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在文革中始終“不跪下”的人，他叫顧准，他精確預言了那場“文革”風暴

2017-08-03 中天說史

顧准

顧準的一家

壹

1952年，37歲的顧准被撤去上海市財政局局長職務。

關於這次撤職，沒有檔案材料，只有一份當年2月29日新華社電訊稿的幾句話：“顧准一貫存在嚴重的個人英雄主義，自以為是，目無組織……屢經教育，毫無改進，決定予以撤職處分。”

人人穿黃布軍裝的年代，一個穿背帶褲，戴玳瑁眼鏡，在跟弟弟的通信中常常用“睥睨”二字的人，得到這個評語不奇怪。

他不是出身望族，12歲在上海會計師事務所當學徒養活一大家子人，15歲已經寫出中國會計業的最早教材之一，大家都承認：“整個大華東地區找不出他這樣有才幹的人”。

但是這個人“不服用”。

撤職當天，他一句話不說在辦公室坐了一個晚上，他的秘書陪着他坐了整整一個通宵，沒有暖氣，腳都凍痛了……天亮之後，他“使勁推開了門，走了出去”。

1個月之後，他找了幾本初等幾何，代數，微積分……開始學習數學，覺得在階級鬥爭和政治動向之外別有天地，他試圖沉浸在與人世無關的理性里，一直到1955年進中央黨校為止，全部業餘時間都用在數學上。

他受過西方經濟學的訓練，很容易上手，為數理中的邏輯感到狂喜，以至於沉醉其中，深夜受寒，得了急性肺炎。

不過他很快跨越對三角尺和圓規的單純迷戀，他說“邏輯只是工具，研究經濟一定要研究歷史。”

他開始研究西方史和中國史，英文是他的另一大重要工具，他依靠這個工具大步跳出了當時扎在知識分子頭腦中的籬笆，正好又趕上中央黨校在學術上的黃金時期，書儘管有限，但他已經可以直接閱讀到凱恩斯和斯密的原作，自己動手改譯資本論。

歷史學家朱學勤說，後來那一代知識分子未能達到顧準的成就，是因為“知識大限以及邏輯乏力拖住了他們的腳步”。

知識讓人求實，邏輯讓人求是。

貳

當一個人知道自己什麼都幹不了，也不存什麼經世致用的念頭時，功利也就自然消失，他只是以“不顧死活”的方式讀書，作筆記，下蠻力，用笨功夫，來解開思想上的迷惑。

1956年4月，他開始思考凱恩斯為資本主義開出的藥方是否會失效？

“我作過一個摘記，認為不會。”他說，“可是，(蘇共)二十次大會的報告不是這樣說法。這是說，我與他們(美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是一致的了……”

他被自己的想法嚇了一跳，喃喃自語“這糟糕不糟糕？”

但他無論如何在邏輯上不可能認同計劃經濟體制：“目前這一套規律，是獨斷的，缺乏繼承性的，沒有邏輯上的嚴整性的”，他譴責斯大林“以道德規範式的規律吹噓、粉飾太平的理論來描寫社會主義經濟……”

1964年，他翻譯熊彼得的名著《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主義》，裡面有一句話“在民主法治制度缺失的群集環境，道德上的限制和文明的思想方法或感覺方法突然消失……是我們面對誰都知道、可是誰都不願正視的各種毛骨悚然的事實……”

他精確地預言：“中國的政治空氣的大改變將從一年以後開始”。

“在屋檐底下躲暴風雨，一定要躲過去。”他寫道。

叄

“觀察，而不是憤慨，可觀察與記錄的就多。”他在日記里寫道。

他在河南商城勞動改造，他腰不好，拿的又是短鋤，有時只能雙膝跪在泥里，靠雙臂支撐着爬行，雙膝破損，臂膀全部紅腫了，手掌也血肉模糊，很難拿筆。但他寫道：“也只是在這樣的環境條件下，才有機會學習我國的農村經濟這門課。”

早已經沒有了在上海時穿背帶褲的習慣，他的新工作是撿糞。因為飢餓，糞越來越少了，他需要站在別人邊上，等着人家拉完。衣服上全是糞，他可以不再用工具，“直接用手撿起來”。

