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一部曠世的人民民主聖典和人民英雄群體史詩的特寫！　

　駱玉濤

　 　

“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根據這個道理，於是就反抗，就鬥爭，就干社會主義。”　　

（毛澤東）　　

——前言　　

——對於文革評論的言論有限摘錄　　

——文革的重要意義及怎樣理解其意義：　　

一，     毛澤東政治遺囑的啟示  二，30年來反面教員以實際行動“耐　　

心教育”的結果  三，反思文革基本內容的理解： 1，這場革命運動的靈魂  2，文革的核心  3，文革的要訣  4，文革的最高形式  5，文革的主體  6，文革的基本形式 7，文革的主要對象  8，文革的根本目的  9，文革的理論基礎與社會基礎  10，文革的實質  11，人民民主的最經典形式與文學藝術改革的偉大成果  12，文革的威力  13，去文革的危害  14，文革是政治風向標  15，定律與經驗  16，文革精神　　

——結論　　

——附：有關文革文章與言論摘錄　　

                  前    言　　

今天（2009年6月30日），是毛澤東主席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這篇光輝著作60周年。本文是對於這位偉人這一光輝思想的紀念；而文化大革命運動是他實踐和發展這一光輝思想與他自己一生艱苦卓絕鬥爭的頂峰，因此，本文也是對於十年文化大革命主題及其偉大意義的思考和紀念（只原則地敘述，引證了國內外許多學者和網友對於文革問題的簡短評論，一般不引證具體人物和事件）。　　

毛澤東主席以“造反有理”這四個大字，率領中國廣大勞動人民群眾乃至世界的青年學子們曾經將這個不平等的黑暗世界鬧了個天翻地覆，在中國，繪成了一部人類有史以來唯一的一部特寫的、曠世的、令一切邪惡勢力百般恐懼的人民民主聖典和人民英雄群體史詩！　　

60年來，毛澤東主席開創的新中國社會主義人民民主專政的偉大道路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踐，經歷了一個艱難曲折的發展過程，有過成功的輝煌，也遭受過挫折，特別在他逝世之後，他的這一光輝思想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實踐，受到了國內外反人民、反人類的反動派們、別有用心的陰謀家們、隱藏於中國社會裡的封建殘渣餘孽、殖民主義者及其走狗們和那些在運動中受過紅衛兵衝擊、鼠肚雞腸、學識淺薄的可恥文人們造謠污衊和妖魔化，被他們一步一步地所顛覆。新的一代，已經完全不知道毛澤東領導下的社會主義人民民主專政時代，勞動人民所充分享有的平等和各項民主權利的真實和光明。直到現在，極端反動勢力仍然在千方百計地試圖阻止人民揭示文化革命的真實性和偉大意義，宣傳人民民主專政力量的偉大威力，一方面證明了反動派們對於文革和勞動人民力量的恐懼，另一方面證明了反動派們過去和現在的所作所為的前後一致性：都是見不得人的，都是禍國殃民的。　　

因此，所有親歷過那個時代生活的有胸懷、有良知、堅持正義和真理的人們，應當向黃克誠大將——儘管曾經在50年代末被打成反黨集團主要成員，但70年代末平反後，仍然堅決維護毛主席真實的光輝形象和毛澤東思想的崇高歷史地位——那樣，有責任、有義務向青年一代客觀地、真實地揭示事實真相，告訴他們，毛澤東主席所獨創的社會主義人民民主專政，這一大眾民主政治的道路和偉大的文革實踐，雖然還存有缺陷，不夠完美，但卻是一條通向人民幸福、民族復興、國家富強、實現人類大同理想的唯一正確的光明大道。　　

像當年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徘徊，舊歐洲的一切舊勢力，都為驅除這個幽靈而結成了神聖同盟一樣，毛澤東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幽靈，40多年來，一直在中國、在亞洲、在各大洲乃至全世界徘徊，一切反人民、反人類的反動派，封建餘孽及其遺老遺少、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及其後裔、頹廢的落魄文人、黑幫和社會渣滓、革命陣營中的蛻變分子及其後裔、新生的資產階級、殖民主義者及其走狗們，為了驅除這個幽靈，他們也都部分地自覺不自覺地聯合了起來，進行了長達三十多年公開的和陰謀的、物質的和文化的、分散的和有組織地瘋狂圍剿——百般妖魔化文革和殘酷打擊文革中的左派力量！他們試圖徹底掃蕩文革，清除文革對於廣大勞動人民的美好回憶。　　

但是，反動派們的掘劣伎倆和罪惡圖謀，收到的效果甚微。文革這個幽靈久久地在這些人的心頭徘徊，怎麼也揮之不去，驅散不了，使得他們對這個幽靈始終既有着深深的恐懼，又對這個幽靈懷着刻骨的仇恨。　　

這個現象證明：文革，已經歷史地成為一種對於一切反人民、反民族、反人類的反動派所公認的、令他們感到百般恐懼的、無形的強大威脅力量！　　

但是，無論一切反人民、反民族、反人類的反動派怎樣惡毒詛咒文革，怎樣誹謗和妖魔化文革，怎樣無所不用其極地瘋狂圍剿文革，怎樣企圖徹底清除文革在廣大勞動人民心目中的影響，結果都適得其反：文革被他們越抹越紅，而他們自己卻越描越黑。經過文革戰鬥洗禮的絕大多數勞動人民（包括大量具有卓越洞見的、胸懷博大的、進步的知識分子），甚至包括全世界受壓迫和受剝削人們中的、具有深刻的歷史洞見和敏銳政治眼光的政治家和知識分子們，卻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了文革的偉大意義，越來越深刻地感受到了文革的偉大光輝，感受到了他們自身的利益與文革政治實踐一體而密不可分，越來越親切地懷念文革，越來越深入地着力探索文革的豐富思想與文化內涵，越來越堅決地捍衛文革的偉大實踐和文革精神。　　

這個歷史現象又證明：文革精神，已經成為一切受壓迫、受剝削的勞動人民，在人類和平與未來文明中爭取自身的徹底解放和進步、成為社會真正的主人、實現人類社會真正自由平等的最強有力武器！文革實踐——人民民主的大眾政治道路，是人類徹底解放自己的最偉大道路。　　

關於文革問題議論的有限摘錄　　

浮圖：“對於文化大革命的評價，如同對於法國大革命一樣，一直是爭論不休的話題。重新總結文革的正面價值，破除西方對中共的妖魔化陰謀，使中華民族從完全不必要的自我妖魔化的心理暗示中解脫，這些早就是國內國外、互聯網內外的一種極為廣泛思潮……”　　

 張宏良：“將來的人們或許會忘掉人類歷史上所有曾被稱頌為輝煌的革命，但是唯獨不會忘掉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因為她是人類自覺掌握自身命運的開始，是所有人——而不只是一部分人，無論這一部分人多麼優秀——成為人的歷史的開始，是所有生命——而只不是少數英雄聖賢的生命——都能升華為崇高精神現象的歷史的開始，是所有人——而不只是少數大師高僧——都能感受到生命崇高感的歷史的開始，總之，是真正人類歷史的開始。這就是了解那段歷史的底層民眾把毛澤東捧上神壇的原因，因為是毛澤東，並且只是毛澤東，讓他們曾經感受過人的生命，曾經感受過自己是人，並且還是充滿生命崇高感的人。”　　

王紹光：“我認為理解毛澤東為什麼發動文革最重要的文本是1966年5月7日他的一段指示，也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在【五七指示】里，他談到工人應該怎麼樣，學生應該怎麼樣，軍人應該怎麼樣，他的理想是要打破職業的界限，打破等級的界線，讓所有人參與所有方面的活動。比如學生除了學書本文化，也要學農、學工、學軍。工人除了參加體力勞動以外，也要參加管理，【鞍鋼憲法】、工人、幹部、技術人員三結合都是基於這個理念。農民、解放軍也是如此。毛澤東這套理念有很多閃光的東西，但他這套理念不一定馬上就能在現代社會中實現。”　　

一位美籍華人青年是這樣判斷文革的：：“我沒有經歷過文革，但我有我的判斷法：文革是整走資派的，也就是整幹部的；如果否定文革，幹部隊伍變好了，就說明文革錯了；如果否定文革，幹部隊伍變壞了，就說明文革對了。”　　

鄧小平：“關於文化大革命，也應該科學地歷史地來看。毛澤東同志發動這樣一次大革命，主要是從反修防修的要求出發的。……”（《鄧小平文選》第二版第二卷第149頁）　　

　 　

日本學者野村浩一認為文化大革命是“猶如明暗交織在一起的一出壯觀的歷史劇”。　　

邁克爾：毛澤東（文化大革命運動——引者加）侵犯和觸動了官僚階級和知識分子這兩個中國歷史上的統治階級的利益。 
湯因比（英國現代著名歷史學家）：毛澤東公開嘲弄了中國官吏，但他並沒有殺死他們，而是讓他們官復原職，毛澤東主義的宗教觀正是把人當作人來看待，尊重人性的尊嚴，不容許地位低下的人遭受中國官吏的凌辱。 
梅森（美國新經濟學家）：“文化革命是快了些，委屈了一批人，尤其是不到全社會3%的教育、科技人員和地方鄉紳，這是它的副作用，但文化革命不僅在當時，即使在今天和明天，也堵死了中國走回傳統社會分配格局的路，它偏向了中國普通老百姓。 ”　　

文革的重要意義及怎樣理解其意義　　

我們知道，就在1998年，歐、亞、美洲等國家和地區，都曾紀念1968年的學生運動，唯獨中國這個學生運動的發源地保持了沉默。這是對於文革的拒絕，並延伸到對於中國革命整個過程的拒絕。不僅如此，反動派們還在以種種陰謀手段製造謠言，顛倒黑白，誇大文革缺點，幾十年一直不停息地妖魔化文化革命這一偉大的歷史性群眾運動。這表明腐敗倒退的權貴們和偽自由派們自我標榜的“人權民主自由”的極端虛偽性。　　

如果從文革發動時算起，已經過了40餘年。通過反反覆覆解讀，我們有幸初步讀懂了其中的部分奧秘和要義。　　

現在，該是“科學地歷史地”總結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了。　　

這場文化革命，由於是人類文明史以來的初次探索，很多人對此認識不足，加上缺乏經驗，因此，確曾出過一些亂子，冤枉和傷害過一些好人，所以，毛澤東主席在他生前就曾經具體指出文革存在的主要不足是“打倒一切”和“全面內戰”。他最不滿意的是一面在桌面上鬥爭，一面又“在桌子底下用腳踢你”（指那些兩面派）。　　

但是，在我們回過頭來再看這段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的歷史絕唱的時候，我們必須要站在人類文明發展全過程和總趨勢的高度，科學地歷史地來看，而不能站在個人得失的狹隘淺薄的視角去評價。而且，由於三十年來復辟倒退的腐敗權貴們和殖民主義的走狗及偽自由派們對於文革的妖魔化，現在必須更多地從文革的正面價值加以肯定，才能還歷史的本來面目，還歷史以公允。　　

