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四五期间政府夜间清场收花圈，无可指责

马悲鸣

2007年的清明节到了。这使我想起了1976年清明节的四五天安门广场事件。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该年1月8日病故。清明节便有人搞起了往纪念碑送花圈的悼念活动。其中工人市民大多是真的对周恩来感情至深。每天报纸上接见外宾合影的周总理忽然一天没了，是有点让人没着没落的。但也有些别有用心的小知识分子借机搞起了写诗抗争。

为什么要抗争呢？

主要背景原因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太整齐划一，搞得年轻人没有出路，想上学的无处上学，想打工的无处打工，想发财的无处发财，多余的精力无处发泄。说到底，还是计划经济过于呆滞，无法给一届一届的走向社会的学生提供就业就学的机会。

纪念碑上的花圈越堆越多，总得有个清理吧？

清明节过完，北京市政府便借着夜色把这些已经成了垃圾的花圈都清理干净。这本是政府职责，无可指责。

第二天仍憧憬广场上节日气氛的人发现纪念碑已经恢复干净整洁的原样。头天堆满的花圈已经不知去向，广场上一下子没有了氛围。让这些激动分子顿感失落，而又不肯罢休。便发起怒来，推翻并烧毁了几辆汽车，还进一步到坐落在广场一角的清场指挥部小楼，要求发还头一晚已经拉走丢弃的花圈。

这样的要求政府无法满足，双方对峙，便有人放起火来。

整个一个典型暴民运动，全是混混行径。

烧汽车和烧清场指挥部小楼引来越来越多围观的群众。事情越来越难以收拾。最终北京市政府调来了工人民兵，用大棒子把这些赖在广场上闹事的群众驱逐走，并封锁了广场。

这么大的一场行动总得师出有名吧？

于是便编了个“邓纳吉”的神话。

其实闹事者和邓小平一点关系都没有。

清理花圈和动用工人民兵清场都是北京市委吴德和公安部长华国锋等人所为。这些都是他们的责任范围，并无不妥。

半年之后，仍是华国锋、吴德这些人拿了四人帮。于是人心大快，四五事件获得平反。在周恩来去世一周年时，让市民好好在广场纪念碑下痛痛快快地悼念了一回，算是一种发泄。

邓小平复出后，伺机挤兑华国锋交权。以天安门事件的清场主持人身分迫使包括吴德在内的“凡是派”辞职。华是老实人，玩不过邓，只好黯然下台。

其实拿四人帮是功在国家的，而清除花圈和清场都是吴德、华国锋职务范围内的事，说不上什么错误。反倒是放火烧楼房，烧汽车的才是真正的刑事犯罪。可王希哲硬把这暴民闹事的刑事犯罪给说成是什么人民自发的革命，是“人民的文革”，足见其土匪司令本色。当然还有提出《两个文革雏议》的郑义。

因为四五事件被冠上了“邓纳吉”这么个怪名，邓小平借助此迫使凡是派交权，便给这场刑事犯罪彻底平了反。没想到让这些唯恐天下不乱的小知识分子得了脸，便惯出了日后六四。

邓小平在平反四五事件这件事上犯了个毫无原则的机会主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