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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条思考中国
送交者: 未名 2006年03月10日09:48:03 于 [天下论坛] 发送悄悄话

1
中国社会是一个情况特别错综复杂、灾难困苦特别深重的社会。在中国社会里生存、生活就特别艰难、特别沉重、特别劳累。
2
中国是一个被官府深广牢固地控制着的社会。任何建设性的意见或工作,若没有官方的认可和参与就很难开展。学者也好,媒体也好,律师也好,只把现象和真理发现并说出来是不起作用的,他还必须说服官府认可并采纳他的意见或建议才会在社会中起作用,否则就会和者寥寥。所以,中国的事情都或多或少、直接间接地跟政府有关,诸如社会缺乏诚信、国企难题、走私猖獗等不能不说跟政府有一定关系。
3
中国向来强调官方利益、单位利益,是统治型的社会,历来缺乏民主和尊重个人的传统。民主势力的懦弱和法治传统的缺乏使得等级观念和官本思想始终得不到有效改善。
4
中国在漫长时期内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所谓“民间”只是官府的附庸和延伸。所以,中国人从国家领导人那里就存在着国家职权迷信,凡是国家的、官方的就推定其为好的、正确的;对民间的意志、智慧存在着不信任甚至防范的心理。这种国民心理是不会对民主产生强烈要求的。
5
中国没有“民主”思想,只有“民本”思想,就是提醒统治者做事不要只从自身利益出发,还要适当照顾老百姓的利益,以争取民心,这样自己的皇位、官位才能坐得牢。所以“民本”思想归根到底还是为了官僚自己的利益。“民本”思想只是明君、清官们的聪明之举而已,与现代民主的精神实质相差甚远。
6
中国历史传统是以帝王、辅臣主导的,其间变化只是读书人被任用而入世或被疏远而隐遁之别而已,民主与个人的追求一直被压抑着。个性的觉醒只是在明末清初一小段时期内一闪而逝。真正的民主历程自“五四运动”才开始,之后时断时续,至今尚未成功。
7
中国现实中的干部制度、人事制度、教育制度等各方面都保留着大量的过度集权和行政命令的色彩。社会意识深处有一种对法治的自发排斥和对人治的本能依赖,长官意志、权大于法、唯上是从等现象还很普遍。
8
民众内心对法律的依赖很大程度上被政府及各级官员破坏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从来就没真正认识过“法治”究竟是何物,也没真正重视过。所谓“法律”不过是官治民、官斗官的工具。
9
法律在目前的中国仍基本上被理解为掌权者根据自己的意愿制定的条文并用来管制居民和社会,并且多数法律条文实际上并没有得到严格执行。在很多人看来,法律还只是一种手段。在这样的社会里,以法律为职业的人必然会处于尴尬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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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直接影响百姓切身利害的诸因素中法律并不是主要角色。具体事件的解决中法律也不是经济、有效的选择,向官员行贿、托熟人走后门、媒体爆光、向上级领导哭诉等都比法律有效。如此,百姓怎么会信仰法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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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法治国家对社会的监督追究机制是:从律师到法院;而中国的机制却是:从记者到党政领导。记者的职责本来只是对已经发生并显现出来的社会现象进行客观报道而已,现在却做起对案件的调查、对内幕的追问这些本应由律师做的事了。记者追问出内幕后,反映到党政领导那里去,经领导批示来解决问题,中国社会的味道由此可嗅出一二。
12
中国的司法体制还不是法治化的司法,而是人治下的司法,还只是统治者管理社会的一种方法。并且,司法从业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素质太低,不仅道德素质低下,而且法律修养浅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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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按行政管理的领域及其方便立法的,而不是按权利义务体系和法律部门体系立法的,所以立出很多小而全、大而全的法律。这样的法律是行政者的管理工具,而不是国家、社会的运行准绳,这是管制型社会的特征。“官方文件”远比理论、学说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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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从地方到中央,甚至最高层都对民主和法治还缺乏真正的认识和切实的行动。还自觉不自觉地做着违背民主精神和法治精神的事情。中国的公权力行使者做到“明君”、“清官”还是容易的,但要真正做到“民主”和“法治”实在太难!真正的“民主”和“法治”是靠一种制度去协调社会,它不突出任何个人;任何参与者,包括各级官员,都只是这一制度运行中的一个环节,不可能也不应该被特殊地强调。民众的幸福与安全得益于整个制度,而不是得益于某个或某些清官。但遗憾的是,中国的官员政绩意识、立功意识、比赛意识太强,他们难以忍受这样的“默默无闻”!
