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十批判書（紀念文革40周年）
王希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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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毛澤東批判
二、共產黨官僚批判
三、共產黨文革派批判
四、造反派極左派批判（楊曦光批判）
五、造反派右派批判
六、民主與法制批判
七、武鬥批判
八、“十年文革”論批判
九、聯動宣言--571紀要批判
十、人民文革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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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毛澤東批判
毛澤東與蔣介石，都是孫中山的學生。他們都是企圖為百年來
災難深重的中國尋找出一條救國救民之路，使中華民族自立於世界
民族之林的先進人物。
十月革命後，孫中山、蔣介石認為共產主義不適合中國，提出
和堅持中國的民族、民權、民生三民主義道路。毛澤東與五四後新
一代的中國知識分子則更向前激進左傾（三民主義已經是左傾），
心儀蘇聯，簡單判定了辛亥革命和北洋議會的失敗，認定了西方式
的經濟發展模式和西方式民主，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
救中國”。
毛澤東的一生，為“救中國”和“發展中國”的模式探索，這
是理解毛澤東的鑰匙。雖然，今天的實踐已經證明，三民主義是中
國更為正確的發展道路，但我們不能簡單以今天獲得的認識去全盤
否定毛澤東，因為，“所有一切人類思想，都曾經標誌着人類或一
部分人類所曾處過的階段，都對人類進到目前狀況作出過積極的貢
獻。最有害的思想也推動過思想鬥爭，而沒有思想鬥爭，分明就沒
有進步。”（顧准）
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思想，是逆潮流而動的。王希哲1980年曾
指出，從國際範圍觀察，50年代末萌芽，貫徹於60年代中的毛澤東
文化大革命思想，旨在維護斯大林主義，捍衛斯大林主義。而世界
潮流的進步，禁錮東方人民的共產主義體系瓦解的開始，正肇端於
斯大林主義的動搖。捍衛斯大林主義在中國，實際上是捍衛和加強
毛澤東對全黨和全中國的個人極權（王希哲：《毛澤東與文化大革
命》）。因此，從根本上來說，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思想和他為文
革所作的一切，都是應該否定的，批判的。
但毛澤東為捍衛斯大林主義的一切，仍然表現為一種對中國的
社會主義模式的探索。他承認斯大林存在許多問題，認為這在西方
民主制度下是不可能發生的。但50年代的社會主義還在上升。那時
認識條件下的毛澤東，不可能徹底懷疑社會主義，去求助西方民主，
他只能致力在社會主義的框架內，企圖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中國
人民，尋找出一條“社會主義民主”的模式來，以超過馬恩列斯對
共產主義的貢獻，確立自己的“第三個里程碑”。
顯然受託派的影響，毛澤東發現了共產黨專政下的社會主義體
制，很容易官僚化。“官僚主義者階級”與人民“是兩個尖銳對立
的階級”，“是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
這是社會主義社會體制內的基本的階級矛盾和基本的階級鬥爭。毛
澤東要給工人農民和下層“被壓迫小人物”提供一個造反的合法根
據和空間。他要“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由
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這就是所謂的“社
會主義大民主”，也就是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認為，這就是他為社會主義民主形式的探索，作出的偉
大貢獻。
但這個理論包含了一個不可克服的基本內在矛盾和衝突，就是，
“推翻官僚主義者階級”的階級政治鬥爭和革命，卻又只能在“無
產階級專政下”進行，也就是只能在共產黨專政的統治體系內進行，
不得對共產黨專政本身挑戰。但任何有機的運動，一旦被它的發動
者發動起來，就獲得了它自己的內在邏輯和發展軌道，它就必然要
與發動者原來的主觀框框，不斷發生嚴重的碰撞。
整個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悲劇，就發生在這個基本的內在矛盾沖