這樣每天十五六個小時的高強度勞動之後，他在日記里對自己有抱臂旁觀的總結“充裕建設中的勞力來源，這是一個很好的辦法，凡是這樣的隊伍，軍事化程度高，效率遠高於民工……政治掛帥就是用政治手段來實行經濟目的。”

1959年秋冬的河南，勞動隊三餐只吃紅薯葉子，但在他眼裡“已經是天堂”，大量的篇幅都在記錄他每天能找到的吃的，甚至偷的東西。他難以掩飾自己的卑微之感：“人變得下流了”。

“哀鴻遍野”的饑荒中，他已經沒有餘心再像1956年那樣為自己的命運感到激憤了，連感喟都沒有。他在日記里寫下所見的浮腫、死亡和人相食的慘劇。

他為哀鴻遍野時卻努力求飽感到羞愧，但是，他說他要保存自己，“至少應該記下一個時代的歷史，給後代一個經驗教訓。”

“大聲說話，理應有此機會。”他寫道。

肆

1960年之後，到他第二次被劃為右派為止，將近10年，他沒有日記留世。

所以，紅衛兵讓寫罪行交代時，他在自己的大字報上只寫了兩個字“讀史”，貼在牆上。

事後他對朋友張純音說：“這是一個非常的歷史時期，冷眼旁觀這一切，只當是在讀史，看中國向何處去。”

他始終有自己的底線，“文革”初期，在河南明城，外調人員要他寫材料說明某人過去和國民黨有瓜葛。顧准說，從來不知道這件事。對方當即打了他一個耳光。他乾脆把臉送過去。對方一連打了十幾個耳光之後，終於打不下去了。

他可以接受自己是牛鬼蛇神和反革命，他從改造地回到家的第一句話就是“我就是反三面紅旗，我不反誰反？”

但他不接受道德上的潑污。

他從小就極倔強，老師在他作文上寫“貓屎狗屎，臭不可聞”，他當眾撕碎——“既然臭不可聞，留它作什麼？”

顧有一本中英文對照的《聖經》，有一天他看的時候，被軍宣隊的一位參謀發現了，便訓斥他，“馬克思早就說過宗教是人民的鴉片，你怎麼能看這樣的書？”

過了幾天，顧准拿着一本《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去問這位參謀：“列寧說修正主義者為了一碗紅豆湯出賣了長子權，是什麼意思啊？”

這位參謀答不上來，顧准說：“這個典故出自《聖經》。你不讀《聖經》，就根本讀不懂列寧。”軍宣隊的人從此有意識地避開顧准，即使看見他在看書，也繞着走，以免尷尬。

伍

顧準的妻子汪璧，原名叫方采秀，結婚的時候，他們都在做地下革命工作，顧19歲，她20歲，一起流亡，他當時發表文章的筆名多是“懷璧”，情意拳拳。

他說過，她是他唯一可傾訴一切的人。

他被撤職後，“我對她說有些寂寞之感，她說讀書了就不寂寞了，這是對的。”

每周六，她都準備一冊小說讀給他聽，他喜愛《安徒生童話》。

她出差，他在日記里寫“悒悒寡歡”。

他打成右派到商城後，日子已經難熬起來了。

“接秀信，語句公式化，來商城後第一次半夜嗚咽。”這話讓人心碎。

她讓顧用自己的40元的生活費買書，她自己的工資用來撫養5個孩子和一個老人。

他記下唯一忘憂的時刻，是雨雪中的凌晨4點半，在外廚房幫着燒火，“火大，有幸福之感，一時腦袋中想寫的東西都忘卻，簡直是陶醉了。”

1966年，他被秘密羈押，在自述中說“我在監獄中的態度非常頑固，直到了死不悔改的地步。”他是全國唯一兩次被劃為右派的人。

他的母親這時已經80多歲，在屋子裡只語無倫次地重複一句話“我怎麼還不死呢？我怎麼還不死呢？”

