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四五期間政府夜間清場收花圈，無可指責

馬悲鳴

2007年的清明節到了。這使我想起了1976年清明節的四五天安門廣場事件。人民的好總理周恩來該年1月8日病故。清明節便有人搞起了往紀念碑送花圈的悼念活動。其中工人市民大多是真的對周恩來感情至深。每天報紙上接見外賓合影的周總理忽然一天沒了，是有點讓人沒着沒落的。但也有些別有用心的小知識分子藉機搞起了寫詩抗爭。

為什麼要抗爭呢？

主要背景原因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太整齊劃一，搞得年輕人沒有出路，想上學的無處上學，想打工的無處打工，想發財的無處發財，多餘的精力無處發泄。說到底，還是計劃經濟過於呆滯，無法給一屆一屆的走向社會的學生提供就業就學的機會。

紀念碑上的花圈越堆越多，總得有個清理吧？

清明節過完，北京市政府便借着夜色把這些已經成了垃圾的花圈都清理乾淨。這本是政府職責，無可指責。

第二天仍憧憬廣場上節日氣氛的人發現紀念碑已經恢復乾淨整潔的原樣。頭天堆滿的花圈已經不知去向，廣場上一下子沒有了氛圍。讓這些激動分子頓感失落，而又不肯罷休。便發起怒來，推翻並燒毀了幾輛汽車，還進一步到坐落在廣場一角的清場指揮部小樓，要求發還頭一晚已經拉走丟棄的花圈。

這樣的要求政府無法滿足，雙方對峙，便有人放起火來。

整個一個典型暴民運動，全是混混行徑。

燒汽車和燒清場指揮部小樓引來越來越多圍觀的群眾。事情越來越難以收拾。最終北京市政府調來了工人民兵，用大棒子把這些賴在廣場上鬧事的群眾驅逐走，並封鎖了廣場。

這麼大的一場行動總得師出有名吧？

於是便編了個“鄧納吉”的神話。

其實鬧事者和鄧小平一點關係都沒有。

清理花圈和動用工人民兵清場都是北京市委吳德和公安部長華國鋒等人所為。這些都是他們的責任範圍，並無不妥。

半年之後，仍是華國鋒、吳德這些人拿了四人幫。於是人心大快，四五事件獲得平反。在周恩來去世一周年時，讓市民好好在廣場紀念碑下痛痛快快地悼念了一回，算是一種發泄。

鄧小平復出後，伺機擠兌華國鋒交權。以天安門事件的清場主持人身分迫使包括吳德在內的“凡是派”辭職。華是老實人，玩不過鄧，只好黯然下台。

其實拿四人幫是功在國家的，而清除花圈和清場都是吳德、華國鋒職務範圍內的事，說不上什麼錯誤。反倒是放火燒樓房，燒汽車的才是真正的刑事犯罪。可王希哲硬把這暴民鬧事的刑事犯罪給說成是什麼人民自發的革命，是“人民的文革”，足見其土匪司令本色。當然還有提出《兩個文革雛議》的鄭義。

因為四五事件被冠上了“鄧納吉”這麼個怪名，鄧小平藉助此迫使凡是派交權，便給這場刑事犯罪徹底平了反。沒想到讓這些唯恐天下不亂的小知識分子得了臉，便慣出了日後六四。

鄧小平在平反四五事件這件事上犯了個毫無原則的機會主義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