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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是一個情況特別錯綜複雜、災難困苦特別深重的社會。在中國社會裡生存、生活就特別艱難、特別沉重、特別勞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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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是一個被官府深廣牢固地控制着的社會。任何建設性的意見或工作，若沒有官方的認可和參與就很難開展。學者也好，媒體也好，律師也好，只把現象和真理發現並說出來是不起作用的，他還必須說服官府認可並採納他的意見或建議才會在社會中起作用，否則就會和者寥寥。所以，中國的事情都或多或少、直接間接地跟政府有關，諸如社會缺乏誠信、國企難題、走私猖獗等不能不說跟政府有一定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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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向來強調官方利益、單位利益，是統治型的社會，歷來缺乏民主和尊重個人的傳統。民主勢力的懦弱和法治傳統的缺乏使得等級觀念和官本思想始終得不到有效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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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漫長時期內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市民社會，所謂“民間”只是官府的附庸和延伸。所以，中國人從國家領導人那裡就存在着國家職權迷信，凡是國家的、官方的就推定其為好的、正確的；對民間的意志、智慧存在着不信任甚至防範的心理。這種國民心理是不會對民主產生強烈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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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沒有“民主”思想，只有“民本”思想，就是提醒統治者做事不要只從自身利益出發，還要適當照顧老百姓的利益，以爭取民心，這樣自己的皇位、官位才能坐得牢。所以“民本”思想歸根到底還是為了官僚自己的利益。“民本”思想只是明君、清官們的聰明之舉而已，與現代民主的精神實質相差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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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傳統是以帝王、輔臣主導的，其間變化只是讀書人被任用而入世或被疏遠而隱遁之別而已，民主與個人的追求一直被壓抑着。個性的覺醒只是在明末清初一小段時期內一閃而逝。真正的民主歷程自“五四運動”才開始，之後時斷時續，至今尚未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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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現實中的幹部制度、人事制度、教育制度等各方面都保留着大量的過度集權和行政命令的色彩。社會意識深處有一種對法治的自發排斥和對人治的本能依賴，長官意志、權大於法、唯上是從等現象還很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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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內心對法律的依賴很大程度上被政府及各級官員破壞了。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從來就沒真正認識過“法治”究竟是何物，也沒真正重視過。所謂“法律”不過是官治民、官斗官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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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在目前的中國仍基本上被理解為掌權者根據自己的意願制定的條文並用來管制居民和社會，並且多數法律條文實際上並沒有得到嚴格執行。在很多人看來，法律還只是一種手段。在這樣的社會裡，以法律為職業的人必然會處於尷尬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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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直接影響百姓切身利害的諸因素中法律並不是主要角色。具體事件的解決中法律也不是經濟、有效的選擇，向官員行賄、托熟人走後門、媒體爆光、向上級領導哭訴等都比法律有效。如此，百姓怎麼會信仰法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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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法治國家對社會的監督追究機制是：從律師到法院；而中國的機制卻是：從記者到黨政領導。記者的職責本來只是對已經發生並顯現出來的社會現象進行客觀報道而已，現在卻做起對案件的調查、對內幕的追問這些本應由律師做的事了。