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柴玲為首的激進學領劫持了學運 蘆笛 有的網友為柴玲辯護，認為她是被群眾運動“裹挾”了，身不由己，云云。我看根本不成立。我是文革過來人，比誰都熟悉暴民心理是怎麼回事，專門在《紀念五一六通知發表40周年》的長文中論述過，這兒隨便引上一段： “為什麼直接民主會導致暴民專制？這道理Lipmman已經說過了，簡單來說 就是：不按一定程序集合在一起的個體的綜合效應小於單獨的人。個人幽 居獨處時是深思熟慮的理性生物，但如果把他們雜亂集合在一起，不按嚴 格規矩約束其行為，則必然像把鈾塊胡亂堆積在一起一樣，引出‘蠢瘋鏈 式反應’，使得全體喪失理智，變成可怕的野獸。 這當然是我自己的表述，不過我記得大致意思是他的。他認為，當個體變 成群體時，就從用大腦思維的人變成了用脊髓思維的野獸。如果用理工科 乾麵包喜歡使用的“數理比喻”來表達，那就是： １＋１＋１＋１＋……＋１＝一個無窮大負數 凡是親歷過文革和８９學運的人都應能同意這個‘數學比喻’吧？不過， 這其實只是現象觀察，沒有指出發生機制是什麼。 我自己的體會是：這是人類天性決定的。人類天生有表演欲，並具有接受 外來情緒影響的官能。作為個體存在時，表演欲無所用武，不會出來干擾 思索，個體也沒有外來情緒干擾，因而可以心平氣和地進行理性思考。但 如果處在人群中，則他必然要在潛意識中感到他人的期待，必須會根據這 期待，下意識地調整自己的情緒和行為，使之與主導大眾的情緒合拍，否 則就會本能地感到不安全。所謂‘隨大流’就是這個意思。 其實‘隨大流’乃是人類作為群居動物的天性。一個猿人能遇到的最恐怖 的事，就是被群體拒絕。因此，通過‘隨大流’來獲得起碼的個體安全感 的本能，大概是寫在我們基因中的。這種行為並不一定是有意識的，行為 發出者不一定意識到自己是在迎合群體。相反，他們常常誤以為那是自己 自發的反應。 換言之，當個體處於人群中時，必然要在情感上進行‘調諧’（又是理工 比喻），將感情的‘波長’調得與大眾的‘主旋律’一致，發生‘情感共 振’。一旦進入這種狀態，則原來的情緒基調立刻進入正反饋式的強化放 大，再輸出去感染他人。這樣情緒互相感染，共振越來越強烈，大眾便進 入所謂‘群體催眠’階段，徹底喪失理智，變成了徹底為腎上腺支配的感 情動物。 至於那最後輸出的效果是什麼，則完全取決於最初的基調。如果是哀傷， 則最後大家必然哭得昏倒在地；如果是悲壯，則大眾到最後全成了‘英雄’ （亦即充分進入角色的戲子）；如果是崇高感，則大眾最後統統成了聖人； 如果是仇恨，則大眾最後就成了嗜血的瘋狂野獸。最終輸出方式可能不一 樣，但有一點絕對是共同的，那就是必然要出現攀比競賽，使得情緒越來 越極端，行為越來越過火，越來越走火入魔。 凡經過文革的老幫菜，都應該見識過上述種種場合：仇恨驅使下的批鬥會， 群情越來越沸騰，最後與會群眾統統變成發瘋嗜血的野獸，高帽越做越大， 鐵牌越作越沉，毒刑越來越毒；在群體拜神活動中，像章越作越大，口號 越來越響，忠心表得越來越肉麻；好總理逝世後則是花圈越做越大，哭得 越來越傷心，在靈前宣誓的人越來越顯得悲壯崇高，等等，等等。 正因為見夠了這種群體催眠場面，８９學運發生時，我不用看電視就能猜 出那局面來，知道誰也抵擋不住那種‘群體情緒電磁場’引發的‘共振作 用’。後來看戴晴的文章說，他們本來到廣場上是想去勸學生撤退的，但 一到廣場立刻就被那無比悲壯的氣氛徹底征服俘獲了，根本也就不可能再 去說服誰，云云。 