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義先生近日舊文新帖了他95年的文章《為八九民運為柴玲辯護》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0&post=968214。上貼之後鄭先生沒有再作進一步的論述，不知先生十幾年後的今天對六四和柴玲是否還是持和以前完全相同的看法，但從重新登載來看似乎應該是這樣的。由此，我很想就此文引起的一點思考談談看法。 首先要特別聲明的是，我完全認同鄭義先生對獨裁者的強烈譴責和對民主自由的熱切嚮往。在這個大同之下希望能夠存一些小異。因鄭義先生是我一向比較敬重的文作者之一，即使在這篇文章里我也一樣毫不懷疑先生的真誠，只是彼此的看法視角不同而已，而這裡又不得不針對其文說些不同的看法，所以如果先生能夠看到此文的話，就權當不同的聲音吧。 該文中的引證引用上的問題： 1. 鄭義先生的文章以批駁兩位作者的文章入手，運用了大量篇幅論述，又以強烈譴責兩位作者收尾。例如文中強烈地譴責兩位作者道： 『從這張二戰照片到八九民運的“誘殺策略”，我看到的是新聞道德的墮落！作為記者Patrick E•Tyler先生，肆意剪裁歷史，羅致罪名，編造出一個根本不存在的置八九民運於死地的“秘密策略”，是否有傷職業道德，有傷良心呢？』、『無論你們有沒有政治預謀，事實上對將會到來的六四平反已經製造了巨大阻力！』。 可是在這麼一個長達一萬七千字的文章里卻連一句被批駁的作者的原話都沒有，這是為什麼？在質問別人職業道德和良心的時候，鄭義先生是否留意到自己也是知名作家，而這樣的空口無憑式的批判是否合適？ 2. 在鄭義先生圍繞着“誘殺策略”大量展開了論述中將這“誘殺策略”稱之為是大肆渲染的，而且“誘殺策略”一詞在文章里出現了十五次之多。可是這“誘殺策略”一詞的原始說法的出處在哪裡？它又是出自誰的口？如果沒有原始出處的話，是不是可以認為這個詞是鄭義先生自己編譯出來的？ 文中為六四辯護的幾個問題： 1. 先生文中有這樣的話：『八九民運所取得的帶有劃時代意義的巨大成就，與她的長期堅持密切相關。如果祗遊行一兩次，喊幾句口號就散夥，當然不會招致六四式的鎮壓。但也不會破天荒地占據全世界電視屏幕與報紙頭條兩個月之久，不會造成全國民眾民主意識的空前大覺醒(有二百餘城市投入)，不會使中共極權統治產生根本性的動搖，不會成為共產主義總崩潰的偉大發端。』 『毫不誇張地說，世界史上，沒有哪一個國家，沒有哪一個時代流了這麼多血！這麼多的血，這麼多的死亡，也並沒有如八九民運這樣動搖了暴政的根基，有什麼價值呢？(如果說有價值，那也只是在倖存者勇敢地站起來大聲說出這個殘酷的事實之際。)我們說八九民運代價較小，說天安門的血沒有白流，正是在這個意義之上。』 『在我看來，八九民運正是以較小的代價換取了帶有決定意義的歷史性的前進。』 上面這些話是不是可以放在一起理解為：正因為長期的堅持沒有隻喊幾句口號就散夥，所以即使招致了六四式的鎮壓流了血也是值得的；而之所以八九民運取得了帶有劃時代意義的巨大成就是由被鎮壓和流血換取的，因而血沒有白流。這樣歪曲了您的意思嗎？ 如果“招致六四式的鎮壓”和“血沒有白流”換取了“帶有劃時代意義的巨大成就”、“歷史性的前進”和“中共極權統治產生根本性的動搖”，那麼這巨大成就和中共極權統治產生根本性的動搖又表現在哪裡？和人們公認的政治氣氛較為寬鬆的胡耀邦趙紫陽時代相比，極權統治如何表現出比六四之前更為鬆動？老百姓是更敢於說話更敢於批評共產黨了嗎？六四是以追求民主為最高口號的，而六四之後老百姓享受到了更多的民主了嗎？還是六四之後民主反而更少專制反而更強了呢？對這些問題的回答顯然都是否定的。因為六四屠殺之後全國上下的萬馬齊喑、一片蕭殺、人人過關是每個過來人都親身感受的；所有批評共產黨的聲音都全部消失；而且這種一落千丈一直持續了很多年；直到二十年後的今天人們都不能公開的談論六四；六四的死難者更沒有得到正名；即使是著名學者也只能在二十年後才敢於開個20幾人參加的小型公開座談會；直到20年後的今天還有一批象鄭義先生這樣當年的異議者連國都不能回。