15
法治社会与人治社会有什么区别呢?在法治社会里,人们对自己行为的后果、事情发展的趋势是可预测的;解决纠纷有程序规则可循;是非曲直的评判标准是明确的、可把握的;人们的心里有安全感、踏实感。而在人治社会(实质为官僚社会)里,人们对自己行为的后果、事情发展的趋势是难以预测的,将要发生什么只看长官的意志;解决纠纷也无规则程序可循,长官的态度决定当事人的命运;是非曲直、评判标准不确定、不公开,可伸缩;人心缺乏安全感,甚至是诚惶诚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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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与法治是西欧民族在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制度,要把这些制度移植到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的基础上来并良好运行,须先要把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和中国传统文化改造一番。只有当一个社会大部分成员都有权利意识,都理解、支持、遵守法律时才会有法治,法治总是针对少数人的。中国目前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国民素质现状、文化现状还不能给法治提供一个起码的运行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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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在的政治命运实际还是命系于党政领导、命系于党的政策,民众没有民主、法治的心理要求,反而期望“明君”与“清官”。面对非法,人们首先是忍受,其次考虑以非对非,再次就是寄希望于“明君”、“清官”。连人大代表都认为自己之所以当上“代表”是领导的器重,感到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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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党政干部无非是在那儿混官位、保待遇,根本没有一点儿做事业、干工作的心气儿;而中国社会又偏偏是没有官方出面解决不了问题,所以现实中才有很多本来容易解决的问题扯了很长时间得不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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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各权力部门如何进行人员更替,至今仍是个敏感而不透明的地带。若不是已经掌握了相当的威胁力和影响力不可能有真正竞争力的。而要进入权力集团核心只有靠在党委会上提议,这种提议基本上等于任命;至于如何能得到提议就是敏感的关键了。这样的机制显然不是民主、法治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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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封建传统异常根深蒂固的社会,从官员到百姓、从商人到文人都还存在着各种各样封建的东西。浓厚的尊卑等级思想、上层对下层压迫的理所当然、集权专制、长官意志唯上、官场权谋、相互明争暗斗等封建社会遗毒至今难除,远没有达到民主、法治、平等、自由的现代文明社会的标准。所以在中国才经常看到霸气十足的官僚、酸腐的文人、势利的学者,至于匪气、痞气十足的小人就更比比皆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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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建立后实行高度的集权和计划经济,由此形成了两大弊端:一是政府对社会干预得过多过深、控制得过死,公共服务功能弱小,成了大政府、小社会;二是搞个人崇拜,老百姓盲目地狂热,干什么都一窝风。这两种状况至今亦未见明显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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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一直处于农业经济并家国一体的格局,使人与人之间身份依赖性很强,又极重尊卑等级。人们非常看重一个人的身份、来历、及其社会关系、社会背景,看重一个人的裙带关系胜过看重一个人自身的能力、品德。人们头脑中的家族、人情观念远远超过公共利益思想,并且这种状况由上层到下层漫延成全社会性质。