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的文章提出了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问题：为什么要把房价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来对待？我仔细读了他的这篇发表在《北京日报》上的文章（以下简称周文），却发觉其主要目的不在于解答这个问题，而在于消解这个问题，也就是消解蕴涵在房价问题中的政治含义。周文的更贴切的题目应该是：“怎样让房价问题重新成为单纯的经济问题”。

周文从一开始就有意绕开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的理解，而采用了孙中山的定义：政治就是众人之事（其实孙中山的说法虽然简单，但也没有简单到四个字，他原来的说法是：“政治两字的意思，浅而言之，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对政治本质的理解是：政治是阶级斗争，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毛泽东说：“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不是少数个人的行为。”通过采用孙中山的定义，周文试图忽视政治的阶级性。

作者这么定义政治是为了抹杀政治问题中难以避免的利益冲突吗？这倒也不是，因为他接下去就解释了房价问题上的利益冲突问题。他承认不同的利益群体在房价问题上有不同的利益诉求，而“限制哪一方或哪几方的利益、限制到什么程度以及采用什么方式，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政治决定，要靠政治感觉、政治判断力并经过相应的政治程序去执行。当前在房价问题上，要让不同利益群体八面叫好的可能性简直就等于零”。

那么在房价问题上要靠什么样的政治感觉、政治判断力、政治程序做什么样的政治决定呢？作者笔锋陡转，提出“在采取非用不可的非经济手段解决有政治含义的经济问题的时候，要尽可能给经济机制的发挥留有空间。因为事后才看得清楚，最后要解决经济问题，还要靠市场需求刺激供给方面的竞争，并通过供给的竞争来刺激生产的增加，直到供给有能力满足多层次的市场需求”。这种说法看上去四平八稳，但是紧接在上面那段有关“政治决定”的话后面，就悄悄地把一个政治问题转换为一个经济问题了。

在文章的最后，作者就解决房价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办法：“如果允许民间私人卖地，地价上涨，各家竞卖，供地数量自动增加，房价就可以被平抑”。作者当然知道中国是没有私人土地的，他所谓的“私人卖地”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的一种不确切的提法。作者并透露信息：这一办法已在广东实施，并已纳入国务院规划。作者认为这是最符合市场规律的一个办法。

房价问题至此可望圆满解决了。然而且慢，请问作者，你这个办法的政治含义是什么？你不是说“当前在房价问题上，要让不同利益群体八面叫好的可能性简直就等于零”，那么你提倡的办法将会有谁叫好，有谁叫苦？既然任何办法都注定对某些利益群体有利，对另一些利益群体不利，那么你的自以为根据市场规律推出的解决办法其实注定是个政治决定。你个人的这一政治决定又恰好将成为国家政策，成为中国政府的政治决定，所以我更有理由知道这一决定背后的政治立场，也就是阶级立场！

我对作者提出的办法本身不做评价，我所不满于作者的是那种消解经济问题中的政治性的思路。公平地说，周其仁能够提出“为什么房价问题具有政治含义”这样的问题，已经说明在我国的经济学家中，他是一个具有较高政治觉悟的人。然而这样的觉悟程度还不够。

房价问题的政治含义其实很简单，就是基层劳动者与房产投机商之间的利益冲突。在这样的冲突中，经济学不能躲在“客观规律”里超然事外。在社会主义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定必须从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出发。而经济发展中的平等和效率的协调问题，也应该理解为广大劳动者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协调问题。

共和国历史上最动人的时刻之一，是1952年第一批上海工人入住新建成的工人新村--曹杨新村。当时的上海市政府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优先建设这批住宅，虽然对广大工人来说只是杯水车薪，但是一方面解决了一部分工人的实际困难，另一方面再次在政治上肯定了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我们的经济学家在讨论房价问题的时候不要忘记这一动人的时刻。

总之，我们的经济学要勇敢地还原为政治经济学，我们的经济学家要勇敢地做精通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

附周其仁：为什么房价问题具有政治含义

　　今年以来，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房地产政策，改变了房地产市场的形势。其中突出的一点，是把房价问题提到政治高度来对待。为什么房价问题具有政治性？

　　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政府还是百姓，房价问题都与其利益相关，这种事关众人利益的经济问题也因此具有了政治性

　　这里所说的“政治”，取之于孙中山先生的定义：政治是众人之事。由于当今“众人”的利益发生了分化，因此人们对同一种经济现象常常有相去甚远的感受和看法。这样，不少经济问题成为众人之“事”，也就是经济问题有了政治含义。

　　房价上涨过快，是最近两年比较突出的一个经济现象。面对房价较快地上涨，众人的感受很不相同。对于已经买房的家庭来说，房价上涨意味着家庭财产的市值增加，但对于还没有买房、或正准备买房的家庭来说，房价上升就意味着痛苦。反过来，房价下跌，已购房者可能叫苦不迭，欲购房者却喜上眉梢。房价的变化还会影响城市的布局。房价越高、或者升得越急的地方，这种影响就越严重。今年我到上海，听当地朋友调侃说，大上海已经分成了三个圈：最里面的讲英语；第二个圈讲外地话，其中许多人讲温州话；而“阿拉上海人”住在了最外面的一个圈。这是今天很多上海人的牢骚。这里“众人”的分歧因为中国的开放还涉及到“老外”，其政治含义就更加微妙。

