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我在“八·一三”

１９３６年，我在杭州警官学校当指导员，日本发生了“二·二六”事变，日本皇道派偷袭了日本首相，把外交大臣、财政大臣杀死了。这时，戴笠到了杭州，见到我说：“日本人很快就要打中国了，我们校长已经有个１０年计划，要把我们自己的军队整理好，办这个警官学校，就是要把情报队伍搞好。要搞１０年，准备跟日本人打。现在我们中国这个破破烂烂的队伍，打日本人是打不赢的。”戴笠还说：“现在我们在上海、江阴、无锡这些地方，修马其诺防线。从上海到苏州一直到南京，都修马其诺防线。”我听了这些情况，也不太懂。 有一天晚上，戴笠又从南京来了，他向我提个问题：“文学家啊，你当这个大队指导员，你认为行不行呢？” “还适宜。”我又说：“雨农先生，日本发生政变，他们偷袭首相，把财政大臣都杀掉了，这个政变搞得很厉害呀，这个少壮派将来会成为我们的大敌。” 戴笠说：“你这个人很能干，看问题看得很高，我想要成立一个‘日本问题研究会’，你看怎么样？” “噢”，我说：“成立日本问题研究会呀？现在报纸上不是登了吗？日本的皇道派搞政变，就是为了打中国。” 戴笠说：“现在皇道派胜利了。校长的１０年计划还没有完成呢，日本就要动手了。我想请你专门研究日本问题。” “我还没有做过这样的大事呢。不过，我们这里政治教官和日文教官都有。” “我看你能力够。研究日本问题，我这里有两个人，一个是龚德伯，他经常写文章，一个在我们校长身旁，叫王芃生。他们两个是研究日本问题的，你一出来，我就有第三个了。” 我说：“他们都是专家，在日本留学多年，我怎么能跟他们比，成为第三个人呢？我只能跟他们做学生。” “你先起草一个办法，第一要有个名称。”戴笠说。 我想了想：“名字就叫‘日本问题研究会’，基本成员呢，是我们警官学校的教官。” 戴笠表示同意：“对对对，就这样定了。” 我问“还要经过一些什么手续呢？” 他说：“我告诉参谋总长程潜，在他那里立案，我已经跟他商量了，他说人选问题最好是那个文强。参谋总长讲他愿意由一个黄埔学生负责研究日本问题，我对参谋总长说，我这个警官学校里，英、日、法、德十几个国家的教官都有，研究日本没有问题。对了，你这个‘日本问题研究会’也搞些外国人参加，有一个德文教官，是个女的，很能干，还有个王作化，是日本毕业的，对日本最熟悉了。你以他们作基础。你担任会长。” 后来，戴笠的秘书长也跟我讲：“戴老板看中你呀，他先已经跟我们讲了，要你研究日本问题，你不要失掉这个机会，学问一钻进去了，你就可以成为专家了。” 我在警官学校里发动当教官的黄埔学生，自愿参加“日本问题研究会”，结果大家都愿意加入。于是，我当了“日本问题研究会”会长。 “日本问题研究会”成立后不久，南京成立了一个警官学校，浙江省杭州市警官学校撤销，并入南京中央警校。当时我在西湖边遇到程潜，他要我到他那里做事，后来见到戴笠在杭州警校工作，也一直与程潜保持联系。这时两个警校合并，我到了南京，就去看望程颂公，对程颂公说两个警校合并了。程颂公对我讲：“现在我们军队的情报制度，应该改变。我这里要办一个训练班。甲种训练班专门管作战，乙种训练班专门管情报。这是学德国的。我这个训练班教官的名单上有你。你现在是个什么官阶啊？” “我在警官学校没有定官阶，发的工资是每月１５０块钱，相当中校。” 他说：“工资太低了，给你个上校军衔。按军事方面规定，上校就是高级参谋了，这样你就可以随时见我了，怎么样？” “那我当然高兴了。我的上司是什么官衔呢？” “你的上司是第五处处长郑介民，还是个少将呢，教导主任是余乐醒（沈醉的姐夫），是个上校。” 这样，我到南京当了参谋本部的乙种训练班的训政主任。我一到差，嗬，看到很多中校、上校，包括留过学的，都调来在训练班受训。 程潜到训练班来视察，我跟程颂公讲，我另外还有一个任务。” “什么任务啊？”程潜问。 我说：“我在杭州警校成立了一个日本问题研究会，雨农先生让我做会长。现在我到了你这里，其余的人都到了南京警校，这个研究会摆在哪里呢？” “哎”，程潜说：“就在我这里嘛。我派几个人来加入你这个会。” “我们这个会放在你这里，我们不够格呀。” 他说：“你不够格，我也不够格吗？有我在这里还有什么问题吗？”我就把日本问题研究会搬到了参谋本部，程潜把戴笠推荐的龚德伯和王文生也找来了，我就拜他们为老师，让他们介绍我读些什么书。 ８月１３日这一天，日本人用飞机轰炸南京，上海也打起来了。在这之前，日本人跑到我们在上海修的飞机场去捣乱，那些日本人欺负中国人，开枪打中国人，我们马上打长途电话到南京去，说日本人到我们飞机场了，还开枪打我们的人，问怎么办，蒋介石下命令说：“他打，我们也打！”我们的部队就把日本人打掉了。日本人说是中国人先打的，把罪名安在中国人身上。实际上是日本人先打中国人，他认为中国人不敢打他，但是我们打了！打死了好多日本人，丢到海里去了！就这样，第二天日本人就炸南京，炸南京后，在上海就打起来了。 