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民文革
--为文革四十周年而作

一、两种截然相反的记忆和意向

1、文革对共产党有利还是不利
文化大革命发生之日至今已三十九年。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思想沉淀，按说同属民众阶层的人们对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在最基本的评判上应凝结出起码的共识。然而，令我极感不可思议的是：民众阶层中的不同社会群体对文革竟有着大相径庭乃至截然相反的意向。在表现形态上，一种意向多以文字运载。另一种意向只以口头相传。
见诸文字的意向是，中国再也不要发生文革了，但又担心文革会再次发生。因为持有这一意向的人士认为文革对共产党有利。“中共为了自己的专制统治和利益，必将……再次发动文革。”(见“谁能阻止二十一世纪的文化大革命”杂志04年第二期)这种文字经常可以在各种报章杂志中看到。
另一种不以文字运载，而只以口头形式在社会底层中辗转相传的意向是，再来一次文革就好了。九十年代中、后期，在各地工人抗议活动中都可听到表达这种意向的耳语。再来一次文革干什么？四十好几、五十来岁的工人说：如果再来一次文革，就不是批判一下当权派那么简单，而是要把共产党的那班贪官污吏彻底干掉，要让共产党彻底完旦。很明显，这种意向是基于与前一种恰恰相反的判断：文革对共产党不利。
2、对于文革的自发记忆与灌输记忆
民众阶层中为什么会对文革有着如此截然相反的判断，并导致差别如此巨大的意向呢？追索原因，是由于对文革有着不同的记忆。稍加区分，这记忆还可分成自发记忆和灌输记忆。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大约只占当今中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他们的记忆是自发记忆，其余没有经历过文革者的记忆就是灌输记忆了。现在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自发记忆并不都全面、甚至并不都真实。细心地加以考察，可知自发记忆还会产生片面性或扭曲性。通常因某个人乃至某个社会群体的视觉、感觉、经历都会有一定的局限性和取向性，从而使之对文革中的某些情况留有较深的印象，对另一些则较淡薄，形成片面记忆。不过片面记忆尽管不能反映事物全貌，但它所反映出的那部分与事实还是基本相符的，只是不够全面而已。故此片面记忆还属于自发记忆的范畴。许许多多带有片面性的自发记忆“积分”起来，就大致可以真实地反映事物的全貌了。而扭曲记忆则大相径庭。它常常源于记忆者某种变态心理，或者是在某种外力的胁迫或诱导下产生。扭曲记忆往往是对事实作蓄意的选择记忆、甚至是歪曲记忆。其所反映的非但不全面，甚至还与事实不符。移花接木、张冠李戴，以至黑白混淆是非颠倒。严格地说，扭曲记忆并不是货真价实的自发记忆。
3、中共制造、文人配合，催生了扭曲记忆
对文革的扭曲记忆在当今中国已占主流地位。之所以如此是由于扭曲记忆有利于中共，中共使出浑身解数来制造、催生、扩张中国社会对文革的扭曲记忆。中共对文革评判定下它所属意的基调，并通过其豢养的御用文人制作文字标本，向其它文人作示范。中共利用其掌握的文字放行权，只允许对它有利的文革记忆刊于报章、载于著述。这不但是一种只为中共所认可的、需要的记忆才能以文字记载下来选择记忆，而且在选择中还会蓄意地对事实予以切削改制。中共以其政权力量制造了筛孔特别的筛子，并操作筛子筛选其属意的产品。
扭曲记忆的兴盛固然与中共的主导关系极大，但文人们的配合作用亦不可忽视。甚至可以说，若只有中共的主导而无文人的配合，扭曲记忆不可能横行于世。当然这种配合亦可分成自觉配合与不自觉配合。
纯粹的御用文人食中共之佳肴、住中共之美宅，其媚上的行为取向自不待言。而似较有独立身份的知识者在中国的大环境中，大多其实亦不能完全摆脱受雇于中共的状态，或受制于中共的处境。其所言所论难以置中共之好恶于不顾。何况不符合中共胃口的文字难以付梓。有时为刊出计便甘削足适履了。还有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是，老一代的文人在文革后得到中共的特别优待。感激涕零之余，他们往往主动按照中共的明示或暗示去“记述”文革，去詈骂中共想要咒骂的人，而不管这些挨骂者是否应该遭到那样的谩骂。由中共自己来进行谩骂未必能取得其所需要的社会效果，而由有社会声望的文人来操办则成效斐然。当扭曲记忆已成泓然大势之时，它就可于无形中操纵社会的集体思维。不但未经历文革的人们接受的是以扭曲记忆为蓝本的灌输记忆，即使是经历过文革的人们在扭曲记忆的汪洋大海中，久而久之亦都迷失了自己的原有正确记忆而去附和声势浩大的扭曲记忆。这种情况在海内外民主文人中都有清晰的表现。其最鲜明的表现是，一提起文革就不加分析地、情绪化地大骂文革浩劫。仿佛文革中除了浩劫就没有其它。
考察中国社会的现实可知，片面记忆大多存在于底层民众之中，以口头相传，其传播的广度和纵深都很有限。而扭曲记忆多载于报刊书籍，故其传播的广度和纵深都无远弗届。当今占全人口百分之七十五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们对文革所知来源于报刊书籍。而这上面所载的几乎都为扭曲记忆。他们被灌输的这些扭曲记忆在灌输过程中还会有偏离加大效应，使之愈来愈远离实情。那些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们浸泡在这种灌输记忆之中，后果十分堪虑。按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当有一天中国社会全由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所组成，底层民众中的口头记忆逐渐飘散湮没之时，一段文革史就面目全非了。
“谁能阻止二十一世纪的文化大革命”一文的作者据说是一位大陆青年。既是青年，当在文革后才出生，那么他对文革的了解无疑是来源于那种扭曲的灌输记忆。由此，他得出了文革有利于中共，中共必将再次发动文革的荒谬结论。
4、扭曲记忆的卖点在于对造反派进行栽赃
在中共主导和某些文人配合下得以充斥社会的文革扭曲记忆集中表现为文革浩劫论。其核心观点是：浩劫是文革造反派制造的。遭受浩劫的是中华文化；是知识分子；是党的好干部。
共产党自暴力取得政权以来，它一直在糟蹋中华文化，在整治知识分子。这一次情况截然相反了。中共把自己与中华文化、知识分子绑在一起，都以受难者的身份出现。既然大家都在文革中遭受劫难，那么就该冰释前嫌、惺惺相惜，一起去憎恨施行浩劫者的文革造反派。共产党心目中的造反派主要是些什么人？是底层民众，又以体力工薪者为主体。
文革中是否存在对中华文化的摧残，和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回答是肯定的。对中华文化的摧残--即所谓“破四旧”--主要发生在1966年7月的文革最初期。这是一部分大、中学生，尤其是中学生的胡闹，理应予以责备，但却与文革时期的群众造反运动毫不相干。因群众造反运动至1966年11月才发生。1966年7月之时，它还来不及在场，没有“作案”时间。对高级知识分子、文艺界名人的虐待主要发生在1966年8月至9月。施虐者主要是由中共高干子弟所组成的贵族红卫兵(即所谓老红卫兵)。造反派同样来不及到场，没有“作案”时间。可是在许多文人学士的笔下--回忆录或小说--这一切都移花接木到造反派身上。这类文字也是泛滥到可以信受捡来的地步。如北美04年11月“今古上下”版上连载署名罗思义的题为“陈寅格之死”一文，竟栽赃说陈寅格先生是中山大学造反派迫害死的。其实即使是按照该文所述，陈寅格最遭冲击的时日也是在1966年7、8月间，与造反派毫无关系。这使我深深感到有这样一种社会现像，凡是指陈造反派迫害著名知识分子的文章，都会被如获至宝地登载传播。这种以讹传讹乃至随心所欲的移花接木、栽赃诬陷发展下去，以后，即使有人说老舍、储安平等都是造反派迫害死的，也不会有人出来澄清了。於是更年轻的一代就获知造反派竟可恶到迫害死老舍、储安平的地步，使之对造反派更深恶痛绝。
5、中共栽赃造反派是为了离间知识分子和体力劳动阶层
中共政权扭曲文革记忆，栽赃造反派不是目的，只是手段。使用这个手段要达到的初级目的是把水搞混，让真正在文化革命中疯狂肆虐、草菅人命的贵族(高军干子弟)红卫兵--共产党的党卫军；让首先使用暴力打杀“四类分子”和造反派的保皇派(保党派)；让大规模动用军队残酷屠杀造反群众的各地军头；让文化革命一切罪孽的祸首元凶毛泽东蒙混过关，逃脱社会正义和历史的谴责。其高级目的是要用以离间知识分子和体力劳动阶层。务必使这两个社会群体不会结合起来。否则，大不利于中共政权的巩固。
八十年代以后，中共与民众阶层矛盾的焦点，已从中共与知识分子之间转变到中共与体力劳动者之间。1957年反右，中共是蛊惑体力劳动者去践踏知识分子。九十年代以来，中共是蛊惑知识分子去践踏体力劳动者。尽管八九民运以学生为主体，但镇压行动与其后的收买措施相结合，使中国知识分子就其整体而言已与当局妥协，有的甚至还充当了共产党的说客、辩护士。
中共政权的超高消费耗费了巨量的社会财富。(05年十月号有篇题为“最昂贵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一文对此作了相当深入的分析。) 为了保持政权，它选择了与知识分子结盟的手段。故拨出一部分财力来收买知识分子，或默许知识分子用各种方法去搞钱敛财。中共不可能收买体力劳动者阶层。因这个阶层的基数太大。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共没有那么大的财力，另一方面是由它的本质决定。即使它又多搜刮了一些钱财也不作此用，而继续投入到党政超高消费和官知联姻之中。
九十年代以来各地此起彼伏的群众反抗活动无一例外都来自底层民众。而知识分子阶层与中共政权的关系愈来愈温暖。这使中共深感，极少数不接受收买的知识分子的抗议语言不足为虑，真正有可能倾覆其政权的强力来自于体力劳动者阶层。同时，那些群众反抗活动使中共很自然地联想起文革中群众造反运动对中共统治秩序的冲击。中共政权最忌讳的文革记忆是什么？是文革中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是人民群众对中共统治秩序的冲击。这些冲击曾使头顶神圣光环的共产党高官威风扫地；使运转效率极高的政权机器一度瘫痪；使许多共产党高官曾恐惧自己乃至整个共产党体制都面临灭顶之灾。故此，中共视文革为浩劫是顺理成章的。但是，如果共产党照此按实表述文革浩劫，那实在是大大的不智。因底层民众会由此受到鼓舞。而知识分子则认为这与我何干？共产党明白它必须避免这两种倾向。
同时，中共心知肚明，它与底层民众的矛盾既难以化解，那也就只能是严加防范之、压制之。共产党为使其对群众反抗运动的剿平能得到知识分子的认同拥护，便把社会上的群众反抗运动抹黑为格调低劣的动乱。但是，这“动乱”并没有伤及知识分子阶层。为能挑起知识分子对这“动乱”的反感，使之与共产党同仇敌忾，共产党找到一个巧妙的配方。就是淡化文革中群众对中共统治的冲击，强忍下对此的切齿痛恨，而着力把文革浩劫渲染为知识分子的遭难。把文革中群众冲击中共统治秩序的反抗运动歪曲涂污为迫害知识分子的动乱，再把当今的群众反抗运动与文革时期的等同。利用知识分子对文革的扭曲记忆，诱导其对当今群众反抗运动抱以恐惧憎恶。
共产党这一套已产生作用。这表现为当今知识分子阶层就其整体而言对底层民众的苦难和反抗基本采取袖手傍观的态度。
6、请听江泽民的心声
但是，尽管共产党成功地导演了这个戏目，它心里还是明白，即便如此，当今群众反抗运动还是会随时发生。为了保持镇压势能，最重要的是镇压机器自身的运转不能紊乱。文革时期的群众反抗运动之所以能骤然发展到规模极为巨大的程度，就是因为共产党自己首先乱了阵脚。
怎样才能使自己的阵脚不乱？就是不能再搞文化大革命了。自己内部无论有多么大的矛盾分歧，都务必内部解决。不要闹到社会上去，不能让那些不满、敌视共产党的人群有可乘之机。这一心态在1999年江泽民视察山西时对省委一班人的所言中有了最清晰的表露。江说：“同志们，我们都绑在同一条船上的人。要是船翻了，大家都完了，不是我一个人。”这句真言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抗议工人的耳语是多么尖锐地刺向中共政权的神经。“再来一次文革就好了。再来一次文革就要共产党完蛋。”

