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义先生近日旧文新帖了他95年的文章《为八九民运为柴玲辩护》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0&post=968214。上贴之后郑先生没有再作进一步的论述，不知先生十几年后的今天对六四和柴玲是否还是持和以前完全相同的看法，但从重新登载来看似乎应该是这样的。由此，我很想就此文引起的一点思考谈谈看法。 首先要特别声明的是，我完全认同郑义先生对独裁者的强烈谴责和对民主自由的热切向往。在这个大同之下希望能够存一些小异。因郑义先生是我一向比较敬重的文作者之一，即使在这篇文章里我也一样毫不怀疑先生的真诚，只是彼此的看法视角不同而已，而这里又不得不针对其文说些不同的看法，所以如果先生能够看到此文的话，就权当不同的声音吧。 该文中的引证引用上的问题： 1. 郑义先生的文章以批驳两位作者的文章入手，运用了大量篇幅论述，又以强烈谴责两位作者收尾。例如文中强烈地谴责两位作者道： 『从这张二战照片到八九民运的“诱杀策略”，我看到的是新闻道德的堕落！作为记者Patrick E•Tyler先生，肆意剪裁历史，罗致罪名，编造出一个根本不存在的置八九民运於死地的“秘密策略”，是否有伤职业道德，有伤良心呢？』、『无论你们有没有政治预谋，事实上对将会到来的六四平反已经制造了巨大阻力！』。 可是在这么一个长达一万七千字的文章里却连一句被批驳的作者的原话都没有，这是为什么？在质问别人职业道德和良心的时候，郑义先生是否留意到自己也是知名作家，而这样的空口无凭式的批判是否合适？ 2. 在郑义先生围绕着“诱杀策略”大量展开了论述中将这“诱杀策略”称之为是大肆渲染的，而且“诱杀策略”一词在文章里出现了十五次之多。可是这“诱杀策略”一词的原始说法的出处在哪里？它又是出自谁的口？如果没有原始出处的话，是不是可以认为这个词是郑义先生自己编译出来的？ 文中为六四辩护的几个问题： 1. 先生文中有这样的话：『八九民运所取得的带有划时代意义的巨大成就，与她的长期坚持密切相关。如果祗游行一两次，喊几句口号就散伙，当然不会招致六四式的镇压。但也不会破天荒地占据全世界电视屏幕与报纸头条两个月之久，不会造成全国民众民主意识的空前大觉醒(有二百余城市投入)，不会使中共极权统治产生根本性的动摇，不会成为共产主义总崩溃的伟大发端。』 『毫不夸张地说，世界史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没有哪一个时代流了这么多血！这么多的血，这么多的死亡，也并没有如八九民运这样动摇了暴政的根基，有什么价值呢？(如果说有价值，那也只是在幸存者勇敢地站起来大声说出这个残酷的事实之际。)我们说八九民运代价较小，说天安门的血没有白流，正是在这个意义之上。』 『在我看来，八九民运正是以较小的代价换取了带有决定意义的历史性的前进。』 上面这些话是不是可以放在一起理解为：正因为长期的坚持没有只喊几句口号就散伙，所以即使招致了六四式的镇压流了血也是值得的；而之所以八九民运取得了带有划时代意义的巨大成就是由被镇压和流血换取的，因而血没有白流。这样歪曲了您的意思吗？ 如果“招致六四式的镇压”和“血没有白流”换取了“带有划时代意义的巨大成就”、“历史性的前进”和“中共极权统治产生根本性的动摇”，那么这巨大成就和中共极权统治产生根本性的动摇又表现在哪里？和人们公认的政治气氛较为宽松的胡耀邦赵紫阳时代相比，极权统治如何表现出比六四之前更为松动？老百姓是更敢于说话更敢于批评共产党了吗？六四是以追求民主为最高口号的，而六四之后老百姓享受到了更多的民主了吗？还是六四之后民主反而更少专制反而更强了呢？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显然都是否定的。因为六四屠杀之后全国上下的万马齐喑、一片萧杀、人人过关是每个过来人都亲身感受的；所有批评共产党的声音都全部消失；而且这种一落千丈一直持续了很多年；直到二十年后的今天人们都不能公开的谈论六四；六四的死难者更没有得到正名；即使是著名学者也只能在二十年后才敢于开个20几人参加的小型公开座谈会；直到20年后的今天还有一批象郑义先生这样当年的异议者连国都不能回。