突之上。
二、共產黨官僚批判
這裡所說的“共產黨官僚”，指的是50－80年代那個中國的斯
大林式社會主義管理體制的人格化的階層。我們這裡以彭德懷、劉
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代表性的幾個人物，來進行分析。
彭德懷，最能代表理想主義老共產黨人的性格，他在廬山挑戰
了毛澤東，為的是1958年“一大二公”大躍進以來，人民遭受的苦
難。他甘冒粉身碎骨也要上書言事。他是“海瑞”。他為人民“鼓
與呼”，但他沒有也不可能想到要創造一種民主的制度，由這種制
度保障人民自己的“鼓與呼”。
劉少奇是典型機會主義官僚。他也曾發現甚至願意糾正毛澤東
的某些錯誤。但一旦發現毛澤東堅持錯誤，則立即逢君之惡，甚或
發展毛澤東之惡，60年代他把極左階級鬥爭推向極致，最後在文革
中葬送了自己。
周恩來也是機會主義官僚。與彭德懷一樣，他關心中國民生疾
苦，忍辱負重，極力希望排除干擾，儘快實現中國的“社會主義現
代化”。為此他獲得了全國人民上下一致的敬重。但他不能也不敢
挑戰毛澤東，他必須執行毛澤東。他也差點在文革中葬送了自己。
鄧小平，則是從劉少奇、周恩來式機會主義官僚轉化的“開明
官僚。”他1975年從周恩來手中全面接棒，即開始對國民經濟“整
頓”，到他1978年再次復出後，提出而執行至今的“改革開放”，
看出，他始終把國家的穩定和國民經濟的發展放在第一位。
可見共產黨官僚階層的特徵是，始終抓緊了中國經濟建設的發
展，把它視為確立共產黨對中國統治合法性的根本。不關心也想不
到要關心中國的民主化，不關心也想不到要關心怎樣建立保障中國
人民的民主權利的模式，相反，他們大多反感毛澤東對中國“社會
主義民主”模式的探索，一有機會，就毫不猶豫出手鎮壓人民各種
形式的造反，包括57年的“反右”，文革的“造反”，民主牆，直
到“六四”坦克的“平暴”。
客觀來說，不像今天，60年代的中國“官僚主義者階級”，總
體上說，還沒有發展到毛澤東誇張的“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
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的程度。1957年後，“反對各級領導就是反
黨，就是右派，就是社會主義敵人”的結果，雖然加劇了共產黨城
鄉基層各級官僚專橫作風的形成，對立了黨群關係，大饑荒後有限
經濟產品在此專橫作風下再分配的矛盾，更尖銳了黨群這“兩個階
級”的對立，但中國人民對“官僚主義者階級”的憤恨，還遠遠達
不到90年代後今天的普遍的水平。文革前夕，廣大“解放前”的貧
苦農民還沒有完全忘記共產黨分配土地的好處；特別是大城市新興
大工業廠礦的工人們，還多是剛剛進城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受
益者，，因此，他們還是共產黨官僚階級的基本支持者。
文化大革命爆發了。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代表的共產黨各
級官僚手裡，緊緊掌握了可以最終註定他們勝利的兩大基本優勢：
⑴ 他們是中國國民經濟發展的組織者和代表者；
⑵ 中國大半工農群眾還是社會主義的早期受益者，他們傾向保
黨，站在共產黨官僚一邊。
三、共產黨文革派批判
共產黨文革派以陳伯達、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人的中央文
革小組為代表。他們也曾是理想主義者。他們緊跟毛主席的路線，
要把人民發動起來，提倡人民的歷史主動性，去創造出一個新的實
現社會主義民主的模式。他們也曾相信這個模式就是中國式的巴黎
公社。因此，他們是劉少奇共產黨舊官僚精英們的反對派，是他們
的天敵。從站在毛澤東一邊糾正劉少奇、鄧小平們的“五十天白色
恐怖”，到批判“血統論”，批判資反線，要求把運動的重點指向
黨內各級當權派（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司令部”除外），他們始終
支持了被“十七年”官僚主義階級壓迫的民眾們的造反，成為了造
反派的後盾。
但是，“一月風暴”後的“中國式巴黎公社”，上海人民公社
被毛澤東以“黨委往哪裡擺？”的理由取消和“三結合革命委員會
的成立”，使他們率先明白了黨的統治形式是不能突破的。毛澤東
的文化大革命首要目標與其是要創造出一個社會主義民主的新形式，
不如說是黨內翦除政敵的權力鬥爭。
隨之而來的“二月逆流”，他們在中共軍事官僚面前的挫敗，
加速了他們向同樣的機會主義官僚集團的演變，不過他們是上升的
“新貴”，他們的貌似極左的面具不能丟棄。從此，他們的鼓動和
支持造反派對共產黨行政官僚和軍事官僚的進攻，都漸漸地演變為
一個統治集團向另一個統治集團爭權奪利和對民眾力量的利用。一
旦鬥爭失利，他們隨時會把沖在前面的造反派拋出去，作他們的替
罪羊。
既然鬧事、奪權是共產黨文革派的全部使命，中國的國民經濟