二、官方文革引发人民文革

1、放弃人民线索论，接受人民文革论
1996年，文革三十周年时，我撰写了一篇题为“三年文革与两条线索”的文章，发表在北美华文报纸的上。星移斗转，文革四十周年又在即了。经过近十年的思索，我的思想有了新的发展。我愈来愈感到文革评判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政治意义，不应把它限制在学术研究层面上。三年文革的分期我基本予以保持，而两条线索之说，虽在学术研究层面上有着较多的回旋余地，但它的政治触角则太软钝。在文革中群众反抗运动被掩盖、被抹黑、被歪曲诬蔑的今天，有必要更旗帜鲜明、更针锋相对地高扬我们的观点。故此我决意放弃“文革人民线索”之说，而择取政治意向更鲜明的人民文革论。
在我之前，已有王希哲、郑义两人取人民文革一说。其中王希哲所指的是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运动”。与我所指完全为不同之物。郑义所指的是始自1966年10月批“资反线”后，至1968年夏季镇压前的群众反抗运动，(见郑文“两个文化大革命刍议”，载于1996年杨建利编辑的文革史论文集)，与我所指重合。
2、何谓官方文革、何谓人民文革
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是手段，目的是清洗中央、省市高层中的异己势力。故此，毛的官方文革亦可称之为文革清洗 。此外，由于文革中发生了民众反抗运动，毛及地方官僚和军方都各自或联手进行过镇压，故官方文革还有一个内容--文革镇压。文革清洗加上文革镇压就是官方文革的全部内容。至于毛搞文革清洗的原动力是意识形态、治国方略之争还是权力之争，抑或以不同比率兼而有之，则仁智互见。但这并不在我们的关切之中。我们--人民文革论的持有者关注的是，官方文革与人民文革之间的关系。当然更首要的则是人民文革的界定。其后还有对人民文革的评判，以及研究人民文革的现实意义。
人民文革所指的是文革期间的群众反抗运动，内容包括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要求平反、争取生存权利和冲击共产党统治体制等等。故人民文革又可称之为文革反抗运动。其存在时间是从1966年深秋到1968年夏。关于这些，我在“论文革期间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的群众斗争”等文章中都有十分具体的陈述，此处不再重复。人民文革的界定比人民线索更加清晰简练。并不是文革中所有的群众活动都可纳入人民文革的范畴。如文革保守派的活动就不纳入。又如1967年初就掌权并迅速蜕化为新保守派的上海工总司一类群众组织的活动亦不应纳入。浙江、四川等一些原始保皇派垮台较早的地方，不再受压的造反派分裂成两派互斗，这些活动也不属人民文革的范畴。北京某些大学生组织对刘少奇等共产党“黑帮”的批斗同样都不是人民文革。至于1966年8月的“红色恐怖运动”，其凶残的肆虐者是由共产党的衙内所组成的贵族红卫兵--共产党的党卫军，故更是与人民文革风马牛不相及了。
官方文革的施行者是共产党的整个国家机器，毛及其所要清洗的党内异己势力均属其中。这个机器的延伸物--保守派(这是个历史名词。更贴切的称谓应是保党派、保权派、保既定统治秩序派) 亦是官方文革的施行者。人民文革的施行者是造反派群众组织。但是，分裂蜕化后的造反派组织则作另论。
3、人民文革是毛要搞党内高层清洗--官方文革--所付出的代价
人民文革由毛泽东的官方文革引发。换言之，没有官方文革就没有人民文革。
这次毛泽东清洗党内高层异己，没有采取过往中共党内斗争的惯用模式。他是把自己与党内高层异己势力的矛盾公之于众，把异己势力指控为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定者、实施者，和“复辟资本主义”、要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走资派”。他号召人民起来批判“当权派”--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并夺取他们窃据的权力，把权力夺回到革命人民手中来。於是，毛泽东搞的这场清洗党内高层异己的斗争似乎就不再是格调低下的纯权力之争、宫廷之争，而是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是要“找到一个形式”“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是要实现“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使“社会主义的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於是毛的清洗行动就涂上了一道冠冕堂皇的油采。仿佛这场清洗毛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才去进行的。他出以公心、用心良苦，实值得民众千秋万代永世赞颂。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真实动机已永远封存在那玻璃棺材之中。后世最有洞悉力的学者也只是分析而已。我们不必去凑这份热闹。而我们关注到的是，正是由于毛要以冠冕堂皇的理由和方式来进行这场清洗，才给群众反抗运动有了破土而出的机会。或者说，人民文革的产生是毛要搞党内高层清洗--官方文革--所付出的代价。
然而，正是这一点使人民文革遭到某些人士尖锐的抨击。他们说既然文革群众造反运动是在毛泽东的恩准下进行的，那么它就是跪着造反，其实只是充当了毛政治清洗的工具，乏善可陈。
这里有个最简单明了的逻辑：如果人民文革真的完全是毛泽东掌中应心得手的清洗工具，与毛的官方文革配合无间，那么它就会一直得到毛的嘉许，并以封赏告终。可是，情况并不如此。人民文革尽管曾得到毛某一程度的支持，但最终在1968年夏被毛伙同各地军方和重新“站出来”的干部严厉乃至残酷镇压。这也就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人民文革并非如那些人士所抨击的那样。
4、造反派奉旨造反、乘机造反比保皇派的为虎作伥、助纣为虐要好千百倍
人民文革最受诟病的焦点之一是所谓“奉旨造反”。“奉旨造反”的提法系于九十年代首见于著名作家郑义先生。那时的社会情势是对文革造反派呈一边倒的彻底否定。共产党的御用文人和反对共产党的民主分子都同声谴责它，构成一大历史奇观。经历过文革的经济学家杨小凯先生在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八九反思--为造反派平反”的文章，竟招致一片伐挞。在这种情势下，郑义提出“奉旨造反”已需要很大的勇气。郑义的意思是，尽管这个造反是“奉旨”的，但它仍然具有进步意义。因为这“造反”在“表达群众自身权利要求”，“无疑具有某种民主色彩”。尽管在我看来“奉旨造反”之说已降低了对文革造反的评价，应评为“乘机造反”更为符合实际，但是，“奉旨造反”论竟仍不见容于许多评论家。在他们看来，既是“奉旨”，那就毫无进步意义可言。
其实，道理是很明确的。不妨打一个这样的比喻。
有一伙抢劫集团，其第一号头目与第二号头目发生矛盾。第一号头目欲将第二号头目及其势力铲除，於是他对被抢劫的人们说，这次你们可以反抗他们。并把反抗的棍子递给被抢劫者。试问，在这种情况下被抢劫的人们应不应该乘此机会，接过第一号头目递过来的棍子去进行反抗？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面对这一历史事实，还要对被抢劫者横加贬责是极为荒谬的。难道有机会都不去反抗，一定要束手待抢才算有意义吗？
当然，这些人士还会有这样一说。你们这样搞掉了第二号头目，但第一号头目还在。今后你们还不是要继续受第一号头目的抢劫？这又有什么意义呢？
这话实在肤浅。第一号头目与第二号头目其实都是一丘之貉。第一号头目此举虽然冠冕堂皇地铲除了第二号头目及其亲信，但是，整个抢劫团伙的元气亦因此而大伤。从长远来看，被抢劫者的反抗行动不但直接打击了第二号头目，也间接地打击了第一号头目和整个抢劫团伙。这难道不是有利于良民百姓的好事？
至于后来有人为第二号头目“平反昭雪”，认为第一号头目同室操戈的作法太损，尤其是鼓动被抢劫者进行反抗的作法，使之从此不再驯服，实在大大不利于抢劫团伙今后的运作。这毫无疑问是纯粹站在抢劫团伙的立场上探讨问题。让他们探讨去吧。我们被抢劫的人们就没有必要参与其中了。不过，这倒是从另一个角度提醒了我们：当年的反抗确有着重大的意义。
当今，民主阵营中亦有人坚持对文革造反运动持完全否定的态度。理由是文革造反反来反去又能反出什么名堂？文革之后还不是共产党的一统天下。对此我要问，中国当代民主运动从七九民刊、民主墙运动算起也有二十几年了。足足一代人的时间，并没搞出什么名堂。中国还是共产党的一统天下，那有该作何评价？是否七九民运、八九民运就因此而毫无意义？
指责文革造反派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只反各级“当权派”不反毛泽东、不从根本上反对共产党制度。(毛泽东与共产党制度是合一的，都可解释为“皇帝”) 是十分粗暴地脱离历史条件去进行评判。囿于历史条件所限，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甚至依靠皇帝去反贪官，总比什么都不反、只是一味作顺民要好。当然更比保皇派的为虎作伥、助纣为虐要好千百倍。
深究一层，其实以皇帝与贪官的关系类比毛与共产党官僚并不贴切。封建时代的某些农民起义的确会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因为在封建社会里，官吏虽由皇帝任命并效忠于皇帝，但皇帝与官吏的血脉并不绝对相通。君权神授，皇帝的帝位并不绝对需封建官吏拱卫。百姓有可能在打倒许多官吏之后而在皇权面前却步。皇帝也可以百姓利益的代表者去严厉惩罚官吏。但是，共产党的领袖毛则大相径庭。他与共产党官僚的血脉是相通的。他的权力并不神授，而需由共产党各级官僚们去拱卫。毛尽管搞党内高层清洗，但毛与一般的、大量的共产党官僚其实有着唇齿关系。如果共产党官僚大量倒台，毛的绝对权力就会流失。非但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基层会成为空话，毛本身的座席都会发生动摇。故此，毛从1967年夏末起就极称百分之九十几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严厉斥责造反派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所以，文革时期的造反群众即使只尽力去打击中共官僚而不反毛，其实都在打击共产党体制，因而有其进步意义。
如果再从历史纵向后作延伸比较，可知近四十年后的今天，活动于国内的民主战士们也不直言推倒中共政权，而采取较策略维权的诉求。既然如此，又有什么理由要去苛求近四十年前的文革造反者呢？应该明白的是，在专制体制下，能较快形成声势的反抗运动很难完全是自发产生的。如1957年的“右派向党进攻”。 若不是毛故作姿态搞开门整风，那股令共产党瞠目结舌的风潮就难以掀起。又如十八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如果不是法皇为筹款同意举行三级会议，历史进程恐怕会有另一番记录。
人民文革论还受到这样的质疑：你们说有人民文革，那请问人民文革是谁发动的？谁领导的？其实，一个骤然勃兴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往往不会有明确的发动者、领导者。比如1789的法国大革命，你能说得出具体是哪个人发动领导的吗？同样，整整两百年后的中国1989民主运动，你又能断定具体是谁发动领导的吗？没有具体的发动者、领导者照样会有这类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至于人民文革，它没有明确的领导者，但可以说它是间接由毛泽东发动的。然而，这丝毫不会改变它冲击共产党统治秩序的本质。