所以無論從哪個方面都讓人無法看到先生所說的“歷史性的前進”、 和“巨大成就”。 如果僅僅從用流血是否換取了中共極權統治產生了根本的動搖來看，我也看不出血沒有白流這一說法的有什麼依據。 其實先生自己在文章里也從身在海外所接觸的一些現實情況不無悲哀地感嘆道（這也是我的悲哀）： 『我們以為生活在美國的黑頭髮黑眼睛的同胞，有過專制與民主的體驗，自然比大陸百姓更加熱愛與追求民主。其實不然。』 『於是我便明白了為何許多人不願捐給海外民運和國內死難者遺屬一個硬幣，』 『去年紀念六四的燭光晚會上，見不到幾個來自大陸的同胞，事情似乎成了香港人台灣人的。』 所以，把先生的話“血沒有白流”和你自己的實際觀察相對照，我認為非常尷尬，因為我不但看不到流了血換取了民主，而且連自己的同胞們對死難者應有的足夠的同情都看不到。 2. 至於先生所說的八九年青年們衣衫上頭帶上到處可見的『不自由，毋寧死』、『寧願站着死，不願跪着生』、『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我認為，學生們之所以這樣表現，其中熱情和真誠當然有很大的成分。但是，也不得不看到那其中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幾十年下來人們受中共的英雄主義教育和革命浪漫情懷的薰陶以及看諸如革命樣板戲之類的宣傳看多了，中了中共長期暴力革命教育的毒。於是不自覺地把舞台搬到現實中來了，以為死亡和革命都是那麼浪漫。可是實際上，在死難者當中有多少是衣衫上頭帶上到處可見這些字樣的人呢？而如果真能追問這些死難者的話，他們真的願意用生命換取那衣衫上頭帶上的榮光嗎？如果再問問我們這些多年後激情不得不消退了的生者，今天又有誰還願意去頭帶這些榮光去赴死呢？ 3. 『堅守廣場正是為了避免鎮壓』。這話我怎麼看都看不懂。要是沒有堅守廣場，中共下戒嚴令幹什麼？要是沒有堅守廣場，中共調集大軍進京幹什麼？要是沒有堅守廣場，共軍“不惜一切代價清場”向天安門進發幹什麼？要是沒有堅守廣場，學生市民冒死去堵軍車幹什麼？怎麼堅守廣場反而是為了避免鎮壓呢？ 再看看為柴玲辯護的部分： 1. 先生對柴玲所說的‘流血’的解釋難成立。文中說： 『我要負責任地說明：六四之前學生們口中的“流血”，與屠殺之後海外批評者所說的“流血”極為不同。現在說的“流血”是指稱屠殺。六四前說的“流血”是指稱上次“天安門事件”式的棍棒毆打。(四五天安門事件沒死一個人。)-----而柴玲所說的流血也是這個意思。』；『有哪一位事先估計到了機槍坦克式的屠殺，或者能夠證明柴玲當時說的“流血”是六四式的屠殺，可以站出來作證！』 我認為此說無法成立。首先，柴玲多次談到流血的錄像是在5月28日，而大批戒嚴部隊已經於20日就抵達北京並在28日前多次和市民學生發生小規模衝突；上百萬的市民去勸說阻攔軍車；學生市民中更是有敢死隊的出現；趙紫陽派的人紛紛失勢。如此緊張的氣氛難道作為廣場總指揮的柴玲會沒有風聞沒有感受？而76年的五四事件之前既沒有戒嚴也沒有派荷槍實彈甚至是開着坦克軍車的軍隊大規模地進京。因此，就28柴玲錄像談話之前的氣氛來講，它跟四五事件之前的氣氛是有巨大差別的。所以，將柴玲28日所說的“流血”說成是『指稱上次“天安門事件”式的棍棒毆打』是沒有事實依據的。 再看柴玲的講話中所談的“流血”和死亡的聯繫，例如她說道： 『昨天我跟我愛人說，我再也不願在中國待下去了，我說我想到國外去，因為我學的是心理學，在絕食的第一天我就說過我不是為死而戰，而是為了生而戰。』 『下一步作為我個人，我願意求生下去。廣場上的同學，我想只能是堅持到底，等待政府狗急跳牆的時候血洗。』 『因為我跟大家不一樣。我是上了黑名單的人。