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敏提要：在最初的狩獵大型獵物原始生活中，個人必須依賴集體才能獲得食物。在採獵社會，生存的本質歸結為一點：不合作就會死亡。也就是說，一個孤零零的個人在原始森林裡是難以生存的，人們必須依靠相互合作才能戰勝毒蛇猛獸。這樣的集體生活，產生了集體至上的集體主義意識。在原始民族中，個體對集體意識絕對服從，以致意識不到個體意識的存在，集體主義意識成了一種“集體表象”或“集體無意識”，反過來壓制個人。所以，需要與時俱進的轉化。

一，集體主義性質的中國文化

聖經說：上帝造了一個人——亞當，看到亞當一個人寂寞，上帝為他造了一個女人——夏娃；隨後經過二人的結合生出了全人類。中國神話說女媧用泥巴造了許多人，分為上等人和下等人。可見，基督教一開始就含有個人主義的（一夫一妻制）的因素，中國文化一開始就含有集體主義的因素。中國人的集體主義觀念可謂源遠流長。《禮記》云：“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這種“為公”的價值傾向的產生與表現可以分解為以下三個層面：

第一，集體勞作和集體消費的生產生活方式。中國文化的集體主義傾向，最根本的受制於中國的生活方式。中國是一個農業社會，家庭是最基本的生產單位。生產生活必須服從家長的統一安排，農業收成才能夠有所保證。個人難以脫離家庭而進行自由活動。此外，農業社會的一個重要特點就在於個人對集體的依附關係。家庭、村落（大家族）、國家作為三種最為重要的集體，家庭組織生產、村落防範自然災害、國家抵禦外敵，任何個人都難以脫離它們而生存下去。它們的存亡決定了個人的存亡，它們的繁榮也決定了個人的繁榮。正因為家、村落和國家這類集體對於個人生存如此重要，古人根據生活經驗就能夠產生家國重於個人等集體主義取向的價值觀念。在個人與集體的關係中， 儒家學說強調的是集體主義思想。“孔子的“仁者，愛人”指的是愛眾人，不是指愛自己。荀子在《王制》中說：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為用，何也？ 日：人能群，彼不能群也。”可見，“能群”是人區別於禽獸的本質。

第二，集體至上的組織結構。在傳統中國，代表家庭和國家行使權力的家長和君王擁有絕對的權威。家長、族長擁有法律承認的對家族成員的生殺予奪的權力，以及處理家族內部的糾紛的司法權力。而且這種權力比官府的裁判權還享有一定的優先性，往往只有當家族內部不能夠作出適當處理時，才由國家司法機關處理。中國人強調“身體髮膚，受之父母”。這樣，一個人的身體所有權就不屬於他自己，而屬於他的父母。每個人都是父母的財產，家長可以打罵，可以買賣。妻子是丈夫的財產更是是屬於父母的財產，可打罵、可買賣。人是“芻狗”一般的物質，可用可棄。這些從屬於父母、不能獨立的人永遠是沒有切斷臍帶的嬰兒，是沒有擺脫人身依附關係的奴隸。這就造成了人格與人格之間的尊卑等級制。產生於家族中的孝悌、仁愛、名分、尊卑等觀念同樣用於政治領域，調整政治領域的君主與臣民的關係。中國古代的政治制度正是按照家族制度的擴大。中國社會家國同構的組織結構強調集體至上，要求個體的絕對服從。儒家提倡的是集體至上，比如說，“大河漲水小河滿，大河沒水小河干。”它忽視了個體利益，不承認個人權利的獨立性。儒學認為個人總是生活在整體中，集體受到損害，個人就失去了保障，要求個人犧牲自身服從集體、社會的利益。

第三，家國情懷的價值觀念體系。中國傳統社會中的個人既無經濟上的獨立，也無政治上的自由。由於個體對家庭和國家的人身依附關係和政治服從關係，個體的價值目標也往往與家庭目標、國家目標相掛靠。家庭和國家與個人榮辱與共、休戚相關，在這樣的環境下，很容易產生家庭本位的價值觀念。例如，生產上對自然的依賴，產生了“天人合一”的觀念，生活上對家庭、宗族的依賴，產生了家族本位的觀念。

儒家認為：人天生就是不平等的，如果沒有這種不平等，人就成了禽獸。如《中庸》說：“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所謂“尊賢”，意味着君臣、父子、夫婦、師生、主奴、上下級的人格不平等，“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甚至“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 人格不平等也造成中國的傳統文化中缺乏獨立人格觀念。 對於中國的傳統文化來說，單獨的個人只能是一個“己”或“身”，而不能是一個“人”，“人”只能是一種角色，只能在與他人的關係中界定自己。徹底地說，“人”只能是“二人”之間的一種關係，是臣之君、是君之臣、是子之父、是父之子、是妻之夫、是夫之妻，是生之師、是師之生，除了這些社會角色之外，沒有 “自我”，沒有“個人”。傳統文化之所以“偉大”，就是因為它讓我們的祖祖輩輩要學會放棄個人權利。無論在家庭、社會乃至朝廷，它給你的思維定勢就是等級和服從，否則就是大逆不道。於是整個社會最終演變成了兩種人：奴性卑微、無限壓抑自我的人下人；張狂放任、粗暴乖戾的人上人。這種文化本質上是弱肉強的叢林文化！

