現。其最鮮明的表現是，一提起文革就不加分析地、情緒化地大罵文革浩劫。仿佛文革中除了浩劫就沒有其它。
考察中國社會的現實可知，片面記憶大多存在於底層民眾之中，以口頭相傳，其傳播的廣度和縱深都很有限。而扭曲記憶多載於報刊書籍，故其傳播的廣度和縱深都無遠弗屆。當今占全人口百分之七十五沒有經歷過文革的人們對文革所知來源於報刊書籍。而這上面所載的幾乎都為扭曲記憶。他們被灌輸的這些扭曲記憶在灌輸過程中還會有偏離加大效應，使之愈來愈遠離實情。那些沒有經歷過文革的人們浸泡在這種灌輸記憶之中，後果十分堪慮。按這種趨勢發展下去，當有一天中國社會全由沒有經歷過文革的人所組成，底層民眾中的口頭記憶逐漸飄散湮沒之時，一段文革史就面目全非了。
“誰能阻止二十一世紀的文化大革命”一文的作者據說是一位大陸青年。既是青年，當在文革後才出生，那麼他對文革的了解無疑是來源於那種扭曲的灌輸記憶。由此，他得出了文革有利於中共，中共必將再次發動文革的荒謬結論。
4、扭曲記憶的賣點在於對造反派進行栽贓
在中共主導和某些文人配合下得以充斥社會的文革扭曲記憶集中表現為文革浩劫論。其核心觀點是：浩劫是文革造反派製造的。遭受浩劫的是中華文化；是知識分子；是黨的好幹部。
共產黨自暴力取得政權以來，它一直在糟蹋中華文化，在整治知識分子。這一次情況截然相反了。中共把自己與中華文化、知識分子綁在一起，都以受難者的身份出現。既然大家都在文革中遭受劫難，那麼就該冰釋前嫌、惺惺相惜，一起去憎恨施行浩劫者的文革造反派。共產黨心目中的造反派主要是些什麼人？是底層民眾，又以體力工薪者為主體。
文革中是否存在對中華文化的摧殘，和對知識分子的迫害。回答是肯定的。對中華文化的摧殘--即所謂“破四舊”--主要發生在1966年7月的文革最初期。這是一部分大、中學生，尤其是中學生的胡鬧，理應予以責備，但卻與文革時期的群眾造反運動毫不相干。因群眾造反運動至1966年11月才發生。1966年7月之時，它還來不及在場，沒有“作案”時間。對高級知識分子、文藝界名人的虐待主要發生在1966年8月至9月。施虐者主要是由中共高乾子弟所組成的貴族紅衛兵(即所謂老紅衛兵)。造反派同樣來不及到場，沒有“作案”時間。可是在許多文人學士的筆下--回憶錄或小說--這一切都移花接木到造反派身上。這類文字也是泛濫到可以信受撿來的地步。如北美04年11月“今古上下”版上連載署名羅思義的題為“陳寅格之死”一文，竟栽贓說陳寅格先生是中山大學造反派迫害死的。其實即使是按照該文所述，陳寅格最遭衝擊的時日也是在1966年7、8月間，與造反派毫無關係。這使我深深感到有這樣一種社會現像，凡是指陳造反派迫害著名知識分子的文章，都會被如獲至寶地登載傳播。這種以訛傳訛乃至隨心所欲的移花接木、栽贓誣陷發展下去，以後，即使有人說老舍、儲安平等都是造反派迫害死的，也不會有人出來澄清了。於是更年輕的一代就獲知造反派竟可惡到迫害死老舍、儲安平的地步，使之對造反派更深惡痛絕。
5、中共栽贓造反派是為了離間知識分子和體力勞動階層
中共政權扭曲文革記憶，栽贓造反派不是目的，只是手段。使用這個手段要達到的初級目的是把水搞混，讓真正在文化革命中瘋狂肆虐、草菅人命的貴族(高軍乾子弟)紅衛兵--共產黨的黨衛軍；讓首先使用暴力打殺“四類分子”和造反派的保皇派(保黨派)；讓大規模動用軍隊殘酷屠殺造反群眾的各地軍頭；讓文化革命一切罪孽的禍首元兇毛澤東矇混過關，逃脫社會正義和歷史的譴責。其高級目的是要用以離間知識分子和體力勞動階層。務必使這兩個社會群體不會結合起來。否則，大不利於中共政權的鞏固。
八十年代以後，中共與民眾階層矛盾的焦點，已從中共與知識分子之間轉變到中共與體力勞動者之間。1957年反右，中共是蠱惑體力勞動者去踐踏知識分子。九十年代以來，中共是蠱惑知識分子去踐踏體力勞動者。儘管八九民運以學生為主體，但鎮壓行動與其後的收買措施相結合，使中國知識分子就其整體而言已與當局妥協，有的甚至還充當了共產黨的說客、辯護士。
中共政權的超高消費耗費了巨量的社會財富。(05年十月號有篇題為“最昂貴的政黨--中國共產黨”一文對此作了相當深入的分析。) 為了保持政權，它選擇了與知識分子結盟的手段。故撥出一部分財力來收買知識分子，或默許知識分子用各種方法去搞錢斂財。中共不可能收買體力勞動者階層。因這個階層的基數太大。這一方面是由於中共沒有那麼大的財力，另一方面是由它的本質決定。即使它又多搜刮了一些錢財也不作此用，而繼續投入到黨政超高消費和官知聯姻之中。
九十年代以來各地此起彼伏的群眾反抗活動無一例外都來自底層民眾。而知識分子階層與中共政權的關係愈來愈溫暖。這使中共深感，極少數不接受收買的知識分子的抗議語言不足為慮，真正有可能傾覆其政權的強力來自於體力勞動者階層。同時，那些群眾反抗活動使中共很自然地聯想起文革中群眾造反運動對中共統治秩序的衝擊。中共政權最忌諱的文革記憶是什麼？是文革中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是人民群眾對中共統治秩序的衝擊。這些衝擊曾使頭頂神聖光環的共產黨高官威風掃地；使運轉效率極高的政權機器一度癱瘓；使許多共產黨高官曾恐懼自己乃至整個共產黨體制都面臨滅頂之災。故此，中共視文革為浩劫是順理成章的。但是，如果共產黨照此按實表述文革浩劫，那實在是大大的不智。因底層民眾會由此受到鼓舞。而知識分子則認為這與我何干？共產黨明白它必須避免這兩種傾向。
同時，中共心知肚明，它與底層民眾的矛盾既難以化解，那也就只能是嚴加防範之、壓制之。共產黨為使其對群眾反抗運動的剿平能得到知識分子的認同擁護，便把社會上的群眾反抗運動抹黑為格調低劣的動亂。但是，這“動亂”並沒有傷及知識分子階層。為能挑起知識分子對這“動亂”的反感，使之與共產黨同仇敵愾，共產黨找到一個巧妙的配方。就是淡化文革中群眾對中共統治的衝擊，強忍下對此的切齒痛恨，而着力把文革浩劫渲染為知識分子的遭難。把文革中群眾衝擊中共統治秩序的反抗運動歪曲塗污為迫害知識分子的動亂，再把當今的群眾反抗運動與文革時期的等同。利用知識分子對文革的扭曲記憶，誘導其對當今群眾反抗運動抱以恐懼憎惡。
共產黨這一套已產生作用。這表現為當今知識分子階層就其整體而言對底層民眾的苦難和反抗基本採取袖手傍觀的態度。
6、請聽江澤民的心聲
但是，儘管共產黨成功地導演了這個戲目，它心裡還是明白，即便如此，當今群眾反抗運動還是會隨時發生。為了保持鎮壓勢能，最重要的是鎮壓機器自身的運轉不能紊亂。文革時期的群眾反抗運動之所以能驟然發展到規模極為巨大的程度，就是因為共產黨自己首先亂了陣腳。
怎樣才能使自己的陣腳不亂？就是不能再搞文化大革命了。自己內部無論有多麼大的矛盾分歧，都務必內部解決。不要鬧到社會上去，不能讓那些不滿、敵視共產黨的人群有可乘之機。這一心態在1999年江澤民視察山西時對省委一班人的所言中有了最清晰的表露。江說：“同志們，我們都綁在同一條船上的人。要是船翻了，大家都完了，不是我一個人。”這句真言從另一個側面印證了抗議工人的耳語是多麼尖銳地刺向中共政權的神經。“再來一次文革就好了。再來一次文革就要共產黨完蛋。”