三、毛泽东一连串的失算与人民文革不断地越轨

1、毛泽东并不英明
毛在世时其英明神武曾被吹捧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地步。(十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吹捧者到头来被毛列入清洗对象)。但实际上，毛无论在经济建设还是在政治运作中都失误连连。总路线、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运动把国家经济推入灾难的深渊，三千万人因此饿病而亡。他对现实状况失察；对事情的预测屡屡失算。其政治洞悉力亦相当薄弱。1957年春他提出要搞开门整风，请党外人士“向党提意见”。他以为党外人士提出的意见都会是他可以接受的。他大可借机表演一番闻过则喜、虚心纳谏的漂亮戏目。效果是既校正了治国措施中的某些具体疏漏，又赢得了豁然大度、睿智开明的好评，真是皆大欢喜、何不美哉。可是他万万没想到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竟埋藏有对他的党、他的政府那么多的不满乃至憎恶。从罗隆基的政治设计院到钱居平的新阶级论，无不刺向他的党和政府的根本。震怒之下他把“开门整风”骤然转向为“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的猖狂进攻”。为了掩饰他起初的失察、失算，他干脆说当时的“开门整风”其实是要引蛇出洞。毛泽东是宁愿被人评为阴狠也不愿被人视为低能。这其实是很合乎他性格的逻辑的，因为他一向以秦始皇自况。
文化大革命中，毛一而再、再而三以至一连串的失察、失算，说明他对社会的真情非常缺乏了解。洞悉力十分薄弱。这就如他在五、六十年代之交对业已崩溃的社会经济缺乏起码的知晓那样。
人民文革虽由官方文革引发，但它绝非消极地附属于官方文革、为毛的官方文革服务，而是时时力图越出毛设定的界线、轨道，成为自主自为的群众运动。毛间接地发动了人民文革，但却不能应心得手地领导人民文革。这正是人民文革终究被毛镇压的根本原因。
毛不但对人民文革的自主自为性缺乏预见洞悉，而且，对于统治集团内部的各种反应、动作亦缺乏预见和洞察。无论是对人民群众的统治，还是对统治集团的统率，毛都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能耐。
2、人民文革越轨的两个层次与军方对毛意图的误解和违抗
三年文革中，更精确地说是从1966年深秋到1968年夏，人民文革从发韧到被镇压的这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它究竟是怎样越轨的呢？人民文革的越轨分成两个层次。一个是浅度越轨，另一个是深度越轨。浅度越轨波及面广，一波接一波。深度越轨触角尖锐，由于官方迅即予以扑灭，使之如划过夜空的流星，虽耀眼但瞬息即逝。
人民文革的浅度越轨从它萌动之时就产生了。人民文革的第一波越轨行动借着助毛的批“资反线”展开。
1966年10月为了把刘少奇、邓小平搞的在群众中抓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的第二次反右扭转到对党内高层的清洗上来，毛指责刘、邓搞的第二次反右是迫害无辜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号召群众起来批判之。他没有想到被他发动起来的群众，并不把“批判”内容停留于他所划定的“资反线”范围内，而波及到文革前的四清运动。四清运动中遭过殃的人们出来喊冤，说他们亦是遭到“资反线”的迫害。於是掀起一股翻四清运动已定案件的风潮。由于此风大有蔓延趋激之势，毛在意外之余，不得不发了一个“关于保卫四清运动成果”的中央文件予以遏制之。此外，群众批“资反线”的烈度也是超出毛的意料。追查“资反线”整群众“黑材料”的人们冲进人事、保卫部门，砸烂保险箱，抢走档案材料。这种情况先发生在学校，后蔓延至工厂甚至机关，令中共当局极为震惊，但又不便仅因这单一情况发中央文件，故懊恼万分。
1967年“一月夺权”后，毛指示军队介入地方文革运动，要军队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在毛的心目中夺省委、市委权的那一派就是“左派”，军队应予支持之。可是，事情远远不象毛想象的那么简单。在全国大多数省市，起初对毛的意图还不大理解的群众组织此时都迅速省悟过来。他们从保省市委很快也转变为造“走资派”的反，他们也去夺省市委的权。如果行动迅速的一派群众组织把它们撇开，抢先夺了权，它们会进行再夺权。这类组织的成员政治质量大多较“高”。党团员多、老工人多、劳模先进多、人保政工干部多。在广州，这类组织聚合成总派，又自称东风派。总派被排除省市夺权之外。它没有搞再夺权，但是对夺省市委权的一派群众组织持强烈的批评态度。
无论有没有搞再夺权，各地军方都无一例外地认定政治质量较“高”的那一派(保守派)是“左派”。军方的这一识别尺度是合乎共产党的正常鉴别标准的，也是文革前共产党政治伦理的自然延伸。於是各地军方在1967年早春都无一例外地支持保守派，压制乃至镇压造反派。最极端的例子是青海省军区二月下旬对造反派的大屠杀。
毛泽东没有料到军队会如此行事，又足说明他十分缺乏洞察力和预见性。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明明是毛泽东的看家术，政治等级观其实也是他搞起来的。各地军方如此判定“左”、“右”派正是在贯彻他多年的教导。军方对他的意图的误解其实均在情理之中。但是毛泽东此时的眼睛只盯在派系清洗的牌局上，忘却了自己的一向所言。如果他能预先对地方军头讲，这次判别左、右派不以过去一向的政治质量鉴别法作划分，代之新的标准。即敢于迅速起来夺省市委权的为之“左派”，那么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刚愎自用而又轻率颟顸的毛泽东只讲佛祖道宗式的只言片语，要军方去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结果就促成了1967年初遍及全国的早春镇反。
毛不能认可军方的镇压。因为他的政治清洗还没有完成。他还需要冲击力较强的那一派群众组织--造反派--为之火中取栗。於是他批评了军方，指示军方应给被军方打成反动、反革命组织的群众组织平反。可是局势并没因此而缓和下来。毛再一次没有料到军方的态度是如此的倔强，竟软磨硬顶地违抗他的指示。亦没有料到从军方镇压的血泊中爬起来的造反派组织会如此勇悍地向军方反扑过去。
毛虽不认可军方的早春镇压，但也不赞成暮春之后造反派如此激烈地找军方算账。可是局势他已无法控制。多数省市的军方都拒不承认早春镇反的错误，更有甚者，他们还支持、唆使保守派挑起武斗，首先使用暴力袭击乃至屠杀造反派。造反派奋起反击，这就产生了1967年夏季的大武斗。
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的鲁莽行动使毛不得不责罚他。但他又没有料到这一有限责罚会被中央文革中的少壮派利用来向军方开刀。而且这一开刀得到林彪的暗中支持。中央文革少壮派企图通过打倒更多的军头以扩张自己的地盘，提高自己在中共权力体系中的段位。林彪也想以此使自己的嫡系取代其它派系，在军中建立他的一统天下。造反派则激奋万分，到处冲击军区，要揪斗本地的陈再道，要打倒军队里的“走资派”。毛震惊、震怒了。地方军头不在他的清洗目标之列。何况把军头逼急了是很危险的。他对中央文革怒斥“还我长城”。同时他省悟过来。各地所有象武汉“百万雄师”那样的保守组织虽然一时没有跟上自己的部署，但从根本上来看其实是自己的社会基础。造反派虽一时可有所用，但其思想情绪和行为方式其实是令人难以放心的。
为了笼络军方，毛严厉惩处了中央文革少壮派；为了约束造反派、安抚保守派，毛重新调整了他的群众组织政策。再也不划分造反派、保守派，而强调两派都是群众组织。都应斗私批修，争取做无产阶级革命派。
熬过了军方的早春镇压，又顶住了保皇派挑起的武斗，拥有广泛的社会同情，在舆论上占了优势的造反派变得愈来愈不听招呼了。早在批“资反线”后，一个叫做“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在造反派组织中就开始出现；在“一月夺权”中愈加响亮；暮春平反后更是盛极一时，令毛泽东感到很不是滋味。不错，是毛指令党组织暂停运作；是毛鼓动群众去夺省市委的权。但是，毛的体系亦是共产党。毛搞文革清洗是要搞掉刘少奇的党委，重建自己的党委。“踢开党委闹革命”则有一种离经叛道意味。不加区分地“踢开党委”，岂非连毛的党委也一样照踢？毛对此是十分恼火的，但他的文革清洗方兴未艾，他需要造反群众为他冲开局面，故只得暂时忍一忍。到1967年夏天以后，他就对这个口号严加斥责了。在斥责这个口号的同时，毛还严厉批评造反派在搞“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在“唯我独革、唯我独左“。
