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十批判书（纪念文革40周年）
王希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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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毛泽东批判
二、共产党官僚批判
三、共产党文革派批判
四、造反派极左派批判（杨曦光批判）
五、造反派右派批判
六、民主与法制批判
七、武斗批判
八、“十年文革”论批判
九、联动宣言--571纪要批判
十、人民文革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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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毛泽东批判
毛泽东与蒋介石，都是孙中山的学生。他们都是企图为百年来
灾难深重的中国寻找出一条救国救民之路，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
民族之林的先进人物。
十月革命后，孙中山、蒋介石认为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提出
和坚持中国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道路。毛泽东与五四后新
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则更向前激进左倾（三民主义已经是左倾），
心仪苏联，简单判定了辛亥革命和北洋议会的失败，认定了西方式
的经济发展模式和西方式民主，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
救中国”。
毛泽东的一生，为“救中国”和“发展中国”的模式探索，这
是理解毛泽东的钥匙。虽然，今天的实践已经证明，三民主义是中
国更为正确的发展道路，但我们不能简单以今天获得的认识去全盘
否定毛泽东，因为，“所有一切人类思想，都曾经标志着人类或一
部分人类所曾处过的阶段，都对人类进到目前状况作出过积极的贡
献。最有害的思想也推动过思想斗争，而没有思想斗争，分明就没
有进步。”（顾准）
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思想，是逆潮流而动的。王希哲1980年曾
指出，从国际范围观察，50年代末萌芽，贯彻于60年代中的毛泽东
文化大革命思想，旨在维护斯大林主义，捍卫斯大林主义。而世界
潮流的进步，禁锢东方人民的共产主义体系瓦解的开始，正肇端于
斯大林主义的动摇。捍卫斯大林主义在中国，实际上是捍卫和加强
毛泽东对全党和全中国的个人极权（王希哲：《毛泽东与文化大革
命》）。因此，从根本上来说，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思想和他为文
革所作的一切，都是应该否定的，批判的。
但毛泽东为捍卫斯大林主义的一切，仍然表现为一种对中国的
社会主义模式的探索。他承认斯大林存在许多问题，认为这在西方
民主制度下是不可能发生的。但50年代的社会主义还在上升。那时
认识条件下的毛泽东，不可能彻底怀疑社会主义，去求助西方民主，
他只能致力在社会主义的框架内，企图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
人民，寻找出一条“社会主义民主”的模式来，以超过马恩列斯对
共产主义的贡献，确立自己的“第三个里程碑”。
显然受托派的影响，毛泽东发现了共产党专政下的社会主义体
制，很容易官僚化。“官僚主义者阶级”与人民“是两个尖锐对立
的阶级”，“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
这是社会主义社会体制内的基本的阶级矛盾和基本的阶级斗争。毛
泽东要给工人农民和下层“被压迫小人物”提供一个造反的合法根
据和空间。他要“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
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这就是所谓的“社
会主义大民主”，也就是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认为，这就是他为社会主义民主形式的探索，作出的伟
大贡献。
但这个理论包含了一个不可克服的基本内在矛盾和冲突，就是，
“推翻官僚主义者阶级”的阶级政治斗争和革命，却又只能在“无
产阶级专政下”进行，也就是只能在共产党专政的统治体系内进行，
不得对共产党专政本身挑战。但任何有机的运动，一旦被它的发动
者发动起来，就获得了它自己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轨道，它就必然要
与发动者原来的主观框框，不断发生严重的碰撞。
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悲剧，就发生在这个基本的内在矛盾冲