中国远没有完成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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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权文化、宗派家族文化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和社会基础,社会成了关系主义的社会,各种关系和人情网强烈地瓦解、扭曲着国家法律制度和正当的社会秩序。人们遇事总是条件反射似的首先想的是找哪个熟人、找哪个亲戚,并以煸情话语和财物礼品作辅助。中国人只有为自己的亲朋或熟识的人做事、帮忙的意识,根本没有公共利益思想,没有按既定规则和程序办事的意识。公事私办、私事公办现象很普遍。
24
中国社会就是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圈子,你出了这个圈子,就会进另一个圈子,人们属于这个或那个单位,也属于这个或那个圈子,在中国完全独立存在、自由发展的个人是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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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始终存在着两个魔鬼:官僚本位和人情关系。这两个魔鬼合力摧残着中国社会和中国百姓。由于官本位意识,人们都向往当官、争着当官,当上官就尽情捞取当官的好处;由于重人情关系,人们信熟人远胜于信规则,遇事条件反射似的先找关系。最可怕的是这二者结合起来,那就是什么都能办、什么都不能办,只看你有没有官场的亲朋关系。常规与正义被严重地扭曲着,大家却习以为常。在这两个魔鬼之外,近年来又新生了一个魔鬼,就是“钱”,足够的金钱所能起到的作用已经可以与官位、关系的作用抗衡,甚至超过了后者。不论官民、公私,做事、想问题除了考虑长官意志,还围绕着“钱”动脑筋。很多人正在由信奉“有权有人好办事”转变为信奉“有钱能使鬼推磨”。党政干部中腐败成风,无非是权钱交易,有了钱就追求奢糜的生活,满足一己之私欲。可悲的是,在中国社会中法律的力量始终不见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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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在很多中国人眼里充满了“权”,在他们看来社会就是“权”维系着,这也是权,那也权,会计做帐、负责修电脑、甚至公厕看门,他们都认为是“权”;在更多的人眼里,又充满了“买”,这也是买、那也是买,在他们看来世界就是靠“卖”与“买”维系在一起的。这就是中国人的思想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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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完全以权、钱来区分人、评价人,人与人之间的来往全成了财物增减关系。官位的高低、社会关系的多寡、钱财的多少、使用的物品工具的好坏等全成了评价一个人高低、好坏的标准。社会处于一种躁动、狂热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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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中国人真是到了崇钱拜物的程度。为了钱,他们可以什么都不顾、什么都去干,私心物欲极度膨胀;为了达到利己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心中全没有法律、公德、良知、自尊等基本做人准则。与穷奢物欲相伴的是短视、浅薄、庸俗、低劣的思想趣味、奸滑无信的恶劣品质,正义感、责任感、做人良知与爱心泯灭到可怕的地步。
29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的理论、制度、文化、礼仪等被少数上层人员垄断,占人口大多数的普通百姓始终没有自己独立、成熟的文化和价值追求,他们是附庸于上层阶级的,除了基本生存之外普通百姓没有更多的生活内容。而上层阶级在皇权的高压下逐渐形成了曲曲折折、明哲保身、信奉言多语失,却又靠山结派、暗里计算争斗等人格、言行特征,并以此为框架形成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强烈影响着下层百姓,弥漫了整个社会,使整个社会成了一个缺乏进取、创新气息又勾心斗角、窝里闹的封闭、沉闷的社会,这种状况在明清两代变得更为严重。这种历史传统的惯性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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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在皇权的高压下生活得太久,一代又一代,他们先是麻木,后是习以为常。