二、官方文革引發人民文革

1、放棄人民線索論，接受人民文革論
1996年，文革三十周年時，我撰寫了一篇題為“三年文革與兩條線索”的文章，發表在北美華文報紙的上。星移斗轉，文革四十周年又在即了。經過近十年的思索，我的思想有了新的發展。我愈來愈感到文革評判有着極其重要的現實政治意義，不應把它限制在學術研究層面上。三年文革的分期我基本予以保持，而兩條線索之說，雖在學術研究層面上有着較多的迴旋餘地，但它的政治觸角則太軟鈍。在文革中群眾反抗運動被掩蓋、被抹黑、被歪曲誣衊的今天，有必要更旗幟鮮明、更針鋒相對地高揚我們的觀點。故此我決意放棄“文革人民線索”之說，而擇取政治意向更鮮明的人民文革論。
在我之前，已有王希哲、鄭義兩人取人民文革一說。其中王希哲所指的是1976年的“四.五天安門運動”。與我所指完全為不同之物。鄭義所指的是始自1966年10月批“資反線”後，至1968年夏季鎮壓前的群眾反抗運動，(見鄭文“兩個文化大革命芻議”，載於1996年楊建利編輯的文革史論文集)，與我所指重合。
2、何謂官方文革、何謂人民文革
毛澤東搞文化大革命是手段，目的是清洗中央、省市高層中的異己勢力。故此，毛的官方文革亦可稱之為文革清洗 。此外，由於文革中發生了民眾反抗運動，毛及地方官僚和軍方都各自或聯手進行過鎮壓，故官方文革還有一個內容--文革鎮壓。文革清洗加上文革鎮壓就是官方文革的全部內容。至於毛搞文革清洗的原動力是意識形態、治國方略之爭還是權力之爭，抑或以不同比率兼而有之，則仁智互見。但這並不在我們的關切之中。我們--人民文革論的持有者關注的是，官方文革與人民文革之間的關係。當然更首要的則是人民文革的界定。其後還有對人民文革的評判，以及研究人民文革的現實意義。
人民文革所指的是文革期間的群眾反抗運動，內容包括反政治歧視、反政治迫害、要求平反、爭取生存權利和衝擊共產黨統治體制等等。故人民文革又可稱之為文革反抗運動。其存在時間是從1966年深秋到1968年夏。關於這些，我在“論文革期間反政治歧視、反政治迫害的群眾鬥爭”等文章中都有十分具體的陳述，此處不再重複。人民文革的界定比人民線索更加清晰簡練。並不是文革中所有的群眾活動都可納入人民文革的範疇。如文革保守派的活動就不納入。又如1967年初就掌權並迅速蛻化為新保守派的上海工總司一類群眾組織的活動亦不應納入。浙江、四川等一些原始保皇派垮台較早的地方，不再受壓的造反派分裂成兩派互斗，這些活動也不屬人民文革的範疇。北京某些大學生組織對劉少奇等共產黨“黑幫”的批鬥同樣都不是人民文革。至於1966年8月的“紅色恐怖運動”，其兇殘的肆虐者是由共產黨的衙內所組成的貴族紅衛兵--共產黨的黨衛軍，故更是與人民文革風馬牛不相及了。
官方文革的施行者是共產黨的整個國家機器，毛及其所要清洗的黨內異己勢力均屬其中。這個機器的延伸物--保守派(這是個歷史名詞。更貼切的稱謂應是保黨派、保權派、保既定統治秩序派) 亦是官方文革的施行者。人民文革的施行者是造反派群眾組織。但是，分裂蛻化後的造反派組織則作另論。
3、人民文革是毛要搞黨內高層清洗--官方文革--所付出的代價
人民文革由毛澤東的官方文革引發。換言之，沒有官方文革就沒有人民文革。
這次毛澤東清洗黨內高層異己，沒有採取過往中共黨內鬥爭的慣用模式。他是把自己與黨內高層異己勢力的矛盾公之於眾，把異己勢力指控為鎮壓群眾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制定者、實施者，和“復辟資本主義”、要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走資派”。他號召人民起來批判“當權派”--共產黨的各級領導幹部，並奪取他們竊據的權力，把權力奪回到革命人民手中來。於是，毛澤東搞的這場清洗黨內高層異己的鬥爭似乎就不再是格調低下的純權力之爭、宮廷之爭，而是要進行“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繼續革命”；是要“找到一個形式”“公開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是要實現“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計、千年大計”，使“社會主義的紅色江山千秋萬代永不變色”。於是毛的清洗行動就塗上了一道冠冕堂皇的油采。仿佛這場清洗毛是為了人民的利益才去進行的。他出以公心、用心良苦，實值得民眾千秋萬代永世讚頌。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真實動機已永遠封存在那玻璃棺材之中。後世最有洞悉力的學者也只是分析而已。我們不必去湊這份熱鬧。而我們關注到的是，正是由於毛要以冠冕堂皇的理由和方式來進行這場清洗，才給群眾反抗運動有了破土而出的機會。或者說，人民文革的產生是毛要搞黨內高層清洗--官方文革--所付出的代價。
然而，正是這一點使人民文革遭到某些人士尖銳的抨擊。他們說既然文革群眾造反運動是在毛澤東的恩准下進行的，那麼它就是跪着造反，其實只是充當了毛政治清洗的工具，乏善可陳。
這裡有個最簡單明了的邏輯：如果人民文革真的完全是毛澤東掌中應心得手的清洗工具，與毛的官方文革配合無間，那麼它就會一直得到毛的嘉許，並以封賞告終。可是，情況並不如此。人民文革儘管曾得到毛某一程度的支持，但最終在1968年夏被毛夥同各地軍方和重新“站出來”的幹部嚴厲乃至殘酷鎮壓。這也就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了人民文革並非如那些人士所抨擊的那樣。
4、造反派奉旨造反、乘機造反比保皇派的為虎作倀、助紂為虐要好千百倍
人民文革最受詬病的焦點之一是所謂“奉旨造反”。“奉旨造反”的提法繫於九十年代首見於著名作家鄭義先生。那時的社會情勢是對文革造反派呈一邊倒的徹底否定。共產黨的御用文人和反對共產黨的民主分子都同聲譴責它，構成一大歷史奇觀。經歷過文革的經濟學家楊小凱先生在上發表了一篇題為“八九反思--為造反派平反”的文章，竟招致一片伐撻。在這種情勢下，鄭義提出“奉旨造反”已需要很大的勇氣。鄭義的意思是，儘管這個造反是“奉旨”的，但它仍然具有進步意義。因為這“造反”在“表達群眾自身權利要求”，“無疑具有某種民主色彩”。儘管在我看來“奉旨造反”之說已降低了對文革造反的評價，應評為“乘機造反”更為符合實際，但是，“奉旨造反”論竟仍不見容於許多評論家。在他們看來，既是“奉旨”，那就毫無進步意義可言。
其實，道理是很明確的。不妨打一個這樣的比喻。
有一夥搶劫集團，其第一號頭目與第二號頭目發生矛盾。第一號頭目欲將第二號頭目及其勢力剷除，於是他對被搶劫的人們說，這次你們可以反抗他們。並把反抗的棍子遞給被搶劫者。試問，在這種情況下被搶劫的人們應不應該乘此機會，接過第一號頭目遞過來的棍子去進行反抗？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面對這一歷史事實，還要對被搶劫者橫加貶責是極為荒謬的。難道有機會都不去反抗，一定要束手待搶才算有意義嗎？
當然，這些人士還會有這樣一說。你們這樣搞掉了第二號頭目，但第一號頭目還在。今後你們還不是要繼續受第一號頭目的搶劫？這又有什麼意義呢？
這話實在膚淺。第一號頭目與第二號頭目其實都是一丘之貉。第一號頭目此舉雖然冠冕堂皇地剷除了第二號頭目及其親信，但是，整個搶劫團伙的元氣亦因此而大傷。從長遠來看，被搶劫者的反抗行動不但直接打擊了第二號頭目，也間接地打擊了第一號頭目和整個搶劫團伙。這難道不是有利於良民百姓的好事？
至於後來有人為第二號頭目“平反昭雪”，認為第一號頭目同室操戈的作法太損，尤其是鼓動被搶劫者進行反抗的作法，使之從此不再馴服，實在大大不利於搶劫團伙今後的運作。這毫無疑問是純粹站在搶劫團伙的立場上探討問題。讓他們探討去吧。我們被搶劫的人們就沒有必要參與其中了。不過，這倒是從另一個角度提醒了我們：當年的反抗確有着重大的意義。
當今，民主陣營中亦有人堅持對文革造反運動持完全否定的態度。理由是文革造反反來反去又能反出什麼名堂？文革之後還不是共產黨的一統天下。對此我要問，中國當代民主運動從七九民刊、民主牆運動算起也有二十幾年了。足足一代人的時間，並沒搞出什麼名堂。中國還是共產黨的一統天下，那有該作何評價？是否七九民運、八九民運就因此而毫無意義？
指責文革造反派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只反各級“當權派”不反毛澤東、不從根本上反對共產黨制度。(毛澤東與共產黨制度是合一的，都可解釋為“皇帝”) 是十分粗暴地脫離歷史條件去進行評判。囿於歷史條件所限，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甚至依靠皇帝去反貪官，總比什麼都不反、只是一味作順民要好。當然更比保皇派的為虎作倀、助紂為虐要好千百倍。
深究一層，其實以皇帝與貪官的關係類比毛與共產黨官僚並不貼切。封建時代的某些農民起義的確會是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因為在封建社會裡，官吏雖由皇帝任命並效忠於皇帝，但皇帝與官吏的血脈並不絕對相通。君權神授，皇帝的帝位並不絕對需封建官吏拱衛。百姓有可能在打倒許多官吏之後而在皇權面前卻步。皇帝也可以百姓利益的代表者去嚴厲懲罰官吏。但是，共產黨的領袖毛則大相徑庭。他與共產黨官僚的血脈是相通的。他的權力並不神授，而需由共產黨各級官僚們去拱衛。毛儘管搞黨內高層清洗，但毛與一般的、大量的共產黨官僚其實有着唇齒關係。如果共產黨官僚大量倒台，毛的絕對權力就會流失。非但把無產階級專政落實到基層會成為空話，毛本身的座席都會發生動搖。故此，毛從1967年夏末起就極稱百分之九十幾的幹部是好的和比較好的。嚴厲斥責造反派在懷疑一切、打倒一切。所以，文革時期的造反群眾即使只盡力去打擊中共官僚而不反毛，其實都在打擊共產黨體制，因而有其進步意義。
如果再從歷史縱向後作延伸比較，可知近四十年後的今天，活動於國內的民主戰士們也不直言推倒中共政權，而採取較策略維權的訴求。既然如此，又有什麼理由要去苛求近四十年前的文革造反者呢？應該明白的是，在專制體制下，能較快形成聲勢的反抗運動很難完全是自發產生的。如1957年的“右派向党進攻”。 若不是毛故作姿態搞開門整風，那股令共產黨瞠目結舌的風潮就難以掀起。又如十八世紀末的法國大革命，如果不是法皇為籌款同意舉行三級會議，歷史進程恐怕會有另一番記錄。
人民文革論還受到這樣的質疑：你們說有人民文革，那請問人民文革是誰發動的？誰領導的？其實，一個驟然勃興的大規模群眾運動，往往不會有明確的發動者、領導者。比如1789的法國大革命，你能說得出具體是哪個人發動領導的嗎？同樣，整整兩百年後的中國1989民主運動，你又能斷定具體是誰發動領導的嗎？沒有具體的發動者、領導者照樣會有這類波瀾壯闊的群眾運動。至於人民文革，它沒有明確的領導者，但可以說它是間接由毛澤東發動的。然而，這絲毫不會改變它衝擊共產黨統治秩序的本質。