建設完全不在他們的視野之內，與共產黨行政官僚的優勢正好相反，
他們的劣勢是：
⑴ 他們是中國經濟建設的搗亂者和破壞者。中國國民經濟的
一切衰落和倒退，按共產黨行政官僚的指控，都要由他們承擔全責。
⑵ 中國大半保守工農群眾原來就不站在他們一邊。隨着他們
中國經濟建設的搗亂者和破壞者形像的深入傳播，他們更是失去了
中國絕大部分群眾的支持。
⑶ 甚至，由於他們經常地把造反派拋出去作替罪羊，製造了
造反派的分裂，也越來越失去了造反派真心的支持。
他們唯一的優勢就是能得到毛澤東的直接支持。但正如他們經
常地把造反派拋出去作替罪羊一樣，毛澤東一旦形勢不利，不但常
常抑制他們，也常把他們的重要成員拋出去作替罪羊（王力，關鋒，
戚本禹），這就更使他們處於劣勢。
這些戰略和戰役上比右派官僚先天的劣勢，也已經註定了他們
最後必然失敗滅亡的命運。
但是，始終沒有人注意到一個重要的現象，就是九大前後，中
共文革派的分化。陳伯達意識到了文革派中國經濟建設破壞者形像
對他們的致命，開始與張春橋、姚文元的“運動就是一切，目的是
沒有的”“伯恩斯坦主義”劃清界限，在他為林彪起草的九大報告
確定中心思想時主張“運動不能再搞了，現在主要的任務應該是抓
生產了。”報告的標題是《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
而奮鬥》。這就把六年後，周恩來在四屆人大報告中最獲人心的口
號提了出來。
中共文革派的這一重大轉折沒有成功。陳伯達被批判為“唯生
產力論”，報告稿被毛澤東否定，及被張姚《團結起來，爭取更大
勝利》的“繼續革命”報告稿代替。之後，陳伯達被歸入林彪集團。
中共文革派最後逃生的機會，也就被自己徹底葬送了。
四、造反派極左派批判（楊曦光批判）
早期階段的造反派沒有自己的代表性理論。
1967年秋冬至1968年春夏，造反派發生了全國性的急劇分化，
分化為造反派極左派和造反派右派，各自產生了自己的代表性理論。
這些理論其實全部圍繞着一個中心，就是解釋毛澤東所反覆號召的
“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底”，究竟是什麼的問題。
在“毛澤東批判”一節中，我已經指出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理論
“包含了一個不可克服的基本內在矛盾和衝突，就是，‘推翻官僚
主義者階級’的階級政治鬥爭和革命，卻又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
下’進行，也就是只能在共產黨專政的統治體系內進行，不得對共
產黨專政本身挑戰。但任何有機的運動，一旦被它的發動者發動起
來，就獲得了它自己的內在邏輯和發展軌道，它就必然要與發動者
原來的主觀框框，不斷發生嚴重的碰撞。整個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悲
劇，就發生在這個基本的內在矛盾衝突之上。”
湖南楊曦光的《中國向何處去》是1968年造反派極左派理論的
最典型代表。
楊曦光要求造反派相信毛澤東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底’
所要完成的任務”，和“最後結果”，中國將向中華人民公社的方
向去！“建立起一個”不同於現在社會的新的社會才是他們得到解
放的社會“。
為此，楊曦光號召“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革命必須實行。”
“我們的最低綱領是要推翻新官僚資產階級的統治”。
“解決這次革命的方法不但靠‘四大’，而靠武裝奪取政權，
靠國內革命戰爭。”
“中國‘紅色’資本家階級目前的總代表（是）周恩來”
楊曦光提出，“極左派應有自己的政黨”。文化大革命要由這
個極左派政黨來實現毛澤東的領導，以“帶動人民推翻新生的資產
階級”。
1968年，楊曦光理論的最大危害，是它塑造了一個楊曦光化的
“毛澤東”，激勵全國造反派去完成它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楊曦光
造反派們那時普遍還不能懂得，保障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轉，是一個
國家最基本最首要的職能。革命可以發生。但革命集團若不能在最
短的期間贏的政權，並立即有效地組織生產，由此帶來了經濟的破
壞、混亂或崩潰，它的下文就是失敗！
持久的革命，只能在擁有持久的革命根據地的條件下才能堅持，
而在革命根據地中，首要的職能，仍然是組織生產。楊曦光強調：
“文化大革命的綱領（中華人民公社）不實現，第一次文化大革命
就不可能結束。”這樣，他就把造反派無效的造反持久化，僵持化
了。這種僵持持久而無效的造反，勢必越來越脫離群眾，勢必輕易
被代表國民經濟正常運轉的共產黨行政官僚們輕易地攻擊為對國家
