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附後。

1，他說“後來看到香港的報紙，果然有大量的罵政府的文字，可是我怎麼從來沒有看到批判讓香港人民住不起的地產商主導政治這種制度的文字呢？”

而事實是香港民主派一向抗議香港大商人階層（不少房地產商人）為了自己的私利甘作中共????。這幫奸商被中共指派不經過民主選舉就能進入議會成為中共????。他們在香港的別名就叫保皇黨。

2，“而且，香港報紙上除了占一半篇幅以上的色情和賭博、騙錢廣告外，即使在所謂的言論部分，怎麼全部是一些右派專欄作家的文章，從來沒有看到過低層藍領工人能夠發表政治性文字。”

沒錯，香港媒體的八卦風氣很盛。但是香港也有很多的嚴肅專欄。而且這些專欄的作家大多是左派（也就是反對獨裁的自由民主派作家）。民主派和保皇黨誰為工農說話，誰代表大工商的利益。這個問題婦孺皆知。大陸的共奴們如果實在無知的話，可以問問“長毛”是誰，那個階層在支持“長毛”。

此外：作者對文革和大躍進的評價顯出了他的無知。

大躍進餓死了人沒有。這個請看看中共自己的社會科學院發表的論文和調查。所謂的看到

“統計數據，原來改革前中國糧食產量增長速度比改革後快得多，在1969年糧食產量創造記錄的基礎上，1970-1979年全國糧食增產60%，速度比1980-1984年的所謂“奇蹟年代”還快，只不過因為備戰備荒，這些糧食在80年代初被清出，成為農村改革讓人民吃飽的成就。”

作者也不想一想1968年的糧食產量有多低。在那麼低的基礎上增產60%照樣吃不飽。更何況一份“畝產萬斤糧”的統計資料又有多少可信度？中國人在1980年前一直存在吃飯的大問題。為何1980年後就沒有再提出這個問題了？毛青們實在搞不懂，可以問問長輩們。問問分田到戶後畝產增加了多少！為何日本、台灣只用了不到五年就解決的吃飯問題。毛青們不要再掩耳盜鈴了。

作者認為“劣質快餐和皮鞋表明現在不如毛時代生活好”。你也不想一想，毛時代你吃得到快餐嗎？你整天吃窩頭去吧。你穿得上皮鞋嗎？穿膠皮軍靴吧。現在你真不願意吃快餐了，也可以蒸個窩頭呀。不過玉米麵很難找了，現在都是豬飼料吧。膠皮靴可以找到，肯定同毛時代的膠皮鞋一樣經穿。我說作者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應該給丫送到北韓去曬曬“金太陽”。

俺真是不明白作者怎麼會因為搞不好人際關係而遷怒於民主和自由。要知道毛時代的人際關係是最最險惡的。具體請作者問問長輩們。就是現在，中國北方的人際關係都比南方複雜，國營企事業的人際關係遠遠比私企重要。原因很簡單，私人老闆看重的是利潤而國企領導看中的是權利。

沒錯，中國的勞動人民的確沒有從經濟增長中獲得應該有的利益。其原因，正如作者所言：“80年代以來的改革有哪項是經過人民討論過的？”沒錯！人民沒有權利，人民沒有當家作主的權利，就不會獲得當家人應該有的利益。人民當家作主，也就是“民主”權利的缺乏正是當前社會分配不公的根源。道理很簡單，誰都別指望別人會為你考慮。只有手中握有權利才能獲得一份利益。