突之上。
二、共产党官僚批判
这里所说的“共产党官僚”，指的是50－80年代那个中国的斯
大林式社会主义管理体制的人格化的阶层。我们这里以彭德怀、刘
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代表性的几个人物，来进行分析。
彭德怀，最能代表理想主义老共产党人的性格，他在庐山挑战
了毛泽东，为的是1958年“一大二公”大跃进以来，人民遭受的苦
难。他甘冒粉身碎骨也要上书言事。他是“海瑞”。他为人民“鼓
与呼”，但他没有也不可能想到要创造一种民主的制度，由这种制
度保障人民自己的“鼓与呼”。
刘少奇是典型机会主义官僚。他也曾发现甚至愿意纠正毛泽东
的某些错误。但一旦发现毛泽东坚持错误，则立即逢君之恶，甚或
发展毛泽东之恶，60年代他把极左阶级斗争推向极致，最后在文革
中葬送了自己。
周恩来也是机会主义官僚。与彭德怀一样，他关心中国民生疾
苦，忍辱负重，极力希望排除干扰，尽快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为此他获得了全国人民上下一致的敬重。但他不能也不敢
挑战毛泽东，他必须执行毛泽东。他也差点在文革中葬送了自己。
邓小平，则是从刘少奇、周恩来式机会主义官僚转化的“开明
官僚。”他1975年从周恩来手中全面接棒，即开始对国民经济“整
顿”，到他1978年再次复出后，提出而执行至今的“改革开放”，
看出，他始终把国家的稳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放在第一位。
可见共产党官僚阶层的特征是，始终抓紧了中国经济建设的发
展，把它视为确立共产党对中国统治合法性的根本。不关心也想不
到要关心中国的民主化，不关心也想不到要关心怎样建立保障中国
人民的民主权利的模式，相反，他们大多反感毛泽东对中国“社会
主义民主”模式的探索，一有机会，就毫不犹豫出手镇压人民各种
形式的造反，包括57年的“反右”，文革的“造反”，民主墙，直
到“六四”坦克的“平暴”。
客观来说，不像今天，60年代的中国“官僚主义者阶级”，总
体上说，还没有发展到毛泽东夸张的“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
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的程度。1957年后，“反对各级领导就是反
党，就是右派，就是社会主义敌人”的结果，虽然加剧了共产党城
乡基层各级官僚专横作风的形成，对立了党群关系，大饥荒后有限
经济产品在此专横作风下再分配的矛盾，更尖锐了党群这“两个阶
级”的对立，但中国人民对“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愤恨，还远远达
不到90年代后今天的普遍的水平。文革前夕，广大“解放前”的贫
苦农民还没有完全忘记共产党分配土地的好处；特别是大城市新兴
大工业厂矿的工人们，还多是刚刚进城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受
益者，，因此，他们还是共产党官僚阶级的基本支持者。
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代表的共产党各
级官僚手里，紧紧掌握了可以最终注定他们胜利的两大基本优势：
⑴ 他们是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组织者和代表者；
⑵ 中国大半工农群众还是社会主义的早期受益者，他们倾向保
党，站在共产党官僚一边。
三、共产党文革派批判
共产党文革派以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中央文
革小组为代表。他们也曾是理想主义者。他们紧跟毛主席的路线，
要把人民发动起来，提倡人民的历史主动性，去创造出一个新的实
现社会主义民主的模式。他们也曾相信这个模式就是中国式的巴黎
公社。因此，他们是刘少奇共产党旧官僚精英们的反对派，是他们
的天敌。从站在毛泽东一边纠正刘少奇、邓小平们的“五十天白色
恐怖”，到批判“血统论”，批判资反线，要求把运动的重点指向
党内各级当权派（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除外），他们始终
支持了被“十七年”官僚主义阶级压迫的民众们的造反，成为了造
反派的后盾。
但是，“一月风暴”后的“中国式巴黎公社”，上海人民公社
被毛泽东以“党委往哪里摆？”的理由取消和“三结合革命委员会
的成立”，使他们率先明白了党的统治形式是不能突破的。毛泽东
的文化大革命首要目标与其是要创造出一个社会主义民主的新形式，
不如说是党内翦除政敌的权力斗争。
随之而来的“二月逆流”，他们在中共军事官僚面前的挫败，
加速了他们向同样的机会主义官僚集团的演变，不过他们是上升的
“新贵”，他们的貌似极左的面具不能丢弃。从此，他们的鼓动和
支持造反派对共产党行政官僚和军事官僚的进攻，都渐渐地演变为
一个统治集团向另一个统治集团争权夺利和对民众力量的利用。一
旦斗争失利，他们随时会把冲在前面的造反派抛出去，作他们的替
罪羊。
既然闹事、夺权是共产党文革派的全部使命，中国的国民经济
建设完全不在他们的视野之内，与共产党行政官僚的优势正好相反，
他们的劣势是：
⑴ 他们是中国经济建设的捣乱者和破坏者。中国国民经济的