无论皇帝或长官多么昏庸残暴、多么懦弱无能,中国人都会毫无怨言、毫无杂念地承认、服从、维护他的统治地位。人们对做人的尊严和权利,对民主和自由,对改变不合理的社会现实、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这些高处、大处、远处的事情相当陌生,从来不知考虑、不敢考虑、也认为自己不应考虑;人们只是全身心地、理所当然地去做臣民。所以中国人只热衷于在局部和细小的地方施展聪明才智,缺乏对正义的信仰、对远大理想的追求和参与政治、社会事务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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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权的建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社会急速转型,以前毫无主动、自由空间的普通百姓被突然推入了社会的主流地位。但他们除了以前从上层阶级那里接受的那些东西没有任何经验上、文化上的准备。以前他们都是被上层阶级支配着、安排着,他们只是跟随、顺从、接受,现在他们却需要自己来确定目标、主动生活。这种情况下,除了仍自觉不自觉地运行原来接受的旧文化意识之外,那种最原始、最本能、最朴素、最直接的愿望、欲望理所当然地被最先选上当作目标,如金钱、财物、权势、性欲、家族兴旺等等。人们还不懂得公德、法律规则、公共秩序、公共利益等社会内容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建设,也顾不上这些。人们只知道有了权和钱自己就能跟过去的官僚、地主、老板一样过得好,自己的亲戚、家族也跟着沾光。总之,一切都被那种原始的自然属性占据了,老百姓们象刚被从囚牢里放出来一样进入了一种饥渴、躁乱、各奔私利、无暇相顾的状态。
32
近些年,政府也一直在经济建设、发家致富方向上给予老百姓强烈的鼓励和引导,传媒也跟着烘托渲染。老百姓们并不理解加强经济建设的深层理论和历史背景,只认为国家也鼓励赚钱,致使整个社会的主要精力和注意力都转到了如何赚钱、如何致富上,而对社会公德的建设、民族文化的重建等问题的重视程度自上而下地削弱了。更糟糕的是这给一些素质低下的人一种暗示和鼓励,使他们理直气壮地以“钱”为中心。
33
在物质上的短视和贪得无厌必然波及到精神上。以前老百姓在道德、礼仪上一直跟着上层阶级;现在突然放开了,人们各奔各的私利,鸡飞狗跳墙,社会没有了主导的道德方向,也没有了主流的社会控制力量,社会在微观层面上处于某种程度的失控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性中的恶劣因素如自私、短视、盲目、趋利避害、贪婪、残忍等得到了释放的空间。可以说在老百姓的人性中自然原始的一面占据了支配地位,社会文化的一面衰落了。大家把眼神儿和心眼儿都集中在了自己个人的利益和自己的小家族上,大家的思维里没有了公共利益和仁爱的位置,这种社会心态使社会弥漫着一股庸俗味、小民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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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改革的深入使老百姓的生活相对减少了稳定、可靠的保障,使老百姓原已变得自私、短视的内心又增加了一层不安全感。这就更加剧了那种只看重有形的钱物、只想着把自己及自己的小家庭顾及好,无心考虑别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自私、短视心态。这种心态成了规模,再加上老百姓的从众、攀比心理,就使得社会风气很冷漠,没有爱心、没有诚信、没有公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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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众从骨子里就有奴隶和投机心理,自尊与公德意识极差。对于当官的、有钱的,不管内心多么不服气,人们总会高看一眼、让三分;对于比自己差的、贫下的,内心总会有那么一些看不起,即使参加什么“爱心活动”内心也多少带些优越感。倘若当了官,自己不自觉地就高看自己了。而对于公共事务、公共财产,人们从内心里就关切不起来,多做了公共事务总觉得自己吃了亏或立了功似的;有机会不占公共财产的便宜总觉得自己损失什么似的;一旦做了点公事,就迫切地想捞取最大利益的回报。捞到钱或其他利益后就想方设法逃掉应尽的社会义务,否则就心理不平衡。整个社会毫无诚信可言!整个社会毫无崇尚正义和真理的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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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骨子里有一个“阿Q”、有一个“奴性”“惰性”“小农性”,缺乏开放、前瞻的眼光,缺乏对独立、自由、正义、人权的激情和执着追求,缺乏做人应有的内在尊严和自爱自重的觉悟,更缺乏对宇宙、人生的终极关怀。