文革這部聖典，我們聯繫社會現實反反覆覆研讀了40餘年，直到今天，才初步有些讀懂：　　

它是迄今為止人類文明發展史上最偉大的一部特寫的、不朽的和莊嚴的科學社會主義的長征宣言書和播種機！　　

　1966年6月17日　至　6月26日　，毛澤東第二次回韶山的時候，就對當時的湖南省代省委書記王延春、湘潭地委、縣委等的負責人說過：“以前我帶你們長征，現在我又要帶你們長征了。”（胡長明：“毛澤東心中的聖地”《黨史博覽》）。那時，毛主席他老人家已經十分清晰地看到了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運動，就是一場長期的艱難跋涉和征戰。　　

這部聖典，是一部最激烈緊張而又最生動活潑的社會主義人民民主專政、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政治與歷史教科書！　　

是社會主義時期，無產階級以一種嶄新的文明形式向封建主義殘餘勢力和資產本主義制度及其一切腐朽勢力吹響的最雄壯的衝鋒號！　　

是社會主義經典著作家關於科學社會主義迄今為止全部經典理論的最集中的高度概括和最生動實踐！　　

是人類有史以來，一部用特殊方式書寫的、屬於一切被壓迫和被剝削民族和人民的、關於人民民主專政的不朽的曠世聖典！　　

這部聖典，勝過人們制定的一千部改革與發展計劃，勝過人們制定的一萬部法律！　　

馬克思說過：一步實際行動遠比一打綱領都重要！　　

因此，在人類社會已經如此文明進步，在共產主義運動已經經歷了100多年艱巨而輝煌、複雜而曲折的歷程之後，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了數億人民群眾進行的、史無前例的、轟轟烈烈的、在全世界產生了無比深遠影響、並擴展到了歐美等發達國家和拉美地區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已經遠遠超越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的偉大歷史地位，成為人類社會主義運動發展史上一座難以逾越的高峰和最雄偉壯美的里程碑！　　

這是迄今為止，人類史上唯一的一部關於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如何以文明形式實現真正的人類社會自由平等的、真正的無字天書！　　

這是迄今為止，人類歷史上特寫的一部最為壯美華麗的勞動人民群體英雄史詩！　　

這部聖典，正如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偉大天才米開朗基羅和達.芬奇有他們不朽的藝術曠世代表作一樣，文革，是毛澤東一生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思想理論與政治藝術的不朽的曠世代表作。　　

　 　

這部聖典的創作過程，就是試圖消解政黨政治，建設大眾政治的探索過程。比如群眾造反派組織聯合的全國性奪權和成立“革命委員會”。　　

　 　

這部聖典的創作過程，就是試圖與傳統觀念決裂的探索過程。比如，在公有制條件下廣泛地開展鬥私批修，破“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立“四新”，掃蕩舊社會遺留下來的一切殘渣餘孽，蕩滌一切污泥濁水。《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明確指出：經過社會主義改造，“資產階級雖然被打倒了，但他們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還在腐蝕群眾，征服人們的心，還在企圖復辟。無產階級……對意識形態領域的資產階級的所有挑戰，必須毫不客氣的予以回擊，必須用無產階級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改變全體社會的新風貌”。（《毛澤東——人類智慧的文化遺產》（日）野村浩一，186頁）　　

這部聖典的創作過程，也是一個絕無僅有的全民集體譜寫過程。　　

這部聖典的創作過程，就是“人民萬歲”和“兩個務必”的最高實踐過程。（“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　　

在這部聖典中，久久迴響着毛澤東他那一遍又一遍“人民萬歲”和關於“兩個務必”的響徹雲霄的鄉音！　　

對於這部聖典的當時條件下無產階級繼續革命思想理論與政治實踐意義和未來的深遠的歷史意義，無論怎樣加以頌揚和讚美都不會過分。　　

對於這部聖典，無論人們將來進行怎樣深入地學習和發掘，都永遠有取之不盡的豐富營養，用之不竭的寶貴財富。　　

創作這樣一部聖典，無彌天大勇，無超人智慧，無純而又純的赤子之心，無粉身碎骨的決心，無至高無上的人格和崇高的道德魅力，是既想象不出這樣的“構思和形式”，更不可能大寫特寫得出來的。若有一毫私心，就絕不會發動，也不敢發動；缺乏崇高的道德和人格魅力，絕發動不起來，即便發動起來了，一種結果是很可能引火燒身，將發動者自身徹底焚毀；而另一種結果是不可能只以中央文革1967年的“7.23”和“7.24”兩個布告一頒布，全國上規模的武鬥現象就能嘎然而止，而很可能出現長期動盪不安、甚至分裂割據的局面，也就不可能有我們今天見到的所謂改革了。　　

從文革這部特寫的人民民主聖典中，可以看見毛澤東早年在井岡山初創時期，將支部建在連上和建立士兵委員會這一偉大創造的影子，如普遍的基層戰鬥隊組織；有着紅軍長征艱難跋涉的風範，如紅衛兵戰鬥隊全國性大串聯；有着黨內延安整風運動的痕跡，如大力開展鬥私批修；有着新中國成立後歷次政治運動中的內容，如反對官僚主義腐化墮落貪污浪費；有着60年代之初起就反反覆覆強調的階級鬥爭的深邃的政治智慧，如由自發的群眾組織聯合實行全面奪權。所以，這是他探索了一生的最偉大的思想政治藝術傑作。　　

因此，文革精神的生命力，將遠遠超過新中國的生命力100倍、1000倍！　　

因此，在充分深入地發動群眾之前，他不得不抱定粉身碎骨的決心，在1966年的7月，獨自一人在“西方的一個山洞裡”（韶山滴水洞）孤獨地反反覆覆地思考了十天！在他一生的政治生涯中，經歷過的所有重大決策，即便是可能決定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決策，比如人民解放戰爭剛剛取得勝利，全國人民和人民解放軍還沒有來得及喘一口氣，解放軍指戰員還在深山剿匪，祖國山河一片狼藉，人民窮苦不堪，就要決策是否出兵與入侵朝鮮的二次世界大戰中凱旋的常勝軍——美軍及其16國聯合國軍作戰，也沒有用過如此長時間的、閉門謝絕一切客人的獨立思考。　　

從他1965年1月就確定了“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一中的概念，遲遲不敢下決心，直到1966年5月才初步定下決心，發動文化大革命，和1966年7月寫給江青的信中可見他的思想在當時還是很矛盾的。證明是他一生中所有重大決定中最難的一次。他在信中寫道：“……自從六月十五日離開武林（指杭州）以後，在西方的一個山洞（指滴水洞）里住了十幾天，消息不大靈通。二十八日來到白雲黃鶴的地方（指武漢），已有十天了。……。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他們為自己的階級本性所決定，非跳出來不可。……。我歷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有那樣大的神通。……。我是被逼上梁山的，看來不同意他們不行了。在重大問題上，違心地同意別人，在我一生還是第一次。……陽春白雪，和者蓋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這後兩句，正是指我。……。我在二十世紀當了共產黨的鐘馗了。……我是準備跌得粉粹的。……不要被勝利沖昏頭腦，經常想一想自己的弱點、缺點和錯誤。……現在的任務是要在全黨全國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後還要有一次橫掃牛鬼蛇神的運動……。中國自從1911年皇帝被打倒以後，反動派當權總是不能長久的。最長的不過二十年（蔣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中國如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會容忍的。……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認真的演習。有些地區（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機關（例如北大、清華），盤根錯節，頃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囂張的地方，他們失敗就越慘……。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還是這兩句老話……。”　　

現在，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事實證明他是被“逼上梁山”的。　　

我們翻開歷史，人類有史以來，從來就沒有過一次（將來也不會再有）動員如此廣泛深入、規模如此巨大、持續時間如此之長的群眾性民主運動：中國幾億人民幾乎是全民參與，全中國幾乎沒有一個死角，而全民參與的熱情持續了達十年之久，運動的高潮時期也持續了約從1966年的8月至1969年4月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後一段時期止的三年多之久！這些都創造了人類世界的歷史記錄。　　

現在，當我們經過了40餘年的“閱讀”之後，才從這個轟轟烈烈的、翻天覆地的全國性群眾運動中，清清楚楚地看出其間僅僅書寫着四個金光閃閃的大字：造反有理！　　

這四個大字有太多的內涵：它是受壓迫者和受剝削者覺悟到自身權利和力量的體現；它敘述的和表達的是被壓迫和被剝削者反抗壓迫與剝削的階級鬥爭；它是人類追求自由平等的最好注釋（那裡有不平等，哪裡就有反抗）；它昭示的是人民民主專政和新中國一切權力屬於人民，是高於空洞的人權民主自由口號一千倍的扎紮實實的人民民主權力；它是用實際行動唱響的國際歌：全靠我們自己，一切歸勞動者所有，要消滅一切寄生蟲；它預示了不平等的壓迫與剝削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里會反反覆覆地出現；它充分展示的是徹底的唯物主義歷史觀；它直接就是對於精英主義的唯心史觀的鞭笞；這四個大字昭示着相當長的一個歷史時期內，勞動人民必須長期堅持反壓迫、反剝削、反掠奪的鬥爭主題。　　

我們怎樣初步理解文革的偉大意義。　　

一，毛澤東政治遺囑的啟示。　　

我們知道，毛澤東自己對於親手發動和領導的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儘管他自己謙虛地有過三七開的評價，但在遺囑中仍將文革定為他一生中只做了兩件大事中的一件，而且強調這件事還沒有完。他，作為一位智慧的哲人，中國5000年燦爛文明的化身，一位近代以來人間真正的佛（毛澤東是真正的佛，張宏良語），一個為人民利益終身奮鬥至生命最後一息的最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一生中經歷過無數驚濤駭浪，跋涉過無數高山大川，親歷過許多驚心動魄的偉大鬥爭，以及許多驚天動地的偉大歷史事件，寫過數千萬字的文字和數百萬字的理論著作，有過許許多多的發現、創造和偉大成就，卻在遺囑中強調他一生只做了兩件事，而又把文革作為兩件事中的一件，與建立社會主義新中國這樣一件開天闢地的劃時代大事並列，本身就表明了文革在中華民族的發展史上，乃至人類文明發展史上的崇高的歷史地位和偉大意義。他如此看重文革，並強調這件事還沒有完，在於提醒我們：就像新中國的成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革命和建設僅僅只是開始一樣，文革，也同樣標誌着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僅僅是開始；是新中國社會主義時期，乃至人類文明社會發展史上第一次規模最大、討論群體最廣泛、爭論最深入的主義之爭，路線與道路之爭，原則之爭，真理之爭的不得不爭；是為了千千萬萬為中國革命和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獻出畢生精力乃至生命的先烈們血不白流，讓他們的靈魂得到告慰，能夠安息；因此，文革是社會主義長征的宣言書；文革就是勞動人民反官僚主義壓迫與特權的階級鬥爭和人民民主專政的大演習；文革就是宣示勞動人民造反有理；文革與新中國共存，與社會主義共存，與階級鬥爭和人民民主專政共存；去文革，與去社會主義、去新中國、去階級鬥爭、去人民民主專政具同樣性質，整個國家就會在去文革的不知不覺中改變顏色，勞動人民就會在麻醉中喪失已經擁有的一切，就會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　　