記者追問出內幕後，反映到黨政領導那裡去，經領導批示來解決問題，中國社會的味道由此可嗅出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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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司法體制還不是法治化的司法，而是人治下的司法，還只是統治者管理社會的一種方法。並且，司法從業人員，尤其是領導幹部素質太低，不僅道德素質低下，而且法律修養淺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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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是按行政管理的領域及其方便立法的，而不是按權利義務體系和法律部門體系立法的，所以立出很多小而全、大而全的法律。這樣的法律是行政者的管理工具，而不是國家、社會的運行準繩，這是管制型社會的特徵。“官方文件”遠比理論、學說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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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府從地方到中央，甚至最高層都對民主和法治還缺乏真正的認識和切實的行動。還自覺不自覺地做着違背民主精神和法治精神的事情。中國的公權力行使者做到“明君”、“清官”還是容易的，但要真正做到“民主”和“法治”實在太難！真正的“民主”和“法治”是靠一種制度去協調社會，它不突出任何個人；任何參與者，包括各級官員，都只是這一制度運行中的一個環節，不可能也不應該被特殊地強調。民眾的幸福與安全得益於整個制度，而不是得益於某個或某些清官。但遺憾的是，中國的官員政績意識、立功意識、比賽意識太強，他們難以忍受這樣的“默默無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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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社會與人治社會有什麼區別呢？在法治社會裡，人們對自己行為的後果、事情發展的趨勢是可預測的；解決糾紛有程序規則可循；是非曲直的評判標準是明確的、可把握的；人們的心裡有安全感、踏實感。而在人治社會（實質為官僚社會）里，人們對自己行為的後果、事情發展的趨勢是難以預測的，將要發生什麼只看長官的意志；解決糾紛也無規則程序可循，長官的態度決定當事人的命運；是非曲直、評判標準不確定、不公開，可伸縮；人心缺乏安全感，甚至是誠惶誠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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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與法治是西歐民族在西方文化的基礎上創造出來的制度，要把這些制度移植到中華民族與中華文化的基礎上來並良好運行，須先要把中華民族的民族性和中國傳統文化改造一番。只有當一個社會大部分成員都有權利意識，都理解、支持、遵守法律時才會有法治，法治總是針對少數人的。中國目前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國民素質現狀、文化現狀還不能給法治提供一個起碼的運行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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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現在的政治命運實際還是命繫於黨政領導、命繫於黨的政策，民眾沒有民主、法治的心理要求，反而期望“明君”與“清官”。面對非法，人們首先是忍受，其次考慮以非對非，再次就是寄希望於“明君”、“清官”。連人大代表都認為自己之所以當上“代表”是領導的器重，感到榮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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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黨政幹部無非是在那兒混官位、保待遇，根本沒有一點兒做事業、干工作的心氣兒；而中國社會又偏偏是沒有官方出面解決不了問題，所以現實中才有很多本來容易解決的問題扯了很長時間得不到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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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各權力部門如何進行人員更替，至今仍是個敏感而不透明的地帶。若不是已經掌握了相當的威脅力和影響力不可能有真正競爭力的。而要進入權力集團核心只有靠在黨委會上提議，這種提議基本上等於任命；至於如何能得到提議就是敏感的關鍵了。這樣的機制顯然不是民主、法治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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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是一個封建傳統異常根深蒂固的社會，從官員到百姓、從商人到文人都還存在着各種各樣封建的東西。濃厚的尊卑等級思想、上層對下層壓迫的理所當然、集權專制、長官意志唯上、官場權謀、相互明爭暗鬥等封建社會遺毒至今難除，遠沒有達到民主、法治、平等、自由的現代文明社會的標準。