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還有未來嗎？

——伊曼紐爾·沃勒斯坦2016年的兩篇文章

1. 資本主義還有未來嗎？——李康國對話沃勒斯坦

2. 結構性危機：一次迥異的危機

轉載者：無套褲漢 2017-12-17

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33959&page=1

1. 資本主義還有未來嗎？——李康國對話沃勒斯坦
對話／沃勒斯坦、李康國

譯／禚明亮

香港2016-01-28 破土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40295

破土編者按：本文是一篇關於資本主義現狀和未來發展的探討。世界體系理論創始人、美國耶魯大學高級研究員伊曼紐爾·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認為，當前世界體系正遭遇困境，目前的經濟危機已經超出了凱恩斯主義所能解決的範圍。美國霸權正處於毀滅性的衰敗中，其在世界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漸式微。改良派的達沃斯[Davos]集團與阿雷格里港[（葡萄牙語：Porto Alegre在巴西。2001年舉行的第一屆世界社會論壇，組成的一個世界性聯盟）又稱愉港]陣營將可能實現某種聯合，創設一種嶄新的世界體系。

資本主義還有未來嗎？當代資本主義面對着如此嚴峻的形勢，以至於「危機」一詞成為人們日常談論的話語之一，而對於替代方案的討論已帶有失望的情緒。2014年，一本討論這個問題的著作的韓語版問世（即《資本主義還有未來嗎？》的韓語版，原著英文版於2013年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該書中文版於2014年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譯者注），此書第一作者是伊曼紐爾·沃勒斯坦[①]，其他署名的合著者包括蘭德爾·柯林斯、邁克爾·曼、格奧吉·傑爾盧吉揚、克雷格·卡爾霍恩[②]。此書出版後不久，韓國學者李康國通過信件與伊曼紐爾·沃勒斯坦進行了交流。李康國，韓國學者，日本立命館大學經濟學教授。

在兩人的對話中，沃勒斯坦指出資本主義最近爆發的危機超出了凱恩斯主義通過增加國家干預來加以解決的範圍。沃勒斯坦指出，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出版的《21世紀的資本論》引發全球人們就當代世界體系下日益加劇的不平等現象進行公開的討論，但皮凱蒂本人和其他主流經濟學家們一樣，都受制於其局限性。在沃勒斯坦看來，美國霸權正處於一種毀滅性的衰敗中，其地位將被中國和東北亞所取代，中國消費者中產階級的增長將限制世界經濟的增長，讓危機局勢更加惡劣。對於替代方案，沃勒斯坦建議建立一種基於群體親近和社會團結的環境友好型生存模式。此外，沃勒斯坦認為，隨着韓國不斷喪失經濟活力，其未來將仰仗於東北亞其它地區的一體化進程。他指出，韓國可以在這一進程中發揮關鍵性作用，並補充說首先要改善與朝鮮的關係，創設一種南北朝鮮間的一體化體制。

一、全球金融危機及其後果

[韓]李康國（以下簡稱「問」）：首先，我想要知道您和您的同事們打算寫這本書的緣由和動機。為什麼我們現在要提出關於資本主義這一根本性問題？稍後我將具體請教您關於資本主義終結的問題。

[美]沃勒斯坦（以下簡稱「答」）：我們都認為當前的世界體系遇到了極大的困難，當前的一般討論都缺乏歷史的深度和理論的銳度。我們希望引發一場關於替代世界的更加有用的討論。

問：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後，世界經濟陷入長時間的衰退之中，其時間之久，超出了經濟學家的預期。您如何分析全球經濟的當前形勢，尤其是發達國家所採取的諸如量化寬鬆的政策？隨着危機的爆發，凱恩斯主義似乎重新回來並變得更加強勢。他們認為危機的爆發是不受管制的資本主義的失敗，國家可以也應當很成功地管理資本主義經濟。我想您一定對這種觀點持批判態度。

答：我們五位作者均不同意這種觀點。我們中的兩位可能認為凱恩斯的方法可能奏效。另外兩位，包括我，認為當前的形勢已經超出了凱恩斯主義所能解決的範圍。即使是那些同情凱恩斯主義的人也認為它不足以解決問題。

問：那麼，您認為全球金融危機爆發的根本原因和啟示是什麼，您的觀點與其他人有何不同之處，包括左翼人士？我認為，按照您的觀點，這次危機應該是康德拉捷夫周期中的B階段的金融危機。但是我並不確定它是否是您所強調的500年一次的結構性危機的一部分。

答：我與他們，可能主要是左翼人士觀點之間的主要區別在於，大多數左翼人士強調群眾反抗的力量。我並不否認這一點，但是在我看來，群眾反抗是一個長期的過程。現在出現的新情況是，對資產者來說，通過市場過程進行的資本主義積累已經不再管用。因此，資產者和弱勢階級都在尋找替代資本主義的方法，以保障自己的財富。

問：非常有趣的情況是甚至一些主流經濟學家也在關注資本主義的暗淡未來。例如勞倫斯·薩默斯[③]提到「長期衰退」，羅伯特·戈登指出由於創新的停滯，經濟增長率將在長期保持較低水平。您能從自己的立場來評價一下這些觀點嗎？