最近，老田撰文說：“由於共產黨幹部群體中間的右翼激進主義，一貫指向復甦舊統治階級的科層化管理模式，從而更多地肯定當權派的權力和利益訴求，毛澤東與此鬥爭了數十年，經驗老到，最終於1959年形成一個預測性的認識——在中國多數人利益的實現將缺乏制度依託，幹部們及（急——引者改）於成為新的統治階級，其狹隘利益指向與蔣介石和慈禧太后完全一致，都是【對外投降對內鎮壓】，而且新統治階級的產生將經由兩個階段：先是實現壟斷政治權力排斥群眾參與，第二步是壟斷經濟權力。文革的小學課本中間說：修正主義上台就是法西斯上台，資本主義復辟就是工人農民吃二遍苦受二遍罪。”　　

三十多年來，事實是怎樣的呢？　　

一切都已真相大白。遲了四十多年我們才能有所理解：　　

文革，是毛澤東一生科學社會主義革命理論與實踐經驗的升華，是他一生所實現的最偉大最崇高的事業，是他人生輝煌的頂點，是對共產主義事業、對於全人類表示出最深切人文關懷的、最偉大的創舉和最傑出貢獻！是人類難以翻越的一座高峰！　　

正如張宏良所說：“載有“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四大自由的《文革憲法》，是人類民主政治發展史上超越《五月花號文件》《拿破崙法典》等所有里程碑的最偉大的法律文件。”（張宏良：建立人民民主的大眾政治制度——紀念毛澤東誕辰114周年）　　

文革符號就是不斷前進中的、更加完美、更加崇高、更加偉大的人民領袖和導師毛澤東的另一種表述。　　

二，30年來反面教員以實際行動“耐心教育”的結果。　　

在去文革三十多年的歷史過程中，我們從一切反人民、反人類的反動派和殖民主義者對於文革的污衊謾罵惡毒攻擊、徹底否認和長期不遺餘力兇惡瘋狂地圍剿中；從封建主義殘餘的死灰復燃中；從當代資產階級與殖民主義及其走狗和黑社會的橫行霸道、邪惡與殘忍中；從企圖恢復慘無人道的奴隸制的藏獨分子、舊奴隸主達賴與腐化墮落的特權階級也奢談人權民主自由的卑鄙無恥中；從黃賭毒的再次捲土重來中；從古今中外都絕無僅有的貪污腐敗和揮霍浪費中；從中華民族5000年來遭到最慘重的、必將貽害子孫百代的資源破壞性掠奪和環境污染，成為“世界污染大國、資源匱乏大國、食品藥品不安全大國、貧富懸殊大國”（齊淮均）新“四大”中；從令人驚心動魄的文化墮落，道德淪喪，代表中華民族脊梁的精神家園的嚴重毀壞中；從殖民主義文化在中國大地的泛濫與猖獗中；從那些文革中曾經受到過群眾批判鬥爭的封建餘孽、某些高官和幾個“權威”人物的後裔一面在今天不勞而獲享受着高官與拼命聚斂財富，一面腐化墮落，為所欲為，一面仍耿耿於懷，污衊文革是個人恩怨的“人整人”的權力鬥爭的淺薄無恥的言論中；從勞動者的後代成為三聚氰胺類的假冒偽劣產品的受害者——結石寶寶和大頭娃娃中；從一切反人民的封建餘孽、殖民主義及其走狗、落後頹廢的的流氓文痞和貪腐變質的特權階級長期不遺餘力兇惡瘋狂地圍剿文革中；從極少數人的“不種芝麻他吃油，不種桑樹他穿綢，窮人血汗他喝盡”（壯族山歌）的不勞而獲的一夜暴富中；從舉報腐敗命喪上訪路、有“鬼”不捉的黑暗中；從勞動人民在獲得了平等的政治地位等種種權力，成為了國家的主人，又重新陷於被壓迫、被剝削的地位，陷於貧窮困苦的非人地位，全社會充滿了勞動人民的血和淚的活生生的、鐵一般的現實中，使我們受到了遠比書本理論深刻1000倍的教育，而深刻認識了文革這部特寫的宣言書和教科書的偉大意義和深厚而豐富的內涵。　　

唯物主義者從來就不否認，一切偉大的新生事物初次降生到人類世界時，都不是完美無缺的，相對於人類世界早已存在着的舊勢力，又總是弱小的。毛澤東所創造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也是一樣，儘管還有着孩子般的頑皮和稚氣，比如“打倒一切”，“全面內戰”，但是，無論文革對於極少數壞人（也包括有些好人）給以了怎樣的傷害，對於物質的歷史文化遺產給以了怎樣的損毀，它仍然是人類文明發展史上當之無愧的一部特寫的和不朽的社會主義長征宣言書和最偉大的社會主義人民民主專政的經典教科書！　　

三，反思文革重大內容的理解。　　

　1966年8月18日　，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第一次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小將。紅衛兵宋彬彬為毛主席戴上了紅衛兵袖章，毛主席問了他的名字，並說道“要武嘛”，她從此就改名為宋要武。這件事激勵了全國的大中小學生，個個熱血沸騰，都要爭當紅衛兵上北京見毛主席，就象當年八路軍、新四軍以及一切愛國、愛和平的革命青年嚮導延安見毛主席一樣急切。多少年後，他們回憶起來，仍然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動。　　

因此，毛主席不得不分8次連續接見了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小將1100萬人。 　　

一場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就在中共中央的《五一六通知》、在毛主席那張針對L、D派工作組把部分學生　和　老師打成現行反革命的極端錯誤做法，而寫的205字的《我的一張大字報》的號召下，在紅衛兵小將們的歡呼聲和一遍又一遍的毛主席萬歲聲中，開始了這部人類最偉大的人民聖典的集體創作！一個古老而又獲得了新生的民族全都沸騰了起來，包括光着赤腳扛着扁擔也走上了街頭造反的廣大農民！　　

從這時起，紅衛兵就開始衝出校園，實行全國大串連，走向社會大破“四舊”，大抓走“走資派”。　　

那是一個真正的激情燃燒的歲月，甚至包括中華民族幾乎是全體年逾古稀的老人！　　

“漢大賦”網友在一次討論中說，文革，“應該說勾勒出人類的未來，那正是人類成聖成佛的必經之路。”　　

1，         這場革命的靈魂：造反有理！　　

“造反有理”是馬克思主義的真正靈魂（而絕不是象那些淺薄之徒所說是什麼發展社會生產力），也是這場文化革命的靈魂：“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文化革命是所有勞動者（包括學生們）反抗官僚主義、反抗特權、反對權威、反抗一切壓迫與剝削的一場嚴肅的階級鬥爭；造反有理是每一個受壓迫和受剝削的勞動者都應有的第一權力！即便父母打罵孩子，也同樣可以反抗，毛澤東在他孩提時代，對於他父親的壓迫，就是這樣反抗的；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壓迫愈重，反抗愈烈；造反有理，就是告訴我們要不停地改造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係，變革與經濟基礎不相適應的上層建築！　　

造反有理，是令人類社會中一切妖魔鬼怪都害怕的東西。　　

《安舟文稿》之“超非凡魅力型動員”中寫道：我感覺到，現在絕大多數的人心情矛盾……自從1966年毛澤東主席領導了普遍批判共產黨領導幹部的革命潮流之後，完全聽命於傳統黨政機構威嚴的日子，就一去不復返了！”安舟子所道出的是歷史的真實。　　

2，          文革的核心：鬥私批修與滅資興無。　　

文化大革命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文革就是觸及人的靈魂的一場改造和救贖運動，是對於人類自身利益的長遠而又最深切的人文關懷；是為了造就具有高度精神價值的又紅又專的新人；是為了創造一種人人平等的新文化和新社會；就是要“滅等級、滅特權、滅壓迫、滅階級、滅自私、滅邪惡……”（宇太）　　

“毛澤東是最讓反動派放心的革命領袖了，不僅以靈魂救贖代替肉體消滅，以和平贖買代替暴力剝奪，把馬克思主義凌厲的無產階級專政，改為溫和的人民民主專政，還嚴格限定了專政的原則是[大部不抓，一個不殺]，鬥爭的原則是[要文斗，不要武鬥]，只觸及靈魂不傷及肉體，其本意是想把奠定歐洲現代社會基礎的三大運動——文藝復興運動、宗教改革運動、思想啟蒙運動——熔於一爐，掀起中國歷史上第二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思想解放運動，造就中國未來千年繁榮發展的歷史基礎。”（張宏良）。　　

“毛澤東的革命內含着不可阻遏的精神力量，要衝破一切網羅的束縛，而達到極大的解放，這種解放沒有邊界，缺乏大氣度大境界的人無法承受。所以，在毛澤東式革命的面前，心胸開闊、精神崇高的人會體驗到極大的幸福，而人慾深重、雞腸鼠肚的人會感到極大的壓抑。”（　潘　老師）　　

毛澤東的靈魂救贖式的革命，就是要通過社會主義所有制的建立，通過思想改造和批判這種深切的人文關懷，使人們逐步地與私有制觀念決裂。這是文化大革命中，表現最鮮明，體現最集中的基本主旨。儘管有些人藉機搞了“打倒一切”，“全面內戰”，不少有重大原則性錯誤的人，甚至有些曾經對人民有罪的人，如國民黨反動派的戰犯也依然被保護了起來。否則，就不會還能夠活着在近三十年來，喪盡天良地鉚足了勁，頭髮都熬白了，還在那裡不遺餘力地、顛倒黑白造謠誣衊謾罵毛澤東和文革；就不可能三十年來毫無休止地在那裡哼哼唧唧地訴文革的“苦”；就不可能有進入80年代對於文革派的大清算；就不可能在近三十年來一面大搞貪污受賄，盜竊國家巨額資產，腐化墮落，殘酷掠奪勞動人民，拼命聚斂巨額財富，一面卻在那裡奢談人權民主自由，顛倒黑白地攻擊文革是個人權力之爭和“人整人”。　　

文革中的批判修正主義運動與斗私是緊密結合的整體，反修防修就是反對和防止一部分當權派、反動“學術權威”和部分小資們退回到封建主義特權和資本主義法權的道路上去，就是防止他們這些人走上對內壓迫和剝削勞動人民、對外投降賣國的法西斯道路上去，並且改變全社會人民的精神風貌。　　