很多人整天只是短视地、盲目地、麻木地、琐碎地活着、追随着、攀比着。一个缺乏探索、奋斗、创造精神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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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说话、写书往往原则话、官话、套话连篇;办事情、解决问题总是津津乐道于过去的亲身经验,或者看别人怎样自己就怎样,交流啊考察啊没个完,丝毫不会从科学理论出发,更不会按某一信仰从事。另外,中国人还没有守时守信的观念,痞气十足;也没有公共利益观念,完全小圈子意识;没有正义观念,完全实用主义;没有民主、法治观念,要么愚忠,要么无政府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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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中国在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各方面的发展程度还很欠缺。民众的所有权意识、经济意识有所增强,但参政意识、法律意识、文明意识还很差;社会的主流需求还是增加物质财富、过更奢华的生活,在民主、自由、人权方面的社会需求并不强烈;居民中的多数还是文化、道德、技能等素质较低、称不上人力资源的人。这就是中国社会的现状,这种现状决定了革除传统弊端、接纳新事物必然困难重重、举步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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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有力的社会应是多方面、多层次的社会,但目前的中国社会只是单一地集中在经济上,从政府到民间,从上层到下层,关注与谈论的中心全是经济问题。低素质的普通国民更是简单地把生活理解为赚钱和花钱。这样的社会显然还是一个发展阶段尚低的社会,各种高层次的社会需求还没有形成。
40
中国所谓的“中产阶层”只是在收入上形成了一个群体,却没有相对一致的价值观和政治要求,还构不成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很多地方商人仍生活在官僚机构的影响之下。所谓的“新生代”也只是浅薄地追逐着各种表层的时尚,并没有比上一代拥有更强的民主和人文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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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目前的各种声音往往仍是少数强势群体的声音,社会中下层少有机会表达他们的声音,民主的渠道很不畅通。而且财富成为人们考虑几乎所有问题的标准,国民的眼界仍然狭窄而短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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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以后中国经历了二十五年的相对稳定的繁荣发展期,社会财富大大增加,老百姓的物质生活条件大大改善。但长期的表面繁荣也掩盖了很多矛盾,以前的社会弊疾,除盲目个人崇拜有所改观之外,其他一个都没消失,有的反而更甚,并且又增添了新的社会弊疾。可以说,当前的中国正处于关键时期,社会形势极其复杂严峻。虽然长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经济上的深层难题并未解决,国民经济的内在增长机制很脆弱;由于以经济为中心,社会其他方面的弊端长期被忽视,如民主政治、法治环境、社会保障、公共卫生、国民素质的提高、公正的社会分配、健康文化的建设、下一代的成长等等都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发展;更严重的是政府腐败越演越烈,有的部门和地方,权力已经成了人们为捞取私利好处而竞相争夺的工具,而且腐败大有从政府向全社会漫延之势;从社会角度看,人们在物质条件得到改善的同时却失去了很多同样宝贵的东西,社会上唯利是图、自私冷漠、虚假浮躁的风气越来越浓,社会诚信与公德沦丧、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国民社会责任感下降、不平衡与不安全的社会心理加剧。这诸多社会矛盾、弊病如得不到及时解决,一旦通过某一突破口爆发出来,引起连锁反应,后果不堪设想。
43