答：你要注意這些筆調暗淡的主流經濟學論點都只是藉口。他們總是在說：一切都是暗淡的，除非你做這個或者做那個。我認為根本不存在這個或者那個。

問：現在，資本主義的不平等問題成為經濟學界的研究熱點。托馬斯·皮凱蒂在其《21世紀的資本論》一書中闡述了資本主義導致不平等的發展過程。他呼籲實行漸進的較高的個人所得稅和全球資本稅，以改革資本主義。他預言，由於資本收益高於增長率，如果不採取行動的話，21世紀會變得更糟。這引發了經濟學家們的激烈討論。您如何評判皮凱蒂的著作及其引發的討論？您怎麼看待資本主義發展史中的不平等現象？

答：皮凱蒂基本上是一位聰明的，學術上非常有能力的主流經濟學家，他主張採取社會民主的方法來應對當前的局勢。因此，他和其他主流經濟學家有着相同的局限性。即便如此，他的書的優點在於加強了公眾對於世界體系中不平等現象的討論。這是件好事。

二、資本主義與過渡之前景

問：您已經指出，終結當前資本主義制度的根源是幾百年來生產成本的不斷上升，包括勞動力、投入/基礎設施和稅收。我認為您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是與馬克思最初的觀點不同的，即由於資本主義有機構成的提高，利潤率不斷下降。不管怎樣，有人會指出從實際來講，成本的增長趨勢並不是那麼明顯。比方說，相比於勞動生產率的提高，1980年代之後至少工資是停滯的，這導致勞動參股比例下降。您怎麼看？

答：生產成本的增長總是按照前進兩步、退後一步的模式。你注意到了退後的一步，卻忽視了前進的兩步。過去500年間這種模式的運作使生產成本達到一個接近於「漸近線」（asymptote）的高水平，並且太接近於他們產品可能最高的價格率。因此，資本主義制度不斷波動並處於混亂的瘋狂搖擺中。

問：您在許多著作包括這本書中都談到過新自由主義下美國霸權地位的不斷下降。但是美國通過軍事手段、加強聯盟、經濟手段或其他方式，對世界其他國家仍有極強的影響力。您如何看待美國霸權地位的前景？如果從經濟實力來看，美國的霸權地位在不斷下降而其他國家在不斷增強，這種霸權的更迭是否必然加劇資本主義的毀滅？有人或許會指出，其他市場國家的不斷壯大不是意味着資本主義的終結而是意味着資本主義的重新洗牌。

答：美國霸權不是在下降，它是在毀滅性的衰敗中。這將終結美國在世界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地位，以及它作為世界體系穩定者的身份。如果當前世界體系不是處於結構性危機中，那麼其他國家（例如東北亞集團）是可以繼承美國的這種地位的。這可能需要一段時間，但在這件事情發生之前，那麼，我們可能已經從資本主義體系中脫離出來。

問：那不斷崛起的中國呢？喬萬尼·阿里吉[④]是非常肯定中國的制度的。在本書中，克雷格·卡爾霍恩也說「中國特色的國家資本主義更加有可能」成為資本主義的未來形式。您如何看待中國當前的經濟增長，以及中國特色國家資本主義成為世界主導形式的可能性？

答：中國在過去二十年的增長是令世人震驚的。但是現在也放慢了速度。而且中國可能很快就會遇到與世界其他國家相同的難題。此外，中產階級消費者的大幅增長將給世界經濟帶來額外的限制。實際上讓危機更加嚴重。

問：您講到結構性危機之後將有兩種相對立的可能性，即達沃斯精神和阿雷格里港精神，它們又分為兩大陣營。事實上，我很久之前寫的批判全球化的書名中碰巧有「達沃斯和阿雷格里港」這個詞。但是我認為，這兩大陣營之間的力量對比極不平衡，保守的達沃斯陣營力量更為強大。有沒有這樣一種可能，即達沃斯陣營中相對改良主義的派別與阿雷格里港陣營中的部分成員聯合起來去變革資本主義？

答：對，這種政治聯合是可能的。我將其稱之為改良派的達沃斯集團與改良派的阿雷格里港陣營的共同選擇。其結果可能不是資本主義，而是一種新的世界體系，保留了資本主義最糟糕的特徵，即等級化、剝削和對立。這可能不是一個好的結果，但是一個可能出現的結果。

問：您一直強調未來是敞開着的，世界可以變好亦或是變壞，可能性各占一半，並強調說進步性的政治努力是非常必要的。然而，想想重要的集團要從全球層面來推動這些變革，絕非易事。確切地說，您認為誰屬於主張建立更加民主、平等制度的阿雷格里港陣營？請更多地跟我們談一下政治鬥爭和新形式的政治運動的未來前景。

答：你說得對。但是世界左翼的力量是從下到上的，而不是從上到下。所以不能把他們看成是「重要的集團」，而是看成世界範圍內的一系列的多種努力，其中許多努力都是地方性的，他們相互學習相互支持。這是遠遠不夠的，但沒有更好的替代性左翼了。

三、韓國及其他問題

問：在世界體系中，韓國是一個不常見的例子，它由一個世界邊緣國家發展成為一個半邊緣國家，並最終發展成為一個中心國家。關於韓國經驗，存在一種爭論，主要觀點強調市場的作用，而非主流觀點強調發展型國家的作用。但是自1997年金融危機之後，由於新自由主義的經濟重組和開放，我們國家似乎喪失了發展的活力，許多人擔心會陷入像日本一樣的長期衰退，指向低生育率和高房貸問題。從世界體系理論的視角，您是如何分析韓國過去的經濟成就和未來的發展前景的？

答：從地緣政治上講，韓國的經濟騰飛得益於其關鍵的地理位置並實行了國家發展主義的政策。正如你所言，今天韓國或許喪失了一些經濟活力。韓國的未來繫於建立一個更加一體化的東北亞結構。這在政治上有難度，但並不是完全不可能。

