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28日，夏威夷拉響了空襲警報，這是冷戰後的來頭一遭，是為了應對朝鮮核導彈威脅而強化國家緊急預警系統的一部分。但警報器的尖嘯聲可能也象徵着第二次冷戰（COLD WAR II）的到來。

《國家利益》雜誌的這篇文章稱，過去的幾年裡，葉利欽在1994年所說的俄羅斯與西方世界之間的“冷和平”，已變得更冷、更不和平。美國和中國在軍事，外交和經濟領域都變得越來越對立。冷和平已經結束，現在是第二次冷戰時間。

第二次冷戰是在第一次冷戰相互對立的雙方之間的“複賽”。一方面是美國及其東亞和歐洲盟友，包括歐洲中東部新的北約盟國和波羅的海。另一方面是俄羅斯和中國及其盟友。

兩次冷戰的相同之處還在於，雙方都組織了相互競爭的軍事聯盟。冷戰後，美國一直支持北約並將其擴展到俄羅斯邊界，儘管遭到強烈反對。美國在東亞與日本，韓國和台灣保持冷戰聯盟，遏制中國以及後蘇聯時代的俄羅斯政策。為了應對中國軍事力量和自信的崛起，美國還與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亞一起參加了四方安全對話（Quad），這被廣泛認為是事實上的反華聯盟，是奧巴馬政府稱為美國“重返亞洲”以應對日益增長的中國力量的一部分。

中國和俄羅斯也在加強與盟國的關係，以提高他們海外的權力。通過吞併克里米亞防止了克里米亞塞瓦斯托波爾港可能遭受的損失，俄羅斯介入敘利亞內戰，部分是為了確保其在敘利亞的軍事基地。

在美國及其許多鄰國的反對下，中國大肆主張對南海的主權，並試圖通過修建和強化人造島嶼來批准這些主權。所謂“珍珠鏈”是指中國海軍基地和從南中國海到孟加拉國的民用港口和航運中心以及巴基斯坦瓜達爾港口的網絡，有些人認為這是對印度的戰略包圍。中國在非洲之角吉布提建立了一個軍事前哨基地，離同一個國家的美國基地不遠。中國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大量民間投資和商業活動也擴大了其全球影響力。

軍備競賽更證明世界已經從冷和平走向冷戰。在普京領導下的俄羅斯正在擴大其核武庫時，中國似乎滿足於用最低限度的威懾。

第二次冷戰的間諜破壞活動也正在進行。美國國防科學委員會2017年2月報告，美國受到俄羅斯和中國以及伊朗和朝鮮的網絡攻擊威脅。美國聲稱與中國政府有關的黑客竊取了知識產權來幫助中國企業。當時川普的國家安全顧問麥克馬斯特在二月份在慕尼黑宣布，莫斯科“無可辯駁”地干預了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此外據美國稱，外國在計算機網絡中植入了可能影響美國電網的惡意軟件，這種被指起源於俄羅斯政府的惡意軟件“BlackEnergy”曾用來攻擊烏克蘭電網。

兩次冷戰也都涉及太空競賽，或者說太空競爭。儘管美國和中國都在談論一些雄心勃勃的計劃，比如派遣宇航員重返月球或火星，但第二次冷戰的太空競賽受到軍事考慮的推動。2007年中國摧毀了自己的一顆衛星來驗證反衛星能力，這種測試由於碎片造成的破壞而在20世紀80年代被美國和蘇聯阻止。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貿易為競爭雙方的軍事聯盟提供了補充。美國在川普當選之前，就開始對中國採取更為強硬的路線。

川普政府蹂躪了TPP，而TTIP由於國內在歐洲和美國的反對而處於休眠狀態。在“ 總統的2017年貿易政策議程 ”中，川普政府不認可冷戰結束後其前任的多邊主義偏好“美國第一”貿易方式：

“20多年來，美國政府一直致力於貿易政策，強調旨在促進外貿慣例漸進式變化的多邊和其他協議以及遵守國際爭端解決機制......[結果]我們發現在很多情況下，美國人在全球市場處於不公平的劣勢。在這種情況下，是時候採用一種新的貿易政策來捍衛美國的主權，執行美國的貿易法，利用美國的槓桿作用開放海外市場，並且商定更公平，更有效的新貿易協定。”

作為其對中國經濟戰略的一部分，川普政府拒絕將中國劃分為“市場經濟國家”，這是中國在加入條約下已經聲明了的權利。 “中國製造2025”為了中國的利益而獲取外國技術的藍圖震驚了國會中的共和黨和民主黨，他們都在考慮擴大美國對外投資委員會對中國投資的審查，其中涉及外國參與者的兼併和收購對美國國家安全的影響。

經濟制裁是第二次冷戰時代另一種大國對抗的手段。就俄羅斯而言，美國的制裁政策側重於迫使俄羅斯和外國個人和公司為其在克里米亞和烏克蘭的政策受到懲罰。美國財政部的外資控制辦公室監督針對俄羅斯金融，能源和國防部門等的制裁。川普希望與俄羅斯改善關係，但俄羅斯與美國在ISIS和其他共同威脅方面的合作，受到2017年夏季國會頒布的對俄羅斯更嚴厲的制裁措施的阻撓。

第二次冷戰中沒有世界大戰，馬列主義的激進思想在地緣政治競爭增加了意識形態色彩，美國和英國建立了一種臨時的資本主義國家聯盟，包括白人至上的德國與日本帝國主義者（Japanese imperialists）。而第一次冷戰時期則分化為共產主義國家和反共產主義國家。