三、毛澤東一連串的失算與人民文革不斷地越軌

1、毛澤東並不英明
毛在世時其英明神武曾被吹捧到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地步。(十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許多吹捧者到頭來被毛列入清洗對象)。但實際上，毛無論在經濟建設還是在政治運作中都失誤連連。總路線、大躍進、大煉鋼鐵、人民公社運動把國家經濟推入災難的深淵，三千萬人因此餓病而亡。他對現實狀況失察；對事情的預測屢屢失算。其政治洞悉力亦相當薄弱。1957年春他提出要搞開門整風，請黨外人士“向黨提意見”。他以為黨外人士提出的意見都會是他可以接受的。他大可藉機表演一番聞過則喜、虛心納諫的漂亮戲目。效果是既校正了治國措施中的某些具體疏漏，又贏得了豁然大度、睿智開明的好評，真是皆大歡喜、何不美哉。可是他萬萬沒想到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中竟埋藏有對他的黨、他的政府那麼多的不滿乃至憎惡。從羅隆基的政治設計院到錢居平的新階級論，無不刺向他的黨和政府的根本。震怒之下他把“開門整風”驟然轉向為“反擊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向黨的猖狂進攻”。為了掩飾他起初的失察、失算，他乾脆說當時的“開門整風”其實是要引蛇出洞。毛澤東是寧願被人評為陰狠也不願被人視為低能。這其實是很合乎他性格的邏輯的，因為他一向以秦始皇自況。
文化大革命中，毛一而再、再而三以至一連串的失察、失算，說明他對社會的真情非常缺乏了解。洞悉力十分薄弱。這就如他在五、六十年代之交對業已崩潰的社會經濟缺乏起碼的知曉那樣。
人民文革雖由官方文革引發，但它絕非消極地附屬於官方文革、為毛的官方文革服務，而是時時力圖越出毛設定的界線、軌道，成為自主自為的群眾運動。毛間接地發動了人民文革，但卻不能應心得手地領導人民文革。這正是人民文革終究被毛鎮壓的根本原因。
毛不但對人民文革的自主自為性缺乏預見洞悉，而且，對於統治集團內部的各種反應、動作亦缺乏預見和洞察。無論是對人民群眾的統治，還是對統治集團的統率，毛都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能耐。
2、人民文革越軌的兩個層次與軍方對毛意圖的誤解和違抗
三年文革中，更精確地說是從1966年深秋到1968年夏，人民文革從發韌到被鎮壓的這將近兩年的時間裡，它究竟是怎樣越軌的呢？人民文革的越軌分成兩個層次。一個是淺度越軌，另一個是深度越軌。淺度越軌波及面廣，一波接一波。深度越軌觸角尖銳，由於官方迅即予以撲滅，使之如划過夜空的流星，雖耀眼但瞬息即逝。
人民文革的淺度越軌從它萌動之時就產生了。人民文革的第一波越軌行動借着助毛的批“資反線”展開。
1966年10月為了把劉少奇、鄧小平搞的在群眾中抓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分子的第二次反右扭轉到對黨內高層的清洗上來，毛指責劉、鄧搞的第二次反右是迫害無辜群眾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並號召群眾起來批判之。他沒有想到被他發動起來的群眾，並不把“批判”內容停留於他所劃定的“資反線”範圍內，而波及到文革前的四清運動。四清運動中遭過殃的人們出來喊冤，說他們亦是遭到“資反線”的迫害。於是掀起一股翻四清運動已定案件的風潮。由於此風大有蔓延趨激之勢，毛在意外之餘，不得不發了一個“關於保衛四清運動成果”的中央文件予以遏制之。此外，群眾批“資反線”的烈度也是超出毛的意料。追查“資反線”整群眾“黑材料”的人們衝進人事、保衛部門，砸爛保險箱，搶走檔案材料。這種情況先發生在學校，後蔓延至工廠甚至機關，令中共當局極為震驚，但又不便僅因這單一情況發中央文件，故懊惱萬分。
1967年“一月奪權”後，毛指示軍隊介入地方文革運動，要軍隊支持“左派廣大革命群眾”。在毛的心目中奪省委、市委權的那一派就是“左派”，軍隊應予支持之。可是，事情遠遠不象毛想象的那麼簡單。在全國大多數省市，起初對毛的意圖還不大理解的群眾組織此時都迅速省悟過來。他們從保省市委很快也轉變為造“走資派”的反，他們也去奪省市委的權。如果行動迅速的一派群眾組織把它們撇開，搶先奪了權，它們會進行再奪權。這類組織的成員政治質量大多較“高”。黨團員多、老工人多、勞模先進多、人保政工幹部多。在廣州，這類組織聚合成總派，又自稱東風派。總派被排除省市奪權之外。它沒有搞再奪權，但是對奪省市委權的一派群眾組織持強烈的批評態度。
無論有沒有搞再奪權，各地軍方都無一例外地認定政治質量較“高”的那一派(保守派)是“左派”。軍方的這一識別尺度是合乎共產黨的正常鑑別標準的，也是文革前共產黨政治倫理的自然延伸。於是各地軍方在1967年早春都無一例外地支持保守派，壓制乃至鎮壓造反派。最極端的例子是青海省軍區二月下旬對造反派的大屠殺。
毛澤東沒有料到軍隊會如此行事，又足說明他十分缺乏洞察力和預見性。階級鬥爭理論和階級分析方法明明是毛澤東的看家術，政治等級觀其實也是他搞起來的。各地軍方如此判定“左”、“右”派正是在貫徹他多年的教導。軍方對他的意圖的誤解其實均在情理之中。但是毛澤東此時的眼睛只盯在派系清洗的牌局上，忘卻了自己的一向所言。如果他能預先對地方軍頭講，這次判別左、右派不以過去一向的政治質量鑑別法作劃分，代之新的標準。即敢於迅速起來奪省市委權的為之“左派”，那麼情況可能會有所不同。剛愎自用而又輕率顢頇的毛澤東只講佛祖道宗式的隻言片語，要軍方去支持左派廣大群眾，結果就促成了1967年初遍及全國的早春鎮反。
毛不能認可軍方的鎮壓。因為他的政治清洗還沒有完成。他還需要衝擊力較強的那一派群眾組織--造反派--為之火中取栗。於是他批評了軍方，指示軍方應給被軍方打成反動、反革命組織的群眾組織平反。可是局勢並沒因此而緩和下來。毛再一次沒有料到軍方的態度是如此的倔強，竟軟磨硬頂地違抗他的指示。亦沒有料到從軍方鎮壓的血泊中爬起來的造反派組織會如此勇悍地向軍方反撲過去。
毛雖不認可軍方的早春鎮壓，但也不贊成暮春之後造反派如此激烈地找軍方算賬。可是局勢他已無法控制。多數省市的軍方都拒不承認早春鎮反的錯誤，更有甚者，他們還支持、唆使保守派挑起武鬥，首先使用暴力襲擊乃至屠殺造反派。造反派奮起反擊，這就產生了1967年夏季的大武鬥。
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的魯莽行動使毛不得不責罰他。但他又沒有料到這一有限責罰會被中央文革中的少壯派利用來向軍方開刀。而且這一開刀得到林彪的暗中支持。中央文革少壯派企圖通過打倒更多的軍頭以擴張自己的地盤，提高自己在中共權力體系中的段位。林彪也想以此使自己的嫡系取代其它派系，在軍中建立他的一統天下。造反派則激奮萬分，到處衝擊軍區，要揪斗本地的陳再道，要打倒軍隊裡的“走資派”。毛震驚、震怒了。地方軍頭不在他的清洗目標之列。何況把軍頭逼急了是很危險的。他對中央文革怒斥“還我長城”。同時他省悟過來。各地所有象武漢“百萬雄師”那樣的保守組織雖然一時沒有跟上自己的部署，但從根本上來看其實是自己的社會基礎。造反派雖一時可有所用，但其思想情緒和行為方式其實是令人難以放心的。
為了籠絡軍方，毛嚴厲懲處了中央文革少壯派；為了約束造反派、安撫保守派，毛重新調整了他的群眾組織政策。再也不劃分造反派、保守派，而強調兩派都是群眾組織。都應鬥私批修，爭取做無產階級革命派。
熬過了軍方的早春鎮壓，又頂住了保皇派挑起的武鬥，擁有廣泛的社會同情，在輿論上占了優勢的造反派變得愈來愈不聽招呼了。早在批“資反線”後，一個叫做“踢開黨委鬧革命”的口號在造反派組織中就開始出現；在“一月奪權”中愈加響亮；暮春平反後更是盛極一時，令毛澤東感到很不是滋味。不錯，是毛指令黨組織暫停運作；是毛鼓動群眾去奪省市委的權。但是，毛的體系亦是共產黨。毛搞文革清洗是要搞掉劉少奇的黨委，重建自己的黨委。“踢開黨委鬧革命”則有一種離經叛道意味。不加區分地“踢開黨委”，豈非連毛的黨委也一樣照踢？毛對此是十分惱火的，但他的文革清洗方興未艾，他需要造反群眾為他沖開局面，故只得暫時忍一忍。到1967年夏天以後，他就對這個口號嚴加斥責了。在斥責這個口號的同時，毛還嚴厲批評造反派在搞“懷疑一切、打倒一切”；在“唯我獨革、唯我獨左“。