二，集體主義向個人主義轉化

1.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宗法等級制通過精細的人倫關係組成密網，產生兩個結果。

第一，在一定意義上惟有最高統治者才是整個社會的目的，其餘所有的臣民都不過是他的工具。在不同程度上，所有的家族的尊長和統治某一地方的長官，在他們各自支配的範圍內都是一些土皇帝，成為其下屬為之服務的目的，其餘人成為他的手段。

第二，“手段”的臣民首先必須盡義務。儒家認為：每個人首先要考慮的是自己的責任和義務；仁人君子應做到“見利思義，臨危受命”，直至“殺身成仁”“捨生取義”。譬如：介子推割大腿肉給晉文公吃就是“捨生取義”。這樣的專制體系使臣民都失去了自己的目的與自主性，社會必然停滯甚至倒退。例如漢武帝攘外安內，四處征戰，弄得民不聊生，國內人口減半，百姓“易子而食”。在集體主義的制度下，人多勢眾的“易子而食”是合法的，法律站在多數人的一邊。“法不責眾”啊，誰的幫派最壯大，誰就擁有所有的權利，而失敗者（個人或少數派）卻沒有任何權利，成了弱肉強食的對象。

2.集體主義需向個人主義轉化。

第一，如上所述，集體主義把個人當手段，很容易忽視個人權利造成弱肉強食。這就需要向個人主義轉化！

在崇尚個人權利的西方，“易子而食”是絕對不可能發生的。因為根據個人主義原則，任何人的生命都不是挽救群眾和集體的手段，“易子而食”是非法的。在崇尚個人主義的制度下，每個人都擁有相同的權利，不論他是勢單力薄，還是身後有百萬人撐腰。由於弱者的權利更容易被侵犯，法律首先得保護弱者的利益。

眾所周知：個人主義一直等到馬丁.路德的時代才完全成熟。宗教改革前，普通人不能擁有聖經；教皇和教會完全壟斷了個人的信仰，非經其批准，任何個人對聖經的解釋都是不合法的。這就為教會對人們的精神統治提供了法理上的“依據”，而且嚴重地束縛了人們的思想自由。路德的宗教改革強調：個人讀聖經就可以掌握真理，允許人們自由地信仰，不予強制。這就破除了政府、教皇、修士的特權，讓個人敬拜神，神之下就是每個人，這就高揚了人權，使個體信仰權利逾越了世上一切專制權力的攔阻。

個人主義認為，每個人都擁有不可剝奪的權利，任何人或集體都不得剝奪其權利。個人才是世界的目的，也是團體的目的，團體是為個人服務的手段。正如愛因斯坦所說：“國家是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為國家而生存”；2005年德國政府把這一信條鐫刻在德國政府的大樓上：“國家應當是我們的僕從；而我們不應當是國家的奴隸”。

第二，中國人的家族主義性質的集體文化本質上一種幫派主義的小圈子文化，和國家層面忠君文化存在着矛盾，即所謂“忠孝難以兩全”。人們以“孝”的名義抵制君王的命令、踐踏公共利益，君王因為“以孝治天下”而對孝的行為給予讓步和照顧，因此，無數的陰謀詭計、勾心鬥角就在“孝”的面具下展開。這就是世人皆知的“中國人喜歡窩裡鬥”！“窩裡鬥”的根本原因就是中國文化沒有確立個人的自由邊界和權利範疇，人們在一個家族裡吃“大鍋飯”，大家缺乏創業的積極性，對於家產或權力的爭奪，積極性特高。這就需要向個人主義轉化，確立個人的獨立空間和權力範圍，明晰個人產權。

學習西方文化中自從古希臘以來的對於個體意志和思想的尊重，很有必要。他們通過“原子論”把人與人、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被較為明確的區分開來。西方哲學的很多思考，例如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都是以”個人獨立“為基礎的。而在東方，以道家哲學為例，老子的“道”是“恍兮惚兮”的混沌思想；是“說不清道不明”的含糊模糊的“道可道非常道”，是“陰陽有無”反覆轉化、滲透的辯證法；人只是“道生萬物”中的一個物種，所以“天地視萬物為芻狗”也就包含了“天地視人為芻狗”，因而“道法自然”的聖人就順理成章“視百姓為芻狗”了。“芻狗”要義是轉瞬即逝、無關緊要。也就是說，人是不重要的，沒有天地重要，更沒有道重要。道家忽略了一個個體的重要性，本質上是一種集體主義的“芻狗”哲學。儒家思想就更是強調人際關係，而忽視對個體特質和個人獨立性的研究。今天的中國人需要補上這一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