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初，新华社旗下的《瞭望》周刊，刊登报道，揭露中共官场“假学历”泛滥，随后
，又刊登署名“郑根岭”的文章，抨击“权学勾结”现象，讽刺许多高官通过可疑手段，获取“假的真文凭”或“真的假文凭”。文章尤其写道“一些官员通过媒体发布的个人简历里堂而皇之地写明硕士或是博士，再对照其经历，就很容易明白那些文凭是如何得来的。”

此话一出，让人联想到中共“十七大”选出的“领导班子”，所谓“第五代”，大多冠有“博士”或“硕士”头衔，但细究他们获得这些文凭的方式和时间，却令人生疑。

比如习近平，1998至2002年，在职攻读并获得清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但与此同时，却先后担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又比如李克强，1988至1994年，在职攻读并获得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但与此同时，却先后担任团中央书记兼全国青联副主席、团中央第一书记兼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院长。

期间，习、李二人担任的任何一个职务，都应该说极度繁忙，不可能专心向学；反之，如果专心向学，就不可能干出“突出政绩”，并因此获得高升。尤其习近平，人在福建，实难想象，4年时间里，他如何“攻读”并“获得”远在首都的清华大学“博士学位”？

“第五代”中的其他人，诸如刘延东、李源潮、博熙来等人的“博士”或“硕士”头衔，都充满类似嫌疑，经不起仔细推敲。一句话：中共“第五代”，文凭真假成谜。《瞭望》周刊的文章，呼吁高官站出来，公开承认和废除自己“假的真文凭”
，似乎意有所指。

在中国，不仅假货泛滥，而且假文凭成灾，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其中，又以官员造假为甚。正如《瞭望》周刊的披露：从县委书记、县长、副县长，甚至镇长、乡长、派出所所长，名片上大多印有“经济学硕士”、“法学硕士”等名头。“一般情况下，报名、考试、结业时，官员们会亲自出面，平时上课基本上就由秘书代替，甚至有时会出现秘书坐满一教室的滑稽场面。”

自从多年前，中共高层提出干部队伍“知识化”，“文凭”就成了升官的必备手段。各级官员掀起“文凭热”。于是，当官的，除了捞钱，还要捞文凭。前者引发大规模的经济腐败，后者导致大规模的教育腐败。可见，在没有民主选举和公众监督的机制下，当局出台任何干部任用政策，都会走向扭曲和变形。

官场盛行假文凭，荒腔走板的故事，比比皆是。原广东省委宣传部长、《广州日报》社社长黎元江，因贪污落马，被判刑12年。落马之时（2002年），即爆出：黎某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所谓“在职研究生”，完全靠行贿导师，甚至由导师代笔，他本人很少出现在人大的课室里。

然而，到了2007年，中国媒体却报道“黎元江服刑期间，继续攻读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
，写出20余万字论文，获得博士结业证书。”黎某在监狱里继续攻读和写出论文，应该说
，不是没有可能。但却引出另一个问题：中国监狱，都是劳改场所，通常，犯人每天劳动时间达12小时以上，且异常繁重。黎某如何获得攻读时间？如果他只是轻度劳动甚至不劳动，又是谁给了他那样的特权？几乎可以肯定：黎某创造的狱中“奇迹”，又伴随着新的腐败大案：高墙下的行贿与受贿。而这一现象，不过又是中国监狱中的普遍情形，就如上海首富周正毅在狱中受到照顾而牵出的监狱官员受贿案一样。

另一个故事，是关于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此君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共中央党校、以及军事科学院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并号称“历史学博士”。但当此君接受电视台采访时，却立即露馅，竟然就在历史问题上大开黄腔，说什么：二战爆发的原因，是英法等国不与苏联合作对抗法西斯；又说：对“二战”胜利贡献最大的是苏联和中国，并称，那时，中国是在“我爷爷的领导下”；还说：“我爷爷领导下”的共产党军队，“总共消灭日军150万”……毛新宇的“海阔天空”，害得主持人都“不好意思”，不得不连连将他打断。

作为一个造假大国，到处是假冒伪劣，中国人已经习以为常，见怪不怪。反正，“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还有什么事情，会值得人拍案惊奇呢？

反观民主国家，造假，却往往被视为严重问题。波兰实现民主后，第二任民选总统克瓦希涅夫斯基，因在个人简历中，对其研究生文凭交待不清，受到民间质疑，差点失去总统宝座。

在民主国家，候选人的学历固然重要，但选民投票，更注重其真才实学。现任韩国总统卢武铉，仅有初中文凭，仍然得以登上大位，未见选民因此抛弃他，也未见卢某在此之前，设法捞个“在职攻读”的“硕士或博士”头衔，以求胜选。

中共高官混文凭，甚至捞取假文凭，不仅折射人格和道德问题，还泄露其缺乏信心的虚弱本质。文凭能造假，政绩更能造假，这样的高官，如何值得信任？又如何能担当国家大任？

（11/13/07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