1967年夏末，遍及全國的造反派與保守派的武鬥基本結束之後，各地造反派的情況複雜化了。其活動並不都再屬於人民文革的範疇。但是在廣東、廣西、江西等少數原始保守派依然存在並愈加得勢的省份，造反派仍然受着有形或無形的壓力。它依然保持着反抗恢復原有統治秩序的勢態。人民文革的性質鮮明地保持着。換言之，它越軌的跡象愈來愈明顯。造反群眾在一個大事務上不聽毛的部署。那時舊省市委基本都被衝垮了，毛着手組建他所屬意的新領導班子--所謂“三結合”(地方軍頭、地方幹部、群眾組織代表)的革命委員會。這是毛的文革清洗得以完成的重要標誌。但這個工作受到造反派的阻繞干擾。因為很多省市的軍方頭目和重新“站出來”的地方幹部都是支持保守派的，造反派尋找種種藉口理由力圖阻止他們出任革命委員會裡領導職務。常用的有：犯過“資反線”錯誤，或犯有“走資派”錯誤沒有認真改正；是劉鄧黑線上的成員；有嚴重政治問題，歷史上曾叛變變節等等。從造反派主觀上去考察，這很可能只是出於一種怕遭到打擊抱負的自保防衛心理，但客觀上則使毛的重建計劃被延宕。在勸戒不果之後，毛將造反派的這些作法斥責為“懷疑一切、打倒一切”。令其迅速改正。造反派從整體上來說是共產黨體制外的社會勢力。無論是從獲取社會權力還只是為了防衛自保，造反派都有力求更多地打倒“當權派”的傾向。如果說社會上的造反派聯合體以獲取權力的意向大於自保防衛意向，那麼基層單位里就剛好調過來。但不管哪種意向為多，都使人民文革必然要在“幹部政策”問題上與毛產生衝突。毛在1967年初號召“奪權”時並未劃定奪權的範圍，以至從省市級黨政機關到各基層單位的當權派大都被奪了權。可是到1967年秋，毛又強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幹部都是好的和比較好的，這意味着他們都可以出來重握權柄。毛轉向了，但造反派無論是出於內心的意向，還是出於前階段行為的慣性，都要按原來的勢頭往前衝。故此人民文革不可避免地要越出毛的軌道。
在跟保守派的關繫上，造反派也與毛的意向發生齟齬。在造反派看來，保守派背靠軍方，不但一直是耀武揚威，還首先使用暴力，突襲殺傷造反派群眾，完全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的黑打手。怎麼他們一下都變成了革命群眾組織、無產階級革命派？而自己一向響應毛主席的號召、批“資反線”、“奪權”、反抗“資反線”的鎮壓反撲。經過艱難卓絕的鬥爭，總算站穩了腳跟，而且在社會同情和輿論上占盡優勢，怎麼到頭來只是跟保守派打個平手，雙方都是無產階級革命派？
造反派在各級革委會的組建中，強調自己的造反功績，力求使自己的代表名額多於保守派的。或者，在群眾組織代表只能有一個任革委會副主任時，造反派就要求由自己的代表擔任。但是這一企圖遭到支持保守派的軍頭和地方幹部的抵制。爭執不下之時，官方就會指責造反派“唯我獨革、唯我獨左”。對於文革清洗基本完成的毛來說，此時的造反派不但愈來愈失去使用價值，而且愈來愈礙手礙腳，於是他放手讓各地軍頭壓制之。這就使造反派無可避免地心懷怨氣。文化大革命開始以來，造反派曾以毛號召的響應者、毛路線的捍衛者自居。但隨着局勢的發展，人民文革不斷地、持續地出軌，造反派的角色轉化了。它變成了毛戰略部署的干擾者。毛中央不斷發出“要緊跟毛主席戰略部署”的號召就是在批評和警告造反派。
1968年春季之後，造反派與毛的摩擦愈加尖銳起來。這是因為各地省市級革委會大都相繼成立。劉少奇的鐵案也已搞定。毛的文革清洗大體完成。造反派面臨“鳥盡弓藏”。毛通過地方大員向造反派傳遞他的這樣一個意向：造反派組織應予解散。當時是用了一個較婉轉的說法：“鏟山頭”。毛的喉舌說：在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的形勢下，保持派性組織是山頭主義、小團體主義、宗派主義在作怪。在這種批評的力度太弱而不能奏效時，當局就進一步嚴厲地威脅道：“派性掩護敵人，敵人利用派性”。“早鏟主動；遲鏟被動；不鏟反動”。保守派很順當地解散了他們的組織。保守派屬於共產黨體制內勢力。共產黨的政治體系就是他們最大的組織，所以他們完全不在乎自己這在文革非常時期的臨時組織形式。可是，造反派則非常在乎他們的組織。沒有組織他們就沒有一切；就只是孤立面對龐大社會機器的一粒沙礫；就會在面臨秋後算賬時一點反抗力量都沒有了，故此他們總是想盡一切辦法，尋找種種藉口不鏟山頭，起碼是儘可能地拖延。這無疑與毛的部署和地方大員的意向正面衝突起來。莫說在上一世紀六十年代末葉，即使是三十幾年後的今天，共產黨都不允許有獨立於共產黨之外的政治組織存在。當時，只是出於毛搞文革清洗的特殊需要，在這巨大的歷史縫隙中，民眾才一時擁有了組建政治組織的權利。到毛的文革清洗完成後，毛就要收回這曾一度給出的東西。造反派不肯順從就範，亦即人民文革堅持其出軌的勢態，這就勢不可免地為其滅頂埋下動因。
在某些原始保守派垮台的省份如四川、湖南、湖北，造反派掌了權，但隨之又分裂成兩派互斗。由於垮了台的保守派往往會在分裂了的兩派造反派組織中，選擇其中政治質量較高的一派加入，不動聲色地把這一派改造成新的保守派，軍方亦會在其中發揮作用，竭力催生新的保守派，(如湖南“工聯”就有這種跡象) 致使這裡面仍然有造反與保守的淺度區別。但是這些省份的人民文革色彩則畢竟因此淡薄下來。至於在浙江那樣一類原始保守派垮得很早，“一月奪權”的紛爭已經發生在造反派之間的省份，由於兩派都有軍方的支持(軍方亦分成兩派)，故兩派都不再是原本意義上的造反派。人民文革就在社會大環境中已難尋蹤跡，只是在基層單位中還會保持一些色彩。
儘管這些省份人民文革色彩已淡，但由於仍然有群眾組織爭革委會名額的鬥爭，使革委會遲遲不能成立，或成立後在紛擾爭鬥中革委會不具權威，運轉不靈，致使局勢不能穩定，共產黨的統治秩序難以有效重建。毛對此同樣很感惱火。這與人民文革的出軌都成為毛最後決心以鐵腕結束文革的原因。
1967年秋季以後，毛對人民文革淺度出軌的壓制產生了兩方面的作用。受壓的造反派普遍懷有怨氣。怨氣之下許多人灰心失望情緒消極。造反派陣營漸趨渙散。這正是毛所希望的。但是，其中少數人產生了牴觸情緒。他們喊出了“要群眾運動，不要運動群眾”的口號。儘管這一口號並沒有正面針對毛，但卻表達了一種反抗情緒。在一次又一次的翻雲覆雨之中，一些造反者感到有一股股勢力在愚弄自己、在力圖操縱自己去為之效力。他們不甘作這樣的角色。他們希企有獨立的意向和行動，他們要竭力從羅網中掙扎出來，為自己的權益作鬥爭。人民文革的淺度出軌至此達到高潮。高潮之中有個明顯的浪花，就是北京、廣東、廣西、青海、黑龍江、遼寧等省市造反派組織的代表在北京舉行會議，商量成立聯絡組織，及時交流情況，以便互通消息，互相支持。毛中央獲知此情況後，大為惱怒。因毛中央是決不允許成立全國性組織的。早在1967年1月，毛中央就取締了全農造、全紅總等九個全國性組織。北京與數省造反派組織的這個聯絡行動犯了毛的大忌，亦是人民文革出軌的又一明顯表現。造反派不但拒不鏟掉已有的山頭，竟還要組建全國性的更大山頭，其兇險的結局確實是無可避免了。
3、文革新思潮--人民文革的深度出軌
人民文革的深度出軌在淺度出軌走向高潮的基礎上產生。極少數造反派精英分子已不滿足於“要群眾運動，不要運動群眾”的抗議呼喊。他們在思索為什麼文化大革命波瀾壯闊的群眾運動會變成了運動群眾。他們在思考文化大革命究竟要達到什麼目的，怎樣才算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而文化大革命又使中國社會的階級關係產生了怎樣的變化。
如果說人民文革的淺度出軌主要表現在一連串的行為上，那麼其深度出軌就是主要表現於思想意識上。淺度出軌之所以能一波又一波，在相當時間裡存在，是由於其思想意識基本還在毛理論的框架之內。批“資反線”、斗“走資派”、“揪叛徒特務”、“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這些無論是否為其真實思想，它都成為人民文革的保護色。鑒此，毛對於淺度出軌都只是處以批評指責，而暫沒施以鐵腕鎮壓。
人民文革的深度出軌未能表現於行動上。因為深度出軌已越出了毛的理論框架，成了無可遮掩的異端邪說。毛中央初稱之為“極左思潮”，後定性為極右、反革命。從民眾的角度觀測評判則應稱之為文革新思潮。文革新思潮若付諸現實就是不折不扣的反革命行動。(這是按照共產黨的語彙表述)。事實上，即使它還只是停留在思想意識層面上，其最尖端部分就立即遭到毛澤東和整個官僚集團的聯手迅即掐滅。
這最尖端部分的代表作就是湖南在野造反派“省無聯”的政治綱領“中國向何處去”。(湖南掌權的造反派“工聯”已轉化為新保守派) 它思想的精髓是，中國已產生了由百分之九十的共產黨高幹所組成的紅色資本家階級。文化大革命不應以罷免個別當權派的官職為滿足，而應推翻整個紅色資本家階級，實行民選行政長官的巴黎公社原則。
“省無聯”政治綱領的出現令毛震驚萬分。他感到造反派的出軌已達到決不能掉以輕心的地步。雖然立即逮捕了“省無聯”的一班頭頭，並把“中國向何處去”作為大毒草來批判，但是“極左思潮”在中國大地上仍不脛而走，北京、上海、武漢、廣州等許多地方都出現類似的思潮甚至組織。雖然在“省無聯”已被嚴厲懲處的情況下已無人再敢效尤，但類似北京“四.三”派和廣州“八.五公社”那樣，宣揚階級關係的新變動理論都仍是極為可慮的。他們說：共產黨的幹部“手中暫代管的財產權力逐漸不受人民支配而變為私有…..逐漸形成特權人物。”“現在需要重新劃分階級”。“現在的矛盾是在底層受苦最深的組勞人員、支農青年、合同工、臨時工和那些爬上了權力寶座者之間的矛盾。”
毛的官方文革揭開了鎮妖石，放出了人民文革這個妖怪。毛放它出來本是想要它為自己效力。但終究由於無力駕馭這日益自把自為的妖怪，而決心重新把它壓在鎮妖洞中。在各地實力派人物和整個共產黨體系的通力合作下，毛實現了這一決心。