所以无论从哪个方面都让人无法看到先生所说的“历史性的前进”、 和“巨大成就”。 如果仅仅从用流血是否换取了中共极权统治产生了根本的动摇来看，我也看不出血没有白流这一说法的有什么依据。 其实先生自己在文章里也从身在海外所接触的一些现实情况不无悲哀地感叹道（这也是我的悲哀）： 『我们以为生活在美国的黑头发黑眼睛的同胞，有过专制与民主的体验，自然比大陆百姓更加热爱与追求民主。其实不然。』 『於是我便明白了为何许多人不愿捐给海外民运和国内死难者遗属一个硬币，』 『去年纪念六四的烛光晚会上，见不到几个来自大陆的同胞，事情似乎成了香港人台湾人的。』 所以，把先生的话“血没有白流”和你自己的实际观察相对照，我认为非常尴尬，因为我不但看不到流了血换取了民主，而且连自己的同胞们对死难者应有的足够的同情都看不到。 2. 至于先生所说的八九年青年们衣衫上头带上到处可见的『不自由，毋宁死』、『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我认为，学生们之所以这样表现，其中热情和真诚当然有很大的成分。但是，也不得不看到那其中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几十年下来人们受中共的英雄主义教育和革命浪漫情怀的熏陶以及看诸如革命样板戏之类的宣传看多了，中了中共长期暴力革命教育的毒。于是不自觉地把舞台搬到现实中来了，以为死亡和革命都是那么浪漫。可是实际上，在死难者当中有多少是衣衫上头带上到处可见这些字样的人呢？而如果真能追问这些死难者的话，他们真的愿意用生命换取那衣衫上头带上的荣光吗？如果再问问我们这些多年后激情不得不消退了的生者，今天又有谁还愿意去头带这些荣光去赴死呢？ 3. 『坚守广场正是为了避免镇压』。这话我怎么看都看不懂。要是没有坚守广场，中共下戒严令干什么？要是没有坚守广场，中共调集大军进京干什么？要是没有坚守广场，共军“不惜一切代价清场”向天安门进发干什么？要是没有坚守广场，学生市民冒死去堵军车干什么？怎么坚守广场反而是为了避免镇压呢？ 再看看为柴玲辩护的部分： 1. 先生对柴玲所说的‘流血’的解释难成立。文中说： 『我要负责任地说明：六四之前学生们口中的“流血”，与屠杀之後海外批评者所说的“流血”极为不同。现在说的“流血”是指称屠杀。六四前说的“流血”是指称上次“天安门事件”式的棍棒殴打。(四五天安门事件没死一个人。)-----而柴玲所说的流血也是这个意思。』；『有哪一位事先估计到了机枪坦克式的屠杀，或者能够证明柴玲当时说的“流血”是六四式的屠杀，可以站出来作证！』 我认为此说无法成立。首先，柴玲多次谈到流血的录像是在5月28日，而大批戒严部队已经于20日就抵达北京并在28日前多次和市民学生发生小规模冲突；上百万的市民去劝说阻拦军车；学生市民中更是有敢死队的出现；赵紫阳派的人纷纷失势。如此紧张的气氛难道作为广场总指挥的柴玲会没有风闻没有感受？而76年的五四事件之前既没有戒严也没有派荷枪实弹甚至是开着坦克军车的军队大规模地进京。因此，就28柴玲录像谈话之前的气氛来讲，它跟四五事件之前的气氛是有巨大差别的。所以，将柴玲28日所说的“流血”说成是『指称上次“天安门事件”式的棍棒殴打』是没有事实依据的。 再看柴玲的讲话中所谈的“流血”和死亡的联系，例如她说道： 『昨天我跟我爱人说，我再也不愿在中国待下去了，我说我想到国外去，因为我学的是心理学，在绝食的第一天我就说过我不是为死而战，而是为了生而战。』 『下一步作为我个人，我愿意求生下去。广场上的同学，我想只能是坚持到底，等待政府狗急跳墙的时候血洗。』 『因为我跟大家不一样。我是上了黑名单的人。被这样的政府残害，不甘心。我要求生。』 『我心里觉得很悲哀，我没办法告诉他们，其实我们期待的就是，就是流血。就是让政府最后，无赖至极的时候它用屠刀来对着它的，它的公民。我想，也只有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全中国的人才能真正擦亮眼睛。