3，         文革的要訣。　　

文革的要訣是自由的社團組織（成立社團組織無需任何機構批准和登記）和“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基本策略是以黨中央的特別領導小組——文革領導小組和基層民眾的合力對抗處於二者間的官僚與“精英”集團。　　

任何人都可以以個人的名義與其他個人自由地組織社會團體。這些團體就可以聯合起來向走資派奪權，向反動“學術權威”宣戰，蕩滌一切污泥濁水。這些自由的社團組織，如果不是革命派，也會很快被其他群眾團體所識破，如果他要進行反革命活動，便立即會遭到所有進步的社團組織的圍攻而滅亡。因此，文革是一場廣大勞動人民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最徹底最深入的人民民主專政運動。　　

實際上，在文革中，實行的不是“四大”，而是“五大”：前面提到的四大之外，還有“大串聯”。大串聯在1967 年前後的一年多時間裡，在當時交通通信還很不發達的情況下，對於充分發動群眾，開闊紅衛兵小將的眼界，促進文化革命運動的深入開展，起到了極其重大作用。但在1974年憲法中只確立了前四大。現在看來，不將“大串聯”寫進憲法，也是富有遠見的。因為科技進步，比如互聯網的出現，就遠比當時的大串聯要快捷，省時省力省財省物。　　

文革中，無論激進派或溫和派，都是由學生、工人、教師和部分農民組成的紅衛兵戰鬥隊。總體分為保守派（保皇派、也可叫保資派）和革命派。紅衛兵戰鬥或獨立，或聯合以一省構成大紅衛兵團的基本單位。其成員可隨意加入或退出某一紅衛兵組織，他們規模小，政治觀點鮮明，有紀律但不嚴格，具有易變性；政治、或集會、或開批判大會或寫大字報使這些組織活動的基本內容與方式。也可以說是所有戰鬥隊的全部工作。　　

大串聯期間，他們跑遍全國，既有爭論，也有武鬥發生，他們從武裝部門奪得武器或自己能夠製造簡單武器武裝自己。　　

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是人類文明進入新時代如何開展人民民主，防止壓迫與剝削現象重演的、最文明、最徹底、最理想、最偉大的形式創造。因此，他被寫進了《文革憲法》。這一意義，象法國大革命的《人權宣言》，美國的《獨立宣言》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一樣，對於人類文明與進步將產生更為深遠的影響和發揮更為巨大的作用。它是人類文明偉大進步的一座高聳的嶄新的里程碑。　　

文革之初由劉、鄧主政期間，指示各地派駐大專院校的工作組把造反的學生打成右派甚至是反革命，收押入監，所以激起了毛澤東的憤慨，1966年7月，毛澤東一回到北京，嚴厲地批評了劉、鄧，28日就下令撤銷工作組，解放了全部被關押的師生；並嚴正指出，派遣工作組打擊造反師生，“是方向性錯誤”，“……共產黨害怕學生運動，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毛澤東——人類智慧的遺產》185頁）.這一年的8月5 日，才會有毛澤東主席那張石破天驚、流芳萬古、永載史冊的《我的一張大字報》。　　

文化革命中，“四大”的作用才真正發揮到了極致。早在1957年10月，毛澤東在召開的中共中央八屆三中全會上，就對於群眾創造的這種鬥爭形式給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說：“今年這一年，群眾創造了一種革命形式，群眾鬥爭的形式，就是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現在我們革命的內容找到了它的很適合的形式。”還說“大字報，座談會和辯論會，是揭露和克服矛盾，推動人們進步的三種好形式。”“‘四大’這種形式，最適合發揮群眾的主動性，提高群眾的責任心。”“新的革命內容，它要找到新的形式，現在的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是為了建設社會主義國家，它找到了這種新形式。這種形式，可以很快普及，很快學會，幾個月就可以學會。”針對有人怕“四大”，毛澤東說，“四大”，“歸根結蒂，對無產階級有利，對資產階級不利。原因是，百分之九十的人不願意國家亂，而願意建成社會主義。”毛澤東滿懷希望和激情地說，“大字報是一種極其有用的新式武器，城市、鄉村、工廠、合作社、學校、部隊、街道，總之一切有群眾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已經普遍使用起來的，應當永遠使用下去。清人龔自珍詩云‘九州風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大字報把萬馬齊喑的沉悶空氣衝破了。”　　

對於文革民主化形式所達到的高度，張宏良在“建立人民民主的大眾政治制度——紀念毛澤東誕辰114周年”一文中這樣評價：“輿論自由和社團民主的這些優點，被一代政治大師毛澤東，在人民大眾的基礎上發揮的淋漓盡致，達到了人類歷史上自由和民主的最高水平。一是前面提到的“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四大自由，形成了排山倒海的強大輿論壓力；二是社團民主又形成了地動山搖的強大組織壓力。可以說，中國文革時期，是人類歷史上社團民主發展最壯觀的時期，紅衛兵組織，造反派組織，各類戰鬥隊、宣傳隊，以及形形色色的各種群眾組織，可謂是祖國山河一片紅，人民大眾第一次成了政治生活的主人，不用申請不用註冊不用向任何官老爺乞求，幾個人一商量，一個新的政治社團就產生了，一個新的政治領袖就出現了，無論就單獨個體的政治權力而言，還是就人民大眾整體的政治權力來說，都達到了人類歷史上最高的實現形式。在那樣一個人民群眾充分發動起來、理想主義大火熊熊燃燒，貪污一元錢會有數十上百個戰鬥隊等着你交代的年月里，怎麼可能會有貪官污吏！又怎麼可能會產生貪官污吏！這就是中國官僚集團歷盡30年仍然對那個時代充滿深仇大恨的根本原因。……”。　　

韓德強指出：“文革是希望每一個老百姓來討論政治，每一個老百姓來關心政治。這意味着什麼？也就是說其實中國社會政治透明度最高的時候，還真的是在那個時候。你可以說亂，但是特別透明，把所有將軍、元帥、領袖的隱私，和他們誰對誰說的話，通通都通過大字報、小字報都給張貼出來了”。　　

《毛澤東傳（1949-1976）》（逄先知、金沖及主編，中央文獻研究室）第1523頁這樣寫道：“毛澤東說：‘這些都是社會現象，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誰料得到又這麼打起來呀？開頭，我們說嘛，停課半年，登了報的。後頭說不行，一年。後頭說又不行，兩年。後來我索性放長一點，三年嘛。我說現在呀，如果不行呀，你要多少時候給你多少時候。’‘今天我特別搞了錄音，因為你們回去呀，各取所需。你們如果各取所需，搞歪了，我就要放我這個東西。’”——這是毛澤東為制止全國武鬥現象，與北京學生造反派頭目談話中的幾句，一位身經百戰的常勝統帥、已經70多歲高齡、當時具有全國最高權威的領袖能如此坐下來平等地開導幾位學生代表，這樣的執政者真正是前無古人！　　

4，         文革的最高形式。　　

以革命群眾組織的大聯合向執政黨的各級委員會和各級政府的走資派奪權和成立革命委員會，是文革的最高形式。向黨的全國各級委員會和政府走資派的奪權運動的起點，是以上海1967年群眾造反派組織大聯合向上海市委奪權的“一月風暴”為象徵的。這一全國性的造反派奪權運動徹底地摧垮了全國的共產黨原有各級組織，同時在中央文革的指導下，陸續地重新建立了有紅衛兵代表參加的、革命幹部、工農兵和先進知識分子相結合的全國各級“革命委員會”。這一運動對於全國原有的的黨組織機構及其官僚主義具有徹底的顛覆性，儘管這一奪權運動的實施，有着一些不足，如有壞人和一些毫無政治和領導經驗的青年學生參與了其中。但同樣是一個打破舊世界、建設新世界的具有創造性的群眾性運動：即如何以完全人民民主的形式全面奪權和建設新政權。對於這一創舉，無論從何種角度認識，它都是人類文明有史以來史無前例的、具有劃時代的、創造性和示範性意義的。　　

史料記載，1967年 6月初，正在準備氫彈試驗的關鍵時刻，七機部一個名為“九一六”的“造反派”組織占據了國防部大樓。儘管這一事件在周總理請示過毛澤東後，以同群眾組織和平談判的形式，恢復了國防部和國防科工委的正常工作，包括當時正緊鑼密鼓進行的氫彈實驗。這件事證明了三個事實：第一，群眾組織當時是具有很高地位並有極大能量的。第二，群眾組織並不是像那些反動派所污衊的那樣，完全是無法無天、胡作非為、只是一味地實行打砸搶的暴力組織，而是可以通過談判的文明形式解決問題的。第三，文革是以文斗（批判鬥爭為主，思想上觸及靈魂的改造為主）為主的。從毛澤東、周恩來及當時具有極大權威的中央文革領導成員，到當時各地被中央認可的各級有關主要領導，都廣泛地與群眾組織代表進行過無數次平等地直接對話。這毫無疑問是人類文明史以來從來沒有發生過的偉大創舉。因此還表明，如果今天的的許多問題，各級領導人能夠通過多次與群眾平等交流的形式進行討論協商，也是能夠使全社會變得穩定和諧，積極向上的。　　

5，          文革的主體。　　

廣大勞動人民群眾——工人農民和廣大進步師生。　　

在無數由廣大群眾支持的紅衛兵組織和工人農民自發組織的社團組織面前，以前的黨政幹部的權威或學術權威都被徹底打破，造反派們把他們押上被批鬥的舞台，讓他們面對着憤怒的學生、工人、農民或者普通知識分子，揭發他們的錯誤，讓他們公開進行檢討。在這場運動中，工人、農民和學生獲得了監督領導幹部和各種學霸最具權威的權力。同時廣大群眾自己在這次革命運動中，也使得自身的思想受到了革命性的洗禮和各種能力的全面鍛煉。毛澤東自己曾說：“這個運動規模很大，確實把群眾發動起來了，對全國人民的思想革命有很大的意義”。又說：這是一次認真地演習。是一次社會主義條件下人民群眾自己教育自己和自己解放自己的人真演習。　　

6，          文革的基本形式。　　

文斗，反對武鬥，是文革的基本形式。　　

毛澤東以他特有的方式：大字報、分批連續接見全國的紅衛兵、成立專門的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動員和領導這場文化革命運動。　　

他認為工作組同樣有官僚主義性質和官僚主義行為。所以，在文革開始之初，L、D派出工作組，打擊了革命師生和群眾。毛澤東發現後，立即下令撤出了工作組，創造性地利用了他個人的超凡魅力——人民的信賴，發表他《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和對於來自全國的1100萬紅衛兵的分批接見形式，充分動員起全國人民積極參加這場文化革命鬥爭。　　

他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中尖銳批評了工作組的工作方式：“……在五十多天裡，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　　