四、現在還需要人民文革的“那一套”

1、文革不止一套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二十年後，即1989年，中國發生了八九民主運動。當學生們的遊行隊伍發出怒吼，抗議“四.二六”社論，繼而要求懲辦貪官污吏時，共產黨的高官們聲色俱厲地呵斥道：“你們又想搞文革那一套嗎？”學生們聽了，十分惶恐，忙不迭地說：“不、不，我們不是搞文革那一套。”
文革那一套？文革哪一套？經歷過文革的人們都知道文革不止一套，而是有很多套。最根本來區分有官方文革的一套和人民文革的一套。官方文革還可再細分為毛蠱惑、利用、拋棄、鎮壓人民的“那一套”；各地實力派(軍方和站出來的地方幹部)支持、唆使、操縱保守派暴力攻擊造反派的“那一套”；還有軍方直接鎮壓造反派的“那一套”；以及共產黨貴族紅衛兵搞“紅色恐怖運動”任意毆打殺死“四類分子”的“那一套”，等等。八九民主運動時共產黨高官所呵斥的“那一套”，所指必定不是這些。那麼他們所指的是什麼呢？是人民文革，是群眾在文化大革命中以集體絕食、遊行示威、衝擊黨政軍機關等方式所進行的反政治歧視、反政治迫害、要求平反、爭生存權利的鬥爭。這麼多年來，共產黨對此刻骨銘心、切齒痛恨。只要民眾中有類似的行動再發生，他們就立即予以聯想，精神極為緊張暴怒。可奇怪的是，從人民的角度來看，這些鬥爭不是正義的嗎？怎麼學生們要趕緊表白自己不會搞文革那一套呢？
這就是共產黨的御用文人和某些獨立文人乃至少數民主文人的功勞了。人民文革在他們的筆下被歪曲、被妖魔化了。當然，他們根本不承認有人民文革。他們向民族後代講述的文革是一片昏亂、混亂。造反派亂沖亂撞、胡作非為，斗死共產黨里的好幹部，如劉少奇、陶鑄等；整死高級知識分子。(羅思義的“陳寅格之死”即為代表作。)總之青面獠牙、壞事干盡。八九民主運動的學生文革後才出生，年紀較大的文革時期亦在襁褓之中。他們所獲得的灌輸記憶來源於共產黨空洞的文革浩劫論和羅思義們的具體描述。於是在他們的認知中，文革造反是暴民運動；是不要法制、無法無天、專門迫害無辜，故此他們在共產黨高官的呵斥面前惶恐不已，連連表白撇清自己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可見，關於人民文革的評判已完全超出了學術研究的範疇，而極具民主鬥爭的現實政治意義。
2、官方和底層民眾都記住了人民文革
當今，一個明白無誤的事實擺在面前，就是中共專制政權拒絕民主改革。不屬政權機構的村官直選曾被一廂情願的好心人認為是中國走向民主的第一步，而大加讚揚。可是這第一步走了二十多年，再也邁不開第二步。(最近的廣東番禺縣大石村村民自發罷免村官而遭鎮壓事件，說明這第一步也是虛假的) 作為政權體系中最低的一級--鄉鎮級行政長官的直接選舉，共產黨就是堅持不予開放，遑論其它？中國共產黨壟斷了社會公權力，自行黑箱運作，欽定各級行政長官和司法長官。這不但使其政權完全失去民意基礎及合法性，也使之貪瀆極度泛濫的吏治成為無可根除的制度性腐敗。
在中國共產黨拒絕主動地、自上而下地實施民主改革的情況下，又力求中國民主化的實現不必通過極端激烈的方式，那麼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的正義壓力就是迫使共產黨不得不逐漸開放政權的有力槓桿。這個群眾運動的主要形式是大規模的絕食靜坐、遊行示威。而這正是當年人民文革的主要表現形式。從這一點來看，今天的中國需要人民文革。說得更準確些，是需要以當年人民文革的表現形式，去運載新的思想內容和政治訴求。
九十年代在中、老年工人裡邊處處有這樣的耳語，再來一次文化大革命就好了。這些工人所懷念、呼喚的文革當然不是毛澤東和各地軍方、地方幹部，以及保守派、“聯動”類紅衛兵的那個官方文革，而是人民文革。在這裡，在些中、老年工人的記憶亦有片面性。他們顯然只是深刻地記住了人民文革的內容，而忽略了文革大波中還有官方文革的內容。當然，或許他們並不是片面記憶，而只是不善於表達。但不管是什麼原因，他們的這種觀點在客觀上混淆了官方文革和人民文革，而會被攻擊他們的人抓到把柄。他們的耳語是上不了文字台面的。假設上了的話，就一定會遭到共產黨御用文人和某些獨立文人，乃至少數民主文人的聯合圍剿。他們會大聲疾呼地說：文化革命是那等地毀滅文化、迫害知識分子、濫殺無辜、互殘互斗。你們還希望再來一次文化革命真是反動之至、惡毒之至。不知就裡的年輕一代，如八九的學生們也會跟着去大加伐撻譴責。
必須告訴這些文人，不論你們是真糊塗還是裝糊塗，你們的伐撻都是找錯了目標。工人們所企望的絕不是全版文革，而是其中一部分--人民文革。由此看來，現在是到了把人民文革與官方文革這兩個糾纏在一起，而性質完全不同的事物剝離開來的最後時刻了。工人們那些上不了台面的耳語不久將飄散在太空中。文人們的謬語則可沉澱下來。文革時期二十來歲的青年工人在九十年代中期，平均年齡五十歲出頭，還保留着些許力量感，故喊出了再來一次文革就叫共產黨完蛋的心聲。至今十年又過去了。這一呼喊業已消沉。他們都年逾花甲，正在社會底層惶惶然地度過着他們生命最後的旅程。可信，照此下去，不久這一呼喊就會在世上消聲匿跡。剩下的就是文人們對文化革命不加區分的一片伐撻。這伐撻一代一代傳下去，人民文革固然湮沒在歷史的塵埃之中，留給子孫萬代的也就是一部殘缺不全的、甚至扭曲走樣的文革史了。
確立人民文革論，就可使共產黨高官的呵斥和工人們的耳語都得到完滿的解釋。這兩個地位、利益都尖銳對立着的社會群體對文革持有截然相反的意向，是因為它們都把關注目光都投向了文化大革命的同一個側面--人民文革。所不同的是，共產黨高官極端憎惡仇視這個側面，而工人們卻非常懷念這個側面。
共產黨高官對文化大革命的反省來得相當深刻。他們不但認識到人民文革對共產黨體制的衝擊性，還認識到人民文革由官方文革引發。即沒有官方文革人民文革就不會發生。故此共產黨已取得共識：絕對不能再搞毛式文革清洗。黨內有什麼問題黨內解決，決不可象毛澤東那樣藉助民眾的力量來打倒意見分歧者或權力爭奪者。教訓實在太慘痛了。毛的那個做法使民眾中的狂妄分子乘機作亂，共產黨的天下幾乎被推到傾覆的邊緣。
當今許多文士們在擔心共產黨要再次發動文革既是杞人憂天，亦反映出他們對文革史實缺乏起碼的了解，分析力、洞察了極為膚淺薄弱和對文革評判的迷思謬誤。
工人們的耳語其實只是底層民眾在受盡共產黨貪官污吏的壓榨後忿然之情的渲泄而已，根本無法實現。由於中共再也不會搞毛式文革清洗，故人民文革也就再沒有乘機爆發的機會了。
3、當今中國需要再來一次經過升華的人民文革
但是，中國當今確實需要再來一次人民文革。這就象十年前常聽到的工人耳語那樣，再來一次就叫共產黨徹底完蛋。共產黨不搞官方文革，引不出人民文革，那怎麼辦？共產黨不搞官方文革，人民群眾難道就不能自己獨創出一個人民文革嗎？上世紀六十年代後期的人民文革需要由官方文革引發，難道當今或今後的人民文革也非要由官方文革引發嗎？有人會說，不由官方文革引發的就不算人民文革。這話說得也有幾分道理。近四十年前，毛澤東、共產黨對中國社會有着絕對的統治力，不乘毛文革清洗之機，人民反抗運動就不能發生，而且這反抗運動儘管聲勢浩大，衝擊了千千萬萬的共產黨官僚，卻絕不能衝擊毛澤東、甚至也不能衝擊林彪、周恩來。當然也不能直言不諱地否定共產黨統治秩序和毛式社會主義制度。否則就要立即遭到最嚴酷的鎮壓。鑒此，人民文革儘管以不斷的淺度出軌和耀眼的深度出軌顯示其光輝，但始終有着不可避免的歷史局限性。
