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各有志，对一件事情有不同看法，形成左中右派观点，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大家意见不同，只要不太出格，还是可以坐下来交流，辩论，尽量达成一致；实在不能说服对方，也没什么了不得，去同存异，各自保留罢了，犯不着互相辱骂。但如果一件事涉及国家和民族，就应另当别论。中华民族，源远流长，历史上我们曾风光无限；但1840年后，又受尽屈辱，屡战屡败，还要割地赔款；由败转胜，也就近六十年的事。所有这一切，都深深地铭刻于每一中国人内心深处。所以在奥运赛场，每当中国人将老外打翻在地，高奏国歌，高升国旗之际，相信中国人比其他国家的人要多一份感慨，多一份自豪和凝聚力。现在国与国的竟争，很大程度上取绝于谁的拳头硬。体育是最接近军事的一种角力方式。纵观当今的几个体育强国，不正是那几个军事大国吗？一个小国或军事小国，可以在一个或几个项目上领先，但要象美中俄那样，全方位领先是不可能的。打仗耗资多，风险大，伤亡重，是重大国家行为，对中国来说是不得以才为之。但体育不同，大小赛事，每天都有，奥运大赛，也才四年一次；它既展示了国家实力，又是国家和国民形象的巨大广告，何乐而不为？

对于奥运会这样的大事，各国都很重视，CBC和NBC等台也是全天候播报。美国自不用说，对加国这样的国家由于奖牌很少，不大好找模特，他们就自创了一个卡通牛来攻城拔寨，代表国家来夺取金牌；这一方面是不得以，也可以说风趣，更重要的是表达一种心愿。海内外华人对奥运和中国战绩的关注，反应和评价，虽没有非常精确的统计，但我相信附和正态分布。95-99%的人属于正常的左中右派反应，这中间大多关注或非常关注奥运，对于中国队的战绩高兴或很高兴；也有一些由于经历和观点不同，不那么高兴。这些右派朋友，不管内心如何想，但至少表面上本着爱国和爱民族的原则去论证奥运的弊端和对国家的害处。对于这些观点，尽管不能苟同，也应和平共处。

但国人中有那么一批人，应该不超过国人总数的1%；他们中又有一些人长期盘据于天坛之上，不时地发出一些另人不解的言论。他们的特点是逢中必反，逢中必骂，有事时骂，没事时拿着放大镜找些事情也要骂，好也骂，坏也骂，快也骂，慢也骂。国家有喜事时他们悲，国家有难时(如大使馆被炸，国人被打)他们喜。这些人就是本文要谈的极右派人士。一个人如果不是吃狼奶长大的话，照说不应该数典忘祖，对生养自己的国家和滋养自己的母语文化有如此刻骨的仇恨；既使是移往其它国家，绝大多数人对母国和母体文化的心理距离不但没随着空间距离的加大而扩大反而缩小了。但这些人的表现又如何理解和解释呢？余以为照常理不能理解的事情，只能照病理情况去分析。这些人应该是一些人格障碍，准确地讲是一类偏执型人格障碍的人士。人格障碍是指人格适应不良，此类人的内在体验和行为具有持续的明显偏离文化期望范围的倾向。这种人敏感多疑，与社会隔绝且情感疏远，长期和全面地脱离社会关系，总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往往把自己的挫折和失败归咎于他人和母体文化。这些人往往伴有心境不佳，自感无能，自卑感，过分焦虑和担忧等。这些人一般不存在与上述表现有直接关系的任何一种器质性疾病；也可以排除酒精，镇静催眠药和镇痛麻醉药，抗焦虑和抗抑郁药引起的征状；也不存在思维障碍，妄想和幻觉和明显之行为障碍。既然是病，就应该有发病原因。病态人格的发病原因也不外是内因和外因两种。内因是指遗传和先天因素，比如其父母就有类似情况，或者其母在怀孕时遭受过什么感染或伤害；外因就是家庭和社会环境的影响或近期内遭受过重大社会心理刺激。但是外因还是要通过内因起作用。比如在中国近几十年风风雨雨不断，社会上少有人或家庭没受过什么大大小小的冲击或不快之事，但真正的病态人格却少之又少。再比如，国内很少有人小时候没挨过父母的巴掌或训斥，但又有谁会对自己的父母恨之入骨呢？对于病态人格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只能以调节和自我控制为主。

病态人格，不同于严重的精神障碍，由于具有良好的环境和自我定向能力，也就是具备全部行为能力，因此作任何事情要负全部法律和道义责任。如果一个癫痫持续状态和精神分裂症的患者在发作期说任何话，做任何事(包括杀人)就无需负法律责任。上述两种情况以外的任何人，不管处于何种自由的社会，说话做事还是应有所为，有所不为。和平年代问题不大，战争年代就要小心了，如果做出了拿着小旗迎接敌军或做出更出格的事，相信美国就会有中情局，俄国就会有KGB，以色列就会有摩萨德找上门来。在中国，过去国民党的军中统，共产党的特科和锄奸队大概不会是吃干饭的。

不管哪个国家，内奸都是最不耻于国民的，下场往往最悲惨。望极右派人士好自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