他從被關押地回來把母親送到山西的妹妹家，臨走的時候，他的母親“死死地盯住他看了半晌”。

那是他們母子的訣別。

大雪的小年夜，妻子提出離婚，他痛快地答應了。他是從那之後得了心臟病的。

方采秀給家人的信中曾說，一旦摘帽，可以立即復婚，顧准對此抱着迷信般的希望，在周口店裡他痛苦於“刮鬍子刀盒被馬蹄踏碎，鏡破之讖”。

他仍然每周給妻子寫信，方每信必看，但不再回。他們商量過，為了保護孩子，寧可讓他們認為父親是錯的。

他們之後只見過一面。

他回家想看望家人，看見她滿口的牙都脫落了，嘴癟着，一臉病容，極度憔悴。“你害人害得還不夠嗎？”她說。

他“實在不忍心”，走了。

冬天冷，他寫信說回來取衣服，到了門口，發現所有的衣物都被放在門外，門關着，他久敲不開。走的時候，他把一張存摺和糧票從門下塞了進去。

回到單位，他收到一張4個孩子簽字的脫離父子關係的紙，把他的戶口和糧食關係也轉來了。

他在日記里寫“從此以後，就連他們每月寄糧票來的字跡也看不見。我想念他們。”

1969年，他預感到妻子出事了，他向組織保證她死了，瘋了，病重了，都一不影響改造，二不影響下放，組織告訴了他實情，但是“死期，死況，遺言，一概不知”。

汪璧是因為被揭發在5年前曾經幫助“反革命分子銷毀資料”而自殺的，她把他的所有手稿用水浸濕，揉爛，再放到馬桶里用水衝下去，資料太多了，以至於全樓的下水道都發生了堵塞。這樣的事情，在解放前的革命年代裡，她也為他作過。

他唯一得到的悲憫，是他可能終生都不知道，汪璧是喝消毒用的來蘇水自殺的，死狀極慘。

她的遺書只有一句話，“幫助反革命分子銷毀材料罪該萬死”。

她對孩子都沒有留下遺言，兒子說，她離婚是為了我們孩子，內心非常痛苦，在提出離婚之前，已經有自殺的念頭。

只有顧准明白“她已經實在支持不住了……”

他寫知道死訊後，“我就去打飯來吃，吃了幾口飯，悲從中來，臉伏在飯盆上失聲大號”，然後他寫：“但我還是抑制住，努力要把飯吃完，我要活下去……”

據經濟學家駱耕漠回憶：“那時，顧准手頭拮据，卻買了一盞有兩個綠玻璃燈罩的雙頭檯燈。江明問他，為什麼買兩個頭的燈？他只是沉默，不回答。後來我們才知道，他是為了紀念死去多年的汪璧，仿佛妻子仍舊坐在他的對面。”

他後來看《茵夢湖》，寫一個人失去自己所愛的女人，孤獨終老，他淚流滿面地看完，還書的時候說“哀而不怨，哀而不怨”。

吳敬璉說：“就是他生命的最後一天。他還跟我說了一句，他說他一輩子只愛過一個人。”

顧臨終前，簽了認罪書，他哭了，他說這對他是奇恥大辱，但也許能改善孩子們的處境。

但那還是1974年，他的孩子拒絕在他臨終前來看他，“在對事業的熱愛和對顧準的憎恨之間，是沒有什麼一般的父子關係可言的”。

1974年12月3日凌晨，大風雪，他去世了，“我已經原諒了你們，希望你們也原諒我。”這是他留給孩子的最後一句話。

陸

顧準的孤獨不同於因為境遇導致的落寞——落寞里還可以充滿幻覺或者憧憬。他的孤獨，是一個認識到絕境之後，又心甘情願地停留在這個絕境當中的選擇。

他曾經是最具備理想主義氣質的人，等他一旦認識到理想主義變成專制主義的根源之後，幾乎是在頭腦中把自己殺死了一次。

那是血肉模糊的廝殺，一個人對過去信仰過的東西不再有敬畏之情，要經歷極大的思想危機，從“詩意的理想主義”到“轉到冷靜的分析”時，十分痛苦，他說自己像托爾斯泰筆下的列文那樣，“為我的無信仰而無所憑依”。