　《安舟文稿》之：超非凡魅力型動員：蒯（蒯大富，文革初期階段的著名學生代表——引者注）向我解釋道：　　

　　“我不喜歡工作組的方式。報上說這應當是一場學生的運動，但工作組想控制學校的方方面面。毛沒有讓這樣做，劉少奇不理解毛的想法。劉認為大學裡出現混亂，派工作組試圖控制這種局面。實際上工作組是在用反右運動的方式來壓制學生。　　

　　“6月24日工作組在校園召開對蒯的批判大會，宣布他為【反革命分子】。2名大學生應邀主持會議，一位是劉少奇主席的女兒劉濤，另一位是賀龍元帥的兒子賀鵬飛。頑固的蒯詆毀工作組，贏得將近一半聽眾的喝彩。　　

“工作組被召回後，清華的學生組成戰鬥隊，聯合為兩股勢力。一方是官方的紅衛兵，由高乾子弟領導，替代撤離校園的工作組；另一方聯合自由的學生反對工作組。”　　

7，          文革的主要對象。　　

重點是整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當權派，反動學術權威，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及革除不利於新人物、新思想、新文化、新事物生長和不利於發揚獨立自主精神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和洋奴思想。　　

新中國成立後農業合作化運動和社會主義工商業改造，進行的過程既具有創造性，又取得了偉大成功，毛澤東為什麼要發動文化大革命這樣的群眾運動？為什麼要對於曾經的革命者進行再革命？　　

“從他（毛澤東——引者注）56歲那年開始，在還沒有代表人民執掌全國政權的前夜開始，他就直言不諱地提出了[要繼續革命，直到實現共產主義。]晚年更是直截了當地動員國人自下而上地開展了以清除陰暗面建立新社會為主的文化革命，但是由於黨內在此之前就已經積澱下的幾個大派別的分子們，時[左]時右的惡性干擾，這場革命的確遠未達到[毛主席、周恩來]體制的政府期望的目標。所以，1978年以後的三十年內，在得到了適宜的氣候的時候，幹部隊伍的腐敗墮落終於明目張胆地發展和蔓延起來，社會的進步受到一定的重創。人民心靈上的痛楚，已經難以言表。”（王均甫：萬古警醒的偉大祖訓）　　

　 　

從1963年起，毛澤東就認為中國存在一個官僚資產階級。1965年文革前夕，他寫道：“官僚主義者階級是和工人階級、貧下中農尖銳對立的階級……這些人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他認為在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小五界”里的領導權已不在無產階級手裡。他當時的判斷，在經過了40多年之後回頭再看則是近於完全正確的。　　

M·盧浮（Mark Lupher）在分析文化大革命時把這種類型稱之為“高層與底層聯合對抗權力結構的中間層”。在毛和追隨他的造反派看來，運動的政治日程並不是簡單撤換黨的少數領導幹部，而是破壞官僚權力的基礎。　　

毛澤東主席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希望毀滅舊知識分子的特殊權力，而在文革中的目標是摧毀黨的官僚主義權力。　　

他說：“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鬥爭、工廠的鬥爭，文化界的鬥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個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　　

新中國成立後較長一段時間內，文化領域的改造一直比較滯後，舊社會遺留下來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文化領域的現象一直存在，有一部分知識分子還充滿了封建士大夫和封建文人的惡劣習氣。占領文化陣地的極右分子依然存在。他們的階級意識十分明確，壓迫與剝削階級的階級行為也很露骨。在北京出現了一個‘三家村’。其主要領軍人物是鄧拓、吳晗、廖沫沙。他們以《燕山夜話》、《北京日報》、《北京晚報》、《前線》等為陣地，寫了大量的反共、反毛、反社會主義的文章，對社會主義事業帶來很大危害，而且很長一段時間沒有左派勢力反擊。　　

中國要前進，繞不開“文革”一文描述了老舍之死的真相：“老舍，是新中國最有成就的作者之一……，一直宣揚是‘毛主席給了我新的文藝生命’。文化革命前，老舍正在北京郊區體驗生活，文革開始後，他任文聯的革委會主任，以積極的心態參加文化大革命運動。……據批鬥老舍的北京女八中部分學生回憶，他們當時是在學校文革領導小組的帶領下衝進文聯的。請注意這個‘校文革領導小組’，在1966年‘8.18’前後，已被貴族紅衛兵（即“聯動”）控制。”——可是現在別有用心之徒，把走資當權派的子弟逼死人的罪行，也統統算在了毛澤東主席頭上！　　

黃紀蘇在提到發動文革原因時說道：“看歷史，[蓋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真是普遍規律。打天下時九死一生啥毛病都沒有，有了也趕緊改；得了天下無憂無慮啥毛病都來了。……基於部門獨立性的監管歷史久遠，什麼御史、廷尉、大理寺都是，但局限性也都不小，否則用不着再疊床架屋，設東廠西廠，組織中統藍衣社了。毛主席他老人家解放後也一直想找到合適的壓力源，先找民主黨派監督共產黨，四清時又用體制內這部分監督那部分，末了實在沒轍了便發動群眾造反。今天的吏治跟毛時代有霄壤之隔，一些貪官奸商地痞流氓成群結夥，同流合污，也都夠[江湖]夠[山寨]的了。”　　

黃紀蘇把毛澤東發動這樣一場群眾性大規模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歸結為一種無奈之舉，是有道理的。但還需要補充：毛主席發動文革運動，並不完全是無奈之舉，即不是完全被動的。毛澤東發動文革運動，是他一生追求改造黑暗世界追求“大本大源”，追求勞動人民徹底解放和自我解放運動與民族獨立富強的自覺探索與偉大實踐。　　

我們再看看下面的一些個人的體會：　　

王震在臨終前曾說：“毛主席比我們看遠50年啊！”。其實，毛澤東何止比我們只看遠五十年呢？可能會至少超出常人們的見識幾千年吧。　　

“……我的父親被打成[走資派]。後來，我研究佛教，發現佛陀的精神與毛澤東的思想是多麼的相似啊！人要解脫、覺悟，就一定要消滅[私心]，甚至連[我]也要[消滅]。我在禪堂參禪時，老師常常香板警策。有時並未犯錯，也要被打，每天都有一次[普打]，就是每人都要受老和尚打一香板。這就是[警策]，因為，我們內心有一個魔鬼——[私慾]，他雖然暫時隱蔽起來，一有機會，他就會吞食我們的真如本性。毛澤東真是用他的悲心在度化眾生，從人的心靈深處，將[私性]的惡魔消滅。讓我們得到真正的解放。”（雲門禪人）　　

日本著名學者野村浩一說：風起雲湧、轟轟烈烈的文革群眾運動，是“一出壯觀的歷史劇，……在這裡，有紅衛兵出場，有武鬥，有奪權，有劉少奇被打倒，還有林彪的鼎盛和衰落，鄧小平的東山再起……”　　

（《毛澤東——人類智慧的遺產》183頁）　　

我國明代海瑞罵當朝皇帝，被作為歷史奇聞流傳了幾百年。而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幾乎每一個普通老百姓都能夠對於國家領導人提出嚴厲的批評和開展嚴肅的鬥爭，什麼曾經不可一世的“學霸”、“權威”，個個都一掃往日的威風和霸氣，乖乖地接受工農兵的再教育。這種現象遠不是海瑞罵皇帝所能望及的，是空前絕後的。看看今天那些“學霸”、“權威”們的囂張氣焰，就知道文化革命的正確性、必要性與偉大意義了。　　

8，          文革的根本目的。　　

文革就是通過革命的群眾運動，消滅“少數人暴政”， 建設社會主義新文化和造就社會主義新人，永遠讓勞動人民真正成為國家的主人。文革要解決的根本問題是走什麼道路的問題。是一場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領域的革命，通過文革形式的不斷運用，找到一種適合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正確道路或形式，最終消滅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工人和農民之間、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之間、城市和鄉村之間的差別，徹底實現人類平等、社會和諧的共產主義理想。　　

在《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中關於這場運動的目的這樣寫道：“當前我們的目的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鬥爭而打碎它們，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以及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學、藝術，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以有益於社會主義制度的加強和發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資料匯編》，第一卷，東方書店，100頁）　　

宇太這樣描述文革的目的：“滅等級、滅特權、滅壓迫、滅階級、滅自私、滅邪惡，以便為順利通向共產主義掃平一切障礙，以便儘快【合道】，儘快使人類走向正史。”　　　　

文革通過深入的群眾性批判鬥爭運動，反對官僚主義，反對壓迫和特權，反對一切不利於社會平等的舊觀念、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及一切不合理規章制度，反對洋奴思想和投降主義，以維護最廣大勞動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直至最終連文革形式本身也壽終正寢，到階級的徹底消滅，掃除分明的等級制度，幹部特權、奴隸主義和龐大的官僚主義管理機構，實現 “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保證勞動者永久地得到平等和“最大的權利”。　　

這種對於人類存在的不平等的反抗鬥爭，是毛澤東一生都在不懈地進行的，也是他一生的全部生活。文化革命鬥爭，只是這位智慧勇敢的老人反抗鬥爭生活的最富於哲學色彩、最富於浪漫氣質、最富於創造性和最富於傳奇性的頂峰。　　

9，          文革的理論與社會基礎。　　

文革的理論基礎由三部分組成：一是歷史唯物主義；二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大眾政治理論；三是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也可以說由兩部分組成，即歷史唯物主義與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理論組成。人民，是毛澤東內心的根，是他的“上帝”，是他開展一切運動和制定一切路線方針政策的出發點和歸宿。　　

人人生而平等、人民創造歷史是文革的重要理論基礎。由於歷史是人民創造的，所以，所謂的精英是不存在的。不管你是權貴還是皇帝，不管你是師長還是校長，不管你是權威還是專家，不管你過去是有功勞還是沒有功勞，不管你是省長部長還是書記，只要你現在做官當老爺，不替人民辦事，危害人民和國家利益，人民就可以批評你，就可以開你的鬥爭會，讓你停職反省，罷免你，甚至打倒你，送你去“牛棚”進行勞動改造。有罪就關進監獄。認真理不認權力，認事實不認地位。毛澤東在一九五九年春夏之交，曾以個人的名義給全體黨員寫信（發到農村支部）明確提出，“對於違害人民利益的領導不能服從要堅決抵制”。這就是講平等；後來又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同樣是教人們不要有壓迫和剝削的思想與行為，同樣是在貫徹平等思想。而文化大革命，就是在沒有等級的情況下開展起來的、全民族的勞動人民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革命運動。無論你是老人還是孩子，是父親還是兒子，是男人還是女人，是元帥還是戰士，是幹部還是群眾，為了一個問題，可以在任何場合進行激烈的爭論。沒有任何人可以以權勢或權威壓服他人。相反，所謂的權威常常被批得灰溜溜的。　　

　 　