一切衰落和倒退，按共产党行政官僚的指控，都要由他们承担全责。
⑵ 中国大半保守工农群众原来就不站在他们一边。随着他们
中国经济建设的捣乱者和破坏者形像的深入传播，他们更是失去了
中国绝大部分群众的支持。
⑶ 甚至，由于他们经常地把造反派抛出去作替罪羊，制造了
造反派的分裂，也越来越失去了造反派真心的支持。
他们唯一的优势就是能得到毛泽东的直接支持。但正如他们经
常地把造反派抛出去作替罪羊一样，毛泽东一旦形势不利，不但常
常抑制他们，也常把他们的重要成员抛出去作替罪羊（王力，关锋，
戚本禹），这就更使他们处于劣势。
这些战略和战役上比右派官僚先天的劣势，也已经注定了他们
最后必然失败灭亡的命运。
但是，始终没有人注意到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九大前后，中
共文革派的分化。陈伯达意识到了文革派中国经济建设破坏者形像
对他们的致命，开始与张春桥、姚文元的“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
没有的”“伯恩斯坦主义”划清界限，在他为林彪起草的九大报告
确定中心思想时主张“运动不能再搞了，现在主要的任务应该是抓
生产了。”报告的标题是《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而奋斗》。这就把六年后，周恩来在四届人大报告中最获人心的口
号提了出来。
中共文革派的这一重大转折没有成功。陈伯达被批判为“唯生
产力论”，报告稿被毛泽东否定，及被张姚《团结起来，争取更大
胜利》的“继续革命”报告稿代替。之后，陈伯达被归入林彪集团。
中共文革派最后逃生的机会，也就被自己彻底葬送了。
四、造反派极左派批判（杨曦光批判）
早期阶段的造反派没有自己的代表性理论。
1967年秋冬至1968年春夏，造反派发生了全国性的急剧分化，
分化为造反派极左派和造反派右派，各自产生了自己的代表性理论。
这些理论其实全部围绕着一个中心，就是解释毛泽东所反复号召的
“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底”，究竟是什么的问题。
在“毛泽东批判”一节中，我已经指出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理论
“包含了一个不可克服的基本内在矛盾和冲突，就是，‘推翻官僚
主义者阶级’的阶级政治斗争和革命，却又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
下’进行，也就是只能在共产党专政的统治体系内进行，不得对共
产党专政本身挑战。但任何有机的运动，一旦被它的发动者发动起
来，就获得了它自己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轨道，它就必然要与发动者
原来的主观框框，不断发生严重的碰撞。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悲
剧，就发生在这个基本的内在矛盾冲突之上。”
湖南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是1968年造反派极左派理论的
最典型代表。
杨曦光要求造反派相信毛泽东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底’
所要完成的任务”，和“最后结果”，中国将向中华人民公社的方
向去！“建立起一个”不同於现在社会的新的社会才是他们得到解
放的社会“。
为此，杨曦光号召“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必须实行。”
“我们的最低纲领是要推翻新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
“解决这次革命的方法不但靠‘四大’，而靠武装夺取政权，
靠国内革命战争。”
“中国‘红色’资本家阶级目前的总代表（是）周恩来”
杨曦光提出，“极左派应有自己的政党”。文化大革命要由这
个极左派政党来实现毛泽东的领导，以“带动人民推翻新生的资产
阶级”。
1968年，杨曦光理论的最大危害，是它塑造了一个杨曦光化的
“毛泽东”，激励全国造反派去完成它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杨曦光
造反派们那时普遍还不能懂得，保障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是一个
国家最基本最首要的职能。革命可以发生。但革命集团若不能在最
短的期间赢的政权，并立即有效地组织生产，由此带来了经济的破
坏、混乱或崩溃，它的下文就是失败！
持久的革命，只能在拥有持久的革命根据地的条件下才能坚持，
而在革命根据地中，首要的职能，仍然是组织生产。杨曦光强调：
“文化大革命的纲领（中华人民公社）不实现，第一次文化大革命
就不可能结束。”这样，他就把造反派无效的造反持久化，僵持化
了。这种僵持持久而无效的造反，势必越来越脱离群众，势必轻易
被代表国民经济正常运转的共产党行政官僚们轻易地攻击为对国家
经济建设的捣乱和破坏，并列为必须镇压的无可辩驳的借口。
当然，杨曦光也注意到了一度夺得政权的造反派也曾组织生产。
他仿照列宁的描写，写得很精彩：
“社会忽然发现，没有官僚自己不但不会活不下去，反而活得
