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魚論】民眾真的都是理性的嗎？

從不是“吹哨人”的李文亮到輿情和公眾期望

Original Chairman Rabbit tuzhuxi 5 days ago

兔主席 20200209

2月6日晚到2月7日是李文亮醫生去世事件的輿情高峰，成了中國史無前例的“朋友圈國葬”。

這個輿情高峰是非常罕見的，筆者朋友圈上所有的人都在哀悼李醫生，“所有的人”不但指跨越了行業、年紀、政治取態，而且還包括許多從來不評論這類事件，甚至從來不怎麼發朋友圈的朋友。至少筆者使用博客、微博、微信這麼長時間，目睹這樣的輿情高峰，還是第一次。李文亮醫生不能說是後無來者，但至少是前無古人了。

筆者沒有直接參與到討論中，而是在2月7日下午發了一篇更加宏觀的文章。這篇文章比較長，但筆者希望它能夠站得住，經歷時間考驗，為使內容詳實，也沒有去做專門的精簡。但還是推薦讀者們閱讀。 

2020年大抗疫——從“航空安全”、風險認知及管理到社會的長期理性

而針對李文亮醫生的去世，從幾乎史無前例的集體參與可以看出，這是一個能夠在那個瞬間捕捉和反應普羅大眾情緒的事件。這其中，當然存在着集體的交叉渲染和從眾/花車效應。人們被彼此的情緒帶動到高潮。

它肯定是民意的真實表達，但在這種場景下，很難不脫離理性。

公眾的敘事非常簡單：他是一個勇敢道出真相的英雄，但受到了有關部門的威壓和禁言，使得真相不能傳播。只要他的行為被重視，這次疫情就會被逆轉，被及時解決。結果，疫病發展到今天變得不可收拾，造成了今天中華大地集體應對的困難。李文亮是在這次疫病中對抗體制的英雄。最後，他也為此付出了年輕生命。

稍微冷靜之後就可以看出，人們只是把對2020年疫情發展的理解、對治理的不信任，以及對平凡英雄的嚮往集中“投射”（project）到李文亮醫生身上。他獲得這種“殊榮”的原因甚至不在於他為這次抗疫真正做出了什麼（因為還有無數在一線奮鬥的醫護），而在於他的年輕、平凡、無辜和他在這次疫病中的病故。

既然是“投射”，那麼為了迎合敘事，需要把許多元素構件強加到他身上。他不是一個獲得圈子內二手信息的其他專科的普通醫生，而是一個準確知曉對2019-nCoV病毒有準確理解的專家；他不是為了保護親友（同時告誡他們不要外傳），而是一個希望向社會奔走急呼傳遞重大疫情的疫病專家。他不是一個普通的醫生和平凡人，而是身負社會公義，呼喚言論自由的社會活動者。甚至，他不是一個共產黨員，而是一個體制對抗者。

這些都距離事實非常之遠。

而且，後面體制對抗者已經迅速讓反華勢力利用。今天，香港的反對派就開始悼念李文亮，希望把它作為顏色革命的起點。

但這不是糾結筆者的。讓筆者最糾結的是對“吹哨人”這一舶來概念的引用。什麼是吹哨人？我相信普通中國大眾對這個提法完全莫名其妙。吹哨人其實是英語“whistleblower”的直譯。什麼叫吹哨？吹哨是一種告密、泄密。

英語世界裡的“吹哨人”是這樣的。他們在相關機構工作，通過自己的職業和身份，能夠獲得一些公眾所不能獲得的信息。他們發現，這個機構正在秘密從事的一些行為是有損公共利益的。基於此，他們為了公共利益，不惜違反規章制度——例如這些機構要求工作人員奉行的保密義務——對公眾（通常通過媒體）泄露相關信息。“吹哨人”最好是實名的，這使得他能公布自己的職位，從而為所披露的信息準確性負責，同時也因為他要承擔的代價而使得他的披露特別可貴。如果僅僅是匿名對媒體透露一些情況，效果就差得很遠了。

這才是whistleblower，“吹哨人”。吹哨人的價值之所以特殊，乃在於他們需要違反一些職業操守和規章制度，把有義務保密的信息告知公眾，並希望通過這種泄密行為，改變或制止所在機構之違反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

李文亮等初期在微信群里提及SARS的人士，由於他們的身份地位，他們行為旨在的目標，他們泄露的信息內容，都不屬於吹哨人。

這次事件中，誰才能符合吹哨人？自然是參與這次疫病初期重大決策的當事人。武漢、湖北及國家衛生部門的當事人。特別是武漢衛健委，假設有一個職員這時不顧組織紀律及程序，獨自出來解釋為什麼武漢衛健委當時沒有及時披露“人傳人”及醫護人員被感染的情況，對當時的程序、當事人進行還原，並有可能因為這種違反組織紀律的對外披露而受到懲戒，那他就屬於吹哨人。