所以在中國才經常看到霸氣十足的官僚、酸腐的文人、勢利的學者，至於匪氣、痞氣十足的小人就更比比皆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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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建立後實行高度的集權和計劃經濟，由此形成了兩大弊端：一是政府對社會干預得過多過深、控製得過死，公共服務功能弱小，成了大政府、小社會；二是搞個人崇拜，老百姓盲目地狂熱，幹什麼都一窩風。這兩種狀況至今亦未見明顯好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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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一直處於農業經濟並家國一體的格局，使人與人之間身份依賴性很強，又極重尊卑等級。人們非常看重一個人的身份、來歷、及其社會關係、社會背景，看重一個人的裙帶關係勝過看重一個人自身的能力、品德。人們頭腦中的家族、人情觀念遠遠超過公共利益思想，並且這種狀況由上層到下層漫延成全社會性質。中國遠沒有完成從“身份”到“契約”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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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權文化、宗派家族文化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有着深厚的歷史根源和社會基礎，社會成了關係主義的社會，各種關係和人情網強烈地瓦解、扭曲着國家法律制度和正當的社會秩序。人們遇事總是條件反射似的首先想的是找哪個熟人、找哪個親戚，並以煸情話語和財物禮品作輔助。中國人只有為自己的親朋或熟識的人做事、幫忙的意識，根本沒有公共利益思想，沒有按既定規則和程序辦事的意識。公事私辦、私事公辦現象很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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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就是大大小小、各式各樣的圈子，你出了這個圈子，就會進另一個圈子，人們屬於這個或那個單位，也屬於這個或那個圈子，在中國完全獨立存在、自由發展的個人是罕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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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始終存在着兩個魔鬼：官僚本位和人情關係。這兩個魔鬼合力摧殘着中國社會和中國百姓。由於官本位意識，人們都嚮往當官、爭着當官，當上官就盡情撈取當官的好處；由於重人情關係，人們信熟人遠勝於信規則，遇事條件反射似的先找關係。最可怕的是這二者結合起來，那就是什麼都能辦、什麼都不能辦，只看你有沒有官場的親朋關係。常規與正義被嚴重地扭曲着，大家卻習以為常。在這兩個魔鬼之外，近年來又新生了一個魔鬼，就是“錢”，足夠的金錢所能起到的作用已經可以與官位、關係的作用抗衡，甚至超過了後者。不論官民、公私，做事、想問題除了考慮長官意志，還圍繞着“錢”動腦筋。很多人正在由信奉“有權有人好辦事”轉變為信奉“有錢能使鬼推磨”。黨政幹部中腐敗成風，無非是權錢交易，有了錢就追求奢糜的生活，滿足一己之私慾。可悲的是，在中國社會中法律的力量始終不見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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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在很多中國人眼裡充滿了“權”，在他們看來社會就是“權”維繫着，這也是權，那也權，會計做帳、負責修電腦、甚至公廁看門，他們都認為是“權”；在更多的人眼裡，又充滿了“買”，這也是買、那也是買，在他們看來世界就是靠“賣”與“買”維繫在一起的。這就是中國人的思想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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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完全以權、錢來區分人、評價人，人與人之間的來往全成了財物增減關係。官位的高低、社會關係的多寡、錢財的多少、使用的物品工具的好壞等全成了評價一個人高低、好壞的標準。社會處於一種躁動、狂熱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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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中國人真是到了崇錢拜物的程度。為了錢，他們可以什麼都不顧、什麼都去干，私心物慾極度膨脹；為了達到利己目的，可以不擇手段，心中全沒有法律、公德、良知、自尊等基本做人準則。與窮奢物慾相伴的是短視、淺薄、庸俗、低劣的思想趣味、奸滑無信的惡劣品質，正義感、責任感、做人良知與愛心泯滅到可怕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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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中國社會的理論、制度、文化、禮儀等被少數上層人員壟斷，占人口大多數的普通百姓始終沒有自己獨立、成熟的文化和價值追求，他們是附庸於上層階級的，除了基本生存之外普通百姓沒有更多的生活內容。而上層階級在皇權的高壓下逐漸形成了曲曲折折、明哲保身、信奉言多語失，卻又靠山結派、暗裡計算爭鬥等人格、言行特徵，並以此為框架形成了一種文化。這種文化強烈影響着下層百姓，瀰漫了整個社會，使整個社會成了一個缺乏進取、創新氣息又勾心鬥角、窩裡鬧的封閉、沉悶的社會，這種狀況在明清兩代變得更為嚴重。