問：關於東北亞，我記得您有一次提到中國、日本和韓國未來建立一種區域性集團的可能性。然而，在現實是完全不同的，這些國家之間的矛盾在不斷加深。您認為這一地區的未來如何？韓國的戰略位置何在？

答：現在韓國面臨的首要的、最棘手的政治問題是如何處理與朝鮮的關係，如何達成某種統一的結構。如果這一點實現了，韓國就可以在中、日之間的政治經濟交往中發揮關鍵作用。總之，我認為韓國是一位「關鍵先生」，儘管現在的力量最小。

問：馬上就到2015年了，您對新的一年裡全球經濟和世界地緣政治的發展走向有何展望和預期？

答：充滿各種變量和不確定性，並將持續動盪。

四、資本主義還有未來嗎？

問：現在仍有很多人在思考資本主義的替代問題。本書結語中提到的「市場的替代性組織」具體是指什麼？蘭德爾·柯林斯在書中指出，資本主義的未來是「一種非資本主義體系，它意味着社會主義所有制和強大的中央調控和計劃」。您同意他的觀點嗎？或者說您認為應該採取哪種具體的制度？鑑於保守的資本主義力量依然強大的現實，我們認為需要探討一個更加具體的反對資本主義的行動方案，尤其是，包括經濟管理的方法論問題。

答：作為一個總論點，我不認為有人可以提前預測一種新的社會結構。我經常說，如果十五世紀末的一批學者討論哪種制度將要取代歐洲即將崩潰的封建制度，他們中的誰能預測到二十世紀資本主義結構的模樣和運行方式。所以我認為蘭德爾·柯林斯的預測有些輕率。

問：我很明白您的觀點。但是如果我們沒有任何替代資本主義的原則，那麼就很難動員人民發對資本主義的政治運動。在這一點上，我認為，進步的社會科學與進步的政治運動之間必須要有積極的回饋。這就是我們思考——尤其是從經濟學家的視角——可能的替代制度的具體形式或案例的原因。

答：你一直在說動員人們去反抗資本主義。不管你是否動員人們去反對它，資本主義必然是要滅亡的。問題不在於此，在於動員人們是為了實現一種文明的變革，其中我們優先考慮的是在拉美被稱之為「美好生活」（buen vivir）或幸福生活的東西。

問：蘭德爾·柯林斯預測，隨着技術的發展，中產階級將會消失。許多人可能同意技術創新將帶來大量的失業。但柯林斯指出這一數字是「工人階層中的一半或者70％」，這似乎是不可信的。您認為世界經濟無法避免這種大規模失業嗎？實際上正如邁克爾·曼所寫到的一樣，在資本主義歷史上伴隨着經濟增長和科技進步，社會新增了許多工作機會。我們想要知道您對於技術的影響以及它對未來經濟制度意義。

答：關於以前的情況，曼的看法是對的。但是在這裡我完全同意蘭德爾·柯林斯關於為什麼我們無法阻止大規模失業的觀點。技術是一個可以依賴的變量，不是一個足夠有效的緣由。

問：邁克爾·曼指出即使我們保留了資本主義制度，我們可能會面臨另一個全球變暖的危機。他對此非常擔心，因為生態危機可能威脅到全世界。有人認為，我們應該在政治上解決生態危機，正如曼所寫到的。您認為解決生態危機的政治手段是什麼？或者說我們在過渡期如何解決它？社會主義能夠更好地解決環境危機嗎？

答：我贊同曼對生態災難的深切關注。然而相比於他，我並不確定關鍵的轉折點是何時。可能是過渡到新的世界體系之後。所以說應當是阿雷格里港精神在社會上占據主流之後，才能採取一些有效的措施。在當前的資本主義制度下，我相信不會有什麼有效的措施或行動。

問：您認為在這個過渡時期社會科學的地位是怎麼樣的？許多人認為新古典主義經濟學處於危機之中，您以前也將它與星相學進行比較。我認為，經濟學應當超越其目光短淺的局限性，與其他社會科學進行交流。長期以來，您就建議將幾個學科整合起來，在實踐中您將普里戈金[⑤]的理論引入自己的分析中。我認為，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本書作者們在集體所寫的結語中自稱是「方法論多元主義者」。在韓國，社會科學的學科分界仍然明顯。您對社會科學家有什麼建議嗎，尤其是韓國的社會科學學者？

答：韓國的社會科學家面臨着與世界其他國家同樣的情形。我認為，我們必須直面認識論上的問題，努力實現知識領域的重新整合，並運用這些知識指導我們的道德判斷和政治決策。

[①] 伊曼紐爾·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1930年生，美國耶魯大學高級研究員，任教於美國紐約州立大學賓厄姆頓分校社會學系，自70年代起，擔任該校「布羅代爾經濟、歷史體系和文明研究中心」主任，還擔任國際社會學協會主席等數十項學術職務。著名歷史學家，社會學家，國際政治經濟學家，新馬克思主義的重要代表人物，世界體系理論的主要創始人。主要著作《現代世界體系（第一卷）：16世紀資本主義農業和歐洲的起源》(1974)，《歷史資本主義》（1999年），《知識的不確定性》（2006年）。——譯者注

[②] 蘭德爾·柯林斯，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社會學講席教授，美國非馬克思衝突理論的代表人物。

邁克爾·曼，美國歷史社會學家，現任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社會學傑出教授，其巨著《社會權力的根源》被譽為社會思想領域裡程碑式的作品。