毛主席發動和領導文化大革命運動，是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歷史地發展的必然結果。新中國成立後，他就一直在擔心人民政權改變顏色，形成一個新的官僚階級壓迫人民的問題，解放初期判劉青山、張子善死刑起，這種擔心就開始了。到了蘇聯的赫魯曉夫上台作秘密報告反斯大林，造成很壞的國際影響，又出現波蘭和匈牙利事件，他的這種擔心就更加沉重起來。1956年在八屆二中全會上就講：“縣委以上的幹部有幾十萬，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裡。如果搞不好脫離群眾，不是艱苦奮鬥，那麼，工人、農民、學生就有理由不贊成他們。我們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一個脫離人民群眾的貴族階層。誰有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也正是在這次會上，他宣布：“我們準備在明年開展整風運動。整頓三風：一整主觀主義，二整宗派主義，三整官僚主義。”他強調，“以後凡是人民內部的事情，黨內的事情，都要用整風的方法，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而不使用武力來解決。”（《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2-328頁）　　

毛主席發動文革的社會基礎主要是三個方面：　　

一是一部分革命成功後的蛻化變質分子和同路人的存在。　　

渡痴禪師 網友說道：“看着原來的戰友，一步一步的走向傳統，一步一步的走回歷史，看着千百年來的執政格局又要重新形成，他無奈。看着他一手建立的“人民”政權走向精英政治，他感受到了孤獨。原來和他一起努力的戰友們，在傳統的力量下，滿懷居高臨下的憐憫，準備去為“他們的”人民謀“利”益。這時候，他知道，“人民萬歲”並沒有在他的戰友們心中留下什麼。……他面對的敵人不是具體的，而是千百年來人們的文化習慣，是千百年來的統治構架。而這文化傳統習慣卻是體現在他原來那些同生共死的戰友身上，而這些手裡掌握着權力的戰友們，隨時都可能替代他們以前共同的敵人，重新成為人民的對立面，所以他孤獨寂寞又無可奈何。好在還有支持他的人民，於是，他讓勞動人民去體現他們的力量，用實際行動去給他的戰友們上課。”說得多好啊，文革，就是毛澤東讓勞動人民以實際行動為他的戰友們上課！　　

我們知道，　孫中山　先生率領國民黨在取得了國民革命基本成功後，為什麼後來又對於他的老盟友們大發脾氣，堅持要搞第二次革命？難道他也是為了一己之私，個人權力而要玩“人整人”這一套所謂的權術？那又怎麼解釋他曾把總統的位子讓給袁世凱這一歷史性舉動？他最終還是在共產黨的幫助下果斷地進行了二次革命，並取得了初步勝利。雖然革命勝利後的果實，又為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蔣介石所篡奪，但這個歷史過程和現象再一次證明了一個真理：勝利的革命者在奪取了政權之後，除非是真正的徹底的馬克思主義者的人民導師和領袖人物，總是不免發生部分或大部分的蛻化變質。　　

那麼，追隨毛澤東革命的人，曾經是革命的，甚至是堅定的革命分子，這一點是毋容置疑的。但是，在奪得政權，一個個作了高官之後，他們就都能抵禦更大權力的誘惑和資產階級腐朽思想的腐蝕嗎？何況還有一些人只是這場偉大革命的同路人，還有在這場革命即將成功時混進革命隊伍的壞分子，有因形勢發展需要大量新提拔上來的，既未經過革命洗禮，又沒有經過革命教育的一部分人呢？而所有的這些人們，又都生活在一個歷經2000多年封建歷史，血管里又都流淌着含有封建毒素的血液，和處於世界殖民主義包圍的環境裡，又如何保證這些掌握着各種權力的人們能抵禦各種腐朽思想的侵蝕，不會變質？何況他們自身也都是從舊社會中走過來的一員。　　

二是小資產階級的汪洋大海般的存在。　　

中國有着兩千年的封建歷史，新中國成立後仍然是一個以及數億農民為主體的農業社會，是一個以小資產階級為主體而每日每時還在不斷地產生着新生資產階級的汪洋大海般的小資產階級社會。　　

三是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封建餘孽、社會渣滓、潛伏的反動派和殖民主義者堅定不移、一直不斷的對於我國人民政權的顛覆活動的社會環境。　　

關於這幾大社會基礎，今天我們已經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了。他們在去文革之後，又都成了“還鄉團”，一個個都耀武揚威地重新登場了。　　

10，      文革的實質。　　

文革的實質就是反對一切壓迫與剝削，讓勞動人民真正當家作主。　　

文革是社會主義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經典形式；是勞動人民真正當家作主，參與國家大事管理的劃時代創造和最高體現；是人類文明發展史上的一次飛躍；是人類崇高道德的最普遍和最偉大的實踐；是人民自我鍛煉、自我教育和自我解放運動的理想形式；是當時條件下真正人民政權的最高體現；是國家管理人員廉潔奉公的最高效監視器；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最大推動力（抓革命，促生產，促戰備）；是愛國主義和國際共產主義的完美結合和體現；是社會主義時期不斷調整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關係，推動社會主義建設不斷進步的美好形式；是先進人物改造落後人物、新思想戰勝舊思想、新文化取代舊文化、新事物更替舊事物的交換器；是勞動人民永遠當家作主，真正成為國家的主人，中華人民共和國長久立於不敗之地，屹立於世界東方的偉大法寶；是全人類一切被壓迫民族和全人類徹底解放的一種理想的運動形式。　　

因此，文革派的主流，就是毛澤東派，繼續革命派，引領社會文明發展的進步文化派，真正的左派和人民大眾派，社會先進的生產力派，被壓迫和被剝削者。　　

11，      人民民主的最經典形式與劃時代文學藝術改革成果。　　

文革中充分體現人民民主的最經典形式，是工農兵管理學校和工農兵管理國家機關。　　

教育領域，數千年來是一個從來就不可能讓工農，更不可能讓軍人去管理的“聖域”，甚至連想象都不敢。但是，文化革命期間，這一點完完全全做到了。知識分子既然應當接受工農兵再教育（事實證明確實應如此），那麼，工農兵管理學校也就理所當然。黨和政府的各級機關也都有工農兵參與管理，模範工人和農民直接以國務院副總理的身份參與了國家管理，但卻繼續領取工人水平的工資。比如陳永貴、吳桂賢等。在學校，學生是學校的主人，學校領導　和　老師則成為了學生的“僕人”。我們特別認為，“工農兵管理學校”，是文化革命在人類教育史上最偉大的創舉之一，這一偉大創舉還包括“開門辦學”和徹底廢除考試。　　

“儘管師生間生硬的權力逆轉製造了緊張氣氛，可一些學生和教師卻說他們在這個時期培養了親密的關係。方學英於七十年代早期在清華上學，現在任教於此，她把現在的師生關係和三十年前作了比較。"　那時　老師的地位不如現在高--說起來，那時學生的地位更高。"她告訴我，"老師們認同這樣的觀點：他們是在舊體制下訓練出來的，需要接受改造。所以他們願意和學生們一起。他們不像現在的老師那麼有權威，不過師生關係更密切。"梁佑生50年代就讀於清華，畢業後留校教書，他對比文革前與文革期間的師生關係時，也有類似的看法。　　

　　“在文革以前……學生對老師非常尊敬；不過彼此等級分明--學生　和　老師是低層與高層之間的關係。[文革期間，]大部分工農兵學員對老師也充滿感激之情，但那不是等級關係，而是因為我們同吃同住同勞動。他們對老師感情很深，也很親。老師花費心血教導他們，他　　

們真的是心存感激。”（體制化的造反：中國文化大革命晚期清華大學的領導體制*   Joel Andreas(安舟)  Pingping  Chi  譯  轉自：華夏文摘，烏有之鄉）　　

文革改革文學藝術的劃時代成果是“革命樣板戲”，把統治了中國戲劇舞台幾百年的帝王將相和才子佳人趕下了影視戲劇舞台，讓廣大勞動人民——工農兵占領了影視戲劇舞台。這一偉大成果，將遠遠超越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一切文學藝術成果以嶄新意義而永載人類文明史冊。　　

12，    文革的威力。　　

文革是正義對於一切邪惡、是革命派對反動派、是被壓迫被剝削者對一切反動的統治者保持的一種張力，是懸在走資派、特權派、官老爺派、豪強惡霸和一切邪魔鬼怪頭上的利劍。　　

文革，是維護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最廣泛深入、最具創造性、最民主自由的重要形式，因此，文革永遠是屬於最廣大勞動人民隨時能利用的維護自身利益的最銳利武器。　　

中國革命、中國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文化革命與近三十年的歷史實踐反覆證明：毛澤東、人民、新中國、文革、人民民主專政這幾個偉大符號（概念），對於中國共產黨是密不可分的、聯繫在一起的完美的整體，幾者缺一不可，一存俱存，一亡俱亡。如去毛澤東或去人民，中國共產黨最終必亡。　　

13，      去文革的巨大危害。　　

去文革就是去毛澤東，去人民民主專政，最終就是去中國共產黨，去新中國，去人民；同樣，去毛澤東，也必然去文革，……最終結果也是去新中國，去人民。新中國60年來的全部歷史種種鐵和血的事實再清楚不過地證明了這個真理。 　　

去文革的要害就是去正義、去平等，去共產黨，去新中國，就是法西斯和分裂勢力上台。就是通過去文革強製取消人民對於壓迫與剝削的反抗鬥爭權力，為了擴大和維護等級，保護極少數人可以不勞而獲的罪惡的等級特權制度。一句話，就是使勞動人民對於壓迫與剝削造反無理！用反人民反人類“精英”的話說就是“多數人暴政！”。但文革恰恰與此相反，是多數人自由、多數人權利、多數人民主——人民民主，大眾民主。　　

去文革的秘訣就是去“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去自由組織的社會團體，去勞動人民群眾代表人物，把他們送上特別法庭，最終徹底將勞動人民群眾排斥在一切權力之外，而後便以國家的名義，用暴力機器壓迫人民。這一點，反文革的反動派們比文革派更加心領神會，所以，當他們一旦掌握權力的時候，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取消四大和工人罷工的權利。　　

14，      文革是政治風向標。　　

如何評價和對待文革，是判定一個人是服務於人民還是反人民反人類立場的試金石，是正義與非正義的分水嶺，是社會前進或倒退的風向標，是測試一個人的公心與私心升降程度的溫度計，是測試一個人有無良知的PH試劑，就像如何對待新中國的態度一樣。　　

文革，是衡量人類社會正義度與平等度的一把標尺。　　

因此，　　

去文革是三十年來的改革在資改派的誤導和掌控下走了邪路的直接起點；是三十年來改什麼，勞動人民就失去什麼，改什麼，極少數人就超速超額地獲得什麼的直接開端；　　

去文革與妖魔化毛澤東一樣，是當代中國私有化泛濫的前奏，是官僚、資本、殖民者聯合搶劫和掠奪勞動人民的開始；　　

去文革與妖魔化毛澤東一樣是貪污腐敗、腐化墮落、揮霍浪費、投降賣國的直接源頭；　　

去文革與妖魔化毛澤東一樣是壓迫、奴役和剝削勞動人民，是勞動人民下崗、貧窮、苦難、黃賭毒、血汗工廠、黑窯奴、童工、教師猥褻幼女、惡棍拐賣婦女兒童、一個接一個的、沒有止境的、慘不忍睹的礦難、走私、偷稅漏稅、制假販假、瘦肉精、蘇丹紅、吊白粉、三聚氰胺、結石嬰兒、二奶、不勞而獲、揮金如土、崇洋媚外、封建迷信死灰復燃、文化墮落、道德淪喪……等等是當代中國一切罪惡的先聲。　　