1967年夏末，遍及全国的造反派与保守派的武斗基本结束之后，各地造反派的情况复杂化了。其活动并不都再属于人民文革的范畴。但是在广东、广西、江西等少数原始保守派依然存在并愈加得势的省份，造反派仍然受着有形或无形的压力。它依然保持着反抗恢复原有统治秩序的势态。人民文革的性质鲜明地保持着。换言之，它越轨的迹象愈来愈明显。造反群众在一个大事务上不听毛的部署。那时旧省市委基本都被冲垮了，毛着手组建他所属意的新领导班子--所谓“三结合”(地方军头、地方干部、群众组织代表)的革命委员会。这是毛的文革清洗得以完成的重要标志。但这个工作受到造反派的阻绕干扰。因为很多省市的军方头目和重新“站出来”的地方干部都是支持保守派的，造反派寻找种种藉口理由力图阻止他们出任革命委员会里领导职务。常用的有：犯过“资反线”错误，或犯有“走资派”错误没有认真改正；是刘邓黑线上的成员；有严重政治问题，历史上曾叛变变节等等。从造反派主观上去考察，这很可能只是出于一种怕遭到打击抱负的自保防卫心理，但客观上则使毛的重建计划被延宕。在劝戒不果之后，毛将造反派的这些作法斥责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令其迅速改正。造反派从整体上来说是共产党体制外的社会势力。无论是从获取社会权力还只是为了防卫自保，造反派都有力求更多地打倒“当权派”的倾向。如果说社会上的造反派联合体以获取权力的意向大於自保防卫意向，那么基层单位里就刚好调过来。但不管哪种意向为多，都使人民文革必然要在“干部政策”问题上与毛产生冲突。毛在1967年初号召“夺权”时并未划定夺权的范围，以至从省市级党政机关到各基层单位的当权派大都被夺了权。可是到1967年秋，毛又强调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这意味着他们都可以出来重握权柄。毛转向了，但造反派无论是出于内心的意向，还是出于前阶段行为的惯性，都要按原来的势头往前冲。故此人民文革不可避免地要越出毛的轨道。
在跟保守派的关系上，造反派也与毛的意向发生龃龉。在造反派看来，保守派背靠军方，不但一直是耀武扬威，还首先使用暴力，突袭杀伤造反派群众，完全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的黑打手。怎么他们一下都变成了革命群众组织、无产阶级革命派？而自己一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批“资反线”、“夺权”、反抗“资反线”的镇压反扑。经过艰难卓绝的斗争，总算站稳了脚跟，而且在社会同情和舆论上占尽优势，怎么到头来只是跟保守派打个平手，双方都是无产阶级革命派？
造反派在各级革委会的组建中，强调自己的造反功绩，力求使自己的代表名额多于保守派的。或者，在群众组织代表只能有一个任革委会副主任时，造反派就要求由自己的代表担任。但是这一企图遭到支持保守派的军头和地方干部的抵制。争执不下之时，官方就会指责造反派“唯我独革、唯我独左”。对于文革清洗基本完成的毛来说，此时的造反派不但愈来愈失去使用价值，而且愈来愈碍手碍脚，於是他放手让各地军头压制之。这就使造反派无可避免地心怀怨气。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造反派曾以毛号召的响应者、毛路线的捍卫者自居。但随着局势的发展，人民文革不断地、持续地出轨，造反派的角色转化了。它变成了毛战略部署的干扰者。毛中央不断发出“要紧跟毛主席战略部署”的号召就是在批评和警告造反派。
1968年春季之后，造反派与毛的摩擦愈加尖锐起来。这是因为各地省市级革委会大都相继成立。刘少奇的铁案也已搞定。毛的文革清洗大体完成。造反派面临“鸟尽弓藏”。毛通过地方大员向造反派传递他的这样一个意向：造反派组织应予解散。当时是用了一个较婉转的说法：“铲山头”。毛的喉舌说：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形势下，保持派性组织是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在作怪。在这种批评的力度太弱而不能奏效时，当局就进一步严厉地威胁道：“派性掩护敌人，敌人利用派性”。“早铲主动；迟铲被动；不铲反动”。保守派很顺当地解散了他们的组织。保守派属于共产党体制内势力。共产党的政治体系就是他们最大的组织，所以他们完全不在乎自己这在文革非常时期的临时组织形式。可是，造反派则非常在乎他们的组织。没有组织他们就没有一切；就只是孤立面对庞大社会机器的一粒沙砾；就会在面临秋后算账时一点反抗力量都没有了，故此他们总是想尽一切办法，寻找种种藉口不铲山头，起码是尽可能地拖延。这无疑与毛的部署和地方大员的意向正面冲突起来。莫说在上一世纪六十年代末叶，即使是三十几年后的今天，共产党都不允许有独立于共产党之外的政治组织存在。当时，只是出于毛搞文革清洗的特殊需要，在这巨大的历史缝隙中，民众才一时拥有了组建政治组织的权利。到毛的文革清洗完成后，毛就要收回这曾一度给出的东西。造反派不肯顺从就范，亦即人民文革坚持其出轨的势态，这就势不可免地为其灭顶埋下动因。
在某些原始保守派垮台的省份如四川、湖南、湖北，造反派掌了权，但随之又分裂成两派互斗。由于垮了台的保守派往往会在分裂了的两派造反派组织中，选择其中政治质量较高的一派加入，不动声色地把这一派改造成新的保守派，军方亦会在其中发挥作用，竭力催生新的保守派，(如湖南“工联”就有这种迹象) 致使这里面仍然有造反与保守的浅度区别。但是这些省份的人民文革色彩则毕竟因此淡薄下来。至于在浙江那样一类原始保守派垮得很早，“一月夺权”的纷争已经发生在造反派之间的省份，由于两派都有军方的支持(军方亦分成两派)，故两派都不再是原本意义上的造反派。人民文革就在社会大环境中已难寻踪迹，只是在基层单位中还会保持一些色彩。
尽管这些省份人民文革色彩已淡，但由于仍然有群众组织争革委会名额的斗争，使革委会迟迟不能成立，或成立后在纷扰争斗中革委会不具权威，运转不灵，致使局势不能稳定，共产党的统治秩序难以有效重建。毛对此同样很感恼火。这与人民文革的出轨都成为毛最后决心以铁腕结束文革的原因。
1967年秋季以后，毛对人民文革浅度出轨的压制产生了两方面的作用。受压的造反派普遍怀有怨气。怨气之下许多人灰心失望情绪消极。造反派阵营渐趋涣散。这正是毛所希望的。但是，其中少数人产生了抵触情绪。他们喊出了“要群众运动，不要运动群众”的口号。尽管这一口号并没有正面针对毛，但却表达了一种反抗情绪。在一次又一次的翻云覆雨之中，一些造反者感到有一股股势力在愚弄自己、在力图操纵自己去为之效力。他们不甘作这样的角色。他们希企有独立的意向和行动，他们要竭力从罗网中挣扎出来，为自己的权益作斗争。人民文革的浅度出轨至此达到高潮。高潮之中有个明显的浪花，就是北京、广东、广西、青海、黑龙江、辽宁等省市造反派组织的代表在北京举行会议，商量成立联络组织，及时交流情况，以便互通消息，互相支持。毛中央获知此情况后，大为恼怒。因毛中央是决不允许成立全国性组织的。早在1967年1月，毛中央就取缔了全农造、全红总等九个全国性组织。北京与数省造反派组织的这个联络行动犯了毛的大忌，亦是人民文革出轨的又一明显表现。造反派不但拒不铲掉已有的山头，竟还要组建全国性的更大山头，其凶险的结局确实是无可避免了。
3、文革新思潮--人民文革的深度出轨
人民文革的深度出轨在浅度出轨走向高潮的基础上产生。极少数造反派精英分子已不满足于“要群众运动，不要运动群众”的抗议呼喊。他们在思索为什么文化大革命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会变成了运动群众。他们在思考文化大革命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怎样才算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而文化大革命又使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产生了怎样的变化。
如果说人民文革的浅度出轨主要表现在一连串的行为上，那么其深度出轨就是主要表现于思想意识上。浅度出轨之所以能一波又一波，在相当时间里存在，是由于其思想意识基本还在毛理论的框架之内。批“资反线”、斗“走资派”、“揪叛徒特务”、“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这些无论是否为其真实思想，它都成为人民文革的保护色。鉴此，毛对于浅度出轨都只是处以批评指责，而暂没施以铁腕镇压。
人民文革的深度出轨未能表现于行动上。因为深度出轨已越出了毛的理论框架，成了无可遮掩的异端邪说。毛中央初称之为“极左思潮”，后定性为极右、反革命。从民众的角度观测评判则应称之为文革新思潮。文革新思潮若付诸现实就是不折不扣的反革命行动。(这是按照共产党的语汇表述)。事实上，即使它还只是停留在思想意识层面上，其最尖端部分就立即遭到毛泽东和整个官僚集团的联手迅即掐灭。
这最尖端部分的代表作就是湖南在野造反派“省无联”的政治纲领“中国向何处去”。(湖南掌权的造反派“工联”已转化为新保守派) 它思想的精髓是，中国已产生了由百分之九十的共产党高干所组成的红色资本家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应以罢免个别当权派的官职为满足，而应推翻整个红色资本家阶级，实行民选行政长官的巴黎公社原则。
“省无联”政治纲领的出现令毛震惊万分。他感到造反派的出轨已达到决不能掉以轻心的地步。虽然立即逮捕了“省无联”的一班头头，并把“中国向何处去”作为大毒草来批判，但是“极左思潮”在中国大地上仍不胫而走，北京、上海、武汉、广州等许多地方都出现类似的思潮甚至组织。虽然在“省无联”已被严厉惩处的情况下已无人再敢效尤，但类似北京“四.三”派和广州“八.五公社”那样，宣扬阶级关系的新变动理论都仍是极为可虑的。他们说：共产党的干部“手中暂代管的财产权力逐渐不受人民支配而变为私有…..逐渐形成特权人物。”“现在需要重新划分阶级”。“现在的矛盾是在底层受苦最深的组劳人员、支农青年、合同工、临时工和那些爬上了权力宝座者之间的矛盾。”
毛的官方文革揭开了镇妖石，放出了人民文革这个妖怪。毛放它出来本是想要它为自己效力。但终究由于无力驾驭这日益自把自为的妖怪，而决心重新把它压在镇妖洞中。在各地实力派人物和整个共产党体系的通力合作下，毛实现了这一决心。