格奧吉·傑爾盧吉揚，俄裔社會學家，現任紐約大學阿布扎比分校社會研究和公共政策副教授。

克雷格·卡爾霍恩，美國社會學家，現任倫敦政治經濟學院院長。——譯者注

[③] 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Henry ("Larry") Summers，1954年11月30日－），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美國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在克林頓時期擔任第71任美國財政部部長，曾任哈佛大學校長。因為研究宏觀經濟的成就而獲得約翰·貝茨·克拉克獎。——譯者注

[④] 喬萬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1937-2009)，政治經濟學家、社會學家，世界體系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1998年開始擔任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他的著作有《漫長的20世紀》、《現代世界體系的混沌與治理》、《亞當·斯密在北京》等，並被翻譯15種以上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譯者注

[⑤] 普里戈金（I.llya Prigogine），比利時物理化學家和理論物理學家。——譯者注

（本文為譯者賜稿，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破土立場。原題目《資本主義還有未來嗎？——日本立命館大學經濟學教授李康國與美國耶魯大學高級研究員伊曼紐爾·沃勒斯坦對話錄》，禚明亮／譯，發表於《國外馬克思主義》2015第5期，責任編輯：signif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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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結構性危機：一次迥異的危機

伊曼紐爾·沃勒斯坦

美國耶魯大學高級研究員、“世界體系”理論創始人、國際社會學學會前會長

北京論壇（2016）開幕式主旨報告 北京釣魚臺國賓館  2016年11月4日上午

http://www.bjf.pku.edu.cn/html/report/16120008-1.htm

我們身處的歷史體系正在經歷一次結構性危機。這次危機不僅僅只是一次通過集體政策的調整便可恢復的周期性衰退，而是500年一遇的危機。

我將我們所處的歷史體系稱之為“現代世界體系”，它的具體形式是資本主義世界經濟，16世紀形成於包括歐洲大部分地區和美洲部分地區在內的一個地理區域之中。

到19世紀末，這個體系內部持續地理擴張的動力導致其將整個世界納入進來，並因此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形成了一個單一的全球體系。

在我看來，資本主義體系的定義性特徵不是僱傭勞動，或者以牟取利潤為目的的市場或企業家，這些特徵在歷史上廣泛存在，而是這樣一個真實存在的特徵——為獲得更多資本而 進行的無止境的資本積累。

一些機制存在於體系之中並嚴厲懲罰那些試圖按照其他價值觀念進行操作的行為主體，這些不循規蹈矩的行為體遲早將被踢出體系之外。現代世界體系中的眾多制度都是為了促進這種無止境的資本積累。

就英文中所謂的“實質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而言（實質理性是對韋伯所提出的 materielle Rationalität概念的誤導性翻譯），為獲得更多資本而進行的資本積累是相當不理性的。當然，就韋伯所謂的形式理性而言，作為一個能夠在足夠長的時間內良好運轉的體系，資本積累又是相當理性的。現代世界體系已經持續了大約500年，並且在其為無休止資本積累所提供的指導原則方面，這一體系無比成功。然而，這一體系在此基礎上的持續運轉現在卻走向了終結，資本主義甚至在形式上也開始變得不理性。

資本主義體系在現實中是如何運轉的呢？所有體系都是存在波動的，也就是說它們將持續地偏離其均衡點。但是，在所有體系內部都有將這些體系推回（移動）均衡狀態的機制，只要這種回歸均衡的壓力依然存在，而且大於任何偏離均衡的力量，該體系就可以被認為是正常和成功的運轉。

在現代世界體系中，類似的機制有很多，但其中尤為重要的兩個是：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和霸權周期。這兩個周期有效地維持了現代世界體系的均衡，並使該體系的歷史發展成為可能。

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主要特徵是一些生產商獲得了准壟斷地位，這使得他們能夠按照遠高於成本的價格出售商品，這一特徵使得在該周期的第一階段出現了大量的資本積累。當產品的市場競爭變得激烈後，購買者總是能夠找到願意低價甚至虧本出售的產品，因此，真實利潤的獲取需要對自由市場加以限制。

建立准壟斷地位需要兩個條件。第一，產品必須有滿足需求的創新之處，必須是真實或社會創造的，必須有大量的意願購買者。第二，准壟斷地位需要維護者。至少有一個強大的 國家願意運用國家實力和權力限制其他生產商進入世界市場。

依據定義，如果准壟斷狀況形成，市場將無法擺脫國家的干預而獲得自由。准壟斷性的產品是“主導性產品”（leading products），即它們通常涉及到了世界體系中的大部分經濟活動，包括其上游和下游的生產鏈。准壟斷促進了整個世界經濟的“增長”，而且通常會帶來較高的全球就業。

當然，世界體系中的一些地區和一些集團要比其它地區和集團做得更好。但是，大多數人和集團會在這一增長時期因“水漲而船高”，並因此將這一時期視為“繁榮”的時期。

國家通過多種方式充當維護者的角色。國家可以採取法律手段確保壟斷地位，也可以通過對知識產權保護的手段，其中最簡單的方式就是專利權的授予。此外，國家可以為研發直接提供資金補助，可以自己成為主要的購買者並通常按較高價格進行採購。更有甚者，國家可以通過其地緣政治實力保護類似的准壟斷生產商免受其他國家生產商的衝擊。

