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吶的陳景潤在中國政治中的是有一定的攪局作用，當然其中免不了涉及中國文革後期的政治格局的變化。他幾乎影響了當時大人物鄧小平的命運以及知名數學家華羅庚的命運，主要的還是他作為學術典型被吹捧起來，改變了江青，周恩來，鄧小平等在文革後期的政策去向，讓曾經被打入另側學術研究起死回生，讓鄧小平在四人幫後理所當然的恢復高考和開闢科學的春天鋪墊了一個不可多得的基礎。所以他本人自然和不自然的影響了中國的時局，是歷史上一個很有意思的人物。當然政局動態不斷地干擾了他自己生活的寧靜。

與其專門寫陳景潤對政治的影響，還不如寫他的成功秘訣是投降和專一。也許大家一看就知道我的意圖，投降即面對殘酷的政治環境繳械投降，絲毫沒有抵抗力，而且叫舉一隻手投降，必須兩手舉起，雙腳下跪投降，叩頭求饒。專一實際上是對事業的專注，專心致志。即使政治上軟的像棉花，也要一刻不停的攻關他那愛不釋手的數論難題，哥德巴赫猜想。並為之終身奮鬥，死而後已。

不過看到他對政治的畏懼和容忍，幾乎不能相信他可以把畢生精力絲毫不讓的奉獻給那個枯燥無味的數學尖端命題。當陳景潤在數學所的小房間裡埋頭苦算時，外面的世界早已箭拔弩張，風雲變幻。只要那些政治運動沒有完全摧毀他的研究生活，他就不會採取任何行動。在這個偶爾會被政治運動波及的時期，陳景潤完成了“大偶數表示為一個素數及一個不超過兩個素數的乘積之和”（通稱“1+2”）的初步證明。他的論文以簡報的形式發表，但要得到數學界的承認，他必須完善這個證明。

這個道理好比獅子追趕獵物，獅子會盯緊前面的目標窮追不捨，即使身邊出現有其他獵物，距離前面的獵物更近，它也不會改換目標。這是為什麼呢？獅子追趕獵物，不僅是速度的較量，也是體能的較量。只要盯緊前面的目標，當獵物跑累了，十有八九會成為獅子的美餐。如果獅子改換目標，新獵物體能充沛，跑得會更快、更持久，捕捉到的可能性更小。如果獅子不斷更換目標，累死了也不會有收穫。陳景潤沒有其他任何嗜好，連數學的其他問題他也難得關注，因此，聚齊一生的精力和勇氣，豈有不成功之理？

陳景潤剛一出名，就有了政治上的利用價值。江青等人想要陳景潤“揭發”華羅庚竊取他成果的罪行，當時中關村也一度流傳華羅庚竊取陳景潤成果的謠言。這件事終究不了了之。無論有什麼人做過什麼事，陳景潤都沒有站出來，想在政治上利用他的陰謀沒有得逞。這個時候陳景潤有成為一面旗幟的可能，而他退縮了。在這個時期，他比往常更加敏感，更謹小慎微。檢查身體，住進醫院是他當時唯一的妥協。他的明哲保身的處事哲學，一定程度影響了中國政壇，否則說不定是又一個，教育懸崖危機。

看《哥德巴赫猜想》(徐遲)中對陳景潤的一段描述：“陳景潤曾經是一個傳奇式的人物。關於他，傳說紛紜，莫衷一是。有善意的誤解、無知的嘲諷，惡意的誹謗、熱情的支持，都可以使得這個人扭曲、變形、砸爛或擴張放大。理解人不容易；理解這個數學家更難。他特殊敏感、過於早熟、極為神經質、思想高度集中。……”。單從這段文字中，並不能理解陳景潤是個怎樣的人。我們能夠藉助的只有其他的輔助描寫，如他的衣着、他的住房、他的病痛等等，然後是他的成果。略帶寫意式的描寫塑造了一個科學英雄，一個迎合當時社會期待的人物。詩意的描寫則給予了一種正面的情感，使陳景潤顯得性格相對簡單，容易理解，容易得到共鳴。

從某種程度上來講，《猜想》只着重塑造了陳景潤的一面，弱化了他性格的負面，也即他“科學怪人”的形象，縮短了他與普通人的距離。在徐遲的理解中，陳景潤是一個很有政治頭腦的科學家，是非觀念明確，並不像傳說中的那樣“傻”，那樣“痴”，絕不是他聽來的單純的“科學怪人”，他的一些怪癖多半屬於性格所致。