經濟建設的搗亂和破壞，並列為必須鎮壓的無可辯駁的藉口。
當然，楊曦光也注意到了一度奪得政權的造反派也曾組織生產。
他仿照列寧的描寫，寫得很精彩：
“社會忽然發現，沒有官僚自己不但不會活不下去，反而活得
更好，發展的更自由，更快。並不是象官僚們在革命前嚇唬工人們
的那樣，‘沒有我們，生產會崩潰，社會會混亂得一塌糊塗不可收
拾’。實際上沒有了官僚和官僚機構，生產力得到了很大解放，煤
炭部垮了，煤照常出，鐵道部垮了，運輸照常進行，省委各部都垮
了，各種工作照常進行，而且工人階級的生產熱情，主動性大大得
到解放，工人們在一月份後已管理工廠的情景，真是令人感動，工
人第一次感覺到”不是國家管理我們，而是我們管理國家“。第一
次是感覺得為自己而生產，幹勁從來沒有這麼大，主人翁的責任感
從來沒有這麼強，長沙紡織廠等地還創造了造反班等無數新鮮東西。”
但我們知道，這不過是文學的生花之筆，不是事實。依據文革
後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經濟統計數字，“動亂最嚴重的1967年，工農
業總產值比上年下降9.6%，1968年比上年又下降4.2%。 ”
1968年造反派在全國的被圍剿，為殺氣騰騰解放軍軍車開路的，
不是別的，正是這連續兩年嚴重下降的工農業總產值百分數字！
蒯大富團派理論，雖然遠沒有楊曦光的極端，更缺乏理想主義
的光芒，但毛澤東文革理論不可克服的內在基本矛盾仍然使它陷入
了“文革持久戰”，它仍然是用武鬥僵持的方式，來追求完成它不
可能完成的“造反派打天下坐天下”的任務。
毛澤東最肯定的恰是團派“造反派打天下坐天下”的理論。因
此他喜歡蒯大富，偏愛蒯大富。在數萬“工宣隊”圍剿下突圍，狼
狽來見的蒯大富大哭時，他親撫蒯大富陪蒯大富哭。但是，他不但
幫不了蒯大富回去“坐天下”，相反，派遣工宣隊圍剿蒯大富的“
黑手”，恰恰也正是他毛澤東！在清華，毛澤東“僵持”了自己；
像一切造反派極左派一樣，他自己也陷入了自己的怪圈；他自己也
無法突出自己設定的文革理論的基本矛盾。
毛澤東向蒯大富們解釋說，他不得不派出工宣隊圍剿，是因為
“你們脫離了工人，脫離了農民，脫離了部隊，脫離了居民，脫離
了學生的大多數。社會上說你們壞話的越來越多”。但這一切，無
非是文革僵持戰下，1968年國家經濟形勢的反映。最專制的君王也
不能向經濟條件發號施令，相反，哪怕違心，他也必須接受經濟條
件的指令，執行社會經濟條件的指令。
不可能突破共產黨的統治本身，而又要倚仗毛澤東的最高權威。
那麼失敗，滅亡，這就是造反派極左派的最後命運。
五、造反派右派批判
造反派右派理論，有清華4.14派理論家周泉纓代表。周泉纓的
理論與楊曦光理論，正好翻了個個：
4.14不承認十七年中國的階級關係是官僚主義者階級對工農大
眾的統治關係，因此否定文化大革命是“否定一切幹部，打倒一切
當權派，讓那些造反派掌權，來個‘大翻個兒’的革命”。
清華4.14從反工作組開始，就是造反派。但他們認為，造反，
與走資派作鬥爭，把他們趕下台，用新生力量代替腐朽力量，這就
完成了文化大革命階級關係的變化和政權問題的解決。
解決以後造反派幹什麼呢？
“掌權後的造反派應該做到：正確對待無產階級司令部、正確
對待自己、正確對待自己的盟友、正確對待受蒙蔽的群眾、正確對
待幹部。”五個“正確對待”。
實際上，就是及時，“正確”地明白自己已經完成了使命，命
該主動退出舞台。
而“以蒯大富為代表的紅衛兵政權並不是我們所期望的好政權，
我們已經對這種政權失去信心。”
怎麼辦？
周泉纓提出“勇敢分子”論。他說，蒯大富這樣的造反派是毛
主席用來打倒劉少奇的“勇敢分子”，他們的歷史使命已經完成，
但他們現在頭腦膨脹，常常干擾破壞中央的戰略部署，因此必須用
“鐵的手腕”將這些“勇敢分子”毫不留情地“捏得粉碎”，才能
穩定局面。
請特別注意，周泉纓在他聞名天下的《四一四思潮必勝》的結
尾，信心百倍地高呼到：
“誰能夠在革命期間盡力減少經濟破壞和各種混亂狀態，並且
在奪取勝利後，團結一切力量竭盡全力恢復這些不可避免的破壞，
穩定混亂狀況，誰能夠用‘鐵的手腕’打擊那些在大革命中‘露頭
角’的壞分子和一切犯罪行為、流氓行為、賄賂、投機等等現象，
誰能夠完成從那些‘趕時髦’‘貪圖祿位’的蹩腳的革命家手裡解
放出來的任務呢？只能是在毛澤東思想的光輝照耀下，在戰鬥中不
斷無產階級化的布爾什維克化的4.14派！
革命化的4.14必勝！“
顯然的，周泉纓的這番結論，是說到了日夜為國民經濟操心的
周恩來為代表的共產黨各級行政官僚的心裡去了！4.14的全部理論，
都是共產黨官僚可以接受的理論。甚至是當他們不得不跟着毛澤東
走，被迫接受文化大革命風暴的現實時，他們能夠選擇接受的一種
最合口味的“革命造反”理論。
文革以來，哪家的造反派曾把“革命期間盡力減少經濟破壞和
各種混亂狀態，並且在奪取勝利後，團結一切力量竭盡全力恢復這
些不可避免的破壞，穩定混亂狀況”，納入自己的綱領和宣言呢？
除了4.14，沒有了。僅憑這一條，“四一四必勝”就不是虛浮的叫
囂，而是註定的了！
文革中，沒有任何一種造反派理論曾引起毛澤東那樣的重視，