星移斗轉，三十幾個春秋過去了。不但毛澤東、周恩來等早已率先作古，鄧小平、陳雲等也接踵而去，而且，共產黨參與打江山的那兩代人大都已逝，為數不多的在世者亦近耄耋。共產黨里再也沒有毛那種絕對權威了。如果說近四十年前的群眾反抗運動非得憑藉毛的權威才能萌動並使之帶有局限性的話，那麼，在根本沒有絕對權威存在的現今，群眾反抗運動也就應該而且可以自主地產生，自為地發展。
歷史不會簡單地複製重演。工人們的思想其實也在發展之中。三十幾年前的人民文革，即使是最激進的派別也沒有喊出要共產黨徹底完蛋的口號。“踢開黨委鬧革命”是人民文革的典型口號，但它與“要共產黨徹底完蛋”畢竟還有很遠的距離。九十年代中、後期工人們的那個耳語說明了他們思想的升華。
九十年代工人的抗爭活動中，曾出現扛起毛巨副畫像的場面。那不是工人抗爭活動的主流，其思素是頗為複雜的。它可能是一種政治鬥爭的策略。既然你共產黨始終還是頂着毛澤東的招牌，那麼我們就扛起毛的畫像，看你怎麼出手鎮壓我們。這種“打着紅旗反紅旗”的鬥爭方式，是人民文革最直接的繼承。它還可能是一些工人對當今社會現實的一種自然情緒式否定。毛時代普遍貧窮，工人當然貧窮。當今則是貧富懸殊、兩極分化，工人仍然貧窮。“民不患寡而患不均”。既然自己一向都這麼窮，那麼大家都窮比你們富得滴油而我們窮得乾癟要好接受些。
4、今後中國民主化的動力主要來自知識化的工人階層
歲月的流逝使經歷過文革的兩代工人逐漸淡出了社會舞台。比他們年輕一代、甚至年輕兩代的完全沒有經歷文革的中、青年工人構成了當今勞工階層的主體。而且在知識文化水準上也有了相當的區別。在知識階層就其整體而言被共產黨收買了的社會情勢下，中國將來民主化進程的主要推動力來自於知識化的工人階層。如果說，將來有一天中國爆發了“人民文革”的話，那絕對不是昔日的那種思想層次人民文革。
文革前工人階層的教育水平多為小學，初中不多，高中甚少。現今高中和職業高中教育已相當普及。文化水平的提升必然伴隨着思想的豐富和對生活質素更高的企望。而這必將與中共當今養肥官僚、收買知識分子、薄待勞工階層的基本國策產生衝突。更何況不久的將來，中國社會上還會出現大量受過高等教育的工人。
1998年以來，中國的高等教育連年大幅度擴招。在這盛大的高教擴招美宴中，共產黨官僚和某些被其收買的大學、高中教師們都美不甚收。共產黨政府以之向世界顯示其治國的豐功偉績。教師們則在高考拜物教中賺足了風光和金錢。美國的大學毛入學率從百分之幾到百分之二十足足走了一個世紀的漫長曆程，而中國只在幾年中就走完了。現今，當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是中國八倍時，其大學在校學生只有中國的二分之一。中國社會唯有讀書高的民族精神遺產使許多貧窮階層的家長們忍受着高學費的重壓，把孩子送入大學校園。他們懷着一份期盼：大學畢業的孩子將會找到薪資豐厚的工作。可是，在城市青年百分之五、六十都能拿到大學畢業證書的情況下，社會絕對提供不了那麼多白領高薪工作機會。其結果必然是相當一部分大學畢業生將走入低薪勞工階層。這種情況將隨擴招的繼續而普遍。
當中國的勞工階層以中學畢業者為主並滲有相當數量的大學畢業者時，中國的社會就會發生深刻的變化。從維護自身的應有權益，到對美好社會制度的體認、嚮往、追求，使知識化的中國工人階級必將從六十年代末“踢開黨委鬧革命”的口號，和九十年代“要共產黨徹底完蛋”的耳語，再升華至一種更清晰、系統的理性追求。
但是這理性的追求若要得到實現，絕不是文質彬彬的語言磋商可以奏效的，它必有賴于堅毅持久地對專制統治者施於激烈的正義壓力。這就是造反。處於被壓迫剝削境地的人們起來反抗剝削壓迫謂之造反。這真正意義上的造反當然是有理的、正義的。它並不因毛澤東說過一句“造反有理”就要成為笑柄，就要成為被否定的東西。更不因毛說過“造反有理”就要反過來判定為“造反無理”。毛是共產黨專制制度的總代表。他根本沒有資格奢談“造反”。因為真正的、徹底的造反就應是造他的反。文革初期率先高叫“造反有理”的貴族紅衛兵--共產黨的黨衛軍--亦根本沒有資格奢談造反，因為他們是共產黨專制制度的受益者和維護者。毛的所謂造反只是一種欺騙和虛幻。毛把自己打扮成人民的總代表，以統率人民去攻擊他的黨內異己勢力。而當他所發動的“造反”萌動真正的造反跡象時他就要予以鎮壓。共產黨高乾子弟紅衛兵的造反是偽造反，它其實是“高衙內”們血統高貴情緒的瘋狂渲泄，和對賤民階層乃至平民階層的肆意踐踏乃至狂暴虐殺。而當真正的造反--人民文革興起後他們就恢復其保皇派的真實面目，堅決維護共產黨的統治秩序，仇視和對抗、打擊平民階級的造反行動。
由於人民文革雖藉響應毛的“造反”號召而起，但實際上與那個偽造反有着本質的區別，乃至截然對立，才使之有了生命力。人民文革儘管有其不可避免的時代局限性，但反抗壓迫、反抗迫害是它的基音。這基音無論如何都是正義的。這基音理應得到肯定並被繼承下來。在參與過群眾造反運動的文革時期的中年人大都已辭世，青年人也漸入老年之際，把這一基音保存下來，傳予下一代，不但是讓他們了解歷史，而且也是讓反抗精神薪火相傳的義舉。
今後有一天，當共產黨高官向聲勢浩大的工人遊行示威隊伍呵斥“你們又想搞文革那一套嗎？”的時候，工人們應該大義凜然地回答：對，我們就是要搞人民文革那一套！造共產黨專制制度的反是有理的、正義的。我們反壓迫的意念與文革造反一脈相承，都是被壓迫者進行反抗的那一套。我們群情激奮的龐大隊伍也可與人民文革的浩然大波媲美。只是，我們要比我們的先輩自主、自為。我們這一套完全發源於我們自己，不再需要從你們共產黨的內鬥中引發。我們的理念也比我們的先輩先進、系統、完備。我們的目標再不止是衝擊單個單個的共產黨官僚--所謂“當權派”，而是要從根本上終結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建立完善的民主制度。
2005年10月19日於紐約

附錄
三年文革與兩條線索

研究某個歷史時期，評判某個歷史事件必須首先界定該時期或事件的起始及終了時間。這是個看來似乎簡單，然而又常常會產生歧見的問題。如中共紅軍“長征”的結束時間，近期已有不同的說法。這是個較小的歷史事件。大的則如中國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的分期問題，即中國封建社會始於何時？對此有西周封建說，戰國封建說，甚至有人認為在兩晉之交。
如果說這個問題的眾說粉紜並長久以來懸而未決，是由於年代久遠，故紙堆里的證據有可能給人們以不同的導向，那麼對中國當代史上的最大事件--“文化大革命”的結束時間為何也會產生如此之大的歧見呢？須知，儘管三十年的歲月流逝，當年的中壯年已屆垂暮，但大多亦還健在，當年的青少年仍年富力強，歷史事件的參與者，見證人為數頗眾，這個問題實不應弄到如此撲朔迷離的地步。
文化大革命究竟是進行了多少年？三年或十年？我認為是三年，即從六六年春末夏初至六八年夏，頂多延至六九年春共產黨的“九大” 。目前流行的說法則是結束於七六年十月。這一流行說法繫於七六年“十月事變”後由中共復舊秩序的頭面人物葉劍英，華國鋒提出，繼而經中共的強勢宣傳，知識界的認同，並潛移默化地推廣到整個中國社會乃至海外。
我的三年文革觀於六十年代末業已形成。七十年代初我在極險惡的政治環境下暗中撰寫的就是想對這三年的史實作概述。至七六年中共復舊秩序派提出文革十年論時，我感到荒謬可笑，因為在我看來，文革早已結束。然而，此後我驚愕地發現此十年論竟漸漸成為社會的主流意識。我本欲對此加以澄清，但中共復舊秩序派已剝奪了民眾的一切發言渠道。我的看法只能存在於極小範圍的私下討論中。最先以文字向社會作此澄清的是現任澳洲國立大學教授的陳佩華博士。她於八十年代已著文提出文革三年說。至九十年代初，我得以身處中共魔杖鞭長莫及的地方，始得闡述自己觀點的機會。