有人認為第二次冷戰涉及全球意識形態的鬥爭，即自由資本主義與新威權主義的較量，而普京和川普都是新威權的象徵。這種論點的一種說法認為自由資本主義是支持“基於規則的自由全球秩序”，以及各種各樣的國家資本主義或經濟民族主義，他們之間也存在競爭，而新的“北京共識”則對政治和經濟自由造成威脅。

應該從宏大的歷史視野看待今天的冷戰。其前身第一次冷戰是二十世紀的第三次世界大戰，通過軍備競賽，代理人戰爭，經濟戰爭和意識形態戰爭間接地進行的，因為傳統戰爭和核戰爭的高成本阻止了直接的軍事衝突。

1914年至1989年間的世界大戰，起源於德國和俄羅斯對歐洲控制權的爭奪。歐洲霸權對柏林和莫斯科來說都是必要的，它們可以把國家從單純的地區力量轉變為超級大國，其規模可以與美國競爭。

1945年以後，蘇聯憑藉其在歐洲東部的霸主地位成為第二個超級大國，紅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征服了德國。如果沒有東歐（包括東德）技術人員和產業，僅俄羅斯即便包括蘇聯從沙俄繼承的外圍國家，也可能只是一個區域強國。如果西歐富裕但弱小的國家，特別是西德可能被嚇倒成為中立國，蘇聯的經濟基礎可能會進一步擴大，這反過來又可能允許西歐的貿易和投資進一步加強蘇聯的實力。 

雖然柏林和莫斯科的雄心勃勃的精英分子是前三次世界大戰的煽動者，第二次冷戰是當代唯一的全球大國：美國，在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追求無限制的全球霸權，以及中國和俄羅斯對其的抵製造成的。

未來的歷史學家可能認為，把看似無關的美國政策主題（包括北約擴張，美國中東戰爭，支持“顏色革命”、以及急於“鎖定”自由貿易規則等等）聯繫起來會形成是一種感覺，即美國在享受美國價值觀和利益的世界秩序方面只有短暫的機會窗口，中國的長期崛起以及西方財富和權力的擴散，正不可避免的削弱美國的影響力。那些將當代中國與20世紀的德意志帝國相提並論的人看走了眼，當代中國更像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沙俄：巨大、耐心和逐漸現代化。而美國的所作所為則和德意志帝國一模一樣，德國精英們擔心俄羅斯財富和權力的增長使德國的計劃不可能實現，他們只有很短的時間來實現歐洲霸權。

未來的歷史學家們可能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對中國實力崛起的擔憂，促使美國幾屆政府匆忙採取草率行動，以鞏固全球的“美式和平”(Pax Americana)，在過去的30年裡，那些想要建立美國全球霸權的努力都失敗了，美國的時間不多了。

因此我的第一個觀點是，第二次冷戰的根本原因是美國在第一次冷戰後爭奪全球霸權，並招致了中國和俄羅斯對它的抵制。

我的第二個論點是，如果美國將勝利定義為克服抵抗、特別是克服中國的抵抗以實現美國的全球霸權，那麼美國在第二次冷戰中將被擊敗。

讓我們仔細研究美國主流外交政策的這些目標：

1、中國接受美國在東亞的永久軍事霸權。

在20世紀90年代的冷和平20年期間，美國的外交政策專家有時可能會聽到說，儘管中國人可能會抱怨，但他們最終會默認美國在東亞營造的和平，因為它為他們服務商業利益或阻止了日本的軍事化。

從美國及其盟國的角度來看，與中國進行長期的低烈度對抗，可能比美國對中國勢力範圍的默許（包括日本在內的所有鄰國對中國的綏靖政策）要好一些，區域性的權力框架無法實現，但接受一個兩極分化的東亞（包括美國不挑釁性中國的緩衝區），就標誌着美國要從冷戰後的樂觀情緒中抽離出來，不再期望中國作為美國主導下的亞洲和世界中的平民貿易力量。

2、中國接受美國及其盟友在沒有其參與的情況下起草的世界貿易規則。

第二次冷戰的另一個受傷者是全球“基於規則的貿易體系”，如果這些規則是由美國及其盟國在TPP談判過程中起草的，中國將被排除在外。奧巴馬政府聲稱，為了參與TPP和TTIP將創造的跨國市場，中國可能會被迫採取更自由的規則，這是荒謬的。

3、俄羅斯默許美國和北約在其邊界的永久軍事存在，將克里米亞送還烏克蘭。

在歐亞大陸的另一邊，美國也可能被迫從冷戰的目標中羞辱的退出，因為目標目前無法實現。

作為在柏林牆倒塌後爭奪全球霸權的一部分，美國宣稱“勢力範圍”的觀念已經過時。2013年奧巴馬的國務卿克里宣布：“門羅主義時代已經結束。”

在“失敗”迫使我們這樣做之前，美國應該放棄冷戰之後註定的全球霸權，並不再挑起第二次冷戰。應該像哲學家約翰·格雷所描述的那樣，在不同社會背景下按不可類比的價值觀劃分地緣政治的不同版本，或稱為“暫行架構”（modus vivendi）。

一個全球性的“暫行架構”可能會有一些過去在大國協調和外交方面熟悉的特點。會有軍控的企圖，但不是完全的裁軍，因為每個大國都有權維持對其防禦至關重要的基本武裝力量。

至於價值觀，美國人不需要成為道德或文化相對主義者。個人和私人組織可以改變所謂的普世價值觀（無論是以後現代世俗自由主義或福音派新教的形式）， 美國的國家利益也並不需要美國政府把拒絕分享它們的國家視為非法政權。

戰略家 2018-05-08
作者 仲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