日本人首先打上海的白龙港，白龙港是上海浦东的一个小岛。他们要在白龙港登陆，打入上海。我们有最大的兵舰防守在白龙港，日本人没有得逞，每次一打，都失败了。日本人没有办法在白龙港登陆了。这个战争打了好久，我们动用了７０个师，约７０万人上阵。从“八·一三”开始，中国跟日本打了三个月，蒋介石把他所有的力量都拿出来了，把在美国训练的教导总团也拿出来了，胡宗南的部队也调到上海，连广西、贵州、四川、云南这些部队都参加打了。 这时我在程潜的参谋本部，是上校参谋，程潜对我说：“八·一三”战争爆发了，这不是一天两天的问题了。中日战争不知要打多少年，训练班停办（这个训练班只办了三期），所有受训人员都回部队去。派你到上海，你这个参谋呢，跑各个高级司令部，张治中、张发奎、顾祝同等所有这些高级将领你都要认识，特别要熟悉他们的参谋长和情报主任，你的任务是把每天的战况整理一份，用最快的速度送到南京。 程潜是参谋总长，他需要了解战况。他说：“你整理战报的时候，整理三份，一份送给委员长（蒋介石），一份送给我，另外一份送给军政部长何应钦，免得我们再来整理，要争取时间。” 我接受了这个任务，心情豪壮，写下一首诗： “八·一三” 奉调上海 奉调南翔八月天，抗倭激战沪江边。 男儿爱国争先死，护士扶伤竞向前。 但愿国生宁我死，岂容家破乞人怜。 朝朝苦战连三月，露宿枕戈夜雨寒。 第二天，我就到了上海。我每天坐着我那辆汽车，跑各个高级司令部，到各个高级司令部收集战况，回来整理。送到南京最早的战报就是我的，每天晚上９点钟以前，我的电报就到了。参谋总长程潜要求我：每份战报整理三份，一份送蒋介石，使他最先看到。第二份送给程潜，再送一份给军政部长何应钦。后来程潜说，我报的战报最实在，有些战报搞到晚上几点还报不到，还有些战报都是假的。 这些高级司令部里都有我在情报训练班时的学生，其中有的是上校，有的是中校，也有还是少校的，他们很尊重我，喊我老师。一次，我去浦东，浦东防守司令是张发奎。我去的时候正赶上吃饭时间，我一走进食堂，军官们就站起来围住我，都叫我老师，张发奎看到好多人起来围住我，喊我老师，觉得很奇怪：“哎，我这个司令部里怎么有你这么多学生呢？”那些军官说：“他是我们的老师，我们参加参谋业务训练班时，他是我们的老师。文老师很有学问，专门研究日本问题的。”张发奎就高兴了，“哎呀”，他说，“我跟你只见过两次哪，我看见你的那个衣服穿得很文雅，我还不晓得你是专门研究日本问题的。”后来，我跟张发奎成为朋友啦。 吃饭的时候，张发奎说，“你是高级参谋，你给我参谋参谋，我在这里守浦东，恐怕守不住，浦东第一站是川沙，第二站是南汇，第三站是奉贤，第四站是金山卫，一直到杭州湾，我防守这样长的一条战线，蜘蛛网一样的小港小河多得很，不晓得日本人在什么地方登陆，你是本部来的高级参谋，你回去向上面汇报，要上面来人做个地形调查。”我说：“这个问题我带回去，跟戴雨农先生商量商量。” 回去后，我打了个电话给程潜汇报这件事，程潜说：“浦东一直到杭州湾的地理环境连我们自己都不了解，张发奎守浦东怎么守呢？日本人一登陆就糟了，把后路就切断了。哎，你是高级参谋，你们去张发奎那里调查一下。” 我说：“这不是一句话的事情，先要有个计划，才能去调查，没有计划怎么调查啊？” “你做个计划，沿途调查，张治中、顾祝同的部队都在那里，你去找他们。” “你上面不发命令，他们能听我的吗？上面要发命令给他们。还有，要戴雨农先生出来，让他领头，这个事情才能办好。” 程潜说：“好吧，我请示委员长，让他下命令。” 委员长的命令下来了，戴笠急急忙忙把我找去，让我从川沙、南汇、奉贤、金山卫，一直到杭州湾，把这些地方的地形条件调查清楚。他说：“特别要注意哪些是硬滩，哪些是软滩，硬滩可能是日本人会登陆的地方，软滩日本人上不来。”还特别要注意川沙的白龙港，那里水深，能停大兵舰。我跟戴笠商量，把余乐醒叫来，他当主任，我当副主任，带十几个参谋，就把这个事情办好了。 临走的时候，我对戴笠提出要找个熟悉情况、熟悉地形的人给我们带路。戴笠想了想：“除了朱学范，没有第二个人，他是杜月笙的徒弟。”这样把朱学范找来，朱学范一来就跟我讲，杜先生（杜月笙）是最熟悉浦东情况的人，他会告诉我们一些情况。我说那也行，去见见面。 在浦东，我们一路日以继夜地调查，争取早些搞完。川沙、南汇和奉贤都是软滩，测量的竿子插下去到不了底，都是烂泥。到了金山卫，县政府和当地老百姓都来了，说古时日本海盗就是在这个地方登陆的。再从金山卫过去，又是软滩了。 完成任务后，我写调查报告，建议在金山卫那里要增兵防守，特别要增调强有力的炮兵部队协助陆军防守，蒋介石批准了。 实际上，金山卫并没有重兵防守，也没有派炮兵部队，只派了东北军一个师的兵力。１１月１５日，日本人在金山卫登陆，东北军的那个师也怕死，把金山卫放弃了。日本人一上来，就控制了青浦、松江，上海的退路切断了。 我从“八·一三”那天到差，一直到日本人１１月１５日从金山卫登陆，我才离开了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