更好，发展的更自由，更快。并不是象官僚们在革命前吓唬工人们
的那样，‘没有我们，生产会崩溃，社会会混乱得一塌糊涂不可收
拾’。实际上没有了官僚和官僚机构，生产力得到了很大解放，煤
炭部垮了，煤照常出，铁道部垮了，运输照常进行，省委各部都垮
了，各种工作照常进行，而且工人阶级的生产热情，主动性大大得
到解放，工人们在一月份后已管理工厂的情景，真是令人感动，工
人第一次感觉到”不是国家管理我们，而是我们管理国家“。第一
次是感觉得为自己而生产，干劲从来没有这么大，主人翁的责任感
从来没有这么强，长沙纺织厂等地还创造了造反班等无数新鲜东西。”
但我们知道，这不过是文学的生花之笔，不是事实。依据文革
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经济统计数字，“动乱最严重的1967年，工农
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9.6%，1968年比上年又下降4.2%。 ”
1968年造反派在全国的被围剿，为杀气腾腾解放军军车开路的，
不是别的，正是这连续两年严重下降的工农业总产值百分数字！
蒯大富团派理论，虽然远没有杨曦光的极端，更缺乏理想主义
的光芒，但毛泽东文革理论不可克服的内在基本矛盾仍然使它陷入
了“文革持久战”，它仍然是用武斗僵持的方式，来追求完成它不
可能完成的“造反派打天下坐天下”的任务。
毛泽东最肯定的恰是团派“造反派打天下坐天下”的理论。因
此他喜欢蒯大富，偏爱蒯大富。在数万“工宣队”围剿下突围，狼
狈来见的蒯大富大哭时，他亲抚蒯大富陪蒯大富哭。但是，他不但
帮不了蒯大富回去“坐天下”，相反，派遣工宣队围剿蒯大富的“
黑手”，恰恰也正是他毛泽东！在清华，毛泽东“僵持”了自己；
像一切造反派极左派一样，他自己也陷入了自己的怪圈；他自己也
无法突出自己设定的文革理论的基本矛盾。
毛泽东向蒯大富们解释说，他不得不派出工宣队围剿，是因为
“你们脱离了工人，脱离了农民，脱离了部队，脱离了居民，脱离
了学生的大多数。社会上说你们坏话的越来越多”。但这一切，无
非是文革僵持战下，1968年国家经济形势的反映。最专制的君王也
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相反，哪怕违心，他也必须接受经济条
件的指令，执行社会经济条件的指令。
不可能突破共产党的统治本身，而又要倚仗毛泽东的最高权威。
那么失败，灭亡，这就是造反派极左派的最后命运。
五、造反派右派批判
造反派右派理论，有清华4.14派理论家周泉缨代表。周泉缨的
理论与杨曦光理论，正好翻了个个：
4.14不承认十七年中国的阶级关系是官僚主义者阶级对工农大
众的统治关系，因此否定文化大革命是“否定一切干部，打倒一切
当权派，让那些造反派掌权，来个‘大翻个儿’的革命”。
清华4.14从反工作组开始，就是造反派。但他们认为，造反，
与走资派作斗争，把他们赶下台，用新生力量代替腐朽力量，这就
完成了文化大革命阶级关系的变化和政权问题的解决。
解决以后造反派干什么呢？
“掌权后的造反派应该做到：正确对待无产阶级司令部、正确
对待自己、正确对待自己的盟友、正确对待受蒙蔽的群众、正确对
待干部。”五个“正确对待”。
实际上，就是及时，“正确”地明白自己已经完成了使命，命
该主动退出舞台。
而“以蒯大富为代表的红卫兵政权并不是我们所期望的好政权，
我们已经对这种政权失去信心。”
怎么办？
周泉缨提出“勇敢分子”论。他说，蒯大富这样的造反派是毛
主席用来打倒刘少奇的“勇敢分子”，他们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
但他们现在头脑膨胀，常常干扰破坏中央的战略部署，因此必须用
“铁的手腕”将这些“勇敢分子”毫不留情地“捏得粉碎”，才能
稳定局面。
请特别注意，周泉缨在他闻名天下的《四一四思潮必胜》的结
尾，信心百倍地高呼到：
“谁能够在革命期间尽力减少经济破坏和各种混乱状态，并且
在夺取胜利后，团结一切力量竭尽全力恢复这些不可避免的破坏，
稳定混乱状况，谁能够用‘铁的手腕’打击那些在大革命中‘露头
角’的坏分子和一切犯罪行为、流氓行为、贿赂、投机等等现象，
谁能够完成从那些‘赶时髦’‘贪图禄位’的蹩脚的革命家手里解
放出来的任务呢？只能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战斗中不
断无产阶级化的布尔什维克化的4.14派！
革命化的4.14必胜！“
显然的，周泉缨的这番结论，是说到了日夜为国民经济操心的
周恩来为代表的共产党各级行政官僚的心里去了！4.14的全部理论，
都是共产党官僚可以接受的理论。甚至是当他们不得不跟着毛泽东
走，被迫接受文化大革命风暴的现实时，他们能够选择接受的一种
最合口味的“革命造反”理论。
文革以来，哪家的造反派曾把“革命期间尽力减少经济破坏和
各种混乱状态，并且在夺取胜利后，团结一切力量竭尽全力恢复这
些不可避免的破坏，稳定混乱状况”，纳入自己的纲领和宣言呢？
除了4.14，没有了。仅凭这一条，“四一四必胜”就不是虚浮的叫
嚣，而是注定的了！
文革中，没有任何一种造反派理论曾引起毛泽东那样的重视，
反对和反复的评论：
“清华41.4说：4.14思潮必胜，我就不高兴。说打江山的人不
能坐江山，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