四、现在还需要人民文革的“那一套”

1、文革不止一套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二十年后，即1989年，中国发生了八九民主运动。当学生们的游行队伍发出怒吼，抗议“四.二六”社论，继而要求惩办贪官污吏时，共产党的高官们声色俱厉地呵斥道：“你们又想搞文革那一套吗？”学生们听了，十分惶恐，忙不迭地说：“不、不，我们不是搞文革那一套。”
文革那一套？文革哪一套？经历过文革的人们都知道文革不止一套，而是有很多套。最根本来区分有官方文革的一套和人民文革的一套。官方文革还可再细分为毛蛊惑、利用、抛弃、镇压人民的“那一套”；各地实力派(军方和站出来的地方干部)支持、唆使、操纵保守派暴力攻击造反派的“那一套”；还有军方直接镇压造反派的“那一套”；以及共产党贵族红卫兵搞“红色恐怖运动”任意殴打杀死“四类分子”的“那一套”，等等。八九民主运动时共产党高官所呵斥的“那一套”，所指必定不是这些。那么他们所指的是什么呢？是人民文革，是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以集体绝食、游行示威、冲击党政军机关等方式所进行的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要求平反、争生存权利的斗争。这么多年来，共产党对此刻骨铭心、切齿痛恨。只要民众中有类似的行动再发生，他们就立即予以联想，精神极为紧张暴怒。可奇怪的是，从人民的角度来看，这些斗争不是正义的吗？怎么学生们要赶紧表白自己不会搞文革那一套呢？
这就是共产党的御用文人和某些独立文人乃至少数民主文人的功劳了。人民文革在他们的笔下被歪曲、被妖魔化了。当然，他们根本不承认有人民文革。他们向民族后代讲述的文革是一片昏乱、混乱。造反派乱冲乱撞、胡作非为，斗死共产党里的好干部，如刘少奇、陶铸等；整死高级知识分子。(罗思义的“陈寅格之死”即为代表作。)总之青面獠牙、坏事干尽。八九民主运动的学生文革后才出生，年纪较大的文革时期亦在襁褓之中。他们所获得的灌输记忆来源于共产党空洞的文革浩劫论和罗思义们的具体描述。於是在他们的认知中，文革造反是暴民运动；是不要法制、无法无天、专门迫害无辜，故此他们在共产党高官的呵斥面前惶恐不已，连连表白撇清自己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可见，关于人民文革的评判已完全超出了学术研究的范畴，而极具民主斗争的现实政治意义。
2、官方和底层民众都记住了人民文革
当今，一个明白无误的事实摆在面前，就是中共专制政权拒绝民主改革。不属政权机构的村官直选曾被一厢情愿的好心人认为是中国走向民主的第一步，而大加赞扬。可是这第一步走了二十多年，再也迈不开第二步。(最近的广东番禺县大石村村民自发罢免村官而遭镇压事件，说明这第一步也是虚假的) 作为政权体系中最低的一级--乡镇级行政长官的直接选举，共产党就是坚持不予开放，遑论其它？中国共产党垄断了社会公权力，自行黑箱运作，钦定各级行政长官和司法长官。这不但使其政权完全失去民意基础及合法性，也使之贪渎极度泛滥的吏治成为无可根除的制度性腐败。
在中国共产党拒绝主动地、自上而下地实施民主改革的情况下，又力求中国民主化的实现不必通过极端激烈的方式，那么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的正义压力就是迫使共产党不得不逐渐开放政权的有力杠杆。这个群众运动的主要形式是大规模的绝食静坐、游行示威。而这正是当年人民文革的主要表现形式。从这一点来看，今天的中国需要人民文革。说得更准确些，是需要以当年人民文革的表现形式，去运载新的思想内容和政治诉求。
九十年代在中、老年工人里边处处有这样的耳语，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就好了。这些工人所怀念、呼唤的文革当然不是毛泽东和各地军方、地方干部，以及保守派、“联动”类红卫兵的那个官方文革，而是人民文革。在这里，在些中、老年工人的记忆亦有片面性。他们显然只是深刻地记住了人民文革的内容，而忽略了文革大波中还有官方文革的内容。当然，或许他们并不是片面记忆，而只是不善于表达。但不管是什么原因，他们的这种观点在客观上混淆了官方文革和人民文革，而会被攻击他们的人抓到把柄。他们的耳语是上不了文字台面的。假设上了的话，就一定会遭到共产党御用文人和某些独立文人，乃至少数民主文人的联合围剿。他们会大声疾呼地说：文化革命是那等地毁灭文化、迫害知识分子、滥杀无辜、互残互斗。你们还希望再来一次文化革命真是反动之至、恶毒之至。不知就里的年轻一代，如八九的学生们也会跟着去大加伐挞谴责。
必须告诉这些文人，不论你们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你们的伐挞都是找错了目标。工人们所企望的绝不是全版文革，而是其中一部分--人民文革。由此看来，现在是到了把人民文革与官方文革这两个纠缠在一起，而性质完全不同的事物剥离开来的最后时刻了。工人们那些上不了台面的耳语不久将飘散在太空中。文人们的谬语则可沉淀下来。文革时期二十来岁的青年工人在九十年代中期，平均年龄五十岁出头，还保留着些许力量感，故喊出了再来一次文革就叫共产党完蛋的心声。至今十年又过去了。这一呼喊业已消沉。他们都年逾花甲，正在社会底层惶惶然地度过着他们生命最后的旅程。可信，照此下去，不久这一呼喊就会在世上消声匿迹。剩下的就是文人们对文化革命不加区分的一片伐挞。这伐挞一代一代传下去，人民文革固然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留给子孙万代的也就是一部残缺不全的、甚至扭曲走样的文革史了。
确立人民文革论，就可使共产党高官的呵斥和工人们的耳语都得到完满的解释。这两个地位、利益都尖锐对立着的社会群体对文革持有截然相反的意向，是因为它们都把关注目光都投向了文化大革命的同一个侧面--人民文革。所不同的是，共产党高官极端憎恶仇视这个侧面，而工人们却非常怀念这个侧面。
共产党高官对文化大革命的反省来得相当深刻。他们不但认识到人民文革对共产党体制的冲击性，还认识到人民文革由官方文革引发。即没有官方文革人民文革就不会发生。故此共产党已取得共识：绝对不能再搞毛式文革清洗。党内有什么问题党内解决，决不可象毛泽东那样借助民众的力量来打倒意见分歧者或权力争夺者。教训实在太惨痛了。毛的那个做法使民众中的狂妄分子乘机作乱，共产党的天下几乎被推到倾覆的边缘。
当今许多文士们在担心共产党要再次发动文革既是杞人忧天，亦反映出他们对文革史实缺乏起码的了解，分析力、洞察了极为肤浅薄弱和对文革评判的迷思谬误。
工人们的耳语其实只是底层民众在受尽共产党贪官污吏的压榨后忿然之情的渲泄而已，根本无法实现。由于中共再也不会搞毛式文革清洗，故人民文革也就再没有乘机爆发的机会了。
3、当今中国需要再来一次经过升华的人民文革