正如張宏良最近著文所說：“文革被鎮壓也絕不僅僅是某一個階級單方面的勝利，既不是官僚資產階級單方面的勝利，也不是地主資產階級單方面的勝利，同樣也不是西方帝國主義單方面的勝利，而是所有剝削階級和剝削分子的勝利，是所有權貴富豪的勝利，是所有貪官污吏的勝利，是所有惡霸豪強的勝利，是所有黑道流氓的勝利，是所有魔鬼的勝利，是所有黑暗的勝利，是所有大屠殺劊子手的勝利，是所有買辦漢奸賣國賊的勝利。正是由於它是所有邪惡勢力的共同勝利，所以才導致了所有腐朽文化的集中泛濫，把中國變成了封建腐朽文化和西方獸性文化的萬獸園。　　

“在這個萬獸園裡，人類歷史上所有曾經有過的、現在具有的以及未來可能會有的邪惡事物，無一遺漏地全部冒了出來，整個八十年代中國上空就迴蕩着一個口號：翻案！第一是翻案！第二是翻案！第三還是翻案！為剝削翻案，為壓迫翻案，為屠殺翻案，為侵略翻案，為賣國翻案，為漢奸翻案，為搶劫翻案，為嫖娼翻案，為貪官污吏翻案，為流氓惡霸翻案。你不是說“翻案不得人心”嗎？他媽的老子就專門翻案！不但老子這些人要翻案，還要把知識分子這幫賤貨也弄得一天到晚就知道翻案！當時中國主流知識分子幾乎變成了“翻案大隊”，人人眼裡閃着綠光，個個興奮得渾身發抖，如蠅似蛆般在歷史垃圾堆里翻滾嗡鳴，將所有歷史惡臭全部翻了出來，把中國變成了奇臭無比的歷史化糞池和文化泔水桶，無論你躲到華夏大地的任何一個地方，都擺脫不掉那污天熏地的腥臊惡臭。八十年代鋪天蓋地再次掀起的翻案風，徹底毀掉了中國。把人類數千年文明建立起來的好與壞、是與非、善與惡、真與假、美與丑之間的標準，完全顛倒過來了；把英雄和漢奸、戰士和懦夫、愛國和買辦、人性和獸性之間的不同本質，也完全顛倒過來了；造成了道德體系和倫理體系徹底崩潰。中國人的精神天空，有史以來第一次完全喪失了道德的陽光。”　　

15，定律與經驗　　

文革的靈魂不存，在中國，一切邪穢與罪惡就泛濫，新中國就會跟着垮塌；反之，只要文革的精神還在民間，新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人民的富裕與幸福，民族的崛起與強大就有希望。　　

去文革與妖魔化毛澤東越徹底，貪污腐敗就越駭人聽聞，勞動人民就越是陷於滅頂之災。　　

去文革與妖魔化毛澤東，就必然失去創造力與先進生產力。文革期間廣大人民群眾有許許多多的創造性，以工代干、以農代干、赤腳醫生、民辦教師、工農兵知識分子相結合、工農兵上大學，上大學不要錢還發生活費，抓革命、促生產，人造衛星上天，“運十”大飛機，導彈驅逐艦，核潛艇，領先世界人工合成牛胰島素，雜交水稻、葛洲壩水電樞紐工程……等等。去文革與妖魔化毛澤東，結果就去掉了廣大勞動人民的的積極性、主觀能動性和創造性，也就徹底失掉了先進生產力，而“發展”也就不得不靠吃老本、大量借債和大賣特賣一切來維持和掩蓋，上世紀60年代在高科技方面就落後於我國40餘年的印度而今也趕上了我們。　　

三十年來的鬥爭，歸根結底，是新形勢下文革派同走資派與封建餘孽、同賣國賊與殖民主義者及其走狗的鬥爭，是勞動人民同一切壓迫與剝削階級的鬥爭，是無產階級革命派同反革命修正主義投降派鬥爭的繼續。實踐證明，當代中國的修正主義就是走資派，投降派，漢奸賣國派及殖民主義者的走狗。　　

從今以後，我們就會知道，任何一個領導者正確對待和借鑑文革經驗了，勞動人民就有了新的希望；相反，如果有人開始公開否定甚至編造謠言極力誹謗文革，就證明反動派們將要得勢，勞動人民就要開始遭殃了；去文革越徹底，污衊誹謗越惡毒，就證明勞動人民的災難越深重，中華民族就越危險。　　

這將成為一個定律：只要一旦出現去毛澤東或者去文革現象，都是同一意義：對內，反人民的還鄉團回來了，勞動人民就必然要開始遭殃；對外，殖民主義者這條狼一定能自由出入中國這個大家園了，這不僅因為他們的走狗是沒有脊梁的，而且此時的人民已一盤散沙，預示着國家從此變得軟弱無力，就要遭搶劫，被掠奪，甚至被瓜分了；在精神和文化道德上就開始了墮落與淪喪。而且，這也將成為一條世界定律。　　

歷史的經驗證明：文革是把利刃，是治貪、治腐、治惡、治邪、治一切人間惡魔的最具神力的法寶。一切邪魔鬼怪聽到這個名字就發抖，就恨之入骨，就驚恐萬狀。一遇到他就現出其兇惡醜陋卑劣猥瑣的原形。所以，一切邪魔想要偽裝自己正確，為非作歹，坑害人民，就必然會想盡千方百計造謠誣衊，惡毒誹謗文革，歇斯底里地詛咒文革，完全徹底地去除文革，消除文革對於人們的一切影響和痕跡。　　

但是，人民能答應嗎？歷史會同意嗎？人類智慧與正義能坐視不管嗎？　　

歷史的經驗證明並且還將繼續證明：一個政黨和國家，能夠允許人民群眾大造其反的時代，一定是社會平等程度最高的時代；一定是人類發展史上國家公務人員最廉潔奉公的時代；一定是教育與科技及其社會生產力以最低成本發展最快捷的時代；也必然是世界上最強大的、任何敵人都不可戰勝的國家。　　

毛澤東領導下的新中國和他領導下的文化革命——全國人民能夠舉國造反的時代，就是這樣的一個時代和這樣的一個國家。　　

16，文革精神　　

文革精神就是完全徹底的平等、透明，和勞動人民對於一切壓迫與剝削的反抗以及當家作主的國家主人翁精神。沒有等級、沒有特權、沒有不可公開的私人財產和隱私，無論你是國家主席還是普通勞動者，都可以批判，都可以揭發，即便是皇帝——中央的“皇帝”還是地方的土“皇帝”，都可以被拉下馬。這種精神是平等正義對於一切邪惡保持的張力。　　

結   論：　　

1，文革是政治分水嶺。贊同和擁護文革這種大眾政治取向的，是革命派，勞動人民派和社會進步派；反之，反對和誣衊誹謗文革這種大眾政治取向的，其一部分是頑固的徹底的反革命、反人民、反人類的反動派，是殘酷的壓迫者和剝削者，一部分是心地自私狹隘、見識淺薄的左右搖擺之徒。　　

2，對於這樣一部特寫的曠世人民聖典和群體英雄史詩，具有不可複製性，更難以超越。沒有強大道德魅力、天才智慧和大無畏英雄氣概的人民領袖與數億有覺悟的勞動人民的結合，要造就這樣徹底的群眾革命運動是不可能的。　　

3，保持文革精神，社會就走向光明，人類就走向平等；反之，就走向黑暗，走向衰落。　　

4，“四大”雖然被某些害怕勞動人民的人從憲法中取消了，文革雖然具有不可複製性，但是，隨着科技革命的實現，互聯網絡輿論正在興起，而且，將不可阻擋地替代甚至在效率方面超越以往的“四大”形式。這是世界科技進步賦予人民的新式武器和新權力，這個武器和權力與造反有理（罷工、集會、示威遊行等等）相結合的形式，將是進入現代社會後推動中國與世界進步的主要形式。這種輿論形式是一切反人民、反人類的反動派都極其恐懼的形式。　　

5，文革的精華與營養，將使人類受益無窮。正如美國人從我國文化革命中吸取其有益的大眾民主性精華於他們的政治建築中所做的那樣，我們自身及其世世代代的人類子孫將一定會從中吸取無盡的思想精華與政治營養，並使之不斷升華；大眾政治的民主形式或遲或早必將首先在中國、而且也必將在全人類逐漸發揚光大，開花結果！　　

因此，文革這部曠世人民民主聖典和宣言的宿命必將是、也只能是：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　　

人民民主專政萬歲！　　

人民萬歲！　　

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2009年2月28日　——6月26日 多次修改　　

                           駱玉濤　　

　 　

附部分關於文革文章和言論的摘錄：　　

　 　

“魔對佛說：你在，我沒有辦法；等你不在了，你的護法不在了，我讓我的徒子徒孫全部穿上袈裟，不愁佛法不滅。佛聽後潸然淚下。只是毛澤東沒有潸然淚下，而是以開天闢地、扭轉乾坤的偉大膽略，以空前絕後、獨步千古的大無畏精神，以人民之神、民族之神的超凡能力，為保證身後“佛法不滅”而掀起了人類歷史上最波瀾壯闊的護法大演習——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張宏良)　　　　

 “這些歷史資料，讀時總是熱淚盈眶！再精練，必為中華民族的《創世紀》、《出埃及記》。千年以後的後代子孫，講述它的熱情，決不亞於當今基督教神父、牧師們宣講《聖經》的熱情。事實上，毛澤東一生的事跡，就是中華民族的《聖經》故事。這一點，現在的官方還沒有認可，但是請相信：最遲不過幾十年，中國政府和人民，一定會以最隆重的聖典儀式，向天下蒼生頒布這一點！”（周紹強[？]網友在一篇關於文革文章後的跟帖，我摘錄後不久，他的帖子被刪除了，這個名字不知是否正確）　　

“六十年前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翻身解放，按照先進代表的人民日報和主流媒體的宣傳，前三十年毛澤東領導人民走向“崩潰”，後三十年先進代表改變中國進入“輝煌”。　　

“事實是：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實現了所有制方面的社會主義改造，全民所有、集體所有、公私合營、個體經濟，互助組、合作社、人民公社，主次分明，相輔相成，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既無內債又無外債，山清水秀，碧海藍天，資源豐富，安居樂業，天下大同，洗澡堂、大食堂、工人俱樂部，主人公、鐵飯碗、大鍋飯，大躍進，三面紅旗招展，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建設社會主義。　　

