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用做一個比方來開始引出這個話題。如果你的家很貧窮，你三餐都不保，穿得破破爛爛，而你的父母卻瞞着你把好吃的好喝的好看的送給隔壁的張三去，你會認為正常嗎？你一定會有一種後娘養的感覺。

當我看到剛剛解密的外交檔案，才知道1960年底以前我國對外援助逾40億元的時候，一種“後娘養的感覺”不禁油然而生。

我們都知道，50年代的中國是世界上最需要輸血國家。全國剛剛解放，中國是個一空二白的爛攤子，國庫空虛，經濟處於崩潰邊緣，民眾急需安養生息，各行各業百廢待興。在自己的物資還很緊張的情況下，政府卻大筆一揮向外國實施援助。據記者粗略統計，除越南和蒙古外，到1960年底，我國提供援助的國家還有：朝鮮、柬埔寨、尼泊爾、緬甸、馬里、烏干達、剛果、喀麥隆、伊拉克、敘利亞、埃及、阿富汗等，一共22國。支援的物資除了直接的匯款外，還有大米、麵粉、葡萄乾、酒、電爐、輪船、電話機、卡尺、燈泡等等，

在我們的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全國人民都吃不飽飯，有的地方整村整村地餓死人，甚至發生“人吃人”的現象，有的村莊為了掩蓋慘狀維護形式大好的局面，甚至派兵駐守住交通要道，不讓災民出去要飯。就在這樣的悲慘形勢面前，我國仍然“慷慨解囊”。如1960年，我們援助幾內亞10000噸大米，還宣布“向剛果提供5000噸至10000噸小麥或大米”。如此“慷慨”，“慷”的是誰的“慨”。中國人喜歡把國家比做家庭，把政府比做父母，把百姓當作兒子。可你們看過父母寧願把自己的兒子餓死，也要結友國之歡心嗎？

有人說，新中國成立當時孤立無援，需要結交國際上的盟友。可是國際政治是以實用主義為原則的，一切以本國的利益為主導，有利益的時候可以結交，沒有利益的時候，就棄如鄙履。那個時候的中國，國家利益本應是把有限的資金用到自己最需要的地方去，而不是打腫臉蛋充胖子，把自己都享受不到的葡萄乾、高檔酒獻給“友邦”。毛澤東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政治家，他是一個具有封建思想的皇帝。在毛澤東的頭腦里，他個人的利益就是國家利益。中國與這些受援國的關係，還是央央大朝與番邦的關係，其出於面子考慮大於實際利益的考慮，歸根結底也是維護他個人的面子。比如1953年8月，印度北部洪水泛濫成災，中央國際活動指導委員會建議中央，我國援助印度10.5億元人民幣，當毛澤東主席了解到蘇聯捐贈了25萬盧布(約合人民幣17億)時，批示“款數似應增加至十五億或廿億人民幣”。在他眼裡，中國人民的實際承受能力可以忽略不計，而這個面子卻丟不起，所以援助金額必須要超過蘇聯。他要中國人民勒緊褲腰帶大搞外援，與慈禧太后的“寧與友邦，不於家奴”如出一轍。中國是他的中國，吃不吃紅燒肉是他的自由，可人民卻被剝奪了填飽肚子的自由。

這些用錢維繫的“友邦”，能友到哪裡去，吃完了還會伸手要，這樣的友邦無異於流氓。越南曾經是中國的“兄弟國家”，為此中國一直對越南提供援助，除了直接的物資援助外，還援建鐵路、農業援助、建獸醫院、家畜防疫藥劑製造廠等，還有碾米廠、汽油庫、火柴廠、加固水壩等等。到了80年代，中越交惡，當解放軍浴血奮戰搶占了越軍據點的時候，卻發現越南軍隊吃的是中國的援越大米。吃了你的還打你，這叫做哪門子的兄弟。我們對朝鮮的援助更可謂源遠流長直到現在。可是朝鮮印製人民幣偽鈔的時候，怎麼就不想想我們對他的援助。50年代我們支援過的印度，也在60年代初因為邊境線問題與中國打了一場戰爭。中國贏了，卻失去了更多的土地，這是後話。

中國援助別國不遺餘力，可當自己發生了天災人禍的時候，卻又來了一個“夾屎硬”，悍然拒絕別國的援助，以維護“社會主義優越性”的面子。今年是唐山大地震30周年，當年大地震發生之後，美國、英國、日本等國就主動提出要提供無償援助的事宜。可中國外交部正式謝絕日本政府願意提供援助的表示，《人民日報》也發表社論，明確地指出“自力更生的救災努力說明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考驗的人民是不可戰勝的，說明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制度具有極大的優越性。”曾經擔任國防部長的遲浩田透露，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的華國鋒率領中央慰問團在災區的帳篷里說，“外國人想來中國，想給援助，我們堂堂中華人民共和國，用不着別人插手，用不着別人支援我們！” 後來遲浩田回憶說，“我們當時聽了很激動，鼓掌、流淚，也跟着那麼喊。多少年後才知道是幹了大蠢事！自然災害是全人類的災害，我們每年不也都要向受災國家提供那麼多的援助麼！” 試想哪個父母，願意看着自己的兒子在災難中慢慢死去而不願接受別人的幫助。

我是唐山大地震那年出生的，比起50年代出生的長輩們我已是萬幸了，可我還是有一種“後娘養的”感覺。如今中國正處在百年未遇的“盛世時期”，可還有千千萬萬交不起學費讀不起書的孩子，還有以億記的收入低微缺醫少藥的農民，可我們政府卻把把大筆的美元資金支援給阿根廷，在國家元首出訪前把大筆的資金用來下訂單買飛機打前哨，而不是考慮為人民的福利增加投資。在老牌工業化國家普遍經濟不景氣的時候，這些大筆的訂單顯然是雪中送炭，而外國人民也不見得就此感激，還是經常以貿易壁壘的形式阻止中國產品的輸入，或旨高氣昂地壓迫人民幣升值以減少出口。本來中國的勞動人民在全球化下犧牲頗多——壓低的工資、超常的工時，出口的減少意味着收入進一步減少。中國政府的做法實在令外國人迷惑，一方面好像中國還屬於貧窮的第三世界，另一方面，卻大手大腳，奢侈豪華。用家庭來做比方，就像在我家，父母穿金戴銀，出手闊綽，而我卻穿破衣睡草蓆，只讓每天吃飽而已，父母對我的撫養義務還要我花錢一樣，怎麼能讓我不覺得我是後娘養的呢？

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當年的這些援助項目雖然屬於光明正大、高尚的“慈善事業”，可為什麼要對數據保密呢？而且還要保密40年呢？瞞了人民偷偷摸摸地干“慈善事業”，是怕人民“吃醋”嗎？這更加加深了我的懷疑——中國人是後娘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