總之，我勸作者多讀歷史，不要道聽途說。心平氣和的思考一下，中國的問題出在哪裡，該怎麼進步。

附錄：

1980年代，我們都做了青蛙

佚名
　　

　　前不久回北京母校，遇到以前對我最好的老師。但是我卻不敢首先過去打招呼，因為在我畢業時，老師送我不少書籍，但是後來我把這些書全部燒了並且委婉地告訴了老師。此後我們就沒有了來往。但是，當老師很顯然認出我並走近時，我還是鞠了一躬，說：“老師好”，老師主動伸手握住我的手，說：“我還以為你已經變得認不出來了，可是你的舉止還是和以前一樣啊”。我說：“老師您
也還和以前一樣精神啊”。我又說：“聽說這些年學校條件改善了不少，您盼望的國家重視教育、重視知識分子的時代終於來到了，難怪您這麼精神。學生我在外就不敢報您的家門了，我現在還在一線做着苦力呢，連個企業里的任何管理職位都沒有弄着”。老師擺擺手說：“我？別提了，現在學校改革教學制度，老師的成績要由學生打分，和報酬掛鈎。你知道的，我這人對學生一直以嚴格著名，可我這套現在吃不開了，現在收費教育學生就是財神爺啊，所以我被學生評成最差，學校不要我了，這幾天正忙着辦手續搬出學校呢”。我大吃一驚：“啊？教師由學生決定去留，這哪門子改革啊？那以後老師還怎麼敢管學生啊”，老師苦笑着說：“唉，說來這也是我一直熱愛的自由啊”。
　　

　　“我愛自由”，這是我在學校時期聽他說得最多的話，就是這位教政治的老師把我變成自由主義者的。我還記得，他上第一堂課，對我們說的第一句話就是：“你們中學的政治課本是錯的”，然後他開始向我們這些來自鄉村的學生娃娃介紹大躍進怎麼餓死多少人，介紹文革時期中國怎麼屍橫遍野，介紹共產黨的歷史就是吹牛、撒謊的例子，在中國人民都噤若寒蟬。然後告訴我們，在南方，
我們認為是罪惡淵藪的香港、台灣，其實人民幸福而自由地生活着，他們可以自由地說，自由地做。讓我忽然發現，原來我們居然被當局矇騙了那麼多年。所以，後來假期一回家鄉我就向父老請教大躍進時期餓死多少人，但是卻被鄉親們斥責“????”，又談到文革，鄉親們說：“文革比現在安定多了，那時村民可不象現在怕幹部，要說能說話，還是毛澤東時代我們能說話，你不也經常去湊隊上會議的熱鬧麼？”。這時，我就更加有老師那種深深的寂寞和孤獨感，就越發覺得中國人實在被愚昧太久，開啟民智實在任重而道遠。所以後來畢業分配時，我毫不猶豫謝絕老師為我在北京聯繫的一份工作而選擇南下，當學校團幹部問我為什麼這樣時，我雙手舉着老師送我的一堆自由主義書籍說：“我愛自由”。
　　

　　可是，不久我就體會到自由的真諦了。例如老師說內地是充斥謊言的社會，可是我來到沿海，連問路都因為沒給錢被小販故意指反，我以後就再也不敢對任何人——尤其老闆——說真話了，也再也不會相信老闆的什麼“你們拼命干，早幹完有錢加”之類的胡蘿蔔了，在吃了那麼多年劣質快餐後，我再也不相信什麼現在中國人比毛澤東時代吃得好之類的故事，在買了無數雙能穿幾天的皮鞋後，我終於明白了改革為什麼能讓商店貨架琳琅滿目了。老師說，在香港人民幸福而自由地生活着，可是我看到的是大批3、40歲滿頭白髮的香港人在深圳每天忙忙碌碌出沒（難怪在香港染發生意這麼好），聽香港人說：“我們香港人是不敢把客人往家裡帶的，因為沒有地方，不過已經比和別人分時段合租床位好了”。後來看到香港的報紙，果然有大量的罵政府的文字，可是我怎麼從來沒有看到批判讓香港人民住不起的地產商主導政治這種制度的文字呢？更加不要說肯定共產主義的文字。而且，香港報紙上除了占一半篇幅以上的色情和賭博、騙錢廣告外，即使在所謂的言論部分，怎麼全部是一些右派專欄作家的文章，從來沒有看到過低層藍領工人能夠發表政治性文字。有趣的是，後來有機會看到中國文革時期的報紙，居然新聞以外的大部分原創文章是出於工人農民之手。再說，我去香港母公
司工作期間，看到公司的香港員工在老闆面前就象電影裡的日本、韓國人那樣奴氣十足，居然比我們大陸員工還戰戰兢兢。
　　

