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政協”兩會在北京召開，並不引人矚目。因為，框架依舊，內容無新。高調宣傳的所謂“修憲”，不過是在若干字句上做微調，並無實質性的改動。渲染得最響的，是所謂“保護私有財產”和“保障人權”入憲。拆開來看，卻純屬形式主義，紙上談兵。

有關“保護私有財產”，原憲法早已有之，本次“修憲”，不過是將原文中“保護公民合法財產所有權”修改為“公民的合法私有財產不受侵犯”；並增加一句：“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公民的私有財產實行徵收或者徵用並給予補償。”聯繫到另一款，將“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土地實行徵用。”修改為“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土地實行徵收或者徵用並給予補償。”

這些改動，顯然是針對目前因強行拆遷和暴力拆遷所激化的社會矛盾。實際上，拆遷中的補償，歷來就有。問題是意願如何？公平與否？這裡的“修改”，並沒有解決意願與公平這兩個關鍵環節，仍然為強行拆遷與暴力拆遷留下了足夠空間。增加的內容，倒是進一步強調了拆遷的合法性。實有利官商，不利民眾。

至於“保障人權”，僅僅是在憲法中增加了一款(33條第3款)，共九個字：“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抽象、空洞、言之無物。十足的表面文章。與其說是“進步”，不如說是“故作姿態”。北京當局多年前就已簽訂有關“人權保障”的國際公約，卻從不遵守，繼續其踐踏人權之能事。非但如此，當局背離國際通則，以維護其既得利益為出發點，任意定義和解釋“人權”概念，結果，倒是當權者自身的人權得到了保障，乃至過度保障，老百姓的人權則毫無保障。道理很簡單，沒有民主權和自主權，民眾不可能擁有真正意義上的人權。所謂“人權保障”，對普通百姓而言，全仗他人施捨，全看他人眼色。說穿了，“修憲”放進的這九個字，不過是當局矇騙國際輿論，為自己臉上貼金，繼續愚弄人民的幌子。乾巴巴的九個字，好像是故意扔在那裡的一個招牌，也充分折射出當局的膽大妄為。

至於“三個代表”入憲，更是荒謬透頂。且不說江澤民的“三個代表”論，本身與社會現實相矛盾相脫離，就說中國民眾中，究竟還有多少人會關心這類空洞而腐臭的所謂“理論”？不說關心，連知曉者，都寥寥無幾。提起來，人們至多大惑不解：什麼是“三個代表”？神情一片茫然。顯然，“三個代表”入憲，不過是行將退出歷史舞台的江澤民，為自己尋找的最後一份精神自慰。

本次“修憲”中的其他“微調”，不一而足，多具象徵意味，似在表白“改革仍在繼續”。值得注意的是，將“戒嚴”修改為“緊急狀態”，換湯不換藥，意義何在？原來，歷史上，“戒嚴”一詞，往往與白色恐怖或紅色恐怖相聯繫，“緊急狀態”一詞，則是國際上流行的憲法用語。顯然，當局的“偷偷”改動，是為日後更方便自如地對付和鎮壓反對運動，提前借來一塊擋箭牌或“遮羞布”。

中共建政，已經八次“修憲”。其實，對一個國家而言，重要的不是修憲，乃是制憲的公正和憲法的權威。姑且不說，中國憲法，乃少數人所炮製，毫無民意可言；單說有法不依，就等於無法無天；立法者違法、執法者違法，等於藐視憲法。

比如，1989年，各大專院校學生依據當時《憲法》第二章第三十五條規定，履行“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等合法權益，卻遭到當局血腥彈壓。當局自知理虧，事後，即1989年12月，又補了個所謂《集會遊行示威法》，禁絕“集會遊行示威”，實際上，是對當局違法在先的“合法” 追認，也是對學生守法在先的“違法” 追認。

又比如，1996年，“兩會”通過《教育法》，規定教育經費不得低於國民生產總值的6%(也是聯合國的標準)，然而，多年過去了，當局因狂增軍費，窮兵黷武，將教育經費一直壓縮在國民生產總值的2%左右。此舉，受到國際社會一致和嚴厲批評，也從另一個側面證明：中國法制，形同兒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