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往往有这样的时刻：由于信息遭受严酷封锁，或者在传播中产生变异，一名小丑却被广大温良之士真诚地奉为“英雄”。

　　对于这样的“英雄”，我可以冷眼旁观，视若无睹。但是，当他为了迎合某种势力、企图靠践踏我们社会的基本价值而朝“上”攀登的时候，我不能不站出来发言。

　　一周前，近年来著名的“英雄”焦国标在美国发表了《伟大的美国为何不象满清那样进军北京......》（经查，原标题为《河南俩老太：常香玉和高耀洁》，《观察》首发，Sunday, March 20, 2005）一文，文中他这样写道：

“如果当年美军拿下朝鲜半岛，越过鸭绿江，直捣北京城，推翻毛泽东的政权，像满人赶走李自成那样，后来的一切灾难都可以免除，现在中国大陆人民幸福和富裕的程度应该与今天日本、韩国、台湾人民不相上下，根本无须几十年后来邓小平再搞什么改革开放。”

　　在这段话中，焦国标肯定了美军拥有“直捣北京城”的道义合法性。如是而来，性质变了，焦的话语已直接践踏了我们社会的基本价值——对国家、对民族、对主权的认同，对人格、对尊严、对大节的持守。至此，“英雄”焦国标已将自己降低到了“人”的底线以下。

　　观察焦国标的成长是一件饶有兴致的事。在2003年春夏关于伊拉克战争的网络争论中，焦国标十分躁动地写下了《致美国兵》一诗，用口号语言对美军进行了充分的道德美化，疾呼：“美国兵，请允许我喊你一声‘brother！'/如果招募志愿者，请你第一时间通知我！/假如有来生，当兵只当美国兵。/假如今生注定死于战火，/就作美国精确制导炸弹下的亡灵。/”

　　我想，焦国标事后一定会为自己的诗人冲动而感到后悔，它足以令自己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符号而流传千古。04年4月底揭露的美军虐待战俘一事证明，那些亲爱的美国“brother”，虽久处于自由民主国度，却未能洗清种族主义、弱肉强食的劣根性，除了在伊拉克滥杀无辜，还对战俘进行有组织的虐待，包括极为下流的性虐待！这与《致美国兵》形成了多么巨大的反讽！

　　我猜想，洗刷作为历史符号的污点，可能是焦国标在04年初发动进攻行动的主要动因之一，而某个所做所为同样也将流传万古的部门充当了他的垫脚石。焦国标是聪明而机警的，可能有特殊的内压、也可能是不断报道的美军滥杀无辜事件提醒了他（当然也可能是“崇高的”反极权意识推动了他），令他幸运地赶在“虐俘门”问世的前面。《讨伐》一文甫出，立即通过网络传遍海内海外，引起了万众欢呼。这时候，即便被攻击者再炒作什么《致美国兵》，也已没有说服力了，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极权体制所作的火力十足的批判，在某种意义上，成功地帮焦国标暂时摆脱了因一时冲动所造成的巨大丑陋。

　　但是，《致美国兵》的作者的思维是根深蒂固的。在各色海外媒体不均衡的鼓吹下，在极权者隐形打压、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又连番拉拢下（《河南俩老太：常香玉和高耀洁》文后注明，作者为北京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目前为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访问学者；另据《亚洲周刊》05年第14期报道，焦近日已被北京大学除名），焦国标的思维再度扭曲，深藏在心中的毛虫急速膨胀，终于用铁写的文字，证明了自己不过是一个违背天理人伦的怪物，一个地地道道的小丑。

　　焦国标现象的深刻之处在于，他的思维不是孤立的一己思维，在经过极左势力长期窒息性的管制后，中国社会业已诞生了一股偏执的极右势力，正借助于自由的网络世界迅猛地膨胀。这股极右势力一个主要的特征，乃是在至关重要的历史观上，公然主张美国本位的历史观，而践踏中国本位历史观，蔑视中国正当的地缘安全考量和国家利益，将复杂的历史运动加以道德性简化，把中国人抗击侵略的历史说成是一部全盘作恶史，连抗美援朝、抗美援越这样黑白分明的事件，都描成为中国邪恶、美国正义的事件。由于极左势力的恶性控制，具有说服力的真相档案在中国大陆无法面世，大批网友在片面信息的熏陶下不自觉地接受了极右思维对历史的解说，一元化、独断主义的极端情绪在民间无边地发酵、扩散。

