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註：下文在海外博訊新聞網和大陸強國論壇均不能發表。為此，除將專門為文加以評論外，先在“新里程碑”網站，Google“灌水論壇”，以及海外萬維網“天下論壇”“立此存照”。歡迎下載反駁、批判或廣為轉貼，共同探討！潘一丁2008年1月28日）

自五四以來，魯迅以其犀利筆鋒，對當時社會種種醜陋行爲和現象，作出了入木三分的無情揭露和尖銳的嘲諷，由此登上中國文壇的頂峰(據説還差點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得到了諸如“先鋒、旗手”“民族精神的代表”、“民族魂”之類的讚譽和殊榮。更被當時“革命尚未成功”的毛澤東，在自己的著作中說成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從此成爲“進步青年”崇拜、仿效的偶像，擠進了“偉人”之列。說實話，以筆者的文學水平和功底，對他的文字，除了欣賞和佩服之外，是沒有資格、也沒有能力，對作爲“偉大文學家”的魯迅，來説三道四的。但是卻可以以《新理論》提供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對作爲“思想家、革命家、旗手“的魯迅，根據他給中囯社會造成的影響的實際“貢獻”，作出實事求是的客觀評價，以免繼續誤了中華民族後來人的“子弟”！。

可以認為，作為地球上唯一特殊生物（絕對不屬於無知者們所謂“高等動物”的分類學層次）的人類，和其它生物一樣，需要不斷從外界補充能量，來維持生命的延續和各種需要消耗體能的行動。這種物質能量的泛指，可以用所謂的“糧食”來代表。而人類除了和其它生物一樣，需要不斷補充糧食來維持生命之外，還有一個要補充另類“糧食”的需要。也就是說，生活在非自然生態環境（社會）中的社會人，還需要一種特殊的能量或養分（或者說類似一種“荷爾蒙激素”），來保持人和地球上一切生物（包括高等動物在內）的邏輯原則性區別，否則就可能退化為不折不扣的、猴子般的高等動物。為了便於和物質糧食的重要性相提並論和區別，就將其稱為“精神糧食”。

正如物質糧食根據其所含有效熱量，和各種人體必需的全部微量元素的多寡，有質量高低、好壞之分：好的可以促進人體全面正常、健康發育；差的就可能造成營養不良，健康狀態不佳，發育不正常，甚至部分殘廢或畸形（如夜盲和雞胸）；如果是壞的（如發生霉變），則還會誘發癌症並導致喪命。

精神糧食也一樣：好的可以保證社會人有健全的心智，和足夠的可控制、約束自己行為的能力，促使人造的社會健康、有序，和諧、穩定的發展進步；差的可能會誤導社會人產生行爲偏差，致使社會走上一段歧路（比如美國的“性解放運動”或大陸的“文化大革命”）；壞的則更會影響社會人的正常思維，迷失方向，製造出各種戰爭和動亂，產生全面向動物世界退化的趨勢（比如把人說成是“高等動物”，鼓吹人造的社會也要遵守動物世界的“叢林法則”，和有“想說什麽說什麽，想怎麽做就怎麽做”的“自由”的西方社會理論）。

至於“糧食”的來源？物質糧食由大自然提供。而精神糧食則由社會提供，其中：一是靠國家和政府的社會教育部門，以學校和教科書的形式，有計劃、有目的的安排，用當時統治集團認可並設計好的主流價值觀“規矩”，來形成社會人之“方圓”；二是靠專業或兼職的知識分子和讀書人，根據自己的良知（如果有的話）和價值觀判斷，或贊成、或反對當時的主流價值觀。他們都會以各種不同的文學形式（如雜文、小説、評論、專題報道、戲劇等），通過報刊雜誌或影視媒體提供的平臺，來試圖影響或改變社會人的主流價值觀和社會行爲。而人類（特別是擁有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的中國）的歷史，就是這種價值觀改變和行爲（各種社會運動和改朝換代的政變，或武裝革命、起義）過程的紀錄。

由此可見，物質糧食和精神糧食一起，構成人類缺一不可的動力或能量來源。沒有物質糧食，不能維持生命。而沒有精神糧食，人類就不能維持跟高等動物的本質區別，變成所謂的“行屍走肉”。那麽，物質糧食的質量好壞，可以根據蛋白質含量、熱量以及必要的微量元素含量，來判斷優劣。我們又怎麽來判斷精神糧食的好壞呢？