這種歷史傳統的慣性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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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在皇權的高壓下生活得太久，一代又一代，他們先是麻木，後是習以為常。無論皇帝或長官多麼昏庸殘暴、多麼懦弱無能，中國人都會毫無怨言、毫無雜念地承認、服從、維護他的統治地位。人們對做人的尊嚴和權利，對民主和自由，對改變不合理的社會現實、改變自己的生存環境這些高處、大處、遠處的事情相當陌生，從來不知考慮、不敢考慮、也認為自己不應考慮；人們只是全身心地、理所當然地去做臣民。所以中國人只熱衷於在局部和細小的地方施展聰明才智，缺乏對正義的信仰、對遠大理想的追求和參與政治、社會事務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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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權的建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由於社會急速轉型，以前毫無主動、自由空間的普通百姓被突然推入了社會的主流地位。但他們除了以前從上層階級那裡接受的那些東西沒有任何經驗上、文化上的準備。以前他們都是被上層階級支配着、安排着，他們只是跟隨、順從、接受，現在他們卻需要自己來確定目標、主動生活。這種情況下，除了仍自覺不自覺地運行原來接受的舊文化意識之外，那種最原始、最本能、最樸素、最直接的願望、欲望理所當然地被最先選上當作目標，如金錢、財物、權勢、性慾、家族興旺等等。人們還不懂得公德、法律規則、公共秩序、公共利益等社會內容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建設，也顧不上這些。人們只知道有了權和錢自己就能跟過去的官僚、地主、老闆一樣過得好，自己的親戚、家族也跟着沾光。總之，一切都被那種原始的自然屬性占據了，老百姓們象剛被從囚牢裡放出來一樣進入了一種饑渴、躁亂、各奔私利、無暇相顧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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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政府也一直在經濟建設、發家致富方向上給予老百姓強烈的鼓勵和引導，傳媒也跟着烘托渲染。老百姓們並不理解加強經濟建設的深層理論和歷史背景，只認為國家也鼓勵賺錢，致使整個社會的主要精力和注意力都轉到了如何賺錢、如何致富上，而對社會公德的建設、民族文化的重建等問題的重視程度自上而下地削弱了。更糟糕的是這給一些素質低下的人一種暗示和鼓勵，使他們理直氣壯地以“錢”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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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質上的短視和貪得無厭必然波及到精神上。以前老百姓在道德、禮儀上一直跟着上層階級；現在突然放開了，人們各奔各的私利，雞飛狗跳牆，社會沒有了主導的道德方向，也沒有了主流的社會控制力量，社會在微觀層面上處於某種程度的失控狀態。在這種狀態下，人性中的惡劣因素如自私、短視、盲目、趨利避害、貪婪、殘忍等得到了釋放的空間。可以說在老百姓的人性中自然原始的一面占據了支配地位，社會文化的一面衰落了。大家把眼神兒和心眼兒都集中在了自己個人的利益和自己的小家族上，大家的思維里沒有了公共利益和仁愛的位置，這種社會心態使社會瀰漫着一股庸俗味、小民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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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改革的深入使老百姓的生活相對減少了穩定、可靠的保障，使老百姓原已變得自私、短視的內心又增加了一層不安全感。這就更加劇了那種只看重有形的錢物、只想着把自己及自己的小家庭顧及好，無心考慮別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自私、短視心態。這種心態成了規模，再加上老百姓的從眾、攀比心理，就使得社會風氣很冷漠，沒有愛心、沒有誠信、沒有公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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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眾從骨子裡就有奴隸和投機心理，自尊與公德意識極差。對於當官的、有錢的，不管內心多麼不服氣，人們總會高看一眼、讓三分；對於比自己差的、貧下的，內心總會有那麼一些看不起，即使參加什麼“愛心活動”內心也多少帶些優越感。倘若當了官，自己不自覺地就高看自己了。而對於公共事務、公共財產，人們從內心裡就關切不起來，多做了公共事務總覺得自己吃了虧或立了功似的；有機會不占公共財產的便宜總覺得自己損失什麼似的；一旦做了點公事，就迫切地想撈取最大利益的回報。撈到錢或其他利益後就想方設法逃掉應盡的社會義務，否則就心理不平衡。整個社會毫無誠信可言！整個社會毫無崇尚正義和真理的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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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骨子裡有一個“阿Q”、有一個“奴性”“惰性”“小農性”，缺乏開放、前瞻的眼光，缺乏對獨立、自由、正義、人權的激情和執着追求，缺乏做人應有的內在尊嚴和自愛自重的覺悟，更缺乏對宇宙、人生的終極關懷。很多人整天只是短視地、盲目地、麻木地、瑣碎地活着、追隨着、攀比着。