然而，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是一個循環周期。准壟斷狀況不可能永久持續，隨着時間推移，所有的准壟斷狀況都會自我終結。一個簡單的原因是：准壟斷的利潤豐厚，因此其他生產商力圖進入此世界市場以便分享利潤。它們試圖進入的方式有很多種。

它們可能會試圖竊取技術機密或模仿技術，可能會試圖使用其他國家的地緣政治力量來對抗這個准壟斷的維護國，還可能會動員維護國國內的反壟斷力量。

准壟斷地位的擁有者還會遇到另外一個問題。由於產品的高需求，罷工將給他們帶來巨大損失，因此，准壟斷地位的擁有者隨時會考慮對其雇員做出工資上的讓步，並將其視為一個至少在短期內相對損失更少的辦法。然而，長期而言，這些讓步導致勞動力成本的攀升，並以此壓縮了利潤空間。

其他潛在的生產商遲早會成功地破壞這種准壟斷狀態，這個時間通常是25-30年。隨着競爭的加劇，產品價格下降——這對購買者是個利好，但對商家卻產生了負面影響。從前擁有準壟斷地位的生產商該如何應對呢？

一種應對之法是將主要生產產地從“核心”區遷移到其他勞動力成本歷來相對較低的區域。這種方法是用低交易成本的優勢和更低生產成本的優勢進行交換。在那些被遷入的區域，這一經濟活動被視為國家的“發展”。事實上，所遷入的只是那些不再擁有巨大利潤的工業生產——這對遷入地區是個利好，但不是一個超級利好。

前准壟斷生產商還可以通過其他方式將損失降到最小。他們依然可以在核心區域生產一 些產品的零部件——那些更不容易被仿造或複製的零部件，他們可以用進一步的產業轉移和隨之而來的失業迫使工人就範，接受更低的工資水平。

他們還可以將投資從生產和貿易領域轉移到金融領域。今天，我們將這種遷移稱為“金融化”，這使之聽起來更像一個近期的創新，而不像在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第二階段中出現且已長期存在的一種現象。

正如布羅代爾（Braudel）（1979, III）指出，真正成功的商人不是那些在生產、貿易 或金融領域內有一技之長者，而是那些能夠在周期轉換的過程中抓住機會的全才。

在金融領域進行積累的主要方式是獲得利息補償的資金借出。貸款者從那些債務纏身且因此只能每年償還利息而非本金的借款者那裡獲利最多。這種債務會因此持續增加直至借款者破產。

類似的貸款機制本質上只是將現有資本再次分配，並沒有創造出新的資本。由於破產速度快，通過金融貸款進行積累需要不斷尋求新的借款者。

雖然這些貸款對資金借出者利潤豐厚，但是從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角度而言，它們卻產生了一些負面影響。這些貸款使得借款者大部分的收入必須被用於償還債務而非購買產品，並因此大量地減少了對生產的有效需求。金融貸款越多，有效需求被減少量就越大，體系重回均衡的困難就越大。

熊彼特（Schumpeter）（1939）解釋了恢復均衡（以及隨後的增長）在歷史上是如何發生的。在利潤周期的某個低點，某一“發明”轉化成了“創新”，並因此創造出一種被准壟斷化的新主導性產品，這為新一輪世界經濟擴張創造了基礎。

只有當資本家被置於一個“世界經濟體系”（即囊括不同國家的結構）之中時，企業家 才能成功地實現資本的無窮積累。正是企業家和國家之間的這種矛盾關係解釋了被稱之為霸權周期的資本主義體系的作用。

國家間體系中的霸權是指這樣一種狀況，在這一體系中一個國家能夠將有利於世界體 系秩序的系統層面規則施加給其他國家。無論是國家間戰爭或內戰、黑手黨組織勒索保護費、大面積的腐敗或者肆意蔓延的作奸犯科，混亂的無序狀況無疑都將給特定的組織或個人帶來巨額收入。但是，它們同樣也是資本積累最大化的一個障礙，主要因為其對基礎設施的破壞。

霸權給特定的霸權國家、企業家和平民百姓帶來了重要利益，且霸權所帶來好處的絕大 部分都是被他們所享有的，與此同時，其他國家、企業家和百姓被排除在此利益之外。這解釋了維持地緣政治權力的准壟斷狀態的困難之處。

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和霸權周期都是循環周期，而且是存在瑕疵的周期。 在每個周期循環結束時，體系並沒有回到起點。我們不能將周期第一階段體系真實價值的增長、地理範圍的擴張和商品化程度的增加簡單地抹去。那些從這些變化中受益者將極力阻止任何人這麼做。結果只能是所得利益的減少，且僅僅是部分減少，體系停滯不前但不會倒退。我們將這個過程視為螺旋式上升，即前進兩步退後一步。體系最終確實回到了均衡，但這個均衡已經沿着主曲線向前發展，並表現出了若干種長期的趨勢。

在一個以某種現象為縱坐標，時間為橫坐標的坐標圖中，這些曲線緩慢地趨近於漸近線。當曲線越趨近漸近線時，體系就離均衡越近，但是曲線永遠無法和漸近線交叉。一旦這些曲線達到約80%點時，體系就開始大幅波動，並陷入混亂之中，最終曲線出現分叉。

此時便是體系的結構性危機時刻。結構性危機是一種使現有體系無法再回到均衡，並因此使其無法繼續運轉的危機。此刻便須要在兩種具有替代性的（且彼此對立的）新體系間進行一次集體“選擇”。

