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28日，夏威夷拉响了空袭警报，这是冷战后的来头一遭，是为了应对朝鲜核导弹威胁而强化国家紧急预警系统的一部分。但警报器的尖啸声可能也象征着第二次冷战（COLD WAR II）的到来。

《国家利益》杂志的这篇文章称，过去的几年里，叶利钦在1994年所说的俄罗斯与西方世界之间的“冷和平”，已变得更冷、更不和平。美国和中国在军事，外交和经济领域都变得越来越对立。冷和平已经结束，现在是第二次冷战时间。

第二次冷战是在第一次冷战相互对立的双方之间的“复赛”。一方面是美国及其东亚和欧洲盟友，包括欧洲中东部新的北约盟国和波罗的海。另一方面是俄罗斯和中国及其盟友。

两次冷战的相同之处还在于，双方都组织了相互竞争的军事联盟。冷战后，美国一直支持北约并将其扩展到俄罗斯边界，尽管遭到强烈反对。美国在东亚与日本，韩国和台湾保持冷战联盟，遏制中国以及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政策。为了应对中国军事力量和自信的崛起，美国还与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一起参加了四方安全对话（Quad），这被广泛认为是事实上的反华联盟，是奥巴马政府称为美国“重返亚洲”以应对日益增长的中国力量的一部分。

中国和俄罗斯也在加强与盟国的关系，以提高他们海外的权力。通过吞并克里米亚防止了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港可能遭受的损失，俄罗斯介入叙利亚内战，部分是为了确保其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

在美国及其许多邻国的反对下，中国大肆主张对南海的主权，并试图通过修建和强化人造岛屿来批准这些主权。所谓“珍珠链”是指中国海军基地和从南中国海到孟加拉国的民用港口和航运中心以及巴基斯坦瓜达尔港口的网络，有些人认为这是对印度的战略包围。中国在非洲之角吉布提建立了一个军事前哨基地，离同一个国家的美国基地不远。中国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大量民间投资和商业活动也扩大了其全球影响力。

军备竞赛更证明世界已经从冷和平走向冷战。在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正在扩大其核武库时，中国似乎满足于用最低限度的威慑。

第二次冷战的间谍破坏活动也正在进行。美国国防科学委员会2017年2月报告，美国受到俄罗斯和中国以及伊朗和朝鲜的网络攻击威胁。美国声称与中国政府有关的黑客窃取了知识产权来帮助中国企业。当时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在二月份在慕尼黑宣布，莫斯科“无可辩驳”地干预了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此外据美国称，外国在计算机网络中植入了可能影响美国电网的恶意软件，这种被指起源于俄罗斯政府的恶意软件“BlackEnergy”曾用来攻击乌克兰电网。

两次冷战也都涉及太空竞赛，或者说太空竞争。尽管美国和中国都在谈论一些雄心勃勃的计划，比如派遣宇航员重返月球或火星，但第二次冷战的太空竞赛受到军事考虑的推动。2007年中国摧毁了自己的一颗卫星来验证反卫星能力，这种测试由于碎片造成的破坏而在20世纪80年代被美国和苏联阻止。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贸易为竞争双方的军事联盟提供了补充。美国在川普当选之前，就开始对中国采取更为强硬的路线。

川普政府蹂躏了TPP，而TTIP由于国内在欧洲和美国的反对而处于休眠状态。在“ 总统的2017年贸易政策议程 ”中，川普政府不认可冷战结束后其前任的多边主义偏好“美国第一”贸易方式：

“20多年来，美国政府一直致力于贸易政策，强调旨在促进外贸惯例渐进式变化的多边和其他协议以及遵守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结果]我们发现在很多情况下，美国人在全球市场处于不公平的劣势。在这种情况下，是时候采用一种新的贸易政策来捍卫美国的主权，执行美国的贸易法，利用美国的杠杆作用开放海外市场，并且商定更公平，更有效的新贸易协定。”

作为其对中国经济战略的一部分，川普政府拒绝将中国划分为“市场经济国家”，这是中国在加入条约下已经声明了的权利。 “中国制造2025”为了中国的利益而获取外国技术的蓝图震惊了国会中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他们都在考虑扩大美国对外投资委员会对中国投资的审查，其中涉及外国参与者的兼并和收购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经济制裁是第二次冷战时代另一种大国对抗的手段。就俄罗斯而言，美国的制裁政策侧重于迫使俄罗斯和外国个人和公司为其在克里米亚和乌克兰的政策受到惩罚。美国财政部的外资控制办公室监督针对俄罗斯金融，能源和国防部门等的制裁。川普希望与俄罗斯改善关系，但俄罗斯与美国在ISIS和其他共同威胁方面的合作，受到2017年夏季国会颁布的对俄罗斯更严厉的制裁措施的阻挠。

第二次冷战中没有世界大战，马列主义的激进思想在地缘政治竞争增加了意识形态色彩，美国和英国建立了一种临时的资本主义国家联盟，包括白人至上的德国与日本帝国主义者（Japanese imperialists）。而第一次冷战时期则分化为共产主义国家和反共产主义国家。

