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各有志，對一件事情有不同看法，形成左中右派觀點，是再自然不過的了。大家意見不同，只要不太出格，還是可以坐下來交流，辯論，儘量達成一致；實在不能說服對方，也沒什麼了不得，去同存異，各自保留罷了，犯不着互相辱罵。但如果一件事涉及國家和民族，就應另當別論。中華民族，源遠流長，歷史上我們曾風光無限；但1840年後，又受盡屈辱，屢戰屢敗，還要割地賠款；由敗轉勝，也就近六十年的事。所有這一切，都深深地銘刻於每一中國人內心深處。所以在奧運賽場，每當中國人將老外打翻在地，高奏國歌，高升國旗之際，相信中國人比其他國家的人要多一份感慨，多一份自豪和凝聚力。現在國與國的竟爭，很大程度上取絕於誰的拳頭硬。體育是最接近軍事的一種角力方式。縱觀當今的幾個體育強國，不正是那幾個軍事大國嗎？一個小國或軍事小國，可以在一個或幾個項目上領先，但要象美中俄那樣，全方位領先是不可能的。打仗耗資多，風險大，傷亡重，是重大國家行為，對中國來說是不得以才為之。但體育不同，大小賽事，每天都有，奧運大賽，也才四年一次；它既展示了國家實力，又是國家和國民形象的巨大廣告，何樂而不為？

對於奧運會這樣的大事，各國都很重視，CBC和NBC等台也是全天候播報。美國自不用說，對加國這樣的國家由於獎牌很少，不大好找模特，他們就自創了一個卡通牛來攻城拔寨，代表國家來奪取金牌；這一方面是不得以，也可以說風趣，更重要的是表達一種心願。海內外華人對奧運和中國戰績的關注，反應和評價，雖沒有非常精確的統計，但我相信附和正態分布。95-99%的人屬於正常的左中右派反應，這中間大多關注或非常關注奧運，對於中國隊的戰績高興或很高興；也有一些由於經歷和觀點不同，不那麼高興。這些右派朋友，不管內心如何想，但至少表面上本着愛國和愛民族的原則去論證奧運的弊端和對國家的害處。對於這些觀點，儘管不能苟同，也應和平共處。

但國人中有那麼一批人，應該不超過國人總數的1%；他們中又有一些人長期盤據於天壇之上，不時地發出一些另人不解的言論。他們的特點是逢中必反，逢中必罵，有事時罵，沒事時拿着放大鏡找些事情也要罵，好也罵，壞也罵，快也罵，慢也罵。國家有喜事時他們悲，國家有難時(如大使館被炸，國人被打)他們喜。這些人就是本文要談的極右派人士。一個人如果不是吃狼奶長大的話，照說不應該數典忘祖，對生養自己的國家和滋養自己的母語文化有如此刻骨的仇恨；既使是移往其它國家，絕大多數人對母國和母體文化的心理距離不但沒隨着空間距離的加大而擴大反而縮小了。但這些人的表現又如何理解和解釋呢？余以為照常理不能理解的事情，只能照病理情況去分析。這些人應該是一些人格障礙，準確地講是一類偏執型人格障礙的人士。人格障礙是指人格適應不良，此類人的內在體驗和行為具有持續的明顯偏離文化期望範圍的傾向。這種人敏感多疑，與社會隔絕且情感疏遠，長期和全面地脫離社會關係，總認為自己是正確的，往往把自己的挫折和失敗歸咎於他人和母體文化。這些人往往伴有心境不佳，自感無能，自卑感，過分焦慮和擔憂等。這些人一般不存在與上述表現有直接關係的任何一種器質性疾病；也可以排除酒精，鎮靜催眠藥和鎮痛麻醉藥，抗焦慮和抗抑鬱藥引起的徵狀；也不存在思維障礙，妄想和幻覺和明顯之行為障礙。既然是病，就應該有發病原因。病態人格的發病原因也不外是內因和外因兩種。內因是指遺傳和先天因素，比如其父母就有類似情況，或者其母在懷孕時遭受過什麼感染或傷害；外因就是家庭和社會環境的影響或近期內遭受過重大社會心理刺激。但是外因還是要通過內因起作用。比如在中國近幾十年風風雨雨不斷，社會上少有人或家庭沒受過什麼大大小小的衝擊或不快之事，但真正的病態人格卻少之又少。再比如，國內很少有人小時候沒挨過父母的巴掌或訓斥，但又有誰會對自己的父母恨之入骨呢？對於病態人格沒有什麼好的治療方法，只能以調節和自我控制為主。

病態人格，不同於嚴重的精神障礙，由於具有良好的環境和自我定向能力，也就是具備全部行為能力，因此作任何事情要負全部法律和道義責任。如果一個癲癇持續狀態和精神分裂症的患者在發作期說任何話，做任何事(包括殺人)就無需負法律責任。上述兩種情況以外的任何人，不管處於何種自由的社會，說話做事還是應有所為，有所不為。和平年代問題不大，戰爭年代就要小心了，如果做出了拿着小旗迎接敵軍或做出更出格的事，相信美國就會有中情局，俄國就會有KGB，以色列就會有摩薩德找上門來。在中國，過去國民黨的軍中統，共產黨的特科和鋤奸隊大概不會是吃乾飯的。

不管哪個國家，內奸都是最不恥於國民的，下場往往最悲慘。望極右派人士好自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