被這樣的政府殘害，不甘心。我要求生。』 『我心裡覺得很悲哀，我沒辦法告訴他們，其實我們期待的就是，就是流血。就是讓政府最後，無賴至極的時候它用屠刀來對着它的，它的公民。我想，也只有廣場血流成河的時候，全中國的人才能真正擦亮眼睛。（哭）他們真正才能團結起來。但是這種話怎麼能跟同學們說？』 『(抽泣)這些話沒有辦法直接跟同學講，跟同學說，我們就是要在這裡流血，用我們的鮮血和生命來喚起民眾，同學們肯定會這樣做的，但是，他們還是年輕的孩子們(哭)。』 在一個七十多分鐘的談話中柴玲用了‘血洗’、‘血流成河’、‘屠刀’各一次；‘流血’五次；‘死’十二次。任何一個人看了她的這些話也能一目了然，柴玲所說的‘流血’就是死亡，最起碼包括死亡。誰都知道‘屠刀’是拿來殺人的，而‘血流成河’必然是伴隨着死亡，‘血洗’更是屠殺的意思。因此，鄭義先生所說的柴玲『六四前說的“流血”是指稱上次“天安門事件”式的棍棒毆打』是說不過去的。 我認為，在柴玲的一表白中，她對自己生命的留戀對面對坐牢十七年的懼怕是人所共有的，而她視他人生命為糞土一點都不矛盾，這正好直率地告訴人們她是如何深受共產黨的鬥爭哲學的毒害，把指揮他人獻身、革命、抗爭、犧牲等看得是多麼令人激情萬丈而又充滿浪漫色彩的事。她前前後後都在扮裝一個悲情革命家，這也和她在整個運動中的一貫的激進表現是相吻合的。在戒嚴令下了之後在軍隊已經和民眾發生了衝突之後還號召“保衛天安門”， 期待“廣場上血流成河”，以此讓“人民起來和這個政權較量”，這些全都是一致的。所以，沒有人能夠充分證明柴玲當時說的“流血”是六四式的屠殺，因為絕大多數人都沒有這種預料。但是，起碼沒有人能夠充分證明她大談的“流血”不是指死亡，起碼包括死亡。 2. 鄭義先生反駁批評柴玲的人時說道：『不顧當時的情境，把某一句話挑出來，解釋為“別人流血，自己求生”是不公道的。我們每個人都有過失言的經驗。或是激憤之辭，或是過分誇大，或是私下談話中放任某種片面的情緒……但聽話的人一般都會給以同情的理解，而不會“揪辮子”。比如說一句“國罵”，聽者不會真的認為你要對誰的母親進行性攻擊。』 我認為此說也難成立。因為首先從這個談話的長度來看，這是一個長達七十幾分鐘、可以匯集文字多達一萬五千多字的談話。而且從錄像上可以看出，柴玲面前一直放着一份講稿一樣的東西；並且其中有柴玲提示錄像者的動作。還有一點，這份講話被很多人聲稱為遺言，包括封從德的六四網站上也這麼說的，稱其為『最後的遺言』或『最後的話』。任何人都知道，一個人對他/她的遺言是極其重視的甚至是很鄭重的。不管這個談話是不是柴玲真誠的遺言，但就其被以此名廣為報道轉載來看，它多少都有些遺言的色彩。加之，柴玲的談話對象據說是一個才認識不久的留學生，並不是什麼親朋好友之間隨便聊聊發泄發泄而已。在當時的條件下，沒有人有條件將自己無關緊要的閒話錄製成像。所以，應該說，這個談話是有準備的，是慎重的。柴玲在這份“遺言”式的談話中所表現的是她的真實思想，是在複雜的情緒交織下心直口快地說出了她心中的話。 所以我認為先生所說的“放任某種片面的情緒”、“激憤之辭”在談話中的確有，但情緒強烈之下所言往往更能顯露一個人的內心世界和真實思想，這對女人來講尤其如此。也就是說真實才是這份錄像的價值，它向世人揭示了許多當時外界無法了解的真實內幕和柴玲深涉其中的真實感受。 至於先生所抨擊的兩位作者在評論柴玲時是不是只是將她的“某一句話挑出來”我不知道，因為不知道原作在哪裡。其實，只要某一句話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將其單獨拿出來進行批評也沒什麼不可以，只要不歪曲其原意就行，比如人們在批判毛澤東的時候就常常只拿一句話出來批判。 以上所言不知是否對鄭義先生有不實之處或歪曲的地方，還請先生指正。對不同的觀點也歡迎反駁和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