但是他克服了。

這個克服不是靠簡單的仇恨和破滅。是靠認識，推導，批判。真正的批判，批判自己曾真誠信仰，並奉獻了全部生命的東西。

同時批判並不意味着“獨斷，罵倒，抹殺”，而是重估一切價值，“能夠繼承和吸收一切良好的東西，能夠雄辯地批判一切不正確的東西”。

他就像朱學勤說的，“黑暗如磐，一燈如豆，在思想的隧道中單兵掘進”。

他曾一再批評中國人正因為沒有笨勁，懶得窮根究底，所以，“中國有天才，而沒有科學上系統的步步前進，不停滯、不倒退的前進。中國人善於綜合，都是根據不足的綜合。”他沒有著書立說的機會，只能在和弟弟的通信中，用“熱戀般的熱情”寫下厚厚的筆記，用他說的“窮根究底的笨拙憨態”，寫下《希臘城邦制度》、《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用吳敬璉的話說，他對一切的研究其實都指向“娜拉走後怎麼辦？”——無產階級的革命之後，政治和經濟向何處去？

此時，文革尚未結束，他已經風燭殘年，病入膏肓，他自己也知道，沒有人會去聽一個老人的喃喃自語。但他寫道：“學術自由和思想自由是民主的基礎，而不是依賴於民主才能存在的東西，因為，說到底，民主不過是方法，根本的前提是進步，唯有看到權威主義會扼殺進步，權威主義是與科學精神水火不相容的，民主才是必須採用的方法。唯有科學精神才足以保證人類的進步，也唯有科學精神才足以打破權威主義和權威主義下面恩賜的民主。”

靠直覺也可以批評，但是，顧準式的批判，是把包裹着理想外衣的絕對真理，從底部撬動的力量，這是剷除它的合法性的最強的力量。

這就是顧準的力量，窮盡事理的邏輯的力量。

像貝多芬的四重奏里反覆迴旋的“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

柒

他在三里河的中科院大樓里工作過，我才知道他離我住的地方這麼近，不過現在那裡看門的人根本不知道顧準是誰，住過哪間房子了。

他的骨灰有一半就撒在我家附近的河裡，因為暮年時，他常常在這條河邊漫步，他那時仍然穿着背帶褲，一直戴着一頂從舊帽子上拆下來的白布襯裡，沒人知道為什麼，也沒人問過，我猜他也許是為妻子服喪。

不知道在這條河的邊上，他的頭腦暫時歇息，暮色四合中，一個人走回去的時候，是怎麼樣的無望和悲愴？

很多次從電腦前直起身，看到窗外那條河的方向，我都想起顧准——如果他有一個還算平靜的時代，有一張書桌，他將能創造出什麼？

知道了他的存在，人就沒有權力狂妄，也沒有權力虛無。他早就說過，歷史讓人不可能發牢騷。

但知道了他的存在，就像王元化說的，你也再不可能平靜，“許多問題一經作者提出，你就再也無法擺脫掉。它們促使你思考，促使你去反省並檢驗由於習慣惰性一直紮根在你頭腦深處的既定看法。”

我受益於他最深的，是他對人類永恆進步的信仰，去世前，他留給吳敬璉的話是“待機守時”——“總有一天要發生變化，發生變化時要拿得出東西”。

改革開放後，當吳敬璉成為中國市場經濟改革的先驅後，他說“顧准改變了我的全部人生”。

在顧去世10年後，他的兒女們有機會看到了由他的日記和通信整理成的書稿。

“人生只有一個父親，我們對這樣一個父親做了些什麼呢？”顧準的大女兒寫道，“為什麼我們都有強烈的愛國心，都願意獻身於比個人家庭大得多的目標而長期視為殊途……問題的關鍵在於，我們所接受和奉行的一套準則，為什麼容不進新鮮的、可能是更為科學的內容？究竟哪一部分需要審查、更新，以避免以後對親人以至社會再做蠢事？”

我們也是顧準的後代，能夠正視這些問題，才能無愧於顧准，才能說幾十年來，時代的確是在進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