“我们倾向你们这一派。4.14必胜思想我不能接受。但要争取
他们中间群众，包括领袖中一些人。周泉缨的主要观点是打天下的
人不能坐天下，说蒯大富只能把权交给4.14”
“还是要联合，还是要蒯大富，没有蒯大富是不行的，蒯大富
是偏左的，井冈山两个。4.14右的。”
工宣队进驻，“现在4.14高兴，认为井冈山要垮了。我就不信，
我看井冈山还是井冈山。我就上过井冈山。”
但是，这个“井冈山还是井冈山”的蒯大富，终于在毛泽东亲
手派遣的工宣队“铁的手腕”的围剿下覆灭了。“我不能接受”，
“我就不高兴”的4.14还是胜利了。
而再过十年，“当邓小平终于复辟成功时，可以说4.14思潮是
确确实实地最终胜利了”（借文革史家宋永毅评论）。
还要提醒注意一点，周泉缨代表4.14思潮向中央文革批判的锋
芒，一次又一次指向的是陈伯达。我没有找到直接证据陈伯达多少
受到了周泉缨的影响，但是第二年，1969年九大前夕，陈伯达与中
央文革极左派分裂，走向“反对运动就是一切”的“唯生产力论”，
应该不是偶然的，不联系周泉缨4.14思潮的冲击，陈伯达一人忽然
偏离他一贯的中央文革极左立场，发生右倾，便是很神秘的了。
可以猜测说，“陈伯达唯生产力论思潮”，就是侵入和分裂了
中央文革的4.14思潮！
六、民主与法制批判
李一哲不认同杨曦光们的造反派极左派理论：
1 、不能赞成文革的纲领是要“彻底推翻新官僚资产阶级的统
治”，建立中国巴黎公社。认为这是严重脱离60年代中国最广大工
农群众的基本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的。
2 、杨曦光们不能向造反派提出和要求他们完成他们根本不能
完成的任务。这实质是动人口号下的冒险主义。它只能延长和扩展
社会不必要的动荡和混乱，最终被当作炮灰和替罪羊。我们只能尽
力争取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可能争取到的东西。
3 、李一哲更不能同意把周恩来视为必须推翻的共产党官僚阶
级的总代表。它绝对违背了民心民意。认为这是“在‘打倒领袖’
这一口号掩饰下，实际上竟把一些胡说八道、满口谬论的新领袖拉
出来代替那些对普通事物还能持常人见解的老领袖。”（列宁）
李一哲可以赞同4.14周泉缨们的造反派右派理论，但不满意它，
因为在它那里，造反派除了认清自己是毛泽东的政治工具，没有自
己的利益和要求，这就完全消极。李一哲看来，造反运动，它可能
争取到，也应该去争取的目标，是“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
李一哲的基本主张是：
任何以“推翻”为目标的革命，自然不要法制，不受任何法律
束缚。文化大革命既然不是“推翻”的革命，就必须要有法制，就
必须是有法制的群众民主运动。官民双方，都必须平等在法制的保
障和约束之下，任何一方都不得无法无天。没有任何人可以有超法
律的特权。
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不在打倒几个什么具体的“走资派”，而
是要将社会主义社会人民最根本的权利，即“人民对国家和社会的
管理权”，“对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的监督权”制度化，法制化。
要将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人民群众广泛行使起来的“言论自由、出版
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以及未上宪法的串连自由”，全部得到
四届人大新宪法的确认，合法行使下去。
政治反对派合法化。一派造反夺权掌权不是民主，“一派压一
派是不灵的”。政治犯和思想犯应该废除。不然，“人民民主专政
将变成人民派别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变成最厉害的杀人武
器。”
稳定国民经济，反对极左经济政策。要求把现阶段一切合理的，
行之有效的经济政策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激励劳动者的积极性，
以利中国工农业，科技文化的发展。
对比一下。李一哲文革理论与杨曦光省无联们，周泉缨4.14们
文革理论的根本异同在哪里呢？
第一，杨曦光、周泉缨们一左一右仍然把文化大革命绑在“毛
泽东伟大战略部署”的战车上，为造反派解说毛泽东的意图。李一
哲强调的是，中国人民掌握民主的武器，要求将之法制化，制度化
后，不再是为别人火中取粟，而是“为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而斗
争”。因此，它是不受操纵的独立的人民民主运动。
第二，面对共产党整个的统治体系，李一哲不强调造反派必须
以哪一个特定集团为挑战对象。既然人民的造反是为自己的利益奋
斗，那么昨天它可以挑战刘少奇右派官僚集团，今天它同样可以挑
战毛泽东－中央文革左派官僚集团，全看社会运动发展到的阶段，
是谁（哪个集团）今天最障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是谁今天最侵害
了中国人民各阶级的利益！这一点，下面的“人民文革批判”，还
要重点再谈。
第三，李一哲向毛泽东的绝对权威挑战。表面看，杨曦光理论
号召推翻共产党官僚阶级和制度，李一哲要求民主与法制，比李一