本質上而言，預測這種集體選擇的結果是不可能的，且這一選擇過程將持續一段時間。但最終，體系的發展趨勢會朝着某一新體系傾斜。

如何解釋為什麼在現在這一時間點上現代世界體系如此偏離均衡以致達到了分叉點？這歸因於資本積累在資本主義體系內的運作方式。 其中，基本的方式是通過生產，在生產過程中企業家-生產商獲得產品價格和生產成本間的利差。

生產商如何最小化三種主要的生產成本——人力成本、投入成本和稅收？

人力成本在不同水平的勞動力中存在差異，包括非熟練和半熟練的勞動力、技術工人和 監管工人、高層經理。

就非熟練和半熟練勞動力而言，工會組織所推動的成本上升已經通過工廠遷移等手段得到解決，即在周期第二階段生產過程遷移到“歷史上”工資水平更低的區域。這些地方工資水平歷來較低的原因是工人主要來自於農村，在農村地區，他們的實際收入水平可能比所遷入的生產過程提供的工資更低，因此這似乎就形成了一個經典的雙贏局面。

然而，一旦所遷入工廠里的工人適應了他們新的生活狀況，並開始意識到他們的工資水平在世界範圍內（對比本地）而言是很低的，他們便開始通過組織工會尋求更好的條件。因此，成本遲早會變得過高，並導致新一輪的生產遷移。

這一過程在世界範圍內形成了棘輪效應，遷入目的地總比遷出地區多，或者至少不會比其少。主要的問題在於在過去的500年裡，這種“遷移”已經在某種程度上耗盡了新的遷入目的地，這一點從過去50年裡世界體系中成果豐碩的去農村化便可見一斑。

同時，管理人員的成本也出於兩個原因不斷上升。第一，空前規模的生產車間要求更多 的中級管理人員。第二，對抗低技術工種工人所組成的工會組織需要更多的管理人員。類似的管理人員不僅是高層經理在工作場合的盟友，而且還充當着積極進取以獲得晉升的標兵，並因此抵禦非熟練工人的政治動員。

高層經理整體收入的增加同樣十分顯著，尤其在最近一段時期。企業結構的日趨複雜化被用以解釋這一收入增加的合理性，但是，一個根本原因是所有權和管理權的分離(Berle & Means, 1932)，這種分離使得高層經理將公司收入轉化成個人收入成為可能，並因此減少了公司股東的收入。

投入成本也同樣在增加。資本家盡其所能將成本外部化，換句話說，他們力求只為生產中的部分投入承擔成本。尤其顯著的是，他們（盡其所能）將生產中所使用或產生的有毒廢物的處置成本、原材料的再生成本以及基礎設施的（再）建設成本外部化。直到最近，類似 的成本外部化還被認為是正常行為，且幾乎並未成為權威機構所關注的問題。然而，這種政治氛圍已經發生了巨大的改變。現在，我們為氣候變化而爭論，並要求“綠色”和“有機” 產品。成本外部化是一個正常行為的現象已然成為歷史。

關於有毒廢物處置爭論起源的一個簡單的解釋是：這個世界的大多數公共領域都幾乎堆滿了廢物，這些廢物對公共健康產生了顯而易見的影響。因此，聲勢浩大的新社會運動呼籲環境淨化。

此外，世界人口的大幅增加引起了一個關於自然資源耗竭或短缺的憂慮，這些自然資源包括能源、水、森林、魚類和肉類等。我們爭奪這些資源的分配權，並為這些資源再生成本的分配爭論不休。

最後，在世界市場上銷售產品需要交通和通訊，當今的交通和通訊已變得更加高效和迅捷。但是，由於交通和通訊基礎設施的建設成本也大幅增加，所以我們爭論誰應該為之買單——那些使用這些基礎設施的生產商或者普通大眾？

在此背景下，政府被要求在消除有毒廢物、資源再生和基礎設施建設上充當更重要的角色。然而，如若這麼做，政府就不得不大幅增加稅收。為了控制這些政府行為的成本，政府堅持要求將這些成本內部化。但是，無論增加稅收還是要求成本內部化都會顯著地縮小企業的利潤空間。

最終，作為政府規模擴大和職能增加的結果，稅收水平上升。 每個人都想看到政府的這種變化，但都不願分擔其成本。私人“徵稅”也同樣增加，如官員腐敗和犯罪組織的勒索。更多的人參與行賄，黑手黨組織收取保護費的行為也更加猖獗。

然而，稅收增加的最主要根源是世界政治的民主化。廣受歡迎的社會運動敦促政府提供 教育、醫療和終生收入保障——這就是所謂的“福利國家”。隨着時間的推移，對上述福利 、的服務水平要求不斷升高，提出這些福利要求的地區也不斷增多。

1968年的世界革命——中庸的自由主義在地緣文化中統治地位的終結——導致了一場文化變革，並因此進一步擠壓了全球利潤空間。1968年世界革命的一個核心內容是革命參 與者反抗所謂的“老左派（Old Left）——本質上就是兩種世界社會運動，即共產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運動，另外再加上民族解放運動。這些運動在19世紀的最後30年和20世紀的前半頁緩慢地發展起來，但在這段時期的大多數時間裡聲弱勢微。在1945年至1968年間，奉行所謂兩步走戰略的“老左派”運動——先獲取國家政權，再改變世界——突然之間在世界體系的大多數地區極為迅猛地發展起來。

增長往往發生在非比尋常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第一階段以及美國霸權的鼎盛時期，這一事實並不是一個偶然。正如在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第一階段資本家向工人妥協以便避免罷工一 樣，霸權國家認為對“老左派”的讓步有助於維護地緣政治格局的相對穩定。 在可能的情況下，美國偏好通過談判的方式開展去殖民化進程。