所谓法律关系、道德关系只是社会主体之间的关系,非社会主体不在讨论之内。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当然成为社会主体,比如在奴隶社会里,奴隶就不是社会主体,虽然他们也是人。在社会的理想发展阶段,人与人之间的各种依赖关系彻底消失,所有人都成为社会主体并有权利有机会参与社会事务,人们之间相互独立、自由、平等、尊重。到那时,人类社会的真正文明纪元才终于到来!目前中国社会的社会主体呈现出一种复杂状况,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甚至封建主义因素都有.中国公民在自由程度、掌控社会资源的机会、被社会礼仪规则保护的程度、参与社会事务的机会等方面并未实现平等。中国社会的文明进程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44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
①血缘家族观念深厚,家国一体,皇权父权一致,集权专制主义盛行。
②敬天地祭祖宗,政治、哲学、文学等各方面都伦理道德化,社会是裙带关系社会、熟人社会。
③忠孝、顺从、忍让是社会提倡的美德,国民心理狭隘、童稚、麻木,缺乏自省精神、权利意识和公共意识。
④重农轻商、重家族轻个体、重经验轻科学、重亲缘关系轻规则真理。
⑤没有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只有亦官亦学的士大夫阶层,他们讲究修身、齐家,然后治国、平天下。
⑥以和为贵,奉中庸之道,求天人合一。
⑦“大一统”和“四海一家”的观念深入人心,分裂割据不得人心。
45
中国传统文化的两个根源:
①农耕生活,漫长的农耕生产生活方式严重影响了中国人的意识和文化精神。
②家族宗法制,中国进入阶级社会后,氏族部落并没有完全解体,而是裂变为一个个家庭。由家庭而家族再联成宗派族系,就象一张关系大网覆盖了整个社会。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家庭而不是个人,这也严重影响了中国人的意识和文化精神。
46
现今中国,重视等级身份,裙带关系发达,无视人权、个性、平等、自由,没有独立个人的发展空间等性质特征并未真正改变,只是形式变化了。除在大部分农村仍是家族社会外,在城市和部分农村,社会的基石由家庭家族变成了单位组织。“单位社会”可以说就是变了形的或新形式的家族社会、身份社会、臣民社会、人治社会。
47
中国老百姓是世界上最忍辱负重、盲目短视、童稚涣散的一群,可爱、可怜又可恨的一群。中国现代化的根本标志就是这种国民面貌的彻底改变!为此就要大力发展工商业;大力发展统一、健康的市场经济;开展启蒙运动,启科学、民主、法治之蒙,培养人民的公民意识、参政意识和祖国意识;开展人权运动,宏扬人文主义精神,强调个人的人生价值和意义;形成足够规模的中产阶层和独立知识分子阶层。
48
宏扬人文主义精神就是尊重个性,维护个人权利,把信仰和追求放在今世,把希望寄托于自身。作为人、作为现代国家的公民起码拥有如下权利:生存权、健康权、发展权、追求幸福权、人格权、名誉权、隐私权、平等权、人身自由权、信仰自由权、知情权、通信权、劳动权、休息权、财产权、受教育权、婚姻自主权、工作环境保障权、科学文化活动权、政治活动权(参政议政、选举与被选举、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
49
民主主要还是指方式、程序上以多数人的意见为最后决定,民主决定的事并不意谓着永远正确,即使多数人同意的事是错误的,仍不失为“民主”。真正要防止的是民主变成多数人的专制,在民主社会里,持异议的少数人仍有思想言论自由的权利。
50
传统中国社会是一种乡土社会,是建立在人的自私、爱有等差、只凭好恶取舍、只顾眼前利益的本性基础上的,非理性状态的社会。要建立法治,必须先改变这种社会局面,即首先要现代化!没有社会现代化,就谈不上法治。现代化的社会是在更大空间内活动的高度流动的社会,是陌生化的社会,这样的社会要想有秩序必须有法律!同时现代化社会往往实行市场经济,要想市场经济健康运行,也必须有法律。但法治首要的不是事实上的公正,而是程序上的公正、形式上的公正。
51
中国在漫长时期内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所谓“社会”只是政治国家(各种政权)的附庸和延伸。社会要现代化、要文明化,必须从这种模式中解放出来!让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获得独立、自由的人格和活动空间,并在平等的前提下重新组合,建立各种适合的规则和制度,把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统一起来。这样的社会才是市民社会(相对于王权社会、官僚社会)。它是既充满生机、活力又统一、和谐的社会。但实现这个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其间有一个失控而混乱的过渡时期也是可以理解的。———旧的形式崩溃了,新秩序尚未建立,即是现在。
52
中国社会大变迁的总体方向可概括为十个方面:从农业主导型社会变向工商业主导型社会;从权力配置资源的社会变向市场配置资源的社会;从家族化、单位化社会变向个人化社会;从讲究等级身份的社会变向强调平等、独立的社会;从禁锢、统治型社会变向自由、契约型社会;从专制社会变向民主社会;从臣民社会变向公民社会;从人治社会变向法治社会;从乡土化、关系化社会变向流动化、陌生化社会;从单一、寂静的社会变向多元、活跃的社会。总而言之,就是从传统旧社会变向现代化新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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