《猜想》中的一些細節描述也會給讀者帶來新鮮感。打飯的路上思索數學問題撞到樹幹，學習外語的細節，他的緊張得異於常人的時間表，被關到圖書館的事，六平米的沒有電燈沒有桌子的小屋，春節有人送蘋果時他的感動，這些最細小的地方所展現的，絲毫無損於科學英雄的形象，反而增添了一份親切感，一種趣味(徐遲)。《猜想》所描述的陳景潤生活十分簡單，簡單到只有這些最瑣屑的地方才能顯出他的真性情。而只有在1978年，“科學的春天”呼之欲出時，人們才能稍稍理解陳景潤的真性情。這稍稍理解並不足以抹殺陳景潤性格中明顯異於凡人的缺點，而人們卻依然包容了他。

多年的政治運動使他變得極為謹慎、極為敏感。有一天，大姐瑞珍帶着兒子來看他，姐弟倆多年沒見，陳景潤非常高興，請他們在小飯館裡吃了一頓飯。送走他們後，陳景潤馬上主動到支部書記李尚傑家向他匯報：“今天我大姐和外甥來看我了，外甥到北京讀書，他們是順路來看我的，我請他們吃了一頓飯。”

響徹中關村88號樓3層寂靜的走廊。聽見叩門聲，住在6平米小茶房的陳景潤，心裡十分緊張，自從論文發表後，他就一直提心弔膽着。他將數學書和稿紙飛快地藏起來，然後才開門。見門口站着許多人，陳景潤神情緊張地連連說：“我……我沒幹什麼，我在聽英語廣播，聽新聞……”。武衡走上來，微笑着說：“你別怕，我們是來帶你去檢查身體的。”

雖然陳景潤不關心政治，甚至躲避着政治，但是他心裡卻有一杆衡量是非的秤。一天，有人來找陳景潤：“科學院要召開大會，揭發、批判科技界的右傾翻案風，會上安排你發言。”“我？”陳景潤吃驚地問。來人點點頭說：“你要結合自己的實際講，講你是怎樣受了黨內走資派的毒害，逐漸走上白專道路的。”陳景潤心裡暗暗叫苦，如果說鑽研業務是走白專道路，那是我自找的，跟黨內走資派有什麼關係，怎麼能把帳算到他們頭上。再說，我壓根兒就沒見過就沒聽過的事怎麼能講。中科院召開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大會那天，陳景潤沒有去。否則，有陳景潤參與的批鄧小平運動，肯定結局要複雜得多。所以他是可能再一次對中國政局產生極大影響的潛在力量。

要寫陳景潤的故事很不容易。他身陷在一個充滿了激烈尖銳矛盾的環境裡。那些不喜歡他排擠他的人，那些總在他身上找毛病想將他永遠踩在腳下的人，並不是因為個人恩怨。因為，這個走路都怕踩死螞蟻的善良的人，誰也沒有得罪，他誰也不敢得罪。他只不過是這場激烈的政治鬥爭中，一些人打鬼藉助鍾馗的犧牲品。當然也有一些腹中空空專作嘶鳴的人惡意的嫉妒。

他每次進了門就趕緊反鎖起來，一般是敲不開門的。見徐遲和周明堅持要去，李尚傑說：“我倒是進去過，你們要進去得另想辦法，搞點‘陰謀詭計’……”。他們三人一行來到８８號樓。李尚傑先到小屋門口，他敲了敲門，裡面沒有回音。他又敲了敲，才聽到陳景潤在裡面問：“誰呀？”。“是我，李尚傑。”“李書記，你等等，我馬上給你開門。”過了好幾分鐘，小屋的門才開了一條縫，見只有李書記一個人，陳景潤開了門。李尚傑進去了。

徐遲和周明在門外站了十幾分鐘後，也敲響了小屋的門。還沒等陳景潤反應過來，李尚傑就走過去將門打開了。見是徐遲和周明，陳景潤衝過去本能地想關上門，可是徐遲和周明已經迅速擠進來了。陳景潤只好不好意思地說：“請坐，請坐。”

這哪裡能坐呀。他們環顧四周，小小斗室里，一張單人床，一張兩屜桌和一把椅子。牆角放一麻袋，麻袋裡裝的全是他算題的廢紙和換洗的髒衣服。小桌上除了中間常用的一小塊地方空着，其餘都堆滿了書籍和雜誌。他其實不常用桌子，看書、演算仍習慣將床上的褥子撩起，坐個小板凳趴在床上。

幾天后，徐遲帶着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的初稿，與周明一起來到李尚傑的家。李尚傑感冒發燒正躺在床上，徐遲說：“你就別起來了，我將稿子念給你聽，請你提修改意見。”徐遲是帶着哭腔讀完了初稿不過，後來沒有修改。除了改李尚傑為李書記，表明那時李也害怕將來不出什麼意味情況。

歷史就是這樣，一個小人物也可以掀起時代的驚濤駭浪。如果陳景潤與張鐵生一樣或者相似，肯定是教育和科研再度黑暗時代的一個導火索。所以，我們認為陳景潤對文革後期的政壇影響大，功不可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