一個缺乏探索、奮鬥、創造精神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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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說話、寫書往往原則話、官話、套話連篇；辦事情、解決問題總是津津樂道於過去的親身經驗，或者看別人怎樣自己就怎樣，交流啊考察啊沒個完，絲毫不會從科學理論出發，更不會按某一信仰從事。另外，中國人還沒有守時守信的觀念，痞氣十足；也沒有公共利益觀念，完全小圈子意識；沒有正義觀念，完全實用主義；沒有民主、法治觀念，要麼愚忠，要麼無政府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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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中國在經濟、社會、文化、教育各方面的發展程度還很欠缺。民眾的所有權意識、經濟意識有所增強，但參政意識、法律意識、文明意識還很差；社會的主流需求還是增加物質財富、過更奢華的生活，在民主、自由、人權方面的社會需求並不強烈；居民中的多數還是文化、道德、技能等素質較低、稱不上人力資源的人。這就是中國社會的現狀，這種現狀決定了革除傳統弊端、接納新事物必然困難重重、舉步維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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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有力的社會應是多方面、多層次的社會，但目前的中國社會只是單一地集中在經濟上，從政府到民間，從上層到下層，關注與談論的中心全是經濟問題。低素質的普通國民更是簡單地把生活理解為賺錢和花錢。這樣的社會顯然還是一個發展階段尚低的社會，各種高層次的社會需求還沒有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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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所謂的“中產階層”只是在收入上形成了一個群體，卻沒有相對一致的價值觀和政治要求，還構不成一支獨立的社會力量。很多地方商人仍生活在官僚機構的影響之下。所謂的“新生代”也只是淺薄地追逐着各種表層的時尚，並沒有比上一代擁有更強的民主和人文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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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目前的各種聲音往往仍是少數強勢群體的聲音，社會中下層少有機會表達他們的聲音，民主的渠道很不暢通。而且財富成為人們考慮幾乎所有問題的標準，國民的眼界仍然狹窄而短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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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以後中國經歷了二十五年的相對穩定的繁榮發展期，社會財富大大增加，老百姓的物質生活條件大大改善。但長期的表面繁榮也掩蓋了很多矛盾，以前的社會弊疾，除盲目個人崇拜有所改觀之外，其他一個都沒消失，有的反而更甚，並且又增添了新的社會弊疾。可以說，當前的中國正處於關鍵時期，社會形勢極其複雜嚴峻。雖然長期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但經濟上的深層難題並未解決，國民經濟的內在增長機制很脆弱；由於以經濟為中心，社會其他方面的弊端長期被忽視，如民主政治、法治環境、社會保障、公共衛生、國民素質的提高、公正的社會分配、健康文化的建設、下一代的成長等等都是社會發展的重要方面，卻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和發展；更嚴重的是政府腐敗越演越烈，有的部門和地方，權力已經成了人們為撈取私利好處而競相爭奪的工具，而且腐敗大有從政府向全社會漫延之勢；從社會角度看，人們在物質條件得到改善的同時卻失去了很多同樣寶貴的東西，社會上唯利是圖、自私冷漠、虛假浮躁的風氣越來越濃，社會誠信與公德淪喪、環境污染、生態破壞、國民社會責任感下降、不平衡與不安全的社會心理加劇。這諸多社會矛盾、弊病如得不到及時解決，一旦通過某一突破口爆發出來，引起連鎖反應，後果不堪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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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法律關係、道德關係只是社會主體之間的關係，非社會主體不在討論之內。但並不是所有人都當然成為社會主體，比如在奴隸社會裡，奴隸就不是社會主體，雖然他們也是人。在社會的理想發展階段，人與人之間的各種依賴關係徹底消失，所有人都成為社會主體並有權利有機會參與社會事務，人們之間相互獨立、自由、平等、尊重。到那時，人類社會的真正文明紀元才終於到來！目前中國社會的社會主體呈現出一種複雜狀況，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甚至封建主義因素都有.中國公民在自由程度、掌控社會資源的機會、被社會禮儀規則保護的程度、參與社會事務的機會等方面並未實現平等。中國社會的文明進程還有很遠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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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文化的特徵：
①血緣家族觀念深厚，家國一體，皇權父權一致，集權專制主義盛行。
②敬天地祭祖宗，政治、哲學、文學等各方面都倫理道德化，社會是裙帶關係社會、熟人社會。
③忠孝、順從、忍讓是社會提倡的美德，國民心理狹隘、童稚、麻木，缺乏自省精神、權利意識和公共意識。