這種經歷我早就有過，好總理逝世時，我到廣場上去看熱鬧，照樣涕泗橫 流，比死了老子娘還傷心，過後才覺得又好氣，又好笑，又駭然。 可笑的是許多同志到現在也不明白這點，至今還在引用８９學運期間小偷 絕跡的事實來論證‘革命的淨化作用’。他們不知道所有的革命開頭都有 這階段，初期必有‘群體聖徒階段’，法國大革命的這‘聖徒初階’最明 顯，但後來巴黎肉食店供應的卻是斷頭台源源提供的人肉。是群體聖徒還 是群體劊子手，那轉化可以發生在旦夕之間。其原因毫不難明白：情緒從 來就是翻來復去毫無穩定可言的玩意，只有理性才是持續的。 總而言之，當個體自發形成集體時，唯一的驅動力就是情緒，理性說服毫 無作用，而煽動群眾效果最強烈的情緒就是仇恨，一旦群眾被仇恨刺激起 來，則立刻要出現互相攀比競賽的惡性循環，最終使得大家徹底喪失神智， 變成喪心病狂的野獸，什麼滅絕人性的勾當都能臉不變色心不跳、毫不猶 豫地干出來。” 然而這並不是原諒柴玲的理由，我早在舊作中反覆說過了，毛共“鬥爭哲學”教義將“妥協”當成最可恥的罪行譴責，而這套黨文化教義就是指導八九學運的基本精神，使得學運成了毛共黨文化的強大負篩選場，把所有溫和的學運領袖都攆下台去，同時也為精通共黨鬥爭權術的野心家們提供了一個排眾而前、青雲直上的良機，柴玲就是這種經過層層負篩選脫穎而出的人渣。 局外人不知道，當學運領袖其實具有強大的誘惑，鎂光燈下舉世矚目的風頭能極大地滿足人的虛榮心，而呼風喚雨、一呼百應、改天換地、書寫歷史的虛幻的權勢感與自我陶醉感簡直就不是凡人能抵抗的。柴玲就是沖這爬上去的，她已經在1989年5月28日那個臭名昭著的講話中不小心泄露了天機： “那麼多人爭奪權力，我從來不迷戀權力，我只是為了，為了良心，我才不 願把這個權力放棄給那一小撮那種投降派和陰謀家。但是我不知道這些人為 爭奪這權力，而發起一次一次的攻勢。我感覺這不對（哽咽）我就是想全中 國的中國人，全世界的華人，我就是想說中國人，我們作為這個民族太不幸 了，不要再自相殘殺了，中國的機會已經不多了。（哭）” 這段話也泄露了她採用的爭奪權力的戰略：搶占最高的道義制高點，顯示最堅定的革命立場與毫不妥協的骨氣。這就是掃蕩一切競爭者的最強大武器，必能讓她在這激烈競爭中勝出。除此之外，她也深通共黨那套權術。據戴晴說，柴玲的城府之深與她的年齡極不相稱，學領等人開會時她一言不發，下來後便在學生中散布流言蜚語，指責誰誰是陰謀家，投降派，要出賣民主運動。 戴晴的揭發我看完全是真實的，在那個臭名昭著的講話中，她從頭到尾都在指責“陰謀家”、“投降派”、“特務”、“奸細”，吹噓自己怎麼怎麼與這些人作鬥爭，像煞了江青同志的“兩條路線鬥爭大事記”： “我想，種種跡象表明，這是一場有組織、有預謀的計劃。種種跡象表明， 而且我們已經得到一些消息，政府正在收買學生中的一些變節分子，主要 他們想大力地扭轉和削減廣場上的組織領導力量，整個葬送我們這場學運。” “對，對。更可怕的是，有些同學逐漸被政府收買，他們作一種學生中的 特務和姦細。這麼跟他們講，你們能讓同學撤走的話，那你們就是人民的 功臣，國家的功臣，人民會記得你，國家會記得你。如有些死硬派不撤的 話，那麼周圍的便衣隨時可以調動。” “可好多同學都不明白，我們現在在廣場這是我們最後唯一的陣地了。有 人一再主張撤，這撤，唯一高興的就是政府。我悲哀的是什麼呢？我是總 指揮，我一再要求這個權力，掌握這個權力，就是為了抵制這種妥協，這 種投降派。