哲激进。但杨曦光理论的支撑，倚仗的仍然是毛泽东个人的绝对权
威。他阐述的“毛泽东”虽然极端，但毕竟与毛泽东还是非常近似。
“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杨曦光还是要仰望“毛泽东”来给
他以帮助。借用毛泽东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企图“用这种借
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它表面激进的背后，隐藏了
实质的保守。
有人说，这是“打着红旗，颠覆红旗的一种方式”。但它是非
常的脆弱的，它也从未起到“颠覆红旗”的任何实际作用。事实上，
共产党“无产阶级司令部”大员对它动了动指头，它就立即烟消云
散。
但李一哲发现民主制度不能在中国法制化，制度化地建立起来，
正是由于毛泽东绝对权威。不许挑战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已经成了
中国全面封建性复辟的特征，是新的“礼治”。文革的造反运动，
无论他出于任何目的对毛泽东绝对权威的借助，维护和强调，事实
都是在强化这一套现代中国的“礼治”。因此：
我们“对秦始皇不表尊敬的态度。”
“‘天才史观’简直取消了八亿个大脑。”
“现在，人们看得很清楚了，林彪从天才史观出发，搞了那么
一套‘体系’。这是一套现代的‘礼’。他就是用这一套‘礼’来
治党、治国、治军的。这就必然把我们的党‘治’成君臣父子党，
把我们的国家‘治’成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制的国家”
“还有什么能比‘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的原则更能成
为维护林彪体系‘礼治’的神圣支柱呢？”
于是，李一哲大呼：
“要法制，不要‘礼治’”！也就是不要“毛泽东思想治”！
总之，突破毛泽东权威。这就大大跨过了周泉缨、杨曦光们。
中国社会秩序和革命秩序，不是靠“绝对权威”来保障，而是靠至
高无上的法治来保障。“绝对权威”下的秩序，必然是封建的“礼
治”，也就必然的要演变成社会法西斯主义。
七、武斗批判
对文革中各类血案和武斗，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应该分清性质
武斗，包含了两个概念，一个是语文斗争的反面，表现为皮肉
私刑的揪斗，它是孤立个体的。一个是两方面势力的武力斗争，它
是群体双方的。
一般来说：
⑴ 1966年“红八月”的“武斗”，是“血统论”红五类红卫
兵对“地富反坏”“牛鬼蛇神”的私刑。这是刘少奇、邓小平共产
党官僚为蓄意转移毛泽东文革朝向他们的锋芒，企图把它变成又一
场反右派运动，而纵容煽动起来的对无辜民众的流血迫害。它是共
产党官僚在文革中对人民欠下的一笔血债。
但对所谓“老红卫兵”也应该实事求是。不能今天反过来用笔
杀人，随意指控一切老红卫兵必须人人向血案负责。事实上，不少
中共高级干部子弟老红卫兵，高中以上的，政治相对成熟，家庭熏
染使他们较早懂得“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因此，他们的一些
人曾出面力求制止私刑泛滥，得到群众欢迎，是有史实文献证据的，
是可信的，总比不出面制止好。什么“打得好，但不要打了”的评
论是不公道的。“不要打了”，就是对“打得好”的敷衍肯定，实
质否定。文革研究，应该客观公正地听取一切当事人的分辩。而且，
也正因为有他们的制止呼吁而得不到及时制止，才更能证明，“红
八月”骇人听闻的大量私刑迫害，其真正责任人，毛泽东外，确是
刘少奇共产党官僚集团无疑。
⑵ 1967年夏秋，展开于各省保党派与造反派之间的“武斗”，
实质不是武斗，而是共产党右派军事官僚，为防止火烧向自己而武
装地方保党派，操纵保党派对造反派实行的军事遏制和镇压。大量
血案的首要发动者是保党派武装组织，主要责任人是共产党右派军
事官僚。
⑶ 1968年春夏，在北京和许多原保党派瓦解后的省（省会）
发生的造反派分裂为类“团派”和“4.14”派后的武斗，才是文革
中真正意义上的武斗。双方为自己的派别利益平等地动武而斗。江
青的“文攻武卫”说，为其煽风点火。一般说，势力较大者，或再
有背景者（如蒯大富派有毛的认同），或有新贵势力人物（如四川
刘、张）撑腰者，多是武斗的进攻者和流血事件的主要责任人。
⑷ 1968年夏秋，为贯彻“7.3 ”、“7.24”布告，解放军直
接出动（特别在广东 、广西）对“不听话造反派”的军事
扫荡、围剿和“歼灭”，就更不是什么武斗，而是屠杀了。韦国清、
卜占亚们是这样从毛泽东那里领得圣旨的：
“发一个全国性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造反，...就是土匪，
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在布告上写清楚，给学生讲清楚，如果坚持不改，就抓起来，
这是轻的。重的实行围剿。”（毛泽东《接见五大领袖谈话》）
⑸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是远比“红八月”更残酷万倍的
红色恐怖运动。这个有组织的长达两年，遍及全国城乡的迫害运动，
它的武斗私刑给无辜民众带来的伤残和死亡，是“红八月”几条铜