（哭）他们真正才能团结起来。但是这种话怎么能跟同学们说？』 『(抽泣)這些話沒有辦法直接跟同學講，跟同學說，我們就是要在這裡流血，用我們的鮮血和生命來喚起民眾，同學們肯定會這樣做的，但是，他們還是年輕的孩子們(哭)。』 在一个七十多分钟的谈话中柴玲用了‘血洗’、‘血流成河’、‘屠刀’各一次；‘流血’五次；‘死’十二次。任何一个人看了她的这些话也能一目了然，柴玲所说的‘流血’就是死亡，最起码包括死亡。谁都知道‘屠刀’是拿来杀人的，而‘血流成河’必然是伴随着死亡，‘血洗’更是屠杀的意思。因此，郑义先生所说的柴玲『六四前说的“流血”是指称上次“天安门事件”式的棍棒殴打』是说不过去的。 我认为，在柴玲的一表白中，她对自己生命的留恋对面对坐牢十七年的惧怕是人所共有的，而她视他人生命为粪土一点都不矛盾，这正好直率地告诉人们她是如何深受共产党的斗争哲学的毒害，把指挥他人献身、革命、抗争、牺牲等看得是多么令人激情万丈而又充满浪漫色彩的事。她前前后后都在扮装一个悲情革命家，这也和她在整个运动中的一贯的激进表现是相吻合的。在戒严令下了之后在军队已经和民众发生了冲突之后还号召“保卫天安门”， 期待“广场上血流成河”，以此让“人民起来和这个政权较量”，这些全都是一致的。所以，没有人能够充分证明柴玲当时说的“流血”是六四式的屠杀，因为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这种预料。但是，起码没有人能够充分证明她大谈的“流血”不是指死亡，起码包括死亡。 2. 郑义先生反驳批评柴玲的人时说道：『不顾当时的情境，把某一句话挑出来，解释为“别人流血，自己求生”是不公道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过失言的经验。或是激愤之辞，或是过分夸大，或是私下谈话中放任某种片面的情绪……但听话的人一般都会给以同情的理解，而不会“揪辫子”。比如说一句“国骂”，听者不会真的认为你要对谁的母亲进行性攻击。』 我认为此说也难成立。因为首先从这个谈话的长度来看，这是一个长达七十几分钟、可以汇集文字多达一万五千多字的谈话。而且从录像上可以看出，柴玲面前一直放着一份讲稿一样的东西；并且其中有柴玲提示录像者的动作。还有一点，这份讲话被很多人声称为遗言，包括封从德的六四网站上也这么说的，称其为『最后的遗言』或『最后的话』。任何人都知道，一个人对他/她的遗言是极其重视的甚至是很郑重的。不管这个谈话是不是柴玲真诚的遗言，但就其被以此名广为报道转载来看，它多少都有些遗言的色彩。加之，柴玲的谈话对象据说是一个才认识不久的留学生，并不是什么亲朋好友之间随便聊聊发泄发泄而已。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人有条件将自己无关紧要的闲话录制成像。所以，应该说，这个谈话是有准备的，是慎重的。柴玲在这份“遗言”式的谈话中所表现的是她的真实思想，是在复杂的情绪交织下心直口快地说出了她心中的话。 所以我认为先生所说的“放任某种片面的情绪”、“激愤之辞”在谈话中的确有，但情绪强烈之下所言往往更能显露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和真实思想，这对女人来讲尤其如此。也就是说真实才是这份录像的价值，它向世人揭示了许多当时外界无法了解的真实内幕和柴玲深涉其中的真实感受。 至于先生所抨击的两位作者在评论柴玲时是不是只是将她的“某一句话挑出来”我不知道，因为不知道原作在哪里。其实，只要某一句话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将其单独拿出来进行批评也没什么不可以，只要不歪曲其原意就行，比如人们在批判毛泽东的时候就常常只拿一句话出来批判。 以上所言不知是否对郑义先生有不实之处或歪曲的地方，还请先生指正。对不同的观点也欢迎反驳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