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來不是悲天憫人的和平論調者，更不是什麼動輒標榜人類共同體的天真自由派，但是，作為一個真正負責的民族主義者，我深深地為中國竟然能夠湧現出這些愚昧膚淺的輿論而感到悲哀，因為這些不切實際、不負責任的好戰言論本身就是一個國家走向自我毀滅的源頭。

戰爭的參與者不是金剛不壞、神擋殺神的戰狼，而是互相殘殺的人與人，那裡沒有英雄與畜生，只有死人和活人

這種狂妄到腦殘、自負到愚蠢、跋扈到白痴的好戰論調，歷史上出現過不止一次，其每一次出現，每一次得勢，對於言論所在的國家都意味着一場真正的災難：

1914年，德皇威廉二世自信地對自己出征的軍隊說，“到了秋天，你們就可以回家了”，然而，這些士兵卻扎進了一場持續四年毀滅所有的漫長戰爭；

1937年7月11日，日本帝國陸相杉山元指着兵精將銳的日本軍隊，向滿腹狐疑的日本政府做出保證：“中國力量不值一提，只需要一個月，足以平定中國軍隊，三個月，足以解決中國的反抗。”令人遺憾的是，這僅僅是這個好戰民族走向毀滅的開端；

1941年6月22日，阿道夫希特勒命令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德國軍隊向蘇聯進軍，他狂妄地表示，“蘇聯不過是一樁破房子，我隨便踹一腳，整座房屋都會倒塌。”不過，百戰精銳終究在四年之後被永不枯竭的俄國士兵所淹沒。

為什麼這些好戰言論的標榜者，會犯下重大的戰爭失誤，並使得整個國家走向毀滅？

因為，他們只看到雙方軍事實力的對比，只瞧見了飛機大炮的數量，卻未能真正理解或者刻意忽視了現代戰爭的實質。即真正現代化的戰爭已經不僅僅是兵器的現代化，還包括了戰爭主體的現代化——從君主間的爭鬥變成了民族間的戰爭。

而戰爭再也不可能像過去那樣，通過消滅君主的軍隊贏得勝利了。戰爭持續的時間規模，戰爭造成的破壞，戰爭蔓延的深度，也因此得到了無限的延伸。

一次大戰的著名軍事統帥魯登道夫，在結束戰爭卸下征衣之後，曾這樣寫下他對那場持續四年煉獄的理解，"隨着民族主義理念和動員機制的完善的深入，戰爭已不再單單是軍隊的事，它直接涉及到參戰國每個人的調撥……戰爭的本質已變成一個民族潛力的展現"（《總體戰》）。

他的這句話，實在是對現代戰爭的精妙解析。這一點，在人口龐大的現代大國間體現得尤為明顯。

在一戰中，1.7億人口的俄國動員了1200萬名士兵投入戰場；3900萬人口的法國動員了866萬士兵投入戰場；4500萬人口的英國動員了800萬士兵投入戰場；6600萬人口的德國動員了1300萬士兵投入了戰場。

在二十多年後的二次大戰中，現代國家的動員能力得到了進一步的提升，大國間戰爭的持續時間、規模和痛苦也得到了擴大。蘇聯在二戰中動員的軍隊超過2000萬，美國達1200萬，德軍超過1100萬，中國受限於發展水平，兵力亦一度超過800萬。

如此龐大的軍隊投入戰場之後，實際上無異於一場對各個民族年輕人口的絞殺，任何試圖迅速消滅一個大國的戰爭企圖都將在無盡的消耗中迅速破滅，除了讓整整一代的年輕人變成灰燼。

1915年，德皇的精銳兵團以凌厲地攻勢掃蕩了一支又一支協約國軍隊，但協約國很快就補充了更多的士兵投入戰場；1937年，強大的日軍在中國戰場取得了一個又一個勝利，奪取了一座又一座城市，但中國軍隊的數量卻日漸龐大，絲毫不見減少；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當時不堪一擊的俄國陸軍僅有450萬人，截至該年11月，這支軍隊實際上已經德軍被消滅殆盡，但無窮的俄國人力迅速使這支軍隊的數量變得更為驚人。