但是，中国当今确实需要再来一次人民文革。这就象十年前常听到的工人耳语那样，再来一次就叫共产党彻底完蛋。共产党不搞官方文革，引不出人民文革，那怎么办？共产党不搞官方文革，人民群众难道就不能自己独创出一个人民文革吗？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的人民文革需要由官方文革引发，难道当今或今后的人民文革也非要由官方文革引发吗？有人会说，不由官方文革引发的就不算人民文革。这话说得也有几分道理。近四十年前，毛泽东、共产党对中国社会有着绝对的统治力，不乘毛文革清洗之机，人民反抗运动就不能发生，而且这反抗运动尽管声势浩大，冲击了千千万万的共产党官僚，却绝不能冲击毛泽东、甚至也不能冲击林彪、周恩来。当然也不能直言不讳地否定共产党统治秩序和毛式社会主义制度。否则就要立即遭到最严酷的镇压。鉴此，人民文革尽管以不断的浅度出轨和耀眼的深度出轨显示其光辉，但始终有着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
星移斗转，三十几个春秋过去了。不但毛泽东、周恩来等早已率先作古，邓小平、陈云等也接踵而去，而且，共产党参与打江山的那两代人大都已逝，为数不多的在世者亦近耄耋。共产党里再也没有毛那种绝对权威了。如果说近四十年前的群众反抗运动非得凭藉毛的权威才能萌动并使之带有局限性的话，那么，在根本没有绝对权威存在的现今，群众反抗运动也就应该而且可以自主地产生，自为地发展。
历史不会简单地复制重演。工人们的思想其实也在发展之中。三十几年前的人民文革，即使是最激进的派别也没有喊出要共产党彻底完蛋的口号。“踢开党委闹革命”是人民文革的典型口号，但它与“要共产党彻底完蛋”毕竟还有很远的距离。九十年代中、后期工人们的那个耳语说明了他们思想的升华。
九十年代工人的抗争活动中，曾出现扛起毛巨副画像的场面。那不是工人抗争活动的主流，其思素是颇为复杂的。它可能是一种政治斗争的策略。既然你共产党始终还是顶着毛泽东的招牌，那么我们就扛起毛的画像，看你怎么出手镇压我们。这种“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斗争方式，是人民文革最直接的继承。它还可能是一些工人对当今社会现实的一种自然情绪式否定。毛时代普遍贫穷，工人当然贫穷。当今则是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工人仍然贫穷。“民不患寡而患不均”。既然自己一向都这么穷，那么大家都穷比你们富得滴油而我们穷得干瘪要好接受些。
4、今后中国民主化的动力主要来自知识化的工人阶层
岁月的流逝使经历过文革的两代工人逐渐淡出了社会舞台。比他们年轻一代、甚至年轻两代的完全没有经历文革的中、青年工人构成了当今劳工阶层的主体。而且在知识文化水准上也有了相当的区别。在知识阶层就其整体而言被共产党收买了的社会情势下，中国将来民主化进程的主要推动力来自于知识化的工人阶层。如果说，将来有一天中国爆发了“人民文革”的话，那绝对不是昔日的那种思想层次人民文革。
文革前工人阶层的教育水平多为小学，初中不多，高中甚少。现今高中和职业高中教育已相当普及。文化水平的提升必然伴随着思想的丰富和对生活质素更高的企望。而这必将与中共当今养肥官僚、收买知识分子、薄待劳工阶层的基本国策产生冲突。更何况不久的将来，中国社会上还会出现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人。
1998年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连年大幅度扩招。在这盛大的高教扩招美宴中，共产党官僚和某些被其收买的大学、高中教师们都美不甚收。共产党政府以之向世界显示其治国的丰功伟绩。教师们则在高考拜物教中赚足了风光和金钱。美国的大学毛入学率从百分之几到百分之二十足足走了一个世纪的漫长历程，而中国只在几年中就走完了。现今，当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中国八倍时，其大学在校学生只有中国的二分之一。中国社会唯有读书高的民族精神遗产使许多贫穷阶层的家长们忍受着高学费的重压，把孩子送入大学校园。他们怀着一份期盼：大学毕业的孩子将会找到薪资丰厚的工作。可是，在城市青年百分之五、六十都能拿到大学毕业证书的情况下，社会绝对提供不了那么多白领高薪工作机会。其结果必然是相当一部分大学毕业生将走入低薪劳工阶层。这种情况将随扩招的继续而普遍。
当中国的劳工阶层以中学毕业者为主并渗有相当数量的大学毕业者时，中国的社会就会发生深刻的变化。从维护自身的应有权益，到对美好社会制度的体认、向往、追求，使知识化的中国工人阶级必将从六十年代末“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和九十年代“要共产党彻底完蛋”的耳语，再升华至一种更清晰、系统的理性追求。
但是这理性的追求若要得到实现，绝不是文质彬彬的语言磋商可以奏效的，它必有赖于坚毅持久地对专制统治者施于激烈的正义压力。这就是造反。处于被压迫剥削境地的人们起来反抗剥削压迫谓之造反。这真正意义上的造反当然是有理的、正义的。它并不因毛泽东说过一句“造反有理”就要成为笑柄，就要成为被否定的东西。更不因毛说过“造反有理”就要反过来判定为“造反无理”。毛是共产党专制制度的总代表。他根本没有资格奢谈“造反”。因为真正的、彻底的造反就应是造他的反。文革初期率先高叫“造反有理”的贵族红卫兵--共产党的党卫军--亦根本没有资格奢谈造反，因为他们是共产党专制制度的受益者和维护者。毛的所谓造反只是一种欺骗和虚幻。毛把自己打扮成人民的总代表，以统率人民去攻击他的党内异己势力。而当他所发动的“造反”萌动真正的造反迹象时他就要予以镇压。共产党高干子弟红卫兵的造反是伪造反，它其实是“高衙内”们血统高贵情绪的疯狂渲泄，和对贱民阶层乃至平民阶层的肆意践踏乃至狂暴虐杀。而当真正的造反--人民文革兴起后他们就恢复其保皇派的真实面目，坚决维护共产党的统治秩序，仇视和对抗、打击平民阶级的造反行动。
由于人民文革虽藉响应毛的“造反”号召而起，但实际上与那个伪造反有着本质的区别，乃至截然对立，才使之有了生命力。人民文革尽管有其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性，但反抗压迫、反抗迫害是它的基音。这基音无论如何都是正义的。这基音理应得到肯定并被继承下来。在参与过群众造反运动的文革时期的中年人大都已辞世，青年人也渐入老年之际，把这一基音保存下来，传予下一代，不但是让他们了解历史，而且也是让反抗精神薪火相传的义举。
今后有一天，当共产党高官向声势浩大的工人游行示威队伍呵斥“你们又想搞文革那一套吗？”的时候，工人们应该大义凛然地回答：对，我们就是要搞人民文革那一套！造共产党专制制度的反是有理的、正义的。我们反压迫的意念与文革造反一脉相承，都是被压迫者进行反抗的那一套。我们群情激奋的庞大队伍也可与人民文革的浩然大波媲美。只是，我们要比我们的先辈自主、自为。我们这一套完全发源于我们自己，不再需要从你们共产党的内斗中引发。我们的理念也比我们的先辈先进、系统、完备。我们的目标再不止是冲击单个单个的共产党官僚--所谓“当权派”，而是要从根本上终结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建立完善的民主制度。
2005年10月19日于纽约