头皮带带来的死亡，望尘莫及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对这场恐怖的兴
趣和眼泪，不知为何，远远比不上“红八月”）。而“清理阶级队
伍”，正是毛泽东在军事扫荡造反派的基础上，批示全面展开的。
它的目的，正是为了清除造反派杨曦光式“翻天”的一切可能的“
阶级基础”。
八、“十年文革”论批判
三年文革还是十年文革？有意义，但未必有太大的意义。
毛泽东是文革的发动者。依毛泽东文革的经典定义，发动广大
群众对官僚阶级造反，自下而上揭发我们的黑暗面。那么当然是以
1968年造反派被彻底“歼灭”，“全国山河一片红”，1969年4月
“九大”的“胜利召开”为标志文革结束。也就是“三年文革”。
以后，直至1976年十月政变，捉拿“四人帮”，华国锋宣告文革结
束，都只是文革的余绪。
1974年批林批孔，毛泽东忽然说“文化大革命八年”，不过反
映了在林彪事件的严重打击下，毛泽东自己也已昏迷失去了方向，
从一个站在中国政治顶峰上操控一切的雄主，堕落为一个走一步看
一步的病态的机会主义老人了。永无结束的“文化大革命”，也就
否定了自己的文化大革命。
当然，“十年文革”，也准确反映了共产党右派官僚，从背时
打倒，到时来运转的那个周期。他们完全接受“十年文革论”。他
们是今天中国的统治者，他们的意志就是中国话语的主流。三年，
十年，何必辩论呢？就各说各的好了，不妨碍什么。
九、联动宣言 --571 纪要批判
从思想脉络看，林立果的“571 工程纪要”，不过是一份以军
事政变执行计划面目再次出现的67年元月1日“联合行动委员会（联
动）宣言”。
“中央文革（毛泽东）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作
为中国最高统治阶层的“红色接班人”，因父母面临的政治危机，被
迫铤而走险，走上反中央文革，反毛泽东的道路，林立果与联动的领
袖们，是一样的；
他们认为，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是一条托派主义的极左路线，
也是一样的；
在这条极左路线下，“他们（毛泽东、中央文革）的革命对象
实际是中国人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
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
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
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生活。”这些论断，571 纪要与联动宣言，
也是一样的。虽然联动宣言使用的，是“坚决、彻底、全面、乾净
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缔一切专制制度，
保证民主集中制在党内生活中得到坚决的贯彻，保证中央各级党委
党员的生命安全”，这样的表述。
认为毛泽东已经成为“后期的斯大林”，是“中国历史上最大
的封建暴君”，是“当代的秦始皇”，林立果与联动领袖们更是一
样的。
不同的是，联动和它的领袖们只敢也只能愤怒地吵闹，冲冲公
安部，而林立果和他的小舰队则秘密地制定武装起义计划：“要以
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
再不同的是，联动哪怕口头的“造反”，依靠的也仅仅是他们
“血统”决定的小圈子的所谓“中央、军委、省市委革命干部子弟”
，林立果的造反，起码在它的计划中，它要利用和“团结”的，却
是文革中，中国全社会受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极左政策损害而不满的
一切阶层。
我并不热心林彪及其家族的翻案。虽然文革过来的人都能记得，
“571 工程纪要”对中国人民的彻底的醒悟多么重要，对毛泽东专
制的打击多么严重，但是，我在我的自传《走向黑暗》中，早已写
道：
“他们（林彪集团）看到了他们这个集团伙同毛泽东、江青对
中国造下的孽所带来的天怒人怨。他们发现自己是坐在火山上，他
们现在阴谋反毛了，便反转来，企图利用这座火山，把造孽的责任
统统推到毛的身上。
他们终于失败了。但他们承认了这座火山，并第一次向各阶层
人民揭露了这座火山，却不能不是‘571 工程纪要’的历史贡献。
从此，‘民富国强’的口号，‘反对秦皇封建专制’的口号，便为
李一哲大字报所接受并薪火一般，向‘四.五天安门运动’，‘七
九中国之春运动’，……一波一波地传了下去。“
有人否认天安门“四五运动”是文革中一步步发展起来的人民
造反运动的一环。他们说，“所谓‘四五运动’就是受到文革打击
之中共官僚精英出动其子女向平民阶级的政治代表（毛泽东、中央
文革）进行猖狂反扑的反文革的运动。”
一九七六年天安门所谓“统统都造反了，站到反对毛一边的主
要骨干力量，恰恰就是联动分子”。
不！四五是广大群众与造反派右派（“4.14”－李一哲派）及
部分早期反中央文革分子（包括联动分子）的合流，是受到毛泽东
专制文革打击之所有受迫害阶级、集团、势力团结起来，不分党派
向毛泽东、中央文革集团进行“反扑”的反毛泽东文革的运动。
这正是王希哲所定义的“人民文革”，一点不开玩笑！
据姚文元写的《回顾与反思》，这样记载：
七六年清明的天安门事件，毛泽东看了简报，派了秘书到天安
门了解情况后，说：“悼念总理，歌颂永不翻案的人，剩下的我就