　　各个方面加到一起，房价问题就有了政治含义。本来市场可以把不同利益的群体连接起来。市场的基本办法是比赛出价，大家竞争意欲的商品和服务嘛，那就出价高者得。问题是，以出价论高下就不能不涉及到出价的能力。在一个急速转型的社会里，人们出价能力的差别不仅与各自努力程度的差别相关，还与其他一些因素有关。人们不接受收入机会分布的现实，就不能普遍、稳定地接受按出价高低分配资源的市场准则。既然出价准则不能普遍地生效，非市场准则包括种种政治干预就怎样也挥之不去。

　　运用政治和行政命令的手段解决经济问题的时候，要尽可能给经济规律留下空间

　　并不是只在房价问题上才显示政治含义并要求政治干预的。类似的具有政治含义的经济问题，我们早就似曾相识。在改革的历史上，许多涉及大众的消费品从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供求，都经历了经济问题政治化、然后才逐步回归为普通经济问题的过程。日常产品如菜、猪、粮、油等，在一个时间内都曾经非常“政治”，都必须提高到政治高度来加以处理。但是过了一段时期，菜就是菜，猪就是猪，粮也就是粮。其间的经验，我认为今天处理房价问题时可以参考。事后总结，第一条经验是，一旦经济问题的政治含义严重起来的时候，不可能完全按照经济规律解决问题；第二条，在运用政治和行政命令的手段解决经济问题的时候，要尽可能给经济规律留下空间。讲到底，问题的最后解决，还是使市场需求成为刺激供给的积极力量。等到供给方的投资和技术进步发挥了作用，生产大大增加，才可以满足从高端到低端各层次的市场需求。这时经济问题的政治性才完全退色，商品才成为按市场机制调节供求的普通商品。

　　限制哪一方或哪几方的利益、限制到什么程度以及采用什么方式，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政治决定，要靠政治感觉、政治判断力并经过相应的政治程序去执行当前在房价问题上，要让不同利益群体八面叫好的可能性简直就等于零。这就是说，怎样仔细地抉择，也要损害或至少是限制一方或几方的利益。所以，处理房价问题———限制哪一方或哪几方的利益、限制到什么程度以及采用什么方式———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政治决定，要靠政治感觉、政治判断力并经过相应的政治程序去执行。

　　当然，正如前面所说，在采取非用不可的非经济手段解决有政治含义的经济问题的时候，要尽可能给经济机制的发挥留有空间。因为事后才看得清楚，最后要解决经济问题，还要靠市场需求刺激供给方面的竞争，并通过供给的竞争来刺激生产的增加，直到供给有能力满足多层次的市场需求。

　　为此，我们集中分析房价上涨的经济原因和平抑之道。我的观点是，无论派生出来的现象多么纷繁复杂，房价上涨最简单、也最基本的原因就是市场对住房的有效需求没有得到满足。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枝节需要说清楚：究竟房价拉动地价上涨，还是地价推动房价上涨。我的看法是，应该是房价上涨，导致人们预期土地的未来收入的增加，才刺激了对土地的需求，而导致地价的上涨。但是，土地的供应数量又的确影响房价。其实任何已经形成的需求都包括高位、中位和低位，要满足这些不同层次的需求关键是供给方的竞争。要是供给竞争不足，比如供地数量过少，市场对房产的需求就永远只能实现高端部分。由于成交的只是高位需求，人们能够观察到的就是房价很高。

　　上述分析可以得到经验支持。香港特区1997年后宣布增加供地数量，房价应声而跌。我们看近几年全国土地开发量与商品房销售价格两个指数的走势，发现土地开发指数下来不久，房价一定上升；土地开发指数上升，房价就下来。其中的道理，不可不察。

　　从体制上看，目前我国惟一合法的供地途径是政府征地、再批租给市场。这种政府集中供地的模式，除了分配方面的严重问题，最大的缺陷就是不能对市场土地需求的变动做及时灵活的反应。如果允许民间私人卖地，地价上涨，各家竞卖，供地数量自动增加，房价就可以被平抑。进一步分析，房地产是非常地方性的市场，由中央政府集中调控，大起大落、此起彼落的危险性很大。所以当务之急,是推进供地体制和机制的改革。好在这方面的内容———土地制度的改革、特别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的改革———已列入今年国务院改革的大纲。最近广东省通过地方性法规，从10月1日起率先实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的新体制。这对全国将有重要的影响，也提供了改变我国现行城市化供地机制的契机。对这件事情，这里就不多谈了。
　　（载2005年10月13日《北京日报》，作者周其仁为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