附录
三年文革与两条线索

研究某个历史时期，评判某个历史事件必须首先界定该时期或事件的起始及终了时间。这是个看来似乎简单，然而又常常会产生歧见的问题。如中共红军“长征”的结束时间，近期已有不同的说法。这是个较小的历史事件。大的则如中国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分期问题，即中国封建社会始于何时？对此有西周封建说，战国封建说，甚至有人认为在两晋之交。
如果说这个问题的众说粉纭并长久以来悬而未决，是由于年代久远，故纸堆里的证据有可能给人们以不同的导向，那么对中国当代史上的最大事件--“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时间为何也会产生如此之大的歧见呢？须知，尽管三十年的岁月流逝，当年的中壮年已届垂暮，但大多亦还健在，当年的青少年仍年富力强，历史事件的参与者，见证人为数颇众，这个问题实不应弄到如此扑朔迷离的地步。
文化大革命究竟是进行了多少年？三年或十年？我认为是三年，即从六六年春末夏初至六八年夏，顶多延至六九年春共产党的“九大” 。目前流行的说法则是结束于七六年十月。这一流行说法系于七六年“十月事变”后由中共复旧秩序的头面人物叶剑英，华国锋提出，继而经中共的强势宣传，知识界的认同，并潜移默化地推广到整个中国社会乃至海外。
我的三年文革观于六十年代末业已形成。七十年代初我在极险恶的政治环境下暗中撰写的就是想对这三年的史实作概述。至七六年中共复旧秩序派提出文革十年论时，我感到荒谬可笑，因为在我看来，文革早已结束。然而，此后我惊愕地发现此十年论竟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我本欲对此加以澄清，但中共复旧秩序派已剥夺了民众的一切发言渠道。我的看法只能存在于极小范围的私下讨论中。最先以文字向社会作此澄清的是现任澳洲国立大学教授的陈佩华博士。她于八十年代已著文提出文革三年说。至九十年代初，我得以身处中共魔杖鞭长莫及的地方，始得阐述自己观点的机会。

一、“文化大革命”的特徵

有朋友提出，十年论、三年论都有其道理。因为如果是站在中共高层某个派别的立场上，他们感到直至“四人帮”倾复后，其权势地位才得到恢复，故他们会持文革十年观。许多人亦觉得在此之后社会动荡局面才趋结束，故亦赞同十年论。至于文革三年论是由于文革中一些造反派在六八、六九年已受到全面镇压，故感觉文革是进行了三年。
对此，我认为，所谓十年动乱并不能成为文革进行了十年的依据。文革中固然有动乱，但动乱并不就是文革。动乱只是一种表象。各种社会事件有可能在类似的表象下，有着大相径庭的内容。六六年至六八年的“动乱”不同于六九年至七六年的“动乱”。又如五八年乱哄哄、荒谬绝伦的大炼钢铁、大放高产“卫星”以致对社会经济、国计民生产生毁灭性打击，这是不是一场动乱？当然是。这些年来中共的所谓改革开放使经济畸形发展、社会贪富悬殊 ，以至唯利是图、抗拐欺诈之风大盛；贪赃狂法、走私受贿横行；道德全面滑坡、治安持续恶化、社会乱像丛生，这难道不也是一种动乱吗？然而，人们并不认为这些都是在搞文革。
中共高层的内斗由来已久，此起彼伏。只要中共专制政权仍然存在，那么这种内斗 就过去有，当今有，将来还会有。故此，中共高层某个派别权势的巩固或丧失也不能成为文革是否在进行的标志。
文化大革命作为一个历史事件自有其客观存在的时间，不会以不同的社会群体站在各自角度上的观察而漂移。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运动有其独特的、区别于其他历次政治运动的特徵。这些特徵的存在与消失也就显示了它的起始和终了。
自四九年中共执掌大陆政权以后，它搞了许多次政治运动，三反、五反、镇反、肃反、反右、四清、一打三反、清污反自由化等等，文化大革命与这些政治运动相比较，其特徵是显而易见的。
特徵之一是其他的政治运动都是矛头向下，整民众。反右中虽有党员干部遭殃，但为甚少，不是主流现象。四清虽然也整了干部，但只是基层干部。而文化大革命的矛头则既有向下，也有向上指向中共地方各级乃至中央领导干部的。
特徵之二是其他政治运动中，中共高层认识基本统一，步调一致。而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共高层则产生严重分歧乃至分裂。
特徵之三是在其他政治运动中，中共的各级党组织均作极有效率的运转，牢牢地掌握着运动的领导权。而文革期间中共地方各级和各单位的党组织均告瘫痪或半瘫痪。
特徵之四是文革期间民众空前绝后地成立了许多组织。这些组织自主地行使了集会、游行、示威、言论、出版等项政治权利。中共政权除了掌控着最后一道关卡外--不准攻击毛中央和社会主义制度--对这些组织一度失去了控制力。
这四项特徵从六六年初夏开始陆续出现。其最典型的表现存在于六七年全年和六八年早春。从六八年初夏开始，几个特徵都渐行消淡。至六九年中共“九大”以后，诸项特徵均基本消失。
六八年秋冬以后，中共各级地方政权和各单位领导机构迅速重新建立。共产党的传统统治秩序在迅速地恢复起来。群众组织有的被血腥镇压，有的被责令解散。共产党又极有效率地控制了整个社会。“九大”以后的的社会形态与此之前的截然不同。社会上的政治运动仍然在进行，但再也不是批判“刘修”、“走资派”，而纯粹是矛头向下整群众。这一系列整群众的政治运动依其时间先后顺序是：
六八年秋开始、六九年全面铺开的“清理阶级队伍”，这个运动是重新把“黑五类 ”等经典阶级敌人推上杀牲祭坛。以此威摄前阶段的造反群众。有许多地方乾脆把造过反的群众也打成“黑五类”、“公安六条二十一种人”，予以“清理”。
七零年的“一打三反”，这个运动是五十年代“镇反”、“肃反”的再现。不过，它的主要打击对象再不是“黑五类”等经典阶级敌人，而是前造反者和私下对现实有不满言行的人。他们都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遭到处决或关入大牢。
七一年的“清查五一六”，这个运动是再次严酷清算六七、六八年间的造反派群众。至七二年初林彪事件完全公开后，长达三年多矛头向下的政治迫害狂潮才告消退。
“九大”以后，文化革命的第二个特徵，即中共高层内存有严重分歧乃至分裂的情况似乎仍然存在。但那只是表象，实质内容则大相径庭。它体现于以下两个方面。
1、文化革命时期(六六年--六八年)的分歧分裂来自于“毛中央”和“刘中央”之间清洗和反清洗的斗争，文化革命之后六九年--七六年的分歧分裂来自于中共高层内部的权力争夺。这些权力争夺先是发生在林彪集团和毛的嫡系江张集团之间，(这一斗争导致毛林反目)接着又发生于江张集团与老官僚集团之间。而这些争夺都在毛发动旨在清洗刘势力的文化革命的目的之外。
2、文化革命时期中共党内分歧还来自党内高层对毛发动文化革命的做法不满而产生的摩擦。毛宗派主张“放手发动群众”，为此甚至不惜瘫痪地方各级和各单位的党组织。党内高层许多人强烈反对这种做法。在运动狂飙般地席卷全国后，这一分歧分裂又表现于对各个具体群众组织的判定和处置手法。毛宗派判定为左派的党内高层另有人判定为右派。毛宗派认为应该予以保护或可以从轻发落的，党内高层有人认为是反革命组织，应予严厉镇压。 由这些原因产生的分歧分裂在“九大”后即告结束。此后在对待群众的态度上，中共高层已无歧见。无论是在“清理阶级队伍”还是在“一打三反”，抑或在“清查五一六”中，中共高层各派都能统一认识，步调一致地去反复清算、惩处、镇压群众。可见，从实质上去考察，文化革命的第二个特徵在六九年后亦告消失。
既然在社会运动形态上，文化大革命的几个特徵都已消失，那么，文化大革命实质上业已终止。而不在于中共当局当时是否正式进行了这一宣布。