反對和反覆的評論：
“清華41.4說：4.14思潮必勝，我就不高興。說打江山的人不
能坐江山，無產階級打天下，不能坐天下？”
“我們傾向你們這一派。4.14必勝思想我不能接受。但要爭取
他們中間群眾，包括領袖中一些人。周泉纓的主要觀點是打天下的
人不能坐天下，說蒯大富只能把權交給4.14”
“還是要聯合，還是要蒯大富，沒有蒯大富是不行的，蒯大富
是偏左的，井岡山兩個。4.14右的。”
工宣隊進駐，“現在4.14高興，認為井岡山要垮了。我就不信，
我看井岡山還是井岡山。我就上過井岡山。”
但是，這個“井岡山還是井岡山”的蒯大富，終於在毛澤東親
手派遣的工宣隊“鐵的手腕”的圍剿下覆滅了。“我不能接受”，
“我就不高興”的4.14還是勝利了。
而再過十年，“當鄧小平終於復辟成功時，可以說4.14思潮是
確確實實地最終勝利了”（借文革史家宋永毅評論）。
還要提醒注意一點，周泉纓代表4.14思潮向中央文革批判的鋒
芒，一次又一次指向的是陳伯達。我沒有找到直接證據陳伯達多少
受到了周泉纓的影響，但是第二年，1969年九大前夕，陳伯達與中
央文革極左派分裂，走向“反對運動就是一切”的“唯生產力論”，
應該不是偶然的，不聯繫周泉纓4.14思潮的衝擊，陳伯達一人忽然
偏離他一貫的中央文革極左立場，發生右傾，便是很神秘的了。
可以猜測說，“陳伯達唯生產力論思潮”，就是侵入和分裂了
中央文革的4.14思潮！
六、民主與法制批判
李一哲不認同楊曦光們的造反派極左派理論：
1 、不能贊成文革的綱領是要“徹底推翻新官僚資產階級的統
治”，建立中國巴黎公社。認為這是嚴重脫離60年代中國最廣大工
農群眾的基本政治立場和政治態度的。
2 、楊曦光們不能向造反派提出和要求他們完成他們根本不能
完成的任務。這實質是動人口號下的冒險主義。它只能延長和擴展
社會不必要的動盪和混亂，最終被當作炮灰和替罪羊。我們只能盡
力爭取這次文化大革命中，我們可能爭取到的東西。
3 、李一哲更不能同意把周恩來視為必須推翻的共產黨官僚階
級的總代表。它絕對違背了民心民意。認為這是“在‘打倒領袖’
這一口號掩飾下，實際上竟把一些胡說八道、滿口謬論的新領袖拉
出來代替那些對普通事物還能持常人見解的老領袖。”（列寧）
李一哲可以贊同4.14周泉纓們的造反派右派理論，但不滿意它，
因為在它那裡，造反派除了認清自己是毛澤東的政治工具，沒有自
己的利益和要求，這就完全消極。李一哲看來，造反運動，它可能
爭取到，也應該去爭取的目標，是“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
李一哲的基本主張是：
任何以“推翻”為目標的革命，自然不要法制，不受任何法律
束縛。文化大革命既然不是“推翻”的革命，就必須要有法制，就
必須是有法制的群眾民主運動。官民雙方，都必須平等在法制的保
障和約束之下，任何一方都不得無法無天。沒有任何人可以有超法
律的特權。
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不在打倒幾個什麼具體的“走資派”，而
是要將社會主義社會人民最根本的權利，即“人民對國家和社會的
管理權”，“對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的監督權”制度化，法制化。
要將這場文化大革命中人民群眾廣泛行使起來的“言論自由、出版
自由、集會自由、結社自由以及未上憲法的串連自由”，全部得到
四屆人大新憲法的確認，合法行使下去。
政治反對派合法化。一派造反奪權掌權不是民主，“一派壓一
派是不靈的”。政治犯和思想犯應該廢除。不然，“人民民主專政
將變成人民派別專政”，“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變成最厲害的殺人武
器。”
穩定國民經濟，反對極左經濟政策。要求把現階段一切合理的，
行之有效的經濟政策以法律的形式確定下來，激勵勞動者的積極性，
以利中國工農業，科技文化的發展。
對比一下。李一哲文革理論與楊曦光省無聯們，周泉纓4.14們
文革理論的根本異同在哪裡呢？
第一，楊曦光、周泉纓們一左一右仍然把文化大革命綁在“毛
澤東偉大戰略部署”的戰車上，為造反派解說毛澤東的意圖。李一
哲強調的是，中國人民掌握民主的武器，要求將之法制化，制度化
後，不再是為別人火中取粟，而是“為自己的政治、經濟利益而斗
爭”。因此，它是不受操縱的獨立的人民民主運動。
第二，面對共產黨整個的統治體系，李一哲不強調造反派必須
以哪一個特定集團為挑戰對象。既然人民的造反是為自己的利益奮
斗，那麼昨天它可以挑戰劉少奇右派官僚集團，今天它同樣可以挑
戰毛澤東－中央文革左派官僚集團，全看社會運動發展到的階段，
是誰（哪個集團）今天最障礙了中國社會的進步？是誰今天最侵害
了中國人民各階級的利益！這一點，下面的“人民文革批判”，還
要重點再談。
第三，李一哲向毛澤東的絕對權威挑戰。表面看，楊曦光理論
號召推翻共產黨官僚階級和制度，李一哲要求民主與法制，比李一