所謂的第三世界和泛歐洲世界裡的去殖民化有望鼓勵一個更加“溫和”的政治結構的 產生，事實上，這些去殖民化運動也確實短暫地產生了這樣的效果。到了20世紀60年代中期，“老左派”運動似乎已經在大多數地區實現了獲取國家政權的第一個歷史性目標（也就是兩步走戰略中的第一步）。

共產主義政黨統治了世界上三分之一的地區，這些共產主義地區當時被稱為社會主義陣營。社會民主黨派統治着世界上另外三分之一的地區——泛歐洲世界。到1968年，在幾乎所有的殖民地國家，民族主義運動興盛，民族主義者開始執掌政權。

然而，許多這些運動在獲取政權後都似乎變得“溫和” 了。受這些運動的影響，一種必勝的信念在當時的世界體系中盛行。這些運動的主導者大聲宣稱未來是他們的。現代世界體系中的當權者害怕這些預言變成現實。

1968年世界革命中的參與者卻持有不同意見。他們並不將“老左派”的當權視為一種勝利，反而將其視為一種背叛。他們一針見血地指出：你們可能獲取了政權（第一步），但卻並沒有改變這個世界（第二步）。

如果只專注於1968年世界革命參與者那些冠冕堂皇的話語，而忽略地方的具體情況， 那麼相關的分析似乎主要圍繞着三個主題。

第一個主題是關於美國霸權。美國過去並不被視為世界秩序的維護者，而是被視為帝國主義霸主，但卻是一個過度擴張且已變得脆弱的霸主。越南戰爭發生在這一霸主的鼎盛時期，1968年2月的“春節攻勢”（Tet Offensive）被認為是美國軍事行動的喪鐘。

更有甚者，革命者指責蘇聯成為了美國霸權的合謀者。他們認為冷戰只是掩人耳目的假象，反映事實現狀的雅爾塔協議就是最主要的地緣政治現實。這種深度懷疑至少從1956年以來逐漸加深。在1956年的蘇伊士運河回收和匈牙利革命兩大事件中，兩個超級大國都沒有按照其冷戰中冠冕堂皇的承諾來採取行動。

1956年還是戈爾巴喬夫[應為赫魯曉夫之誤，下同——轉載者]在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發表“秘密”報告的年份，這份報告否定了斯大林的許多言論和政策。戈爾巴喬夫的報告在反映蘇聯權貴階層需求的同時，也導致了共產主義在蘇聯和世界各地的昔日擁躉[yōng dǔn；指支持者；擁戴者。起源於粵語，起初多用於香港、廣東地區——轉載者]幻想破滅。

第二個主題是關於“老左派”運動的，這些運動由於沒有在獲得政權後實現承諾改變這個世界（第二步）而受到廣泛指責。激進者認為必須反思這一失敗的策略並用新的運動取而代之。許多人認為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個很好的範例——極力主張清除“走資派”者位居黨政的最高位。

第三個主題是和那些“被遺忘”的人們有關——那些由於種族、性別（sex）、民族、 性態（sexuality）而受到壓迫的人，即以各種形式存在的另類人。在這一點上，“老左派”被認為和這個世界上的其他當權者一樣負有罪責。

一個事實是“老左派”運動全都是存在等級結構的運動，上述現象就是此事實的必然結果。 “老左派”運動堅定地認為在一個國家裡只有一種運動是革命運動。這一運動給予某 一特定階級的鬥爭以優先地位——在工業化國家（北方國家）里是階級鬥爭，在世界其他地區（南方國家）里是民族鬥爭。

“老左派”一直以來的立場是：任何採用自治戰略的團體都會破壞革命鬥爭。類似的團體只有在黨的結構體系下被組織起來並服從自上而下的策略決策才是合法的。

在1968年，激進者堅稱所有這些團體的需求不能再遲遲得不到滿足，並給予所謂的主 要鬥爭以優先地位。這些團體過去一直在反抗的壓迫和其他團體所面臨的壓迫一樣迫在眉睫。那些被遺忘的人群主要包括婦女、社會意義上的少數群體（種族、民族和宗教）、不同性取向者，以及對生態鬥爭或和平鬥爭感興趣的人。這些運動許多都變得更加激進。美國的黑豹黨當時就是一個顯著且被廣泛討論的例子。

1968年的世界革命（實際上是在1966年到1970年之間）並沒有導致世界體系的政治轉型。相反，在大多數國家裡，這一運動被有效地鎮壓。隨着時間推移，這一運動許多參與者年輕時的激情已逐漸逝去。

但是，它確實留下了經久不衰的地緣文化遺產。中庸的自由主義者認為他們的意識形態方法是唯一合法的，但是，它們堅持這一主張的能力卻在這一革命運動過程中被摧毀。之前 沉默的正統保守主義和激進主義意識形態開始發聲，並再次追求一個自治的組織結構和政治存在。

中庸的自由主義現在不再被當做世界體系的主要治理意識形態。它的地位已經退化為三種意識形態中的一種。“老左派”運動作為一切形式的革命性變革的動員者而遭到破壞。起初的結果是右派在世界範圍內的大規模攻擊，這些右派被我們稱為“新自由主義”和“華盛頓共識”。