有人认为第二次冷战涉及全球意识形态的斗争，即自由资本主义与新威权主义的较量，而普京和川普都是新威权的象征。这种论点的一种说法认为自由资本主义是支持“基于规则的自由全球秩序”，以及各种各样的国家资本主义或经济民族主义，他们之间也存在竞争，而新的“北京共识”则对政治和经济自由造成威胁。

应该从宏大的历史视野看待今天的冷战。其前身第一次冷战是二十世纪的第三次世界大战，通过军备竞赛，代理人战争，经济战争和意识形态战争间接地进行的，因为传统战争和核战争的高成本阻止了直接的军事冲突。

1914年至1989年间的世界大战，起源于德国和俄罗斯对欧洲控制权的争夺。欧洲霸权对柏林和莫斯科来说都是必要的，它们可以把国家从单纯的地区力量转变为超级大国，其规模可以与美国竞争。

1945年以后，苏联凭借其在欧洲东部的霸主地位成为第二个超级大国，红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征服了德国。如果没有东欧（包括东德）技术人员和产业，仅俄罗斯即便包括苏联从沙俄继承的外围国家，也可能只是一个区域强国。如果西欧富裕但弱小的国家，特别是西德可能被吓倒成为中立国，苏联的经济基础可能会进一步扩大，这反过来又可能允许西欧的贸易和投资进一步加强苏联的实力。 

虽然柏林和莫斯科的雄心勃勃的精英分子是前三次世界大战的煽动者，第二次冷战是当代唯一的全球大国：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追求无限制的全球霸权，以及中国和俄罗斯对其的抵制造成的。

未来的历史学家可能认为，把看似无关的美国政策主题（包括北约扩张，美国中东战争，支持“颜色革命”、以及急于“锁定”自由贸易规则等等）联系起来会形成是一种感觉，即美国在享受美国价值观和利益的世界秩序方面只有短暂的机会窗口，中国的长期崛起以及西方财富和权力的扩散，正不可避免的削弱美国的影响力。那些将当代中国与20世纪的德意志帝国相提并论的人看走了眼，当代中国更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沙俄：巨大、耐心和逐渐现代化。而美国的所作所为则和德意志帝国一模一样，德国精英们担心俄罗斯财富和权力的增长使德国的计划不可能实现，他们只有很短的时间来实现欧洲霸权。

未来的历史学家们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中国实力崛起的担忧，促使美国几届政府匆忙采取草率行动，以巩固全球的“美式和平”(Pax Americana)，在过去的30年里，那些想要建立美国全球霸权的努力都失败了，美国的时间不多了。

因此我的第一个观点是，第二次冷战的根本原因是美国在第一次冷战后争夺全球霸权，并招致了中国和俄罗斯对它的抵制。

我的第二个论点是，如果美国将胜利定义为克服抵抗、特别是克服中国的抵抗以实现美国的全球霸权，那么美国在第二次冷战中将被击败。

让我们仔细研究美国主流外交政策的这些目标：

1、中国接受美国在东亚的永久军事霸权。

在20世纪90年代的冷和平20年期间，美国的外交政策专家有时可能会听到说，尽管中国人可能会抱怨，但他们最终会默认美国在东亚营造的和平，因为它为他们服务商业利益或阻止了日本的军事化。

从美国及其盟国的角度来看，与中国进行长期的低烈度对抗，可能比美国对中国势力范围的默许（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邻国对中国的绥靖政策）要好一些，区域性的权力框架无法实现，但接受一个两极分化的东亚（包括美国不挑衅性中国的缓冲区），就标志着美国要从冷战后的乐观情绪中抽离出来，不再期望中国作为美国主导下的亚洲和世界中的平民贸易力量。

2、中国接受美国及其盟友在没有其参与的情况下起草的世界贸易规则。

第二次冷战的另一个受伤者是全球“基于规则的贸易体系”，如果这些规则是由美国及其盟国在TPP谈判过程中起草的，中国将被排除在外。奥巴马政府声称，为了参与TPP和TTIP将创造的跨国市场，中国可能会被迫采取更自由的规则，这是荒谬的。

3、俄罗斯默许美国和北约在其边界的永久军事存在，将克里米亚送还乌克兰。

在欧亚大陆的另一边，美国也可能被迫从冷战的目标中羞辱的退出，因为目标目前无法实现。

作为在柏林墙倒塌后争夺全球霸权的一部分，美国宣称“势力范围”的观念已经过时。2013年奥巴马的国务卿克里宣布：“门罗主义时代已经结束。”

在“失败”迫使我们这样做之前，美国应该放弃冷战之后注定的全球霸权，并不再挑起第二次冷战。应该像哲学家约翰·格雷所描述的那样，在不同社会背景下按不可类比的价值观划分地缘政治的不同版本，或称为“暂行架构”（modus vivendi）。

一个全球性的“暂行架构”可能会有一些过去在大国协调和外交方面熟悉的特点。会有军控的企图，但不是完全的裁军，因为每个大国都有权维持对其防御至关重要的基本武装力量。

至于价值观，美国人不需要成为道德或文化相对主义者。个人和私人组织可以改变所谓的普世价值观（无论是以后现代世俗自由主义或福音派新教的形式）， 美国的国家利益也并不需要美国政府把拒绝分享它们的国家视为非法政权。

战略家 2018-05-08
作者 仲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