哲激進。但楊曦光理論的支撐，倚仗的仍然是毛澤東個人的絕對權
威。他闡述的“毛澤東”雖然極端，但畢竟與毛澤東還是非常近似。
“恰好在這種革命危機時代”，楊曦光還是要仰望“毛澤東”來給
他以幫助。借用毛澤東的名字，戰鬥口號和衣服，企圖“用這種借
來的語言，演出世界歷史的新場面。”它表面激進的背後，隱藏了
實質的保守。
有人說，這是“打着紅旗，顛覆紅旗的一種方式”。但它是非
常的脆弱的，它也從未起到“顛覆紅旗”的任何實際作用。事實上，
共產黨“無產階級司令部”大員對它動了動指頭，它就立即煙消雲
散。
但李一哲發現民主制度不能在中國法制化，制度化地建立起來，
正是由於毛澤東絕對權威。不許挑戰毛澤東的絕對權威，已經成了
中國全面封建性復辟的特徵，是新的“禮治”。文革的造反運動，
無論他出於任何目的對毛澤東絕對權威的藉助，維護和強調，事實
都是在強化這一套現代中國的“禮治”。因此：
我們“對秦始皇不表尊敬的態度。”
“‘天才史觀’簡直取消了八億個大腦。”
“現在，人們看得很清楚了，林彪從天才史觀出發，搞了那麼
一套‘體系’。這是一套現代的‘禮’。他就是用這一套‘禮’來
治黨、治國、治軍的。這就必然把我們的黨‘治’成君臣父子黨，
把我們的國家‘治’成封建性的社會法西斯專制的國家”
“還有什麼能比‘誰反對毛澤東思想就打倒誰’的原則更能成
為維護林彪體系‘禮治’的神聖支柱呢？”
於是，李一哲大呼：
“要法制，不要‘禮治’”！也就是不要“毛澤東思想治”！
總之，突破毛澤東權威。這就大大跨過了周泉纓、楊曦光們。
中國社會秩序和革命秩序，不是靠“絕對權威”來保障，而是靠至
高無上的法治來保障。“絕對權威”下的秩序，必然是封建的“禮
治”，也就必然的要演變成社會法西斯主義。
七、武鬥批判
對文革中各類血案和武鬥，不能不分青紅皂白。應該分清性質
武鬥，包含了兩個概念，一個是語文鬥爭的反面，表現為皮肉
私刑的揪斗，它是孤立個體的。一個是兩方面勢力的武力鬥爭，它
是群體雙方的。
一般來說：
⑴ 1966年“紅八月”的“武鬥”，是“血統論”紅五類紅衛
兵對“地富反壞”“牛鬼蛇神”的私刑。這是劉少奇、鄧小平共產
黨官僚為蓄意轉移毛澤東文革朝向他們的鋒芒，企圖把它變成又一
場反右派運動，而縱容煽動起來的對無辜民眾的流血迫害。它是共
產黨官僚在文革中對人民欠下的一筆血債。
但對所謂“老紅衛兵”也應該實事求是。不能今天反過來用筆
殺人，隨意指控一切老紅衛兵必須人人向血案負責。事實上，不少
中共高級幹部子弟老紅衛兵，高中以上的，政治相對成熟，家庭熏
染使他們較早懂得“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因此，他們的一些
人曾出面力求制止私刑泛濫，得到群眾歡迎，是有史實文獻證據的，
是可信的，總比不出面制止好。什麼“打得好，但不要打了”的評
論是不公道的。“不要打了”，就是對“打得好”的敷衍肯定，實
質否定。文革研究，應該客觀公正地聽取一切當事人的分辯。而且，
也正因為有他們的制止呼籲而得不到及時制止，才更能證明，“紅
八月”駭人聽聞的大量私刑迫害，其真正責任人，毛澤東外，確是
劉少奇共產黨官僚集團無疑。
⑵ 1967年夏秋，展開於各省保黨派與造反派之間的“武鬥”，
實質不是武鬥，而是共產黨右派軍事官僚，為防止火燒向自己而武
裝地方保黨派，操縱保黨派對造反派實行的軍事遏制和鎮壓。大量
血案的首要發動者是保黨派武裝組織，主要責任人是共產黨右派軍
事官僚。
⑶ 1968年春夏，在北京和許多原保黨派瓦解後的省（省會）
發生的造反派分裂為類“團派”和“4.14”派後的武鬥，才是文革
中真正意義上的武鬥。雙方為自己的派別利益平等地動武而斗。江
青的“文攻武衛”說，為其煽風點火。一般說，勢力較大者，或再
有背景者（如蒯大富派有毛的認同），或有新貴勢力人物（如四川
劉、張）撐腰者，多是武鬥的進攻者和流血事件的主要責任人。
⑷ 1968年夏秋，為貫徹“7.3 ”、“7.24”布告，解放軍直
接出動（特別在廣東 、廣西）對“不聽話造反派”的軍事
掃蕩、圍剿和“殲滅”，就更不是什麼武鬥，而是屠殺了。韋國清、
卜占亞們是這樣從毛澤東那裡領得聖旨的：
“發一個全國性的布告，誰如果還繼續造反，...就是土匪，
就是國民黨，就要包圍起來，還繼續頑抗，就要實行殲滅。”
“在布告上寫清楚，給學生講清楚，如果堅持不改，就抓起來，
這是輕的。重的實行圍剿。”（毛澤東《接見五大領袖談話》）
⑸ “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是遠比“紅八月”更殘酷萬倍的
紅色恐怖運動。這個有組織的長達兩年，遍及全國城鄉的迫害運動，
它的武鬥私刑給無辜民眾帶來的傷殘和死亡，是“紅八月”幾條銅
頭皮帶帶來的死亡，望塵莫及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對這場恐怖的興
趣和眼淚，不知為何，遠遠比不上“紅八月”）。而“清理階級隊
伍”，正是毛澤東在軍事掃蕩造反派的基礎上，批示全面展開的。