這個標準就是看其產生的社會效果，是有利於從正面促進社會的和諧、穩定、發展、進步，讓人類社會跟動物世界的行爲表現反差越來越大？還是從負面加以破壞、縮小這種反差，使人類在社會中的行爲表現，越來越趨同於動物的行爲、甚至從負面有過之而無不及地、變得“禽獸不如”？這就是爲什麽說中國文化先進、優秀。卻肯定西方建立在達爾文生物進化論基礎上的社會理論，所形成的主流價值觀，是絕對錯誤的原因。因爲前者提供了人類社會所必需的全部營養（當然裡面後來也被摻進了一些類似“稗子”或“泥沙”之類的無用、甚至有害的物質，有待後人將其撿出，而不是囫圇吞下）；而後者卻向人類提供了絕對有毒的“精神糧食”，就像他們自己的宗教傳說中，那條教唆、引誘生活在伊甸園中的一對單純、快樂的男女--亞當和夏娃，去吃毒蘋果、而犯下原罪的“蛇”。今天人類社會面臨的全部不堪或災難，都是因此而產生，無一例外！

現在就讓我們嘗試用這樣的標準來評價一下魯迅。

毫無疑問，魯迅的作品，是一種有效成分含量極高的精神糧食，所以受到普遍的歡迎和選擇接納，更成為後來中國社會流行仿效的典型風格。其近代代表人物，主要有台灣的柏楊（“醜陋的中國人”的作者）和對台灣政治極盡嬉笑怒罵能事的名作家李敖，還有就是活躍於大陸主流網路論壇（如強國論壇）上的幾位著名寫手網友。他們和魯迅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總能引起讀者情緒上的的強烈認同甚至共鳴，而受到普遍的支持和歡迎。

但是必須強調指出的是，從魯迅開始以來的這些人，他們還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他們的文章內容主題，除了一些用似是而非的觀點來迎合、取悅讀者，卻毫無可行性的“幫閒”遊戲文字外，其它全部內容，都集中在揭露、抨擊社會從上到下，都的確客觀存在的，種種骯髒、腐敗、黑暗、醜陋現象的範圍內。給人造成的印象也只有一個，那就是暗示（或明說）現有的社會必須變革。所以人們在大量吃了他們提供的“精神糧食”後產生的效果，就是如“子嫌母醜”般地，希望儘早、儘快地改變這個社會的現狀和面貌。而不在意採用什麼方式或手段，更不願意認真檢討出生、成長並生活在這個社會中的自己（當然魯迅等也包括在其中），是否也要負上“（社會）主人”的部分責任？所以這些人客觀上就形成了類似西方的政治“遊說團體”，雖然他們個個都有“持才傲物”、不願與人為伍、不受組織約束的習性，卻因為能夠迎合大多數涉世不深、沒有社會經驗、易衝動而不計後果，如“初生牛犢（不怕虎）”般的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的特點，所以在這些人周圍總是能吸引一大批人，形成一個沒有實體組織，卻有極大社會影響力和能量的群體--激進幫。這恰恰是歷代有宏圖大略野心的政治家或革命領袖要依靠和利用的中堅力量。遠的姑且不說，起碼絕對是創造中國近代史的“動力”。而魯迅，就是以其天才的文字能力，來形成這個中國近代“激進幫”當仁不讓的開山祖師！

這絕對是有充分根據的結論。因為就像商人要供“財神爺”來寄託想發財的願望一樣，從五四以來，所有寄希望於社會變革的人，一定會抬出魯迅來大吹大擂一番，目的說白了，無非就是利用魯迅這杆大旗，來聚集激進幫的從眾，利用他們作為正確形容魯迅的“匕首”“投槍”般的武器，更以無所畏懼的勇氣，來破壞並摧毀舊的體制機器，卻並不考慮是否有更好的東西來取代？包括大陸的“文化大革命”在內，他們永遠當摧毀舊社會的急先鋒，但無緣承擔建設新世界的主力軍。

