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是在網上讀到《“被別人表述”：國民性批判的西方話語譜系》，這篇探討“國民性批判”問題的重要文章長達三萬多字，我於是尋找作者周寧先生的其他文字，終於找到他的專著《天朝遙遠——西方的中國形象研究》。這部七十多萬字的著作分為上下兩冊，2006年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周寧指出：從孟德斯鳩開始，西方思想界試圖在現代世界觀念秩序中確立中國的國民性，在後啟蒙時代的東方學背景下，相關主題的不同文本，逐漸構築起一個知識體系，經過赫爾德的發展，最後完成於黑格爾的歷史哲學中。此時，中國的國民性話語，作為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意識形態語境中生產與組織“中國意義”的表述系統，已經具有一個統一的主題，即中國國民的奴性；已經形成一套相對穩定的概念，如中國的自然環境、政治專制、道德墮落、愚昧迷信、歷史停滯如何塑造並表現這種奴性；已經表現出一種既定的陳述方式，如首先在與西方對應比較的東方化語境中確定中國國民性的精神核心並歷數其多種特徵，尤其是歷數道德範疇內的反面例證；已經以學術建制的方式溝通了知識與權力，為西方的征服、掠奪、屠殺與擴張提供了正義理由。 　　除了精英學者之外，西方傳教士、商人、旅行家、探險家、文物掠奪者、軍人等各色人等，都對中國文化、中國社會和中國國民發表過形形色色的描述和評價。他們大多以唯我獨尊的心態對中國的現象進行了或善意或惡意的批評。黑格爾的“中國研究”毫無疑問曾經以這些描述和批評意見作為依據，可是，他的學說和意見一旦公之於眾，就以大學者的權威力量極大地規範着、啟示着那些傳教士、商人、旅行家、探險家、文物掠奪者、軍人各色人等對中國社會的觀察角度和描述模式。就在西方精英人物和普通人群的互動之中，中國國民性的“奴性、愚昧、自私、麻木、殘忍”等等特徵得到了模式化的描述和強調。 　　歐洲啟蒙學者們在建構現代性價值體系的歷史過程中，一步一步將中國建構為現代性的反面形象。中國不幸淪為他們急於拋棄的一切與現代性相對抗的負面價值的化身。中國再一次被置於“他者”地位，成為打造現代性價值、表達他們的文化理想、突顯他們的先進性和優越感的鏡子。伴隨着啟蒙時代的文化繁榮，西方殖民當局正在高唱着“理性戰勝愚昧、先進戰勝落後、文明戰勝野蠻、自由戰勝專制、基督戰勝邪教、優秀種族戰勝原始民族”等等“文明信條”，理直氣壯地用軍艦和槍炮實施着屠殺和掠奪。西方文化精英對包括中國在內的整個非西方世界的妖魔化捏造，正好為殖民主義者的屠殺和掠奪提供了具有現代性的“道義”依據。就此而言，西方聖哲也是西方殖民征服的參與者。對於非西方世界的居民來說，通過反對擅長屠殺的政府而一步一步建立了現代性價值體系的西方知識精英，骨子裡包含着與現代性價值體系相對抗的一切負面因素。 　　在戊戌政變之前，中國代表性的精英人物諸如李鴻章、張之洞、陳寶箴等都是堅定的“中體西用”論者，他們跟西方文化霸權保持着不失尊嚴的距離，基本上不認可殖民主義者為非西方世界建構的妖魔化形象。戊戌政變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轉折性事件，它使得中國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按照現代性價值理念改造中國的願望遭遇重大心理挫折，他們對於通過迅速的富國強兵舉措來抵制西方的屠殺與掠奪也頓時完全絕望。精英群體在文化信心和民族信心崩潰之後，不得不接受了西方殖民者的文化霸權及其對中國的妖魔化描述，不得不從精神文化、民族性格甚至人種層面為中國的失敗與絕望尋找原因。