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往往有這樣的時刻：由於信息遭受嚴酷封鎖，或者在傳播中產生變異，一名小丑卻被廣大溫良之士真誠地奉為“英雄”。

　　對於這樣的“英雄”，我可以冷眼旁觀，視若無睹。但是，當他為了迎合某種勢力、企圖靠踐踏我們社會的基本價值而朝“上”攀登的時候，我不能不站出來發言。

　　一周前，近年來著名的“英雄”焦國標在美國發表了《偉大的美國為何不象滿清那樣進軍北京......》（經查，原標題為《河南倆老太：常香玉和高耀潔》，《觀察》首發，Sunday, March 20, 2005）一文，文中他這樣寫道：

“如果當年美軍拿下朝鮮半島，越過鴨綠江，直搗北京城，推翻毛澤東的政權，像滿人趕走李自成那樣，後來的一切災難都可以免除，現在中國大陸人民幸福和富裕的程度應該與今天日本、韓國、台灣人民不相上下，根本無須幾十年後來鄧小平再搞什麼改革開放。”

　　在這段話中，焦國標肯定了美軍擁有“直搗北京城”的道義合法性。如是而來，性質變了，焦的話語已直接踐踏了我們社會的基本價值——對國家、對民族、對主權的認同，對人格、對尊嚴、對大節的持守。至此，“英雄”焦國標已將自己降低到了“人”的底線以下。

　　觀察焦國標的成長是一件饒有興致的事。在2003年春夏關於伊拉克戰爭的網絡爭論中，焦國標十分躁動地寫下了《致美國兵》一詩，用口號語言對美軍進行了充分的道德美化，疾呼：“美國兵，請允許我喊你一聲‘brother！'/如果招募志願者，請你第一時間通知我！/假如有來生，當兵只當美國兵。/假如今生註定死於戰火，/就作美國精確制導炸彈下的亡靈。/”

　　我想，焦國標事後一定會為自己的詩人衝動而感到後悔，它足以令自己成為一種約定俗成的符號而流傳千古。04年4月底揭露的美軍虐待戰俘一事證明，那些親愛的美國“brother”，雖久處於自由民主國度，卻未能洗清種族主義、弱肉強食的劣根性，除了在伊拉克濫殺無辜，還對戰俘進行有組織的虐待，包括極為下流的性虐待！這與《致美國兵》形成了多麼巨大的反諷！

　　我猜想，洗刷作為歷史符號的污點，可能是焦國標在04年初發動進攻行動的主要動因之一，而某個所做所為同樣也將流傳萬古的部門充當了他的墊腳石。焦國標是聰明而機警的，可能有特殊的內壓、也可能是不斷報道的美軍濫殺無辜事件提醒了他（當然也可能是“崇高的”反極權意識推動了他），令他幸運地趕在“虐俘門”問世的前面。《討伐》一文甫出，立即通過網絡傳遍海內海外，引起了萬眾歡呼。這時候，即便被攻擊者再炒作什麼《致美國兵》，也已沒有說服力了，對意識形態領域的極權體制所作的火力十足的批判，在某種意義上，成功地幫焦國標暫時擺脫了因一時衝動所造成的巨大醜陋。

　　但是，《致美國兵》的作者的思維是根深蒂固的。在各色海外媒體不均衡的鼓吹下，在極權者隱形打壓、與此同時美國政府又連番拉攏下（《河南倆老太：常香玉和高耀潔》文後註明，作者為北京大學新聞學院教授，目前為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訪問學者；另據《亞洲周刊》05年第14期報道，焦近日已被北京大學除名），焦國標的思維再度扭曲，深藏在心中的毛蟲急速膨脹，終於用鐵寫的文字，證明了自己不過是一個違背天理人倫的怪物，一個地地道道的小丑。

　　焦國標現象的深刻之處在於，他的思維不是孤立的一己思維，在經過極左勢力長期窒息性的管制後，中國社會業已誕生了一股偏執的極右勢力，正藉助於自由的網絡世界迅猛地膨脹。這股極右勢力一個主要的特徵，乃是在至關重要的歷史觀上，公然主張美國本位的歷史觀，而踐踏中國本位歷史觀，蔑視中國正當的地緣安全考量和國家利益，將複雜的歷史運動加以道德性簡化，把中國人抗擊侵略的歷史說成是一部全盤作惡史，連抗美援朝、抗美援越這樣黑白分明的事件，都描成為中國邪惡、美國正義的事件。由於極左勢力的惡性控制，具有說服力的真相檔案在中國大陸無法面世，大批網友在片面信息的薰陶下不自覺地接受了極右思維對歷史的解說，一元化、獨斷主義的極端情緒在民間無邊地發酵、擴散。