而且作為北京高聯和外高聯，外校的高聯，他們很願意要這種 權力。” “作為一些知識階層的人，成立了一個知識……什麼各界聯合會議，愛國 維憲委員會，在昨天會上我很憤……憤慨，因為我感覺到這些人也是在利 用學運重新塑造他們的形像。我一再抵制這種傾向，象劉曉波把吾爾開希 （斷）對不起，上面說的可以刪一下嗎？要推舉他作發言人什麼的。我在 運動中對這類人有些看法，吾爾開希，就是他，曾經利用他的影響，他所 處的那種領袖地位，對整個學運產生了很大的破壞作用。這已經發生兩次 了，最後一次給我們堅決抵制，而且罷免了。但現在他們有些人要重新樹 他這個形像。” “尤其可悲的是，有一些同學，有一些什麼上層人士，什麼什麼人物名流， 他們居然為了達到個人的目的，完成自己的一些交易，拼命地在做這個工 作，就是幫助政府，或者不讓政府採取這種措施，而在政府最終狗急跳牆 之前把我們瓦解掉，分化掉，讓我們撤離廣場。 “如果是這種同學們自我崩潰，自我瓦解這樣一種情況下，我們要，要撤 回原地的話，那麼中國就會這樣的一種情況：黨內的所有的比較先進的什 麼思想有點民主意識的人，還有歷次運動中，象什麼四五運動，象什麼反 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歷次運動中沒有被打下去的人，這次一下全被清洗 乾淨。” “我昨天非常痛心，因為我，（哭）因為我，又一次看到形形色色的人在 出賣這場運動，在葬送這場運動。” “我們本來有五六百人，現在只剩下十多個人。說我們這些人都堅持下去， 都是堅定分子。” “那天我從知識界聯合會，就是昨天，回來的時候，我哭了。（哭）我感 覺到我那麼熱愛廣場上這幾萬萬的孩子們。（哭）我有責任用我們的生命 堅持到底，但是我又覺得我很悲哀，我實在是無力回天，（哽咽）我一個 人太有限了，……我就是想說中國人，我們作為這個民族太不幸了，不要 再自相殘殺了，中國的機會已經不多了。（哭） “二十七號撤離這個決議是所謂的愛國維憲各界會議決定的。他們造成了 很壞的影響，當時我也在，但是我沒有很明確的意識到有這麼大的危害力。 同時，興奮點集中與他們有一些人要通過這個運動樹一些自己的形像，什 麼什麼的，而且我沒有堅決抵制這種東西。他們這些人決定在新聞招待會 上發布，來不及再更改了。但是後來我們一再聲明，還造成很壞的影響。 但是可以說肯定有人堅持下去的，因為我就想告訴大家，現在廣場是我們 唯一的陣地了，我們再失守這個陣地話，那麼中國就要復辟了，我想每個 同學都有自己的判斷。” 這些話泄露了她“保衛天安門”的決心來源。六四發生前夕，學運已經處處顯示了難以逆轉的自然消亡頹勢，根本不是早期那種轟轟烈烈風起雲湧的局面了。學生們耐不住持久戰與消耗戰，廣場上的人寥寥無幾，以致學領們不能不在那兒樹立個民主女神像招攬遊客。柴玲的講話流露出了這種“無可奈何花落去”的悲涼與絕望：“我們本來有五六百人，現在只剩下十多個人。”特別是5月27日召開的“愛國維憲會各界會議”議決30日撤出廣場，更激起了她的絕望的恐懼，理由她也如實講出了： “當時我參加運動的時候，也就是25號那天，在4月25日那天在籌委會， 當時可能混進了便衣或什麼，我們在聊天，我說政治犯判多少年？他說以 前判三年，後來判五年，現在加到七年，後來加到17年。當時我很悲哀， 我在想十七年以後我出來就四十歲了，很不甘心的呀。” 很明顯，如果學生真的遵照那決議在30日撤出廣場，運動和平結束，則她就要被政府投入大牢，蹲上17年的大牢，她怎麼也不能甘心，於是就決定死賴在天安門廣場這個“唯一的陣地”上，這理由她也說得明明白白： “可好多同學都不明白，我們現在在廣場這是我們最後唯一的陣地了。