這其中涉及到了這樣一個呼聲，即恢復底層和弱小國家在1945年到1970年期間所獲得的利益。 除高層經理外的人力成本被降低，投入成本的內部化壓力減輕，稅收被大幅減少。“福利國家”福利需求的支出如果沒有被完全取消，也已經被大幅削減。政府官僚機構 被精簡，國有企業被私有化。較弱的國家也不再擁護“唯發展主義”和“進口替代”，而是 為出口而生產。

所有這些規則都是美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其盟友來執行的。關於這一治理變革的口號是撒切爾夫人所提出“別無選擇” 。

右派的這一運動在大約15-20年的時間裡非常成功——直到其動力漸失。在全世界範圍 內，轉向市場成為唯一的指導原則，這導致了經濟和社會在國家內部和國家之間的不斷兩極化。政治天平開始朝着不利於新自由主義者的方向傾斜。此次政治轉變有三個轉折點： 1994年（墨西哥）恰帕斯州的薩帕塔起義、1999年世界貿易組織西雅圖會議期間的示威和抗議活動、2001年在（巴西）阿雷格里港舉行的第一屆世界社會論壇。

在世界上最貧窮地區之一的恰帕斯州所爆發的起義含有兩個信息，這也是恰帕斯州事件引起我們深思之處。第一個信息是薩帕塔組織並沒有試圖篡奪墨西哥的國家政權，而是捍衛土著人的權利並要求獲得一定的自治權。第二個信息是薩帕塔組織與全世界（各種形式的）受壓迫群體取得聯繫，並建立他們所謂的“星際間的”團結。

西雅圖事件的意義在於它顯示出了大規模遊行示威在全球範圍內的潛在效果。（主要來自美國的）工會會員、環境保護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組成了一個似乎不大可能組成的聯盟，並成功地阻止了一次重要的政府間會議的舉行。世界貿易組織的這次會議原本是要制訂一些具有高約束力的關於知識產權的規則。這些規則不但在西雅圖沒有制訂出來，而且此後所有的嘗試也都以失敗而告終。

阿雷格里港事件的重要意義在於，不同社會運動所組成的一個世界性聯盟在水平主義原 則（horizontalist  principles）的基礎上成功地舉行了一次國際會議，且這一會議此後一直定期舉行。他們選擇世界社會論壇這個名字來表明對華盛頓共識的主要機構——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的反對。

關於這相互對立的兩極誰將會更加盛行的爭論構成了一場十分活躍的世界政治鬥爭。 擺在這兩邊面前的問題不是資本主義體系應該如何改革，而是用什麼取代這一體系。按照2011年出現的話來說，這是一個既關乎1%少數人，也關乎99%多數人的問題。

當然，並不是每個人都是如此理解的。的確，大多數人依然認為資本主義體系正在正常運轉。這並不是錯誤的。但是，在當前狀況下，繼續使用舊規則事實上加劇了這次結構性危機。對於那些清楚這一鬥爭本質的爭論雙方而言，這一問題變成了採用什麼戰略才能使他們能夠獲得最終的勝利。而關於這一問題，兩大陣營存在分歧。

誠如複雜性研究所主張，可以確定的是結果是根本無法預測的，但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選擇卻可以被粗略地勾勒出來。一種選擇是這樣一個體系，它能夠按照非資本主義方式重新塑 造當前體系的三大定義性特徵——等級制度、剝削和兩極分化。另一種選擇是一種從未存在過的體系，這種體系相對民主和平等。我將這兩種可能的選擇稱為：“達沃斯精神”和“阿雷格里港精神”。我們可以進一步探討兩大陣營內部關於最理想和最有效戰略的爭論。

“達沃斯精神”陣營內部是高度分化的。一群成員支持嚴厲鎮壓戰略，並正在毫不遲疑地組織武裝執法者網絡以壓制反對派。 但是另一群成員並不相信鎮壓戰略的長期效果。他 們支持一種迪·蘭佩杜薩（di Lampedusa）戰略，這種戰略認為若想保持現狀便要做出改變。他們談論精英管理、綠色資本主義、更多的公平、多樣性以及對反叛者的更多包容，並因此試圖建立一個相對更加民主和公平的體系。

“阿雷格里港精神”陣營也同樣存在內部分歧。“水平主義者”認為過渡戰略至關重要。他們希望最大限度地進行辯論，並尋求所有人關於如何建立他們所認為的“更好的世界”的相對共識。他們強調所謂的“文明危機”，並拒絕將增長視為首要目標。相反，他們更加青睞實現社會目標的理性均衡。

但是，這一陣營內部的另外一種聲音認為，不通過有組織的力量是無法贏得政治戰爭的，而有組織的力量的形成要求建立某種“垂直”組織。此外，這種聲音還強調在南方國家實現經濟增長的重要性，因為這為利益的再分配提供了必要的資金資源。

因此，所形成的局面不是簡單的兩方爭鬥，而是由四方力量博弈所構成的政治格局。這當然令所有人都感到困惑，這種困惑既是知識層面的，也是道德層面的，又是政治層面的。每個人都面臨着一個道德選擇。對於類似的問題，沒有一個與政治無關的、純技術性的答案存在，甚至連一個純知識性的答案都不存在。我們開始轉向已被我們內化的價值觀。最後，我們在這些價值觀的基礎上採取政治行動。

我們可以說的是“歷史”並不偏向任何一方。我們所有人都可能沒有選擇到最好的政治策略來實現我們的價值觀。當未來回首時，我們可能會對如何從政治的角度而採取行動的錯誤感到遺憾。由於結果本質上是不可預測的，我們充其量有50%的機會建立我們所希望的世界體系，這既構成了樂觀主義的理由，也成為了悲觀主義的論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