“毛澤東的時代人民民主專政，警察叔叔上班不拿警棍，不拿槍，不帶手銬，不帶狗，捨己救人、助人為樂，雷鋒、王傑、歐陽海、焦裕祿、大慶人、大寨人英雄輩出，無私奉獻，上下同心，軍民一家，同吃同住同勞動，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到邊疆、到基層、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天下為公，誰不夸咱家鄉好。　　

“毛澤東的時代抗美援朝、抗美援越、中印邊界反擊，珍寶島、南海自衛戰，振國威、振軍威，兩彈一星，反帝、反修，高舉馬列主義，國際主義，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支持亞非拉美國家獨立、自由、解放鬥爭，援助第三世界人民，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紅色革命根據地，前三十年社會主義何來“崩潰”。　　

而去文革後的當代（引者加）“化公為私，包產到戶，土地流轉，生產資料重新掌握在資本手裡，資源枯竭，主權喪盡，內債多多，外債纍纍，賣光分光搶光，山禿水臭，污海黑天，洗欲中心、燕窩鮑翅、夜總匯，貧富懸殊，黑坑假貨立牌坊，下崗失業，僱傭奴隸，碎爛鐵飯碗，端起要飯碗，背井離鄉，流盡血汗養活資本家，廉價勞動力居世界資本工廠之首。　　

“乞丐、小偷、妓女、強盜風起雲湧，罷工、討薪、上訪、鬧事波瀾壯闊，又是公安又是武警，長槍、短槍、衝鋒鎗、盾牌、騎警、大狼狗、防盜網、防盜門、電子眼、防搶防騙，防不勝防，滅黃滅毒，越滅越猖狂，胡長海、李真、陳良宇、鄭少東、皮黔生、朱志剛、許宗蘅、謝韜、李銳、牛鬼蛇神群魔亂舞，貪污腐敗層出不窮，先進先富先入黨，天下為私，反認它鄉是故鄉。　　

“洋教授的補課生擱置主權、賣國求安、苟且偷生，與鬼子“共榮”珍寶島、釣魚島、南海群島、大陸架，與八國聯軍“同舟共濟”救危機、與帝修反壞“攜手共進”渡難關，跪倒在美人的腳下當奴才，消滅東南亞人民革命，制裁朝鮮人民，維護霸權、把持核壟斷，輸出資本剝削世界人民，受到和殺人犯相同的鞋禮，榮獲孔大人的先進學位，得到“老師”的買辦文憑，後三十年資本主義如此“輝煌”。　　

“高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中國走向“崩潰”，高舉“偉大理論、重要思想”中國進入“輝煌”。兩個三十年，兩條道路，兩種社會，兩個階級，翻天覆地，從社會主義的“崩潰”走向資本主義的“輝煌”。為什麼只有社會主義可以救中國，不能“發展中國”？因為社會主義沒有“偉大理論、重要思想”。為什麼只有特色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不可以“救中國”？因為特色社會主義不包括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所以，不要“救中國”只要“發展中國”，把“崩潰”的社會主義發展到“輝煌”的資本主義，把無產階級先鋒隊發展成赫魯曉夫全民黨，資本家黨，法西斯黨，把無產階級專政發展成“黑貓白貓”聯合專政，把無產階級革命和帝國主義時代發展成和平民主新階段，把罪惡發展成光彩，把倒退發展成創新，把毒草發展成香花，把叛徒漢奸發展成先進代表，把紅色中國發展成特色中國。（和尚　2009-6-21）　　　

 “從我爺爺的遭遇，我們村里文革的剪影發現，文革之所以會失敗，不是因為文革錯了。相反，她是非常對的。文革要革命的對象，如貪官污吏，地富反壞右卻控制了基層的文革，採取他們一貫的打着紅旗反紅旗的手法，形左實右，打擊真正的正直群眾，使得群眾要麼做看客，到後來肯定要抵制了。因為這樣做肯定是錯的，可是，這卻並不是真正的文革，錯誤卻要算到文革上面，後來一改革，他們又“傷痕”了。”（文革一些事兒作者：黃炎） 　　

有人卻是這樣反問的：“文革錯了，那黨風就好起來了；文革錯了，公有制就更發展了；文革錯了，高乾子弟也平民了；文革錯了，科學的春天就來了；文革錯了，社會公益更完善了；文革錯了，城鄉差別就縮小了；文革錯了，階層差距就越小了；文革錯了，四化早已經實現了。”（轉摘自：唐堯 也說“文革”）　　

張宏良一篇長文中的片段：　　

“當今世界政治中所有反共反華反人民反人類反文明的反動勢力，無一不是稱頌改革否定文革。可以說，當今世界，讚揚改革否定文革的人不一定都是壞人，但是所有的壞人一定都是讚揚改革和否定文革的人。站在人性善惡的角度看，文革和改革同時創造了一種歷史奇蹟：文革的奇蹟在於，所有的紅衛兵造反派，包括那些文革一開始就被關進監獄的人，那些十年文革蹲了八年監獄的人，至今無怨無悔地崇拜毛澤東；同樣，改革的奇蹟在於，所有無惡不作的腐敗官員流氓惡棍，包括胡長青、鄭曉萸等在改革中被槍斃的腐敗官員，也全都至死不改地崇拜Dxp。這是中國現代史上最大的“哥德巴赫猜想”！是能否打開和諧社會大門的一把歷史鑰匙！

“在觀看《紅色娘子軍》和《杜鵑山》的過程中，腦海中一直夢魘般糾纏着一個問題：革命和復辟，是社會歷史發展交響樂相互交替的兩個基本樂章，整個世界概莫能外，為什麼世界各國歷史上革命後的復辟往往只是制度性復辟，很少發生復辟後對老百姓進行大規模血腥清算，唯獨中國革命後的復辟充滿殘暴血腥，報復起來沒有任何文明底線？　　

“就拿60年代波及世界的文革風暴來說，至今仍然被知識界妖魔化的中國紅衛兵，充其量也不過是貼貼大字報、搞搞大串連、開開批鬥會，可是他們在西方發達國家的同行戰友，則無所顧忌十分瀟灑地掀起了真正革命：法國“五月風暴”大學生把機關槍架進了校園；意大利的紅衛兵則更是瀟灑，乾脆把國家總理拉出來一槍斃了；美國黑人運動更是放火燒了全國數十座城市······，而所有這些國家革命後的復辟只是恢復了舊有秩序，並沒有任何國家發生對參與者的清算行為，無論是美國知識界還是歐洲知識界，都沒有發生對本國“文革暴行”的妖魔化控訴，美國沒有清算黑人運動，法國意大利沒有清算學生運動，唯獨中國三十年來一直在控訴在清算，並且清算範圍之廣，鎮壓規模之大，持續時間之久，被清算者命運之慘烈，可謂是曠古未有……。直到今天全國上下都在喊，民主自由具有普世價值，然而這個普世價值可以普及到任何人頭上，就是不能普及到紅衛兵造反派頭上，不僅不能普及到紅衛兵造反派頭上，即使沒有造反的左派也不能享有普世價值，今年（去年，引者加）四月份上海一家官方刊物就公開發表文章聲稱，替老百姓講話的左派不享有憲法規定的各種自由。　　

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唯獨中國發生了對老百姓的全面剝奪和清算？對照一下中外革命就會發現，是由中國革命的靈魂救贖性質決定的。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與世界其它革命最大的區別，就是革命的方法主要是靈魂救贖而不是肉體消滅。英國大革命處死了國王查理一世，法國大革命處死了國王路易十六，俄國十月革命處死了沙皇尼古拉二世，唯獨中國革命，不僅沒有處死集封建皇帝和賣國者於一身的賻儀，並且還把他改造成為社會主義新人，使其從人性異化的靈魂枷鎖中徹底解放出來，完成了人性回歸的偉大過程，那是一種如同高僧得道般的大幸福大自在，當1960年賻儀第一次拿到選民證時興奮地說道：“我第四次當上了‘皇帝’——我和我的六億五千萬同胞一起，成了自己祖國的主人。”“我懂得了我歷代祖宗所不懂的歷史和人生。我懂得了人為什麼而生活，懂得了真理和正義。”此時的賻儀，已經達到了生命涅磐的至高境界，那種能夠浸透整個生命的由衷的快慰、幸福和從容，絕不是權錢名利能夠替代的。四場革命中四個皇帝的不同命運，顯示了中外革命的不同性質，歐洲三大革命採取了肉體消滅的方法，中國革命採取了靈魂救贖的方法，不僅把封建皇帝改造成為社會主義新人，包括日本戰犯、國民黨戰犯、甚至人倫盡失的軍統頭子等，都能讓他們迷途知返、人性回歸，和賻儀一樣地成為了覺悟新人，在自覺融入普通勞動人民的過程中重新找回了幸福的自我，享受到生命的快樂。這是中國革命不同於古今中外一切革命的最本質特點。　　

“從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期間所有的革命和運動，無一不是靈魂救贖的運動，革命成功後把舊政府人員全部包下來，把知識分子全部養起來，對資本家實行和平贖買，對舊的剝削集團實行和平改造，對當時企圖重新欺壓百姓的黨內官僚集團實行文化革命，主要通過自我教育自我解放等靈魂深處爆發革命的方法，消除他們身上由數千年剝削社會形成的異化本質，促使他們自覺地回歸人性，回歸人民。有一件小事最能說明是毛澤東賦予了中國革命靈魂救贖的性質，50年代初西藏達賴喇嘛發動武裝叛亂失敗後倉皇出逃，被解放軍鐵桶般包圍起來，毛澤東直接命令前線指揮員悄悄讓開一條道路放達賴出逃。　　

“……　　

 “江青的悲劇就是一個典型，江青不僅沒有殺掉政敵，還為政敵求見毛主席、重新出來工作創造了條件，可是文革後如果不是黨內元老陳雲堅決反對，江青早在當時審判後就被押赴刑場執行槍決了。所有看到江青和其政敵不同下場的人，都會對革命斥之一鼻，而對革命後的復辟不寒而慄。文革時期曾經擔任國務院副總理的老農陳永貴，在後來接受香港鳳凰電視採訪時就說過，他和華國鋒集團的那些人全都受到過警告，如果膽敢亂說亂動，就不是黨內行政處分問題，而是江青等人那樣的法律制裁，雖然事情已過去了20多年，陳永貴仍然心有餘悸地說：“他們這一手很管用，一想到江青的死刑判決，大家就都老實了”。可見，死刑的意義並不僅僅是懲罰罪犯本身，更主要的是震懾那些將要犯罪和正在犯罪的人。古今中外的反動派懂得這個道理，歐美等西方國家的革命力量也懂得這個道理，唯有一代大佛毛澤東，相信消滅罪惡比消滅罪犯更加重要，試圖通過靈魂救贖的革命，既解