有 人一再主張撤，這撤，唯一高興的就是政府。我悲哀的是什麼呢？我是總 指揮，我一再要求這個權力，掌握這個權力，就是為了抵制這種妥協，這 種投降派。而且作為北京高聯和外高聯，外校的高聯，他們很願意要這種 權力。” “政府這方面已經逐漸的穩固了。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我們在天安門廣場 堅持，等待看一看人民能不能真正團結起來，因為到最後只有是人民跟這 個與人民作對的政府來較量了。 同學們老在問，我們下一步要幹什麼，我們能達到什麼要求，我心裡覺得 很悲哀，我沒辦法告訴他們，其實我們期待的就是，就是流血。就是讓政 府最後，無賴至極的時候它用屠刀來對着它的，它的公民。我想，也只有 廣場血流成河的時候，全中國的人才能真正擦亮眼睛。（哭）他們真正才 能團結起來。 但是這種話怎麼能跟同學們說？尤其可悲的是，有一些同學，有一些什麼 上層人士，什麼什麼人物名流，他們居然為了達到個人的目的，完成自己 的一些交易，拼命地在做這個工作，就是幫助政府，或者不讓政府採取這 種措施，而在政府最終狗急跳牆之前把我們瓦解掉，分化掉，讓我們撤離 廣場。如果是這種同學們自我崩潰，自我瓦解這樣一種情況下，我們要， 要撤回原地的話，那麼中國就會這樣的一種情況：黨內的所有的比較先進 的什麼思想有點民主意識的人，還有歷次運動中，象什麼四五運動，象什 麼反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歷次運動中沒有被打下去的人，這次一下全被 清洗乾淨。而且鄧小平就說了，是有極少數的人，黨內有，好像社會上也 有，學生中也有一小撮。” 所以，不是學運推着柴玲輩向前，而是柴玲力挽狂瀾於既倒，她靠最堅定的革命立場、高度的革命警惕性與路線鬥爭覺悟，打倒了形形色色的“陰謀家”、“投降派”與“特務”，堅決反對首都愛國維憲各界會議撤出廣場的決議，率領十幾個人賴在廣場上，自任“保衛天安門廣場總指揮”，甚至與副指揮李祿策劃自焚，使得市民們為了保護他們不能不去堵入城的軍車，成全了當局的大屠殺。如果不是柴玲等少數人靠搶占黨文化鬥爭哲學的道義最高點，劫持了學運，在廣場集會時慫恿極端分子抵制各界聯合會27日的決議，學生早在5月30日就撤退了，那也就不會有大屠殺的發生。當然柴玲輩不免如王丹那樣被投入黑牢，但畢竟代價要小到不可勝計。 柴玲同情者的誤區，是以為柴玲如常規領導那樣，身不由己地被民眾推着走。其實哪有這種事？八九學運是純粹自發的群眾運動，學領隨時可能被群眾拋棄，只有蓄意以最激進的口號蠱惑群眾，並先發制人抓“特務”、“奸細”、“投降派”、“陰謀家”的野心家才能始終保持“權力”。 柴玲就是靠這策略爬上去的野心家，當運動轉入自動消亡的低潮時，她害怕政府秋後算賬，率領一小撮人賴在廣場上，以情感訛詐（emotional blackmail）的下作勾當打動市民的俠義心腸，讓他們為保護學生們去與鋼鐵怪獸拼搏，最後一個個陳屍街頭，換來的卻是那伙人渣“身有彩鳳雙飛翼，腰藏美元一路通”，由中央情報局的保鏢護送出國（這是吾爾開希到達西方首次露面時西方報紙的報道）。如果不譴責這種以民命為芻狗的下流行徑，中國就永遠斷不了此類悲劇。寬容這種毛共“運動群眾”的下流戰略，不僅對不起長街上倒下的許許多多生靈們，也無異於對未來的中國人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