李文亮是一個在小範圍內傳播二手消息的有限知情者。同時不希望為此惹來麻煩。他不是“吹哨人”。

筆者今天看到有評論者把報道這次疫情的媒體都看成是“吹哨人”，感覺有些無語。這種對舶來概念的不理解和濫用，有可能對渲染和拔高李文亮貢獻是個推波助瀾的作用。他突然被賦予了一個人們本來並不了解，但是對抗體制，追求公義的更高級的身份。

當人們對李文亮醫生“朋友圈國葬”時，他們表達的是情緒和取態。這時，嚴謹、理性、邏輯都是第二位的。但公共治理者可以籍此一窺輿情。

但也由於其感性的、非理性的、互聯網的成分，也使得這種輿情很難持久。2月7日，筆者與多個朋友說，李文亮身故事件熱度就是兩天。

輿情狂潮過後，往往會有反轉，人們重新看待這個事件，發現裂縫，然後坍塌。李文亮不是他們希望構建、投射的那個英雄。他只是一個凡人。向前追溯，他的微信群發言不會改變這次疫情。在極度複雜的現實世界裡，人們希冀的，ex post factor地向前追溯，通過改變一個微觀行為而扭轉整個疫情發展的事件是不存在的。

過去幾周里沒完沒了、不斷切換目標的“大家來找茬”的活動只是說明，公眾認為存在一個可以逆轉疫情、改寫歷史的關鍵事件或節點，要找出一個負責機構或負責人，責其為不能逆轉疫情承擔責任、付出代價。如果能夠，他們肯定還願意提出許多訴求，包括要求相關機構道歉、設立相關的調查委員會以查清事實，解除相關人物的職務，甚至更多。他們要求有人付出代價——非典時有人付出代價（北京市市長孟學農及衛生部部長張文康），那麼這次也一樣，只要不把責任落實某個單位或某個重要官員身上，不由其付出代價，則怨氣不能平息。

但畢竟，把李文亮塑造成能夠改變2020年疫情的想法是不符合實際，是不受事實支撐的。在情緒之後，大部分人很快就會冷靜下來。互聯網時代也使得這種輿情非常短暫。筆者以為持續時間不過兩到三天。

實際上，從2月6-7日的集體爆發到現在，陸續已經有多篇文章來提出不同的意見，筆者列舉一下：

1、《不要再說疫情“吹哨人”了，雖然李文亮醫生值得尊重，但他當不起》

2、胡錫進：給李文亮貼“殉道者”政治標籤對他不公，對社會的悲傷不公

3、《李文亮醫生今天凌晨去世了，深切哀悼》@2049年的世界

4、原創丨紀念李文亮醫生，我只想說3點！

公眾會如何表現呢？

筆者以為，會很快冷靜，然後開始尋找“下一個目標”，下一個能夠承載公眾對2020年疫情敘事的機構或個人。他們要麼來自公權力，要麼對抗公權力或被公權力壓制。他們都具備逆轉2020年新冠病毒疫情、改變歷史的強大能力。

筆者自己的看法是，這其實是對待疫病和公共衛生問題的一種非常不成熟的取態。而且更重要的是，這種取態所期待的，其實已經不是李文亮和個人英雄了，而是要求一個萬能的、超強的、完美的、承擔一切的大政府。一個可以解決一切的父母官。

這種心態並不僅存在於中國大陸，也存在於其他自詡為“西方制度”的華人社會，例如香港。民眾期待政府是萬能的，連口罩都要負責解決，同時並不會考慮政府施政的難處。

有不同意見者認為，我們現在就是大政府，我們繳納如此多的稅收，政府負責社會的方方面面，公權力無所不在，我們為什麼不能要求政府做得更多？

筆者想說的是，即便構建了強大的民間自治組織（所謂的civil society），大到足以對抗政府，中國社會仍會希冀強大的政府，對政府提出高於其他社會的要求。這是中國的文化和歷史使然。即便在香港這個殖民一個半世紀、civil society已經相當健全的地方，也無時不表現出對政府的依賴。這種社會與政府之間的關係，在燈塔國是無法理解的。

有人說，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

這個說法筆者不認可。在中國（以及許多其他亞洲社會，例如日本），政府和人民是一體的，不是簡單的對立關係。政府也是社會的組成部分。政府與社會共生、共存。正確表述是：有什麼樣的歷史、文化和傳統，就會形成什麼樣的政府-社會關係。

在這個基礎上，就不能說民意不理性了。這種政府-社會關係是歷史形成的。我們的民眾就是對政府有這樣巨大的期望和希冀，和要求政府承擔更多。在微觀事件上（例如李文亮醫生的身故），民眾有可能過於感性，但由互聯網放大的感性化輿情也不會維持太長時間，這一波潮水很快會消退。新的一波潮水又會很快湧來，尋找和拍打新的礁石。

從這個意義上看，公共治理者也要能夠最大程度包容洶湧的輿情。我們的黨和政府代表了歷史的選擇，當然就要最大程度滿足人民的熱切期望。

今天寫到這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