它的目的，正是為了清除造反派楊曦光式“翻天”的一切可能的“
階級基礎”。
八、“十年文革”論批判
三年文革還是十年文革？有意義，但未必有太大的意義。
毛澤東是文革的發動者。依毛澤東文革的經典定義，發動廣大
群眾對官僚階級造反，自下而上揭發我們的黑暗面。那麼當然是以
1968年造反派被徹底“殲滅”，“全國山河一片紅”，1969年4月
“九大”的“勝利召開”為標誌文革結束。也就是“三年文革”。
以後，直至1976年十月政變，捉拿“四人幫”，華國鋒宣告文革結
束，都只是文革的餘緒。
1974年批林批孔，毛澤東忽然說“文化大革命八年”，不過反
映了在林彪事件的嚴重打擊下，毛澤東自己也已昏迷失去了方向，
從一個站在中國政治頂峰上操控一切的雄主，墮落為一個走一步看
一步的病態的機會主義老人了。永無結束的“文化大革命”，也就
否定了自己的文化大革命。
當然，“十年文革”，也準確反映了共產黨右派官僚，從背時
打倒，到時來運轉的那個周期。他們完全接受“十年文革論”。他
們是今天中國的統治者，他們的意志就是中國話語的主流。三年，
十年，何必辯論呢？就各說各的好了，不妨礙什麼。
九、聯動宣言 --571 紀要批判
從思想脈絡看，林立果的“571 工程紀要”，不過是一份以軍
事政變執行計劃面目再次出現的67年元月1日“聯合行動委員會（聯
動）宣言”。
“中央文革（毛澤東）把我們逼上梁山，我們不得不反！”作
為中國最高統治階層的“紅色接班人”，因父母面臨的政治危機，被
迫鋌而走險，走上反中央文革，反毛澤東的道路，林立果與聯動的領
袖們，是一樣的；
他們認為，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是一條托派主義的極左路線，
也是一樣的；
在這條極左路線下，“他們（毛澤東、中央文革）的革命對象
實際是中國人民，而首當其衝的是軍隊和與他們持不同意見的人。
他們的社會主義實質是社會法西斯主義，他們把中國的國家機器變
成一種互相殘殺，互相傾軋的絞肉機，把黨內和國家政治生活變成
封建專制獨裁式家長制生活。”這些論斷，571 紀要與聯動宣言，
也是一樣的。雖然聯動宣言使用的，是“堅決、徹底、全面、乾淨
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員會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取締一切專制制度，
保證民主集中制在黨內生活中得到堅決的貫徹，保證中央各級黨委
黨員的生命安全”，這樣的表述。
認為毛澤東已經成為“後期的斯大林”，是“中國歷史上最大
的封建暴君”，是“當代的秦始皇”，林立果與聯動領袖們更是一
樣的。
不同的是，聯動和它的領袖們只敢也只能憤怒地吵鬧，沖沖公
安部，而林立果和他的小艦隊則秘密地制定武裝起義計劃：“要以
暴力革命的突變來阻止和平演變式的反革命漸變”。
再不同的是，聯動哪怕口頭的“造反”，依靠的也僅僅是他們
“血統”決定的小圈子的所謂“中央、軍委、省市委革命幹部子弟”
，林立果的造反，起碼在它的計劃中，它要利用和“團結”的，卻
是文革中，中國全社會受毛澤東和中央文革極左政策損害而不滿的
一切階層。
我並不熱心林彪及其家族的翻案。雖然文革過來的人都能記得，
“571 工程紀要”對中國人民的徹底的醒悟多麼重要，對毛澤東專
制的打擊多麼嚴重，但是，我在我的自傳《走向黑暗》中，早已寫
道：
“他們（林彪集團）看到了他們這個集團夥同毛澤東、江青對
中國造下的孽所帶來的天怒人怨。他們發現自己是坐在火山上，他
們現在陰謀反毛了，便反轉來，企圖利用這座火山，把造孽的責任
統統推到毛的身上。
他們終於失敗了。但他們承認了這座火山，並第一次向各階層
人民揭露了這座火山，卻不能不是‘571 工程紀要’的歷史貢獻。
從此，‘民富國強’的口號，‘反對秦皇封建專制’的口號，便為
李一哲大字報所接受並薪火一般，向‘四.五天安門運動’，‘七
九中國之春運動’，……一波一波地傳了下去。“
有人否認天安門“四五運動”是文革中一步步發展起來的人民
造反運動的一環。他們說，“所謂‘四五運動’就是受到文革打擊
之中共官僚精英出動其子女向平民階級的政治代表（毛澤東、中央
文革）進行猖狂反撲的反文革的運動。”
一九七六年天安門所謂“統統都造反了，站到反對毛一邊的主
要骨幹力量，恰恰就是聯動分子”。
不！四五是廣大群眾與造反派右派（“4.14”－李一哲派）及
部分早期反中央文革分子（包括聯動分子）的合流，是受到毛澤東
專制文革打擊之所有受迫害階級、集團、勢力團結起來，不分黨派
向毛澤東、中央文革集團進行“反撲”的反毛澤東文革的運動。
這正是王希哲所定義的“人民文革”，一點不開玩笑！
據姚文元寫的《回顧與反思》，這樣記載：
七六年清明的天安門事件，毛澤東看了簡報，派了秘書到天安
門了解情況後，說：“悼念總理，歌頌永不翻案的人，剩下的我就
是現代秦始皇了”；
“不要瞞我，矛頭是對着我的，在清算我二十七年的債！”
那麼若問，聯動，林立果們也可以算是“造反派”嗎？為什麼
