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我住在德國科隆鄉下，直線距離離荷蘭、比利時70公里，離盧森堡100公里，離法國160公里。無論是生活在故鄉河南，還是後來居住在北京，都沒有體驗過這麼切身的邊境感。中國960萬平方公里疆土上只有一個國，而歐洲1,000萬平方公里卻有40餘國，因而無論人在歐洲何處，邊境感都要比在中國強烈得多。

當然這種邊境感也只是大一統背景下我這個中國人的邊境感，而不是一個科隆人的邊境感，一個科隆人的邊境感大約與一個住在省界的中國人的省境感差不多。德國面積35萬多平方公里，雲南38萬多平方公里，比德國還大30,000平方公里。如果是一個盧森堡人，他的邊境感可能就跟一個中國人的縣境感差不多。聖馬力諾只有61平方公里，一個聖馬利諾人，他的邊境感大約就跟一個北京昌平區居民的區境感相仿。面積1.9平方公里的摩納哥，其人的邊境感約等於一個中國農民的村境感，而一個面積只有0.44平方公里，比北京故宮（0.72平方公里）還小得多的梵蒂岡，其人邊境感則無異於一個中國城市居民社區的區境感。對於絕大多數中國人來說，出國比登天還難以想像，可是想必一個摩納哥人出國就象出村子，而一個梵蒂岡人出國如同去社區外買菜。

三、四百年前，啟蒙主義思想家看了利瑪竇、金尼閣等宣教士關於中國的著述之後，大腦轉了個彎：根本就是無神論的中國，也能把國家治理得這麼好，而我們篤信上帝的歐洲卻爛得如同《十日談》，那麼試問信上帝究竟有什麼好？

中國從清末被迫開國到現在，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無數的中國人或駐使歐洲，或到歐洲經商、出差、留學，看到與中國面積相當的歐洲居然有幾十個國家，為什麼沒人象當年歐洲啟蒙主義思想家那樣，腦子也轉個彎，頂真地問一句：幾千年裡大一統仿佛就是我們的宗教、我們的上帝，甚至比宗教還宗教，比上帝還上帝，可是大一統究竟給我們帶來了什麼好處？象歐洲這洋的小國寡民那一點比大一統的中國人過得差？

最近龍應台女士在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發表演講，題為《被孤立、被包圍、被邊緣化卻又極端重要的台灣──台灣民主實驗對華文世界的影響》。當時有大陸客問龍是否仍視中國為祖國，龍答道：中國的文化是我的祖國，但目前這種政權所統治的中國絕對不是我的祖國。一個不尊重我所珍視的核心價值的國家，我不能接受為祖國。

她還說：台灣是新興民主國家的模範生。作為華人世界的民主實驗室，台灣經驗不僅對全球華人社群影響重大，而且也是中國現代化的重要借鏡，並且實際上已對中國社會發生極為關鍵的影響。因而她呼籲國際社會不能再忽視台灣，孤立台灣，不公正地對待台灣，否則將大大加重台灣的挫折感，阻礙台灣民主成長，甚至導致更嚴重的衝突和後果。

顯然龍應台不認可大一統的價值觀，只認可普世的自由民主理念。在她心目中，國家一桶、兩桶、或桶的大小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人民在什麼樣的桶里能夠獲得更多的自由和幸福。龍旋風又開始旋。如果她把這個旗幟旋更早一些，更高一些，就更好了。

對此大陸有人會氣急敗壞，指斥為台獨言論。大陸人孤陋寡聞，不知道現在台灣的言論行情。主張台灣獨立屬於言論自由的範圍，台獨言論治罪的時代早結束了。一提台灣獨立，文人如喪考妣，武人咬碎槽牙，政客捶胸頓足，民眾血脈賁張，在大陸至今仍然是常態，簡直愚昧死了，滑稽死了。

在“祖國”問題上，大陸人現在急需過兩個觀念坎兒。一個是要給“分裂祖國”脫敏，別讓它那麼嚇人。瞧人家歐洲人，早把祖國都分成指甲蓋兒了，不活得好好的嗎？另一個是給 “祖國統一”磨砂，別讓它那麼刺眼，叫人正視不得，要磨成毛玻璃，然後才好就近看它到底什麼質地、什麼貨色。

網上看到，西藏黨委書記張慶黎同志快成專職罵達賴喇嘛的書記了──達賴是“兩面派”，達賴“欺騙了他的祖國”，達賴“沒有一天不在企圖分裂祖國”，“對達賴喇嘛及其追隨者的鬥爭是你死我活的鬥爭”，這場鬥爭要“至死方休”，等等。在張同志口中，達賴喇嘛哪裡是享有國際盛譽的智慧老人，他是十惡不赦的分裂祖國的罪犯。

摩納哥位於法國東南，瀕臨地中海，1338年就成為獨立的公國，先後受西班牙、法國保護。現有人口34,000，信天主教，講法語。1919年與法國簽約，一旦國家元首逝世而無男性後裔，將自然併入法國。2002年又立新約，即使沒有男性子嗣，也可以繼續獨立。摩納哥的大公要碰見張書記這號的，那還不跟虱子似的被擠死？等他無男性後裔，天哪他什麼時候絕戶啊？擠死他算了。

看看現在加拿大怎樣待魁北克，看看歐洲人怎樣待存在了幾百年的彈丸之國，張書記不為自己面對媒體象齧齒動物一樣的言行感到害羞嗎？要獨立必有獨立的理由，為什麼俺河南人不吵着要獨立？即便河南鄉親有人喊獨立，只要沒使用武力，只停在口頭，那也屬於言論自由，不是罪，是憲法權利。別總是那麼一談及台獨、藏獨就那麼惡腔惡調的，邪惡得要爆炸，跟恐怖分子似的。

（2006年12月09日科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