一、“文化大革命”的特徵

有朋友提出，十年論、三年論都有其道理。因為如果是站在中共高層某個派別的立場上，他們感到直至“四人幫”傾復後，其權勢地位才得到恢復，故他們會持文革十年觀。許多人亦覺得在此之後社會動盪局面才趨結束，故亦贊同十年論。至於文革三年論是由於文革中一些造反派在六八、六九年已受到全面鎮壓，故感覺文革是進行了三年。
對此，我認為，所謂十年動亂並不能成為文革進行了十年的依據。文革中固然有動亂，但動亂並不就是文革。動亂只是一種表象。各種社會事件有可能在類似的表象下，有着大相徑庭的內容。六六年至六八年的“動亂”不同於六九年至七六年的“動亂”。又如五八年亂鬨鬨、荒謬絕倫的大煉鋼鐵、大放高產“衛星”以致對社會經濟、國計民生產生毀滅性打擊，這是不是一場動亂？當然是。這些年來中共的所謂改革開放使經濟畸形發展、社會貪富懸殊 ，以至唯利是圖、抗拐欺詐之風大盛；貪贓狂法、走私受賄橫行；道德全面滑坡、治安持續惡化、社會亂像叢生，這難道不也是一種動亂嗎？然而，人們並不認為這些都是在搞文革。
中共高層的內鬥由來已久，此起彼伏。只要中共專制政權仍然存在，那麼這種內鬥 就過去有，當今有，將來還會有。故此，中共高層某個派別權勢的鞏固或喪失也不能成為文革是否在進行的標誌。
文化大革命作為一個歷史事件自有其客觀存在的時間，不會以不同的社會群體站在各自角度上的觀察而漂移。文化大革命這場政治運動有其獨特的、區別於其他歷次政治運動的特徵。這些特徵的存在與消失也就顯示了它的起始和終了。
自四九年中共執掌大陸政權以後，它搞了許多次政治運動，三反、五反、鎮反、肅反、反右、四清、一打三反、清污反自由化等等，文化大革命與這些政治運動相比較，其特徵是顯而易見的。
特徵之一是其他的政治運動都是矛頭向下，整民眾。反右中雖有黨員幹部遭殃，但為甚少，不是主流現象。四清雖然也整了幹部，但只是基層幹部。而文化大革命的矛頭則既有向下，也有向上指向中共地方各級乃至中央領導幹部的。
特徵之二是其他政治運動中，中共高層認識基本統一，步調一致。而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共高層則產生嚴重分歧乃至分裂。
特徵之三是在其他政治運動中，中共的各級黨組織均作極有效率的運轉，牢牢地掌握着運動的領導權。而文革期間中共地方各級和各單位的黨組織均告癱瘓或半癱瘓。
特徵之四是文革期間民眾空前絕後地成立了許多組織。這些組織自主地行使了集會、遊行、示威、言論、出版等項政治權利。中共政權除了掌控着最後一道關卡外--不准攻擊毛中央和社會主義制度--對這些組織一度失去了控制力。
這四項特徵從六六年初夏開始陸續出現。其最典型的表現存在於六七年全年和六八年早春。從六八年初夏開始，幾個特徵都漸行消淡。至六九年中共“九大”以後，諸項特徵均基本消失。
六八年秋冬以後，中共各級地方政權和各單位領導機構迅速重新建立。共產黨的傳統統治秩序在迅速地恢復起來。群眾組織有的被血腥鎮壓，有的被責令解散。共產黨又極有效率地控制了整個社會。“九大”以後的的社會形態與此之前的截然不同。社會上的政治運動仍然在進行，但再也不是批判“劉修”、“走資派”，而純粹是矛頭向下整群眾。這一系列整群眾的政治運動依其時間先後順序是：
六八年秋開始、六九年全面鋪開的“清理階級隊伍”，這個運動是重新把“黑五類 ”等經典階級敵人推上殺牲祭壇。以此威攝前階段的造反群眾。有許多地方乾脆把造過反的群眾也打成“黑五類”、“公安六條二十一種人”，予以“清理”。
七零年的“一打三反”，這個運動是五十年代“鎮反”、“肅反”的再現。不過，它的主要打擊對象再不是“黑五類”等經典階級敵人，而是前造反者和私下對現實有不滿言行的人。他們都被打成現行反革命遭到處決或關入大牢。
七一年的“清查五一六”，這個運動是再次嚴酷清算六七、六八年間的造反派群眾。至七二年初林彪事件完全公開後，長達三年多矛頭向下的政治迫害狂潮才告消退。
“九大”以後，文化革命的第二個特徵，即中共高層內存有嚴重分歧乃至分裂的情況似乎仍然存在。但那只是表象，實質內容則大相徑庭。它體現於以下兩個方面。
1、文化革命時期(六六年--六八年)的分歧分裂來自於“毛中央”和“劉中央”之間清洗和反清洗的鬥爭，文化革命之後六九年--七六年的分歧分裂來自於中共高層內部的權力爭奪。這些權力爭奪先是發生在林彪集團和毛的嫡系江張集團之間，(這一鬥爭導致毛林反目)接着又發生於江張集團與老官僚集團之間。而這些爭奪都在毛髮動旨在清洗劉勢力的文化革命的目的之外。
2、文化革命時期中共黨內分歧還來自黨內高層對毛髮動文化革命的做法不滿而產生的摩擦。毛宗派主張“放手發動群眾”，為此甚至不惜癱瘓地方各級和各單位的黨組織。黨內高層許多人強烈反對這種做法。在運動狂飆般地席捲全國後，這一分歧分裂又表現於對各個具體群眾組織的判定和處置手法。毛宗派判定為左派的黨內高層另有人判定為右派。毛宗派認為應該予以保護或可以從輕發落的，黨內高層有人認為是反革命組織，應予嚴厲鎮壓。 由這些原因產生的分歧分裂在“九大”後即告結束。此後在對待群眾的態度上，中共高層已無歧見。無論是在“清理階級隊伍”還是在“一打三反”，抑或在“清查五一六”中，中共高層各派都能統一認識，步調一致地去反覆清算、懲處、鎮壓群眾。可見，從實質上去考察，文化革命的第二個特徵在六九年後亦告消失。
既然在社會運動形態上，文化大革命的幾個特徵都已消失，那麼，文化大革命實質上業已終止。而不在於中共當局當時是否正式進行了這一宣布。