以誕生於1902年的梁啓超《新民說》為標誌，中國精英人物逐步認可了西方殖民主義者對於中國國民性的各種批評。五四運動期間，陳獨秀、魯迅則將“國民性批判”發展為對“傳統文化”的全面批判。在這個聲勢浩大的“國民性批判”和“傳統文化批判”思潮中，中國現代的知識精英幾乎全都聲氣相投。李大釗、胡適、錢玄同、蔡元培、梁漱溟、林語堂等等，競相發表自己的研究成果，毫不留情地批評國人的弱點，最後達成一個共識，大家順理成章地將“國民劣根性”看作中國不能及時實現現代化的最主要障礙。 由於五四新文化被後來的歷史奉為主流，“國民劣根性”學說自然也有幸享有主流文化之尊，成為了中國現代文化史上最為熱鬧、最為核心的主題之一。我們這幾代人都是在這樣的教育中成長起來的，所以，我們批判起“國民性”來一直覺得理所當然，而且，一直把西方社會和西方人作為我們批判中國國民劣根性的最重要的正面資源，看作我們在國民性改造方面的終極目標和理想。往往誰在批評國民性上表現得最為尖銳，誰就成為最引人注目的作家和學者。柏楊、李敖、龍應台都是這樣脫穎而出的。 　　周寧先生對中國國民性問題的起源進行了較為系統的梳理。這是一個外來的問題。西方人在對非西方世界進行殖民征服和殖民統治的過程中，對所有殖民地的文化和居民都進行了否定性的描述和評價，並將這種否定性的描述和評價傳播給被否定的非西方世界，要他們學習領會並最終認可接納。中國當然也毫不例外地面臨這種否定性的描述和評價。對於美洲印第安人，歐洲人判定他們沒有靈魂，因而“不是人”，為其大肆屠殺和役使提供了藉口。對於非洲黑人，他們也一度懷疑其沒有靈魂，最後判定為野蠻人，於是他們像捕獵山羊一樣設法捕獵非洲野蠻人，販賣到歐洲和美洲做奴隸。對於印度人，英國人認為他們很低賤，比土耳其人、埃及人、波斯人、阿拉伯人更為低賤，因為他們自私、無知、扯謊、不負責任、愚蠢、骯髒，等等。這一切都因為他們離文明的歐洲最為遙遠，是東方黑暗愚昧的中心。至於中國，很不幸，中國處於東方的盡頭，比印度離文明歐洲的距離更加遙遠，因而也必定比印度更加黑暗、愚昧。是東方黑暗愚昧的最後堡壘。為什麼對印度和中國作出此種區分？因為印度已經被英國占領，正在接受啟蒙和拯救，而中國一直拒絕拯救，可見在罪惡的道路上墮落得更深。 　　隨着人類歷史的發展進程，非西方世界的許多殖民地居民都從政治上擺脫了殖民當局的控制，先後取得了民族自決權（但是也有許多弱小民族比如北美印第安人、澳洲原住民等等永遠失去了民族自決的可能性）。中國是幸運地取得此種成功的國家之一。與此同時，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族群從文化上擺脫西方人的殖民和奴役，是同樣意義重大的歷史現象。在這方面，中國並沒有取得完整的成功。一百多年來，我們一味地以西方的是非為是非，對自己的文化破壞得太多，對自己的文化尊嚴放棄得太多。 　　總之，近代以來，中國與西方殖民者不但在政治上、軍事上構成權力關係，而且在文化上、精神上也構成權力關係。所謂權力關係，也就是壓迫與被壓迫、掠奪與被掠奪、統治與被統治、奴役與被奴役的關係模式。自從這種權力關係模式形成之後，中國人一刻也沒有放鬆過從政治角度解脫這種罪惡的權力關係，並最後取得了成功。但是，我們卻一直不太重視從文化上、精神上解脫這種罪惡的權力關係。這是極具歷史性的錯誤，這是極具現實緊迫感的命題。我們日復一日地強調“國民劣根性”，自省自責一百年而不想終止，正是這種歷史性的錯誤之一種表現。極而言之，即使西方殖民者對中國國民性的描述全部真實準確，我們也不能無原則地奉為金科玉律，而必須首先解除雙方在文化上、精神上的權力關係，然後再以平等之心來研究這種描述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