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振快
　　由山东新泰“官二代”事件点燃的网络批评热情正在慢慢熄灭。与此前的诸多类似事件——如山东济南80后厅官被指是某省级领导的侄女婿，温州一个区政府公开发文要求解决官二代的职位，河南固始县在2008年全县选拔正科级干部和县局级干部任用中，最后确定的12名乡长大多是当地官员亲属，等等——一样，该事件的最后结局可能是不了了之。网络的力量是有限的，“官二代”事件有理由相信还将不断上演，而且网民也不会得到满意的结果。也许，回顾一下历史，对此会有更深入的认识。 
　　西晋诗人左思才华出众，但因出身寒门而郁郁不得志，愤懑在胸，化为呐喊，对“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社会不公现象表示了强烈的质疑和不满，由于说出了寒士们的共同心声，千余年来一直引起强烈的共鸣。 
　　左思生活的时代，是一个讲究门阀出身的时代，势族全面掌控社会资源，不是出身门阀世家，很难挤进政治核心，所以出身寒门的左思仕途不顺是情理之中的事。 
　　世族出身的人无才无德却占据高位，王凝之可谓典型。王凝之官至会稽内史。会稽内史是会稽郡的最高行政长官。王凝之凭什么占据这样重要的职位呢？可以说，没有任何别的原因，仅仅因为他是“官二代”。 
　　王凝之何许人也？只要加上三个身份标签，你就知道他是什么来历了。这三个身份标签分别是：第一，他是谢道蕴的丈夫。众所周知，谢道蕴是才女，以一句“未若柳絮因风起”标名青史。但是，关键的不是谢道蕴有才，而是她的叔叔是宰相谢安。王凝之差不多算是宰相女婿，当然可算“官二代”了。第二，王凝之是王羲之的儿子。众所周知，王羲之是“书圣”，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书法家。但是，大概很少有人知道王羲之曾经也做过会稽内史，也是高官，其父官至淮南太守。从这一点看，王凝之也是“官二代”，甚至“官三代”，当会稽内史简直是世袭。第三，王凝之是王导的孙儿辈。王导是和谢安齐名，甚至权势还在谢安之上的人物，两人都是东晋王朝的台柱，并称两大宰相。王导是王羲之的族叔。王家和谢家，是东晋最有政治势力的家族，“王”“谢”并称，王家还排在谢家之前。王凝之既是王家之人，又是谢家女婿，其“官二代”的显赫身份谁能与之相比？捞一个会稽内史的官当当，自然不在话下。 
　　问题是，王凝之有什么才能可以胜任会稽内史这样的重要职位呢？这一点，从一个事情上可以看得比较清楚。王凝之信奉五斗米道，孙恩、卢循起兵造反，攻打会稽，作为地方最高长官的王凝之先是不相信同是五斗米教“教友”的孙恩会谋反；等叛军逼近时，却又不肯组织抵御，而是做法事请“鬼兵”助阵；当城被攻破的时候，他仍然不相信有“共同信仰”的“教友”孙恩会杀他，因此也不逃走。其结果是，王凝之被一刀砍掉了脑袋，子女全部被杀害。 
　　从王凝之应对紧急事态的行为来看，他是一个政治白痴，根本就不具备政治判断力。他的夫人、才女谢道蕴是个有眼光的人，早就看出他是个草包。史载谢道蕴“大薄凝之”，意即非常鄙薄王凝之，她还曾向叔叔谢安抱怨说：“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大意是“天下怎么还有姓王这样的人！”将窝囊废推上领导岗位，以致误人误己、误国误民，这不是窝囊废本人的错，而只能说是门阀政治的错。  
　　无才无德的“官二代”占据重要位置，而有才有德的寒门之士却无法施展才华，这在门阀政治之下是常态，这种落后的制度最终被扔进了历史垃圾堆。隋唐之后由于实行科举制，选拔人才机制逐渐公开、公正，王凝之现象已不多见，势族也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然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权力世袭的思维在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真正退出过舞台，在某些历史时段还会死灰复燃。而在“官二代”现象渐趋隐性之后，“吏二代”现象又渐趋明显，逐渐为人们所注目。 
　　为了避免门阀势力影响权力运行，宋王朝加强了中央集权，宋以后更逐渐强化。为此而做的制度设计，包括限制官员权力世袭，采用任期制和回避制等。回避制要求官员不得在自己家乡任职，有血缘关系的两个人不能在同一部门或地方任职，等等。但是，对比较底层的政府办事人员———胥吏则没有如此严格的规定。由此出现了一个社会现象，即胥吏们想尽一切办法霸占原来的位置，在自己的五年聘用期满后还要想方设法让有血缘关系者占据其职位，比如父传子、兄传弟及传给亲友等，使当胥吏成为“世业”，形成了明显的“吏二代”现象。比如清代浙江布政司衙门(类似省政府)有一个“通供”的职位，“父以传子，兄以传弟，钱粮出入，尽归掌握”(雍正元年七月十二日御史汪继燝奏折)。胥吏在衙门“子弟亲戚，转相承授”(陈宏谋《在官法戒录》序)，“每有父子姻亲，盘踞年久者”(徐文弼《吏治悬镜》)。这种现象相当普遍，在宋代以后逐渐被关注，改变这种状况的呼声时有所闻，但直到帝制中国终结仍难以治理。 
　　“官二代”、“吏二代”现象是帝制中国社会竞争的必然逻辑。在帝制中国时代，几乎所有社会资源都受政治支配，通过垄断政治就可以垄断经济利益、社会地位等，因此社会各阶层必然都力图将政治资源掌控在自己手中。无论是魏晋的门阀世族，还是明清的衙门小吏，他们的思维并无不同，都力图通过垄断政治而垄断社会资源。而为了垄断政治，就要规避竞争，因此权力世袭是最好的办法，故而都将之视为一种社会博弈策略加以采用。  
　　由于帝制中国的政治本来就是一个“家天下”的私人政治，而不是政治权力向社会各阶层开放的现代公共政治，所以治理“官二代”、“吏二代”现象总是显得力不从心。很明显，只要政治特点没有发生实质的变化，社会博弈策略也不会发生实质的变革。只有政治成为公共政治，政治竞争是公开、公平的，王凝之现象才有可能彻底消除，否则社会博弈规则决定了操控政治的小利益集团势必不会放弃优势的地位，通过垄断政治而垄断社会资源，成为社会特权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