　　我们已经看到，极左与极右正是一对难兄难弟，在改革时代相互作为理由而生存，一个正在中国大行其道，一个正计划在中国未来大行其道。苏联崩溃的历史证明了，这两股力量的拉锯，足以将一个转型社会推向倾覆。

　　在极右思维的背后，站立着冷酷的铁血威权主义倾向。焦国标的言行便透露出，他是一位铁血威权的崇拜者。04年的《讨伐》一文表面力道十足，但在权宜之计下潜藏着一种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奴性思维，以及一种不敢直言公民与公仆的主次地位的怯懦。在一次接受采访中，焦曾这样向采访者炫耀自己的冷静：“记得当时学生老师在大街上游行，我和女友迎面碰上。我正边走边吃胡辣羊蹄儿——开封的胡辣羊蹄儿特别好吃，有机会你一定要尝尝。”这个冷静人士“在国际政治这个市场上对中国在野政治的巨大有效需求”（杨小凯语）诞生后，翻然表现为另一种躁动模态。现在人们都已经知道了，那几名在伊战中过分美化美国军队的人士，当年那个特殊时刻大都有着“火线入党”的光荣记录，这些光荣记录有力地见证了这种人骨子里崇拜铁血威权的倾向；1999年后，新的强权者美国佬作为替代满足了他们心灵深处的渴求。这种人不仅在网络上大有市场，而且还有象《亚洲周刊》这样好心的自由媒体，正不遗余力地以其缺乏多元和均衡的偏执思维，为他们推波助澜，而完全无视其所推动的极右思维对中国未来的破坏力。

　　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维权人士认识到，同对待极左势力一样，对待极右势力，不能过于绅士，要即时予以揭露；对于那些鼓吹和宣扬违背天理人伦的谬论的家伙，要步步追打，不到他们放弃，绝不停止。如果任其泛滥成灾，发生在当年俄罗斯民主派身上的悲剧，很可能将同样发生在中国这一代人身上。对于正在成长中的民间社会而言，现在不是团结的前夜，而可能是分裂的前夜。在纯粹思想意义上，温和保守的自由主义应该和那些极右思维主动分裂。作为本土奋斗者，作为信仰者，作为用肉体承担信仰者，作为知行合一者，对于各种崩溃论者，对于那些连台独、藏独、疆独都不愿反对的人，对于那些把神圣的事业当作游戏的人，不能不与之渐行渐远。

　　德高望重的于浩成先生曾在《民主、和平、统一，三者缺一不可》演说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有一些分子或异议人士由于对中共的不满和仇恨，因而转而支持台独。他们之所以走入误区，一是没有想明白民主、和平、统一这三者不可偏废的道理，二是他们把国家和政府混淆起来，正像白桦的《苦恋》（电影叫《太阳和人》）中有一句对话，作品主人翁（在文章中曾受打击的一位知识份子，据说其原型为画家黄永玉）的女儿问说：‘爱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爱你吗？'这是把国家和政府混为一谈了。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批评、指责政府（以及执政党），但是绝不应该伤害自己的国家。国家是全体国民的命运共同体，至少在世界大同、国家灭亡以前是如此。一个民主主义者，同时也应该是爱国主义者，这是毫无疑义的，所谓‘民族大义'并非一句空话，也并没有过时。希望那些支持台独的人，特别是那些极少数并非认识不清，而是见利忘义，卖身投靠的人，不要走得太远，以免堕落成为民族罪人才好。”

　　这段话意味深长，如果适当引伸，可充作对焦国标之流的警示；而对于那些迄今仍将焦国标的“大节有亏”视为“小节无害”、心中全无底线概念的温良之士，它也是一种有效的提醒。

　　2005年3月29日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