不算？造毛澤東的反，不是造反派，還有誰敢說自己是“造反派”？
非要蒯大富是造反派？王洪文是造反派？不發生轉化？“王侯將相寧
有種乎？”造反派寧有種乎？也講“血統”？
昨天如何不論，今天造反，今天就是造反派！
十、人民文革批判
上面，我們曾經提到，“面對共產黨整個的統治體系，李一哲
不強調造反派必須以哪一個特定集團為挑戰對象。既然人民的造反
是為自己的利益奮鬥，那麼昨天它可以挑戰劉少奇右派官僚集團，
今天它同樣可以挑戰毛澤東－中央文革左派官僚集團，全看社會運
動發展到的階段，是誰（哪個集團）今天最障礙了中國社會的進步？
是誰今天最侵害了中國人民各階級的利益！”
從1976年的四五，到1979年的中國之春民主牆，不挑戰毛澤東，
不否定毛澤東，支持鄧小平，中國不能進步。我們這樣作了。但1989
年後，在六四的血泊中“壓倒一切”地穩固了自己的統治的右派官
僚階級新老集團，在“徹底否定文革”口號下，消滅了一切人民民
主運動對他們的監察、制約和批判，今天，他們已經腐化到了什麼
程度，他們與工人農民一切弱勢階級的階級矛盾已經尖銳到了什麼
程度，工人農民一切弱勢階級的階級利益已經被他們侵害，“吸血”
，巧取豪奪到了什麼程度，今天此時，不挑戰鄧小平路線，不推翻
鄧小平右派官僚集團對毛澤東文革理論的“徹底否定”，就不能把
“造反有理”的民主武器交回到中國工人農民和一切弱勢階級的手
里，就不能給右派官僚階級統治集團以最大的壓力，今天的中國社
會，也就不能進步。
因此今天，誰堅持“徹底否定文革”，實踐上他必然有利於今
天中國的保黨派（也許他很“反共”）；誰堅持“人民文革”論，
實踐上，他也必然有利於今天的造反派（即便他僅是溫和的“文革
史家”）。
人民文革，是一種既肯定毛澤東，又批判毛澤東的文革理論。
肯定毛澤東，是肯定他尋求中國社會主義民主實現形式的努力；肯
定他支持中國弱勢階級對官僚階級的造反和批判。
立即有人會責問：毛澤東的發動文革的主觀動機，真的是這樣
麼？
探討毛澤東的主觀動機是很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無論其動
機是什麼，作為中國統治者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袖，他提出這個問
題本身，就是應該肯定的。
今天沒有太多人會反對“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
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他們記
憶中的恐懼和全部反對，不過是文革中的無法無天的暴行和無休止
的動亂。
但這個問題是可以解決的。李一哲不是早就指出，應該用社會
主義的法制，對人民造反的民主權利加以規範麼？
幾乎在同時，哲學家顧准1973年也在他的《直接民主與‘議會
清談館’》中設想到：
“我們不是有過武鬥的兩派嗎？現在這兩派還在互不服氣。這
簡直成了社會不安定的根源。使武鬥兩派服從民主規則來競賽，禍
亂的因素就可變成進步的動力。”
顧准這裡信口舉例是以民主規則改造“武鬥兩派”。實質，他
與李一哲意見一樣，主張應該，而且可以把人民在文革中使用的一
切合理的民主武器，“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結社自由
以及未上憲法的串連自由”，甚至“炮打司令部”的自由（最近焦
國標不就“炮打中宣部”嗎？）等等，全部法制化，規範化，甚至，
將兩派，改建成憲政下的兩黨，多黨，使社會已經多元的階級利益，
獲得多元的政治代表和保障，為中國各階級階層提供一個法治社會
框架下，和平，有序，平等地進行政治制約、利益競爭的條件。
有人質疑，這不就是“民主憲政”嗎？何必要提“人民文革”？
人民文革，強調的是人民為自己的利益進行的民眾運動。一個
國家經常湧現的民眾運動，不是壞事，是這個國家生命力旺盛的表
現。它能培植和凝聚社會的正氣，抵抗和蕩滌各種的腐朽，烏煙瘴
氣，它能提醒國家的未來 ---青年們記住，除了吃喝玩樂和性慾，
還有國家和社會的責任。
人民文革，不能因害怕民眾運動的腐敗官僚們視之為洪水猛獸
而拋棄，相反，應該為一個健康的民主社會充分鼓勵而善用。
西方的民主憲政，賦予各階層人民的民主權利和人權保障，離
開了歷史的民眾運動是可以想象的麼？我曾說過，假使美國，布什
鼓勵廣大群眾公開地、全面地、依法有序地揭發美國的黑暗面（例
如批評美國司法，是有錢人的司法；美國的選舉，是有錢人的選舉
等），美國難道不會變得比今天更公道更光明麼？
事實上，毛澤東的文革理論和實踐，當年不是確曾對西方各國
爭取自己權利的民眾運動，產生過巨大的推動麼？我們看到，西方
的左翼運動，不是今天還常常高舉着毛澤東的畫像和旗幟麼？
批判地借鑑毛澤東的文革理論遺產，為今天的中國人民和世界
人民所利用，我要說得，就是這些。
2006年6月5日
美西海灣
xz7793@yaho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