1916年4月，當多次和談嘗試被拒絕之後，德皇威廉二世對自己的皇太子說道，“如果我知道結束一場戰爭這樣困難，就絕不會發動這場冒險”；1917年8月，德國首相喬治·米夏埃利斯（Georg Michaelis）望着街頭因戰爭而失業的暴民們哀嘆，“這場該死的戰爭肯定會結束，但我們都將被絞死”；1940年9月，面對看不到盡頭，永遠不能結束的中日戰爭，日本近衛首相表示，“戰爭難，但和平更難”；1943年8月，擁有無窮兵力儲備的俄國軍隊再一次在德軍的夏季攻勢後重新復活，傑出的軍事家德軍將領曼施坦因不得不承認，“這場戰爭，僅僅是一個看不到盡頭的噩夢”。

無數現代人口大國間的戰爭歷史表明，一個民族主義覺醒的大國，無論在外國看來，其人民有多麼愚蠢，軍隊的日常水準有多麼低劣，都是不可能被一場“快速、堅決、勇猛”的全面戰爭所打敗的。

日本人笑話中國人麻木不仁，鄙視中國軍隊的戰術水平，著名漢學家內藤湖南為了鼓吹侵華，甚至嘲諷華人不過是蚯蚓式的動物，由此斷定中國可以“一鼓而下”；希特勒則嘲諷俄國人只是群“愚蠢的傻驢”，被膚淺的統治者肆意騎乘，而“勇武的日耳曼人也將輕而易舉地摧毀俄國”，“這是民族性決定的”。但是，當殘酷的戰爭變成兩個民族間的較量之時，這些膚淺的言論僅僅見證了偏見是一種災難。歷史已經表明，兩個民族間的全面戰爭，除非一方把血徹底流干，否則永遠看不到盡頭。

真正的大政治家必然能夠意識到：結束戰爭永遠比開啟戰爭更加重要，也更加困難，而一個覺醒的憤怒民族永遠比一支猙獰的精銳軍隊更加難以對付。

1871年，俾斯麥贏得了普法戰爭，但他知道他只是不過打敗了一個君主（拿破崙三世），所以他迅速乘法國內亂，與對方簽訂和平條約，以防範民族戰爭的出現；1937年，精明的日本軍人石原莞爾力勸日軍將佐切勿發動對中國內陸的入侵，否則日軍將不得不承受一個巨大民族的反擊；1941年6月，粗劣的蘇聯紅軍在德國面前固然不堪一擊，但俄羅斯民族魂和東正教的信仰，卻動員了無窮的人民止住了德國精兵所向披靡、天下無敵的攻勢；同樣，1962年的中國打敗的，不過是婆羅門的尼赫魯，如同1895年日本打敗的也僅僅是李鴻章，都未能激發永不停歇的民族戰爭。

永遠不要輕易輕估一個龐大國家的戰爭能力，絕對不要盲目嘲諷宗教迷信的軍事動員力量。任何奢談“一月滅印”的軍事愛好者和專家，不要忙着顯擺武器數量和軍事儲備，請睜開眼睛看一看青藏高原絕域之境的後勤補給線，以及印度無窮的人力儲備和國民志願團遍布基層的民眾動員體系，就能夠知道我們有可能面對一場怎樣的戰爭了。

我了解歷史的殘酷，更理解民族戰爭的無情。現代大國間的全面戰爭是頭啃食人間一切血肉的巨獸，當殺戮的仇恨浸潤它的雙目之後，即便是最高貴的人也不可能抗拒他的本能，也難免不為其所吞噬。

所以，為了中國，請多一點耐心，不要輕言戰爭。

“德國外交之最大阻礙，不在於英法俄奧諸國之謀劃，而在於吾國以好戰言論為榮之報刊，以及無視利弊卻極其好鬥之三百位在座議員。終有一日，德國的未來將毀於其手。”——俾斯麥

“回溯一戰前的德國歷史，就會發現德國輿論之最大問題，即無俾斯麥之見識和狡詐，卻極力推崇其武功。不能不說此乃一個民族後續悲劇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