是现代秦始皇了”；
“不要瞒我，矛头是对着我的，在清算我二十七年的债！”
那么若问，联动，林立果们也可以算是“造反派”吗？为什么
不算？造毛泽东的反，不是造反派，还有谁敢说自己是“造反派”？
非要蒯大富是造反派？王洪文是造反派？不发生转化？“王侯将相宁
有种乎？”造反派宁有种乎？也讲“血统”？
昨天如何不论，今天造反，今天就是造反派！
十、人民文革批判
上面，我们曾经提到，“面对共产党整个的统治体系，李一哲
不强调造反派必须以哪一个特定集团为挑战对象。既然人民的造反
是为自己的利益奋斗，那么昨天它可以挑战刘少奇右派官僚集团，
今天它同样可以挑战毛泽东－中央文革左派官僚集团，全看社会运
动发展到的阶段，是谁（哪个集团）今天最障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是谁今天最侵害了中国人民各阶级的利益！”
从1976年的四五，到1979年的中国之春民主墙，不挑战毛泽东，
不否定毛泽东，支持邓小平，中国不能进步。我们这样作了。但1989
年后，在六四的血泊中“压倒一切”地稳固了自己的统治的右派官
僚阶级新老集团，在“彻底否定文革”口号下，消灭了一切人民民
主运动对他们的监察、制约和批判，今天，他们已经腐化到了什么
程度，他们与工人农民一切弱势阶级的阶级矛盾已经尖锐到了什么
程度，工人农民一切弱势阶级的阶级利益已经被他们侵害，“吸血”
，巧取豪夺到了什么程度，今天此时，不挑战邓小平路线，不推翻
邓小平右派官僚集团对毛泽东文革理论的“彻底否定”，就不能把
“造反有理”的民主武器交回到中国工人农民和一切弱势阶级的手
里，就不能给右派官僚阶级统治集团以最大的压力，今天的中国社
会，也就不能进步。
因此今天，谁坚持“彻底否定文革”，实践上他必然有利于今
天中国的保党派（也许他很“反共”）；谁坚持“人民文革”论，
实践上，他也必然有利于今天的造反派（即便他仅是温和的“文革
史家”）。
人民文革，是一种既肯定毛泽东，又批判毛泽东的文革理论。
肯定毛泽东，是肯定他寻求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实现形式的努力；肯
定他支持中国弱势阶级对官僚阶级的造反和批判。
立即有人会责问：毛泽东的发动文革的主观动机，真的是这样
么？
探讨毛泽东的主观动机是很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无论其动
机是什么，作为中国统治者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他提出这个问
题本身，就是应该肯定的。
今天没有太多人会反对“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
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他们记
忆中的恐惧和全部反对，不过是文革中的无法无天的暴行和无休止
的动乱。
但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李一哲不是早就指出，应该用社会
主义的法制，对人民造反的民主权利加以规范么？
几乎在同时，哲学家顾准1973年也在他的《直接民主与‘议会
清谈馆’》中设想到：
“我们不是有过武斗的两派吗？现在这两派还在互不服气。这
简直成了社会不安定的根源。使武斗两派服从民主规则来竞赛，祸
乱的因素就可变成进步的动力。”
顾准这里信口举例是以民主规则改造“武斗两派”。实质，他
与李一哲意见一样，主张应该，而且可以把人民在文革中使用的一
切合理的民主武器，“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
以及未上宪法的串连自由”，甚至“炮打司令部”的自由（最近焦
国标不就“炮打中宣部”吗？）等等，全部法制化，规范化，甚至，
将两派，改建成宪政下的两党，多党，使社会已经多元的阶级利益，
获得多元的政治代表和保障，为中国各阶级阶层提供一个法治社会
框架下，和平，有序，平等地进行政治制约、利益竞争的条件。
有人质疑，这不就是“民主宪政”吗？何必要提“人民文革”？
人民文革，强调的是人民为自己的利益进行的民众运动。一个
国家经常涌现的民众运动，不是坏事，是这个国家生命力旺盛的表
现。它能培植和凝聚社会的正气，抵抗和荡涤各种的腐朽，乌烟瘴
气，它能提醒国家的未来 ---青年们记住，除了吃喝玩乐和性欲，
还有国家和社会的责任。
人民文革，不能因害怕民众运动的腐败官僚们视之为洪水猛兽
而抛弃，相反，应该为一个健康的民主社会充分鼓励而善用。
西方的民主宪政，赋予各阶层人民的民主权利和人权保障，离
开了历史的民众运动是可以想象的么？我曾说过，假使美国，布什
鼓励广大群众公开地、全面地、依法有序地揭发美国的黑暗面（例
如批评美国司法，是有钱人的司法；美国的选举，是有钱人的选举
等），美国难道不会变得比今天更公道更光明么？
事实上，毛泽东的文革理论和实践，当年不是确曾对西方各国
争取自己权利的民众运动，产生过巨大的推动么？我们看到，西方
的左翼运动，不是今天还常常高举着毛泽东的画像和旗帜么？
批判地借鉴毛泽东的文革理论遗产，为今天的中国人民和世界
人民所利用，我要说得，就是这些。
2006年6月5日
美西海湾
xz7793@yaho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