關於這一點，中國的偉人級領袖毛澤東，已經用自己前後不一的言行，來為這個結論作證了。他在新中國成立前，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曾經不遺餘力地、把魯迅捧到『不僅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這樣極高的位置。而到了文革前，在一次和學者羅稷南的談話中，被問道『如果魯迅今天還活着，會怎麼樣？』的問題時，回答竟是『我估計，（魯迅）要麼是關在牢裡還是要寫，要麼他識大體不作聲』。真是一語道出了“激進幫”的歷史宿命和民族的悲哀！

筆者完全無意為此替魯迅，或後來被打成“右派”的讀書人，以及文革中的所謂“紅衛兵”，還有後來的 “民運人士”的遭遇打抱不平，去指責在這個問題上沒有犯錯誤的毛澤東。其實自古以來像樣一點的領袖（比如蔣介石、鄧小平等）都會這麼做的（實際上也做了）。因為從本質上看，這些人都屬於“激進幫”，而“激進幫”所產生的社會效果，只有一個“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怎麼會這樣的呢？

其實只要用《新理論》提供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探討，也是再明白不過的了。那就是包括魯迅在內的激進幫們，除了喋喋不休、不厭其煩地嚷嚷着，要當西方“跟屁蟲”（比如魯迅本人，就主張連漢字也要消滅的 “全盤西化”），去實行連西方自己至今都說不清、道不白的假冒偽劣“民主“制度以外、卻始終提不出另外一條真正有自己文化特色，從而可以“以理服人”的“中國道路”來。

可以不客氣地說，他們對社會起到的效果或作用，就像是帶領一些類似害腳氣（俗稱“香港腳”）病的國人，在癢（社會出問題）的時候，叫他們用自己的手或腳，不顧一切地使勁捏搓腳丫，直到出血後產生“痛、並快樂着”的“快感”，可以暫時煞癢卻絕對不能根治。於是中國的社會幾千年下來，就像“腳氣病人”一樣，經常要發作，且癢到不能忍受。這時就需要用手或腳來捏和搓一下（溫和的改革），要是還不行的話，就要加大力度直到出血（流血的政變或改朝換代的革命）不癢為止。這樣的“腳氣病”對民族和社會而言，絕對沒有生命危險，只是經常要復發，而且發作起來令人無法忍受，不惜情願冒感染、發炎的危險，也要用力搓捏到出血方才罷休（筆者自己就體驗過）。

這就是中國歷史總是呈現周而復始循環的原因。因為我們從來沒有找到根治的良方，也沒有能夠痛下根治的決心。長期下來，養成了大多數國人“得過且過”的習性，和滋生激進幫的土壤。

魯迅就是這片土壤上成長起來的激進幫佼佼者代表。他自幼起就開始家道中落，受到一些初級國文私塾的教育，但失去進階仕途實踐國學的條件，卻獲得了體驗、嘗試民間社會疾苦的機會，失意中自然埋下對當時社會現實不滿的種子。最後去日本留學，像初進“大觀園”的劉姥姥般，從物質表象上看到中日兩國的差距。就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地遷怒於民族文化，主觀地以為是自己的文化不如人。從此就像所有涉世不深的年輕人（連毛澤東也不能例外，當年就公開發表文章，主張過“各省自治”）一樣，憑一腔熱情，就走上謀求迅速變革社會之路。更以他天才般的洞察和文字表達能力，對的確存在於當時社會上下的許多腐敗、愚昧和醜陋現象，無情地加以揭露和鞭笞、嘲諷。引起普遍的共鳴。自己也順理成章地、成為自他以後，在中國社會逐漸形成氣候的“激進幫”開山祖師！

但是，過去的事實已經、並還將不斷證明，對由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加工出來的中國人和中國社會而言，激進幫生產的“精神糧食”永遠是一種只能產生亢奮，卻不能靠理性和良知來解決根本問題的精神 “毒藥”。成為推動歷史循環之“磨”、製造破壞民族元氣的動力。

可以斷言，只要激進幫思潮得不到有效的檢討和全民自發的抑制，不僅貪污腐敗之類的醜陋惡習無法根治（最多只能像對付腳氣般，搓捏一下發癢的那一或幾根“腳丫”），甚至直到出血，卻始終不能得到根治。中國社會也就在激進幫思潮的干擾下，反覆折騰，永無寧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