二、官方线索和人民线索

对具有上述四项特徵的文化大革命应如何作一个简单的表述呢？简言之，什么是文化大革命？首先，显然不应把它望文生义地解释为文化方面的一场革命。其次，也不能因为运动中曾发生毁坏文化艺术的劣质社会行为，就把它简单化地诠译为革文化的命。正确的评判是：文化大革命是中共党魁毛泽东为了清洗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一批中共高层的异己势力而发动的一场政治清洗运动。由于反清洗力量强大，毛泽东不得不借助民众的力量。而民众一旦被发动起来获得某一程度的自主空间时，在为毛效力的旗号和幌子下，逐渐提出了自己的政经诉求。并且，这些诉求与毛的意图渐行渐远，遂与中共官僚体制，尤其是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石”--军队产生严重摩擦、冲突，从而遭到一次又一次
的压制，至六八年夏秋、六九年被全面镇压。
评判一个历史事件除了确定它的的起始和终了时间外，还应对它的基本事实和过程有较清晰全面的了解。如果只知晓一些片段和局面情况，就要作整体的评判，那是难以不出偏差的。三年文革期间社会场景的大致顺序是： 1、六六年夏季的破“四旧”、
“红色恐怖运动”、揪“黑帮”、全面铺开的第二次反右运动。 2、六六秋冬的批“资反线”。3、六六年底至六七年元月初的“反革命经济主义”。4、六七年“一月风暴 ”。5、六七年二、三月间的早春镇反。 6、六七年四、五月间的暮春平反。 7、六七年夏季大武斗。8、六七年秋至六八年夏旷日持久、内容复杂的派别斗争及文革新思潮的出现和传播。 9、六八年夏秋大镇压。10、六八年秋冬在全国全面铺开的持续一年的“清理阶级队伍”给文化大革命划上休止符。把群众参与的文革大波转化为单纯清算、镇压群众的、持续三年之久的法西斯狂潮。
注意到文化大革命的四项特徵，又对它的事实有较全面的了解，那就不难洞悉，文化大革命中有两条线索：官方线索和人民线索。
官方线索是毛搞政治大清洗，并利用群众为其火中取栗，由此产生了中共内部极其阴森凶险的派系斗争和个人斗争，以及毛和中共官僚们对群众的笼络、欺骗、操纵、利用和镇压。
人民线索是群众在响应毛号召的同时，带着自身的感受和利益去投入这场社会大波。由此与中共官僚体制产生冲突，民众内部也发生分裂、斗争。
这两条线索既有各自独立的内容，也有互相交错的成份。如六七年早春镇反、六八年夏季大镇压是官方线索的独立内容。“反革命经济主义”、文革新思潮是人民线索的独立内容。批“资反线”、“一月革命”、六七年暮春平反则是两条线索交叉的产物。
文化大革命的四项特徵是其外在表现，而两条线索则是它的深层内涵。
文化大革命人民线索的出现是中国当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不了解或不承认这条线索的存在就根本不可能对文革进行正确的评判。因为人民线索的存在使文化大革命完全区别于其他单纯戕害民众的政治运动。人民线索，尤其是其中的光辉部份在客观上冲击了中共政权，削弱了它的统治基础。人民线索的最高结晶--文革新思潮成为了中国当代思想解放运动的源头
人民线索有其运载工具。这个工具的社会形态就是群众组织。一旦群众组织被重握权柄的中共专政机器所铲平，那人民线索将不复存在，文化大革命也就完结。就全国大多数地区而言，群众组织被摧毁于六八年夏秋大镇压或六九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虽然 六九年以后，山西、山东、浙江等地还有派斗，七四年“批林批孔”中某些省市的群众组织有死灰复燃的现象，但这些都是局部的、暂时的，顶多只能视为文化大革命的余波 而已。
至于官方线索，毛把刘邓等一班异己势力逐出了权力圈。它成功了。尽管从多年以后的历史高度来评价毛发动文革于其自身的得失，会有不同的解读，但在当时他无疑是胜利者。政治清洗取得了成果；为其火中取栗的造反派学生和民众做了替罪羊；各路诸侯有了新的布局，他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取得了“伟大胜利”。官方线索也完成其使命。
六八年九月七日北京召开的“全国山河一片红”(即全国二十九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十万人庆祝大会标志着人民线索的基本完结和文革尘埃的大体落定。而六九年三月底中共“九大”的召开则标志着官方线索的终止和文革帷幕的完全降 落。可见，无论是从文化大革命社会运动形态的外在特徵去考察，还是从其深层内涵去探究，文化大革命的进程都是三年。

三、为什么中共政权要制造文革十年说

既然文化大革命确确实实是三年，那为什么中共政权一定要说是十年呢？
首先提出文革十年说的叶剑英们并不是毛要清洗的对象。但在群众运动狂飙骤起的文革大波中，他们的尊严受到来自社会下层的冲击，这他们愤恨不已。更使他们倍感凶险的是，他们与毛所倚重的林彪、江青等势力的冲突，几使他们坠入深渊。直至到毛驾崩、四人帮倾复后，他们的地位、权势才稳定下来。因此，他们的感受是，这场梦魇足足困扰了他们十年。
叶剑英们的文革十年论一出，立即得到中共官僚阶级的全体认同。他们之中大多数的处境比叶剑英们糟糕得多。挨批斗、被抄家、降职丢官、干校劳动、甚至关进牛栏监狱。有的人在林彪集团倾复后处境稍有改善，有的人直到四人帮垮台后才得以走出逆境。因此在他们看来，这场灾难是持续了十年。
但是在中共官僚阶级中还是有相当一些人只是在六六年秋到六七年夏受到一些冲击，尔后他们很快就作为三结合的干部进入了各级“新生红色政权”了。为什么他们也认同文革十年论呢？这无非又是一出典型的、在中国历史上曾上演不衰的政治无耻剧。他们洞悉，在这政治生态巨变的时刻，若要自保，必须也装成“苦人儿”，装成过去自己也受过林彪、四人帮的欺负。装成对林彪、四人帮义愤填膺，和对四人帮的倒台欢欣鼓舞。而在这出大戏中，赞同文革十年说，是最起码要会唱的基调。他们岂能不卖力地加入合唱？
除了上述原因之外，中共官僚阶级认定文革十年还有其感情上和现实上的需要。权势显赫、地位尊贵的中共官员们在三年文革期间曾备受贬辱。写交代悔过书、认罪认错、低声下气、诚惶诚恐。那恶梦般的记忆是他们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依他们之愿，
最好能把那段令他们羞愤不已的场景从历史的记录中删除掉。但这毕竟不可能。于是就不得已而求其次。起码也要设法让那段历史不要成为一个独立的章节。而文革十年论正具有这一功能。把文革三年和后来的七年捏在一起，凑成十年，以大吃小，融而化之，不失一着妙棋。
还有更妙的是，文革十年说，可以把群众组织已完全不存在或基本不存在的后七年间社会上所有劣质事件的罪责，都移花接木地全扣在造反派的身上。这样既可藉此彻底否定文革造反运动，也可使那些对劣质事件真正应负责任者逃脱谴责。一举两得，妙不可言。
文革十年论一出，“十年动乱”、“十年浩劫”论接踵而来。中共政权利用绝大多数人对毛发动文革的反感心理以售其奸。由于无论是干部或群众；无论是保党派或造反派；也无论是血统高贵者或低贱者；还无论是劳工阶层或文艺界人士都在文革不同时期，于不同程度上喝过苦水。于是大家都一起来骂，十年文革，动乱、浩劫，糟透了、坏透了。谁不这样认为，谁就一定是四人帮的爪牙、余孽。于是乎，在骂声之中。批判“资反线”迫害无辜群众；要求军方为六七年早春镇反的受害者平反的呼声；闪烁着新思想光辉的文革新思潮等等全都成了“动乱”和“浩劫”的内容。这正是中共政权在现实上的需要。此后，只要有人敢对中共专制政权有所批评冲击，他们就可以出来声色俱厉地斥责道：
“你们又想搞动乱，搞文革那一套么”？只这一句话，就可以唬住不驯服者，起到敲山镇虎的作用。
然而，切莫以为中共炮制“十年浩劫”论就是要全面否定文革，他们要竭力否定的只是人民线索中的光辉部份。文革群众造反揭露了中共官僚们的种种劣迹丑闻，使人民大众有所醒悟，中共在文革前十七年中依靠谎言，欺骗和政治强力为自己营造的神圣光环暗淡下来，民众从此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对中共官僚肃然起敬，对中共政权绝对驯服了。对此，中共干部，尤其是高干，近三十年来一直疾首痛心。在他们看来，中共政权绝对权威之式微，百姓民间之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盖源于此。正因为这样，中共政权对人民线索恨之入骨。
但是，对于文革官方线索他们并没有去否定。他们仅仅说毛犯了左倾错误，不该用文革方式处理党内矛盾。此外，我们什么时候看到现今中共当局反省过六六年“资反线”搞的第二次反右？什么时候对六七年的早春镇反表示自责？什么时候对六八年夏秋大镇压、六九年“清队”表示过懊悔？......没有，都没有。非但没有，还在继续。这些年来，从批“苦恋”到“清污” ，从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到“六四”屠城，处处都是当年党棍文痞批、的翻版，和赵永夫之流西宁大屠杀的再现。

四、结语

认清文化大革命确实的分期，和洞悉两条线索的存在是进入正确评判文革大门的钥匙。否则就有可能被中共的伪文革史、秽文革史所误导、毒害，或在研究中作出与事实不相符的结论。
尤其应强调指出的是，是否了解三年文革中有条人民线索的存在，不仅是个学术问题，亦是个现实的政治问题。忽视乃至抹杀这条人民线索的存在，当然就会认为文革中除了浩劫之外别无其他。而承认、洞悉人民线索的存在则会领悟到民众在文革中遭受的劫难，进行的抗争以及所付出的代价，终究换来了社会的若干进步。这正如刘宾雁先生所说：“文革当然非人所愿，然而倘若一九四九年以来的历史已注定这个民族不经炼狱就难有新生，别无选择时，又怎么办呢？事实证明，除文革外，除毛泽东本人外，没有一种力量能摧毁毛泽东的权威和使他一整套的意识形态破产。也没有一种方式能象文革那样使中共从组织上、思想上解体。代价太大了，是不是？然而同在北朝鲜那种不死不活的痛苦煎熬中再忍受一个世纪相比，就难说了”。
经过三十个春秋的思想沉淀，对文革的分析研究若仍然沿着中共的思维体系行进，那真是学术界和全社会的莫大悲哀。这个悲哀还会存在多久？答案很不乐观。从整体来看，这是由于中国人的健忘。从个体来看，是由于官方线索的一些具体执行者尽管年事已高却仍控制着社会；也由于当今具有发言条件或能力的知识者出于种种原因不曾有过战斗在人民线索旗帜下的经历。还由于人民线索旗帜下大量的普通民众因种种原因早已消沉星散凋零。文革人民线索似乎面临湮没于历史尘埃的噩运。然而，我只要一息尚存 就要坚持将它挖掘出来重见天日再现光彩。

原载北美1997年 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