④重農輕商、重家族輕個體、重經驗輕科學、重親緣關係輕規則真理。
⑤沒有獨立的知識分子階層，只有亦官亦學的士大夫階層，他們講究修身、齊家，然後治國、平天下。
⑥以和為貴，奉中庸之道，求天人合一。
⑦“大一統”和“四海一家”的觀念深入人心，分裂割據不得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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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文化的兩個根源：
①農耕生活，漫長的農耕生產生活方式嚴重影響了中國人的意識和文化精神。
②家族宗法制，中國進入階級社會後，氏族部落並沒有完全解體，而是裂變為一個個家庭。由家庭而家族再聯成宗派族系，就象一張關係大網覆蓋了整個社會。社會的基本單位是家庭而不是個人，這也嚴重影響了中國人的意識和文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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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中國，重視等級身份，裙帶關係發達，無視人權、個性、平等、自由，沒有獨立個人的發展空間等性質特徵並未真正改變，只是形式變化了。除在大部分農村仍是家族社會外，在城市和部分農村，社會的基石由家庭家族變成了單位組織。“單位社會”可以說就是變了形的或新形式的家族社會、身份社會、臣民社會、人治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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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老百姓是世界上最忍辱負重、盲目短視、童稚渙散的一群，可愛、可憐又可恨的一群。中國現代化的根本標誌就是這種國民面貌的徹底改變！為此就要大力發展工商業；大力發展統一、健康的市場經濟；開展啟蒙運動，啟科學、民主、法治之蒙，培養人民的公民意識、參政意識和祖國意識；開展人權運動，宏揚人文主義精神，強調個人的人生價值和意義；形成足夠規模的中產階層和獨立知識分子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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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揚人文主義精神就是尊重個性，維護個人權利，把信仰和追求放在今世，把希望寄託於自身。作為人、作為現代國家的公民起碼擁有如下權利：生存權、健康權、發展權、追求幸福權、人格權、名譽權、隱私權、平等權、人身自由權、信仰自由權、知情權、通信權、勞動權、休息權、財產權、受教育權、婚姻自主權、工作環境保障權、科學文化活動權、政治活動權（參政議政、選舉與被選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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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主要還是指方式、程序上以多數人的意見為最後決定，民主決定的事並不意謂着永遠正確，即使多數人同意的事是錯誤的，仍不失為“民主”。真正要防止的是民主變成多數人的專制，在民主社會裡，持異議的少數人仍有思想言論自由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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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中國社會是一種鄉土社會，是建立在人的自私、愛有等差、只憑好惡取捨、只顧眼前利益的本性基礎上的，非理性狀態的社會。要建立法治，必須先改變這種社會局面，即首先要現代化！沒有社會現代化，就談不上法治。現代化的社會是在更大空間內活動的高度流動的社會，是陌生化的社會，這樣的社會要想有秩序必須有法律！同時現代化社會往往實行市場經濟，要想市場經濟健康運行，也必須有法律。但法治首要的不是事實上的公正，而是程序上的公正、形式上的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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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漫長時期內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市民社會，所謂“社會”只是政治國家（各種政權）的附庸和延伸。社會要現代化、要文明化，必須從這種模式中解放出來！讓每一個社會成員都獲得獨立、自由的人格和活動空間，並在平等的前提下重新組合，建立各種適合的規則和制度，把個體利益與公共利益統一起來。這樣的社會才是市民社會（相對於王權社會、官僚社會）。它是既充滿生機、活力又統一、和諧的社會。但實現這個目標不可能一蹴而就，其間有一個失控而混亂的過渡時期也是可以理解的。———舊的形式崩潰了，新秩序尚未建立，即是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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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大變遷的總體方向可概括為十個方面：從農業主導型社會變向工商業主導型社會；從權力配置資源的社會變向市場配置資源的社會；從家族化、單位化社會變向個人化社會；從講究等級身份的社會變向強調平等、獨立的社會；從禁錮、統治型社會變向自由、契約型社會；從專制社會變向民主社會；從臣民社會變向公民社會；從人治社會變向法治社會；從鄉土化、關係化社會變向流動化、陌生化社會；從單一、寂靜的社會變向多元、活躍的社會。總而言之，就是從傳統舊社會變向現代化新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