二、官方線索和人民線索

對具有上述四項特徵的文化大革命應如何作一個簡單的表述呢？簡言之，什麼是文化大革命？首先，顯然不應把它望文生義地解釋為文化方面的一場革命。其次，也不能因為運動中曾發生毀壞文化藝術的劣質社會行為，就把它簡單化地詮譯為革文化的命。正確的評判是：文化大革命是中共黨魁毛澤東為了清洗以劉少奇為代表的一批中共高層的異己勢力而發動的一場政治清洗運動。由於反清洗力量強大，毛澤東不得不藉助民眾的力量。而民眾一旦被發動起來獲得某一程度的自主空間時，在為毛效力的旗號和幌子下，逐漸提出了自己的政經訴求。並且，這些訴求與毛的意圖漸行漸遠，遂與中共官僚體制，尤其是與“無產階級專政的基石”--軍隊產生嚴重摩擦、衝突，從而遭到一次又一次
的壓制，至六八年夏秋、六九年被全面鎮壓。
評判一個歷史事件除了確定它的的起始和終了時間外，還應對它的基本事實和過程有較清晰全面的了解。如果只知曉一些片段和局面情況，就要作整體的評判，那是難以不出偏差的。三年文革期間社會場景的大致順序是： 1、六六年夏季的破“四舊”、
“紅色恐怖運動”、揪“黑幫”、全面鋪開的第二次反右運動。 2、六六秋冬的批“資反線”。3、六六年底至六七年元月初的“反革命經濟主義”。4、六七年“一月風暴 ”。5、六七年二、三月間的早春鎮反。 6、六七年四、五月間的暮春平反。 7、六七年夏季大武鬥。8、六七年秋至六八年夏曠日持久、內容複雜的派別鬥爭及文革新思潮的出現和傳播。 9、六八年夏秋大鎮壓。10、六八年秋冬在全國全面鋪開的持續一年的“清理階級隊伍”給文化大革命劃上休止符。把群眾參與的文革大波轉化為單純清算、鎮壓群眾的、持續三年之久的法西斯狂潮。
注意到文化大革命的四項特徵，又對它的事實有較全面的了解，那就不難洞悉，文化大革命中有兩條線索：官方線索和人民線索。
官方線索是毛搞政治大清洗，並利用群眾為其火中取栗，由此產生了中共內部極其陰森兇險的派系鬥爭和個人鬥爭，以及毛和中共官僚們對群眾的籠絡、欺騙、操縱、利用和鎮壓。
人民線索是群眾在響應毛號召的同時，帶着自身的感受和利益去投入這場社會大波。由此與中共官僚體制產生衝突，民眾內部也發生分裂、鬥爭。
這兩條線索既有各自獨立的內容，也有互相交錯的成份。如六七年早春鎮反、六八年夏季大鎮壓是官方線索的獨立內容。“反革命經濟主義”、文革新思潮是人民線索的獨立內容。批“資反線”、“一月革命”、六七年暮春平反則是兩條線索交叉的產物。
文化大革命的四項特徵是其外在表現，而兩條線索則是它的深層內涵。
文化大革命人民線索的出現是中國當代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大事件。不了解或不承認這條線索的存在就根本不可能對文革進行正確的評判。因為人民線索的存在使文化大革命完全區別於其他單純戕害民眾的政治運動。人民線索，尤其是其中的光輝部份在客觀上衝擊了中共政權，削弱了它的統治基礎。人民線索的最高結晶--文革新思潮成為了中國當代思想解放運動的源頭
人民線索有其運載工具。這個工具的社會形態就是群眾組織。一旦群眾組織被重握權柄的中共專政機器所剷平，那人民線索將不復存在，文化大革命也就完結。就全國大多數地區而言，群眾組織被摧毀於六八年夏秋大鎮壓或六九年的“清理階級隊伍”。雖然 六九年以後，山西、山東、浙江等地還有派斗，七四年“批林批孔”中某些省市的群眾組織有死灰復燃的現象，但這些都是局部的、暫時的，頂多只能視為文化大革命的餘波 而已。
至於官方線索，毛把劉鄧等一班異己勢力逐出了權力圈。它成功了。儘管從多年以後的歷史高度來評價毛髮動文革於其自身的得失，會有不同的解讀，但在當時他無疑是勝利者。政治清洗取得了成果；為其火中取栗的造反派學生和民眾做了替罪羊；各路諸侯有了新的布局，他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取得了“偉大勝利”。官方線索也完成其使命。
六八年九月七日北京召開的“全國山河一片紅”(即全國二十九個省、直轄市、自治區都成立了革命委員會)十萬人慶祝大會標誌着人民線索的基本完結和文革塵埃的大體落定。而六九年三月底中共“九大”的召開則標誌着官方線索的終止和文革帷幕的完全降 落。可見，無論是從文化大革命社會運動形態的外在特徵去考察，還是從其深層內涵去探究，文化大革命的進程都是三年。

三、為什麼中共政權要製造文革十年說

既然文化大革命確確實實是三年，那為什麼中共政權一定要說是十年呢？
首先提出文革十年說的葉劍英們並不是毛要清洗的對象。但在群眾運動狂飆驟起的文革大波中，他們的尊嚴受到來自社會下層的衝擊，這他們憤恨不已。更使他們倍感兇險的是，他們與毛所倚重的林彪、江青等勢力的衝突，幾使他們墜入深淵。直至到毛駕崩、四人幫傾復後，他們的地位、權勢才穩定下來。因此，他們的感受是，這場夢魘足足困擾了他們十年。
葉劍英們的文革十年論一出，立即得到中共官僚階級的全體認同。他們之中大多數的處境比葉劍英們糟糕得多。挨批鬥、被抄家、降職丟官、幹校勞動、甚至關進牛欄監獄。有的人在林彪集團傾復後處境稍有改善，有的人直到四人幫垮台後才得以走出逆境。因此在他們看來，這場災難是持續了十年。
但是在中共官僚階級中還是有相當一些人只是在六六年秋到六七年夏受到一些衝擊，爾後他們很快就作為三結合的幹部進入了各級“新生紅色政權”了。為什麼他們也認同文革十年論呢？這無非又是一出典型的、在中國歷史上曾上演不衰的政治無恥劇。他們洞悉，在這政治生態巨變的時刻，若要自保，必須也裝成“苦人兒”，裝成過去自己也受過林彪、四人幫的欺負。裝成對林彪、四人幫義憤填膺，和對四人幫的倒台歡欣鼓舞。而在這齣大戲中，贊同文革十年說，是最起碼要會唱的基調。他們豈能不賣力地加入合唱？
除了上述原因之外，中共官僚階級認定文革十年還有其感情上和現實上的需要。權勢顯赫、地位尊貴的中共官員們在三年文革期間曾備受貶辱。寫交代悔過書、認罪認錯、低聲下氣、誠惶誠恐。那惡夢般的記憶是他們心頭揮之不去的陰影。依他們之願，
最好能把那段令他們羞憤不已的場景從歷史的記錄中刪除掉。但這畢竟不可能。於是就不得已而求其次。起碼也要設法讓那段歷史不要成為一個獨立的章節。而文革十年論正具有這一功能。把文革三年和後來的七年捏在一起，湊成十年，以大吃小，融而化之，不失一着妙棋。
還有更妙的是，文革十年說，可以把群眾組織已完全不存在或基本不存在的後七年間社會上所有劣質事件的罪責，都移花接木地全扣在造反派的身上。這樣既可藉此徹底否定文革造反運動，也可使那些對劣質事件真正應負責任者逃脫譴責。一舉兩得，妙不可言。
文革十年論一出，“十年動亂”、“十年浩劫”論接踵而來。中共政權利用絕大多數人對毛髮動文革的反感心理以售其奸。由於無論是幹部或群眾；無論是保黨派或造反派；也無論是血統高貴者或低賤者；還無論是勞工階層或文藝界人士都在文革不同時期，於不同程度上喝過苦水。於是大家都一起來罵，十年文革，動亂、浩劫，糟透了、壞透了。誰不這樣認為，誰就一定是四人幫的爪牙、餘孽。於是乎，在罵聲之中。批判“資反線”迫害無辜群眾；要求軍方為六七年早春鎮反的受害者平反的呼聲；閃爍着新思想光輝的文革新思潮等等全都成了“動亂”和“浩劫”的內容。這正是中共政權在現實上的需要。此後，只要有人敢對中共專制政權有所批評衝擊，他們就可以出來聲色俱厲地斥責道：
“你們又想搞動亂，搞文革那一套麼”？只這一句話，就可以唬住不馴服者，起到敲山鎮虎的作用。
然而，切莫以為中共炮製“十年浩劫”論就是要全面否定文革，他們要竭力否定的只是人民線索中的光輝部份。文革群眾造反揭露了中共官僚們的種種劣跡醜聞，使人民大眾有所醒悟，中共在文革前十七年中依靠謊言，欺騙和政治強力為自己營造的神聖光環暗淡下來，民眾從此再也不會像以前那樣對中共官僚肅然起敬，對中共政權絕對馴服了。對此，中共幹部，尤其是高幹，近三十年來一直疾首痛心。在他們看來，中共政權絕對權威之式微，百姓民間之世風日下，人心不古，蓋源於此。正因為這樣，中共政權對人民線索恨之入骨。
但是，對於文革官方線索他們並沒有去否定。他們僅僅說毛犯了左傾錯誤，不該用文革方式處理黨內矛盾。此外，我們什麼時候看到現今中共當局反省過六六年“資反線”搞的第二次反右？什麼時候對六七年的早春鎮反表示自責？什麼時候對六八年夏秋大鎮壓、六九年“清隊”表示過懊悔？......沒有，都沒有。非但沒有，還在繼續。這些年來，從批“苦戀”到“清污” ，從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到“六四”屠城，處處都是當年黨棍文痞批、的翻版，和趙永夫之流西寧大屠殺的再現。

四、結語

認清文化大革命確實的分期，和洞悉兩條線索的存在是進入正確評判文革大門的鑰匙。否則就有可能被中共的偽文革史、穢文革史所誤導、毒害，或在研究中作出與事實不相符的結論。
尤其應強調指出的是，是否了解三年文革中有條人民線索的存在，不僅是個學術問題，亦是個現實的政治問題。忽視乃至抹殺這條人民線索的存在，當然就會認為文革中除了浩劫之外別無其他。而承認、洞悉人民線索的存在則會領悟到民眾在文革中遭受的劫難，進行的抗爭以及所付出的代價，終究換來了社會的若干進步。這正如劉賓雁先生所說：“文革當然非人所願，然而倘若一九四九年以來的歷史已註定這個民族不經煉獄就難有新生，別無選擇時，又怎麼辦呢？事實證明，除文革外，除毛澤東本人外，沒有一種力量能摧毀毛澤東的權威和使他一整套的意識形態破產。也沒有一種方式能象文革那樣使中共從組織上、思想上解體。代價太大了，是不是？然而同在北朝鮮那種不死不活的痛苦煎熬中再忍受一個世紀相比，就難說了”。
經過三十個春秋的思想沉澱，對文革的分析研究若仍然沿着中共的思維體系行進，那真是學術界和全社會的莫大悲哀。這個悲哀還會存在多久？答案很不樂觀。從整體來看，這是由於中國人的健忘。從個體來看，是由於官方線索的一些具體執行者儘管年事已高卻仍控制着社會；也由於當今具有發言條件或能力的知識者出於種種原因不曾有過戰鬥在人民線索旗幟下的經歷。還由於人民線索旗幟下大量的普通民眾因種種原因早已消沉星散凋零。文革人民線索似乎面臨湮沒於歷史塵埃的噩運。然而，我只要一息尚存 就要堅持將它挖掘出來重見天日再現光彩。

原載北美1997年 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