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丁東先生訪聶元梓文，以個人對常溪萍死因的一點追憶來看中共的“政治審判”

丁東先生在其《追隨毛澤東的“反革命”——重訪原首都高校“紅衛兵”領袖》一文的第二節，
“當年對聶、蒯、韓的審判” 中，提到當時認定的聶元梓“五大罪行”中，只有聶案的後兩項
罪名（即害死常溪萍、害殘鄧朴方），“應當說聶元梓有一定的責任”。聶在法庭上則辯稱，僅
對常溪萍之死，有間接的責任。

其實，中共對文革“造反派”，總體上是“政治審判”。丁東在文中披露了“黨比法大說不清”
的彭真的一段談話：

劉貫一在1985年給胡耀邦寫了一封信，其中引用了一記者與有關方面負責人的對話，
時間是聶剛判刑不久：
記者問：“聶元梓的問題是怎麼回事？”
負責人說：“我們不主張判刑。”
記者說：“那怎麼判那麼多年？”
負責人說：“彭真同志講：‘這樣的人不判刑什麼樣的人判刑？’我說：‘那判十年吧。’
但彭真卻說：‘不行，判十七年。’我表示不好執行，認為沒什麼依據，對彭真說：
‘林、江主犯判十七年，這總是追隨吧。’但彭真同志不同意，說：‘那有什麼標準！’”
就這樣以中央政治局的名義下達政法委員會執行的。[12]

這位記者與有關方面負責人的對話雖然有待核實，
但從已經披露出來的有關兩案審判的信息可以確知，這些人的定罪量刑都由高層領導人自行決定。
比如原來高層主張判江青死刑，陳雲不贊成，結果改成了緩期執行。顯然，在“文革”主要案犯的
審判中，判什麼人、定什麼罪，並不是由法官或合議庭決定，法院不過是執行高層領導人達成的共
識或妥協結果。當時審判了數百人，誰判刑、誰不判刑、判誰多少年，都是中央領導人決定的。

現在，我以自己的親見親聞來為彭真~鄧小平對聶元梓所作的“政治審判”作個見證。

一、常溪萍問題連着鄧/彭，又關繫到毛文革能否展開的上海市委

常溪萍是以華東師大黨委書記兼校長的身份，在1964年“高校9評運動”（後稱“四清”）時，
由柯慶施市委派遣加入當時陸定一中宣部的“北大四清工作隊”的，負責聶元梓所在的哲學系，
其時北大工作隊的總負責為張盤石。

我親聞常溪萍後來多次說，當時聶元梓等搞四清，按劉少奇的“後十條”精神，左風猛刮，殘酷打擊一大批。
1965年元月，毛的《廿三條》出籠，常以為“糾偏”機會難得，便欣然跑中央書記處向彭真告狀。
彭真見獵心喜，便教常溪萍把告狀信改成鄧小平抬頭，由他呈送以震動全局。不久，鄧即批示稱：
“我看常溪萍的意見是對的。北大四清頂牛過火，張盤石同志要調出。”令出法隨，張立即被免職。
按聶元梓後來的說法是“右派從此對北大左派反攻倒算，一片白色恐怖”。對此，文革初常溪萍
解釋為“那是陸定一與彭真在那裡互斗”。余意，這是中共高層左右的派性惡鬥，最後雖使常頭被夾扁，
但當時常溪萍卻立即被提為上海市委教衛部長。

1966年八月中央十一次全會。會議休息期間，上海市長曹荻秋匆匆趨前向橫臥沙發的鄧小平一鞠躬，並請示：
“聶元梓批常溪萍的大字報，可否張貼？”鄧慵懶回話“我看就不要貼了罷？”於焉，上海市委吃定心丸。
待到十月中鄧在中央工作會議失勢，十二月聶來滬張貼“第二張馬列大字報”（有阮銘等共署），上海市
委陳曹及華東局魏文伯決定“棄常自保”，於是市委書記們在會上像今日麥卡徐一般，在電視撕啞嗓門高呼：
“打倒大叛徒常溪萍！！”我聽當時現場，常溪萍的發言立即轉為哭腔，即明白常精神防線已潰。
即此而論，迫使常後來走自殺之路的，舊上海市委當是首功。

二、清隊中的最後一擊

1968年五月清隊中，一次召開全校的批常溪萍大會，我在“反動學生”專列。
造反派正對常校長“觸及皮肉”之際，忽然我們“專列”中出了個好漢名XUXX的，竟出列趨前，向常一鞠躬！
於是大嘩，立即被關。事驚市革會，張春橋認為必須從嚴從重從快。一周后，即將XUXX判十三年重刑！
消息傳到師大的第二天，隔離中的常溪萍即以解手為由，從二樓跳了下來。
常墮樓之後，尚未斷氣。有看守的工宣隊恨聲責問：“作啥跳樓？阿是向黨示威？！”
常溪萍喘息回話“是不小心，跌......跌下來的......”。衛生所草草，結果死了。
我看，這是常校長心如死灰，又不忍再因此連累更多無辜學子的心態，使他選擇了“自行了斷”。

此事，毛共中央/上海舊市委/上海市革會，本都有罪，卻只由“熱圓子”（滬人對聶愛稱）頂罪受刑責。
於是想到張盤石被革職時說過的一句話：“公道不公道，只有天知道！”
聶元梓者，亦“絞肉機”中鑼絲釘也。黨國，黨的意志（或曰寡頭意志）上升為國家意志，是為“法”。
既如此，也不必再鳴冤：“黨要民亡，不得不亡”，黨的需要而已矣。
（換了王希哲X民運亂法紅暴們今日的說法則為：“（運動/大勢）需要他（指趙ZY）是甚麽就是甚麽！”）

嗚呼，有如此“鬥士”，就有如此“法治”。
但我還是要留下一筆歷史的真實記錄——悠悠百年，後來自有能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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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錄丁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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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當年對聶、蒯、韓的審判

至於聶案的後兩項罪名，應當說聶元梓有一定的責任。1966年6月3日她確實在上海的華東師範大學校部辦公樓前貼出大字報，批判時任該校黨委書記的常溪萍。常1964年擔任北大“社教運動”工作組負責人時曾打擊過聶元梓。毫無疑問，批判常溪萍是聶元梓的錯誤。後來，常溪萍被華東師大的“造反派”打倒，1968年5月25日在華東師大的化學系教學樓躲過監管人員的視線跳樓自殺身亡。聶案審判時，聶元梓的辯護律師在法庭上提出，常溪萍的死亡地點是在上海，死亡時間距聶元梓在華東師大貼出批常大字報相隔一年多，常的直接死因是1968年上海市的迫害。顯然，法庭對此辯護未予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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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東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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