　　這時，我就忍不住想起老師的話：“1950年代，整個知識分子階層都做了溫水裡的青蛙”。我由衷地慶幸我當年主動來南方的決定，我知道，從我來到南方起，我沒有成為青蛙。　　

　　來南方不算很久時，一次，老闆要我們做一個項目，事先信誓旦旦地說：“你們誰也別想偷懶，誰幹得多我是看得見的”。我拼命做，整個項目基本上就是我一個人做的，我還暗暗奇怪老闆為什麼不加錢，結果到最後，反而是我拿得最少，我問要好的同事，他戳我的腦殼說：“你傻呀，要說幹得多，生產線上的民工幹得最多了，他們拿多少錢？別人都想着怎麼和老闆搞好關係，表現忠誠，就偏你逞能對老闆不聞不問，老闆就怕世界上找不到幹活的你嗎？”。我象被潑了冷水，當晚，我就把老師送我的書籍全燒了。
　　

　　以前，我和老師都密切通信，討論自由主義，老師不止一次提示我思想向專制墮落了。這次，當我委婉地把燒書告訴老師時，老師很快回信，表示理解我的做法，但是他依然告訴我，他最懷念80年代的中國，那時改革是得到幾乎所有人擁護的，除了極少數極左分子.並向我列舉了改革初期怎麼讓中國人民吃飽，城市改革讓大家怎麼擺脫計劃經濟幾十年不加工資的困境這些例子。
　　

　　可是後來偶然讀到統計數據，原來改革前中國糧食產量增長速度比改革後快得多，在1969年糧食產量創造記錄的基礎上，1970-1979年全國糧食增產60%，速度比1980-1984年的所謂“奇蹟年代”還快，只不過因為備戰備荒，這些糧食在80年代初被清出，成為農村改革讓人民吃飽的成就。後來，我又注意到，在1993-2003年的10年間，在物價上漲1倍的情況下，珠三角民工根本沒有漲過工資，對比之下，計劃經濟時期物價與工資一起凍結實在算不上什麼過分，畢竟當時國家只能從內部積累，何況當時城鄉福利在不斷增加呢？
　　

　　是的，1980年代初，大家都加了工資，但是這是以國家大赤字，外匯儲備花光，導致後來人民幣貶值600%、中國GDP從1976年世界第六，到1994年變成世界第11（在蘇聯解體的情況下現在還是第七）為代價的。更加重要的是，從大家加工資起，大家都仿佛明白“吃人嘴軟”的道理，從此，在知識分子精英的一套套改革大計——沿海優惠、企業承包、股份制、下崗、醫療收費、教育收費到最後大家都破產——面前，只要知識分子一說：“改革讓你們得到的好處你們忘了？”，大家都啞巴了。大家都知道“文革”怎麼整了一個國家主席破壞了民主和法制，可是80年代以來的改革有哪項是經過人民討論過的？哪項不是知識分子憑仗掌握的話語霸權製造輿論強迫人民接受的？民主與法制在哪裡呢？
　　

　　所以每次聽到知識分子居高臨下要求我們愚民應該集體反思1950年代，反思革命時，我就好笑，好在我不止聽到一個人說，現在最應該反思的，其實是80年代。
　　

　　有趣的是，當大中學的老師們幾十年為改革吶喊後，現在改革改到他們自己頭上來了，聽說，已經有大學教師因為學生評議落聘而自殺。事實上，當聽熟悉大學的人指出現在大學裡的非正常死亡率一點不比文革時期低時，我就想起一句唐詩：“這回休得怨楊妃”。
　　

　　當我和老師問寒問暖，最後道別時，我忍不住問老師：“您現在更加懷念80年代吧？”，老師怔了一下，哈哈一笑，擺擺手說：“小鬼，就你還記得，1980年代啊，我們大家都做了溫水裡的青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