　　我們已經看到，極左與極右正是一對難兄難弟，在改革時代相互作為理由而生存，一個正在中國大行其道，一個正計劃在中國未來大行其道。蘇聯崩潰的歷史證明了，這兩股力量的拉鋸，足以將一個轉型社會推向傾覆。

　　在極右思維的背後，站立着冷酷的鐵血威權主義傾向。焦國標的言行便透露出，他是一位鐵血威權的崇拜者。04年的《討伐》一文表面力道十足，但在權宜之計下潛藏着一種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的奴性思維，以及一種不敢直言公民與公僕的主次地位的怯懦。在一次接受採訪中，焦曾這樣向採訪者炫耀自己的冷靜：“記得當時學生老師在大街上遊行，我和女友迎面碰上。我正邊走邊吃胡辣羊蹄兒——開封的胡辣羊蹄兒特別好吃，有機會你一定要嘗嘗。”這個冷靜人士“在國際政治這個市場上對中國在野政治的巨大有效需求”（楊小凱語）誕生後，翻然表現為另一種躁動模態。現在人們都已經知道了，那幾名在伊戰中過分美化美國軍隊的人士，當年那個特殊時刻大都有着“火線入黨”的光榮記錄，這些光榮記錄有力地見證了這種人骨子裡崇拜鐵血威權的傾向；1999年後，新的強權者美國佬作為替代滿足了他們心靈深處的渴求。這種人不僅在網絡上大有市場，而且還有象《亞洲周刊》這樣好心的自由媒體，正不遺餘力地以其缺乏多元和均衡的偏執思維，為他們推波助瀾，而完全無視其所推動的極右思維對中國未來的破壞力。

　　現在已有越來越多的維權人士認識到，同對待極左勢力一樣，對待極右勢力，不能過於紳士，要即時予以揭露；對於那些鼓吹和宣揚違背天理人倫的謬論的傢伙，要步步追打，不到他們放棄，絕不停止。如果任其泛濫成災，發生在當年俄羅斯民主派身上的悲劇，很可能將同樣發生在中國這一代人身上。對於正在成長中的民間社會而言，現在不是團結的前夜，而可能是分裂的前夜。在純粹思想意義上，溫和保守的自由主義應該和那些極右思維主動分裂。作為本土奮鬥者，作為信仰者，作為用肉體承擔信仰者，作為知行合一者，對於各種崩潰論者，對於那些連台獨、藏獨、疆獨都不願反對的人，對於那些把神聖的事業當作遊戲的人，不能不與之漸行漸遠。

　　德高望重的於浩成先生曾在《民主、和平、統一，三者缺一不可》演說中說過這樣一段話：

　　“有一些分子或異議人士由於對中共的不滿和仇恨，因而轉而支持台獨。他們之所以走入誤區，一是沒有想明白民主、和平、統一這三者不可偏廢的道理，二是他們把國家和政府混淆起來，正像白樺的《苦戀》（電影叫《太陽和人》）中有一句對話，作品主人翁（在文章中曾受打擊的一位知識份子，據說其原型為畫家黃永玉）的女兒問說：‘愛這個國家，這個國家愛你嗎？'這是把國家和政府混為一談了。我們可以而且應該批評、指責政府（以及執政黨），但是絕不應該傷害自己的國家。國家是全體國民的命運共同體，至少在世界大同、國家滅亡以前是如此。一個民主主義者，同時也應該是愛國主義者，這是毫無疑義的，所謂‘民族大義'並非一句空話，也並沒有過時。希望那些支持台獨的人，特別是那些極少數並非認識不清，而是見利忘義，賣身投靠的人，不要走得太遠，以免墮落成為民族罪人才好。”

　　這段話意味深長，如果適當引伸，可充作對焦國標之流的警示；而對於那些迄今仍將焦國標的“大節有虧”視為“小節無害”、心中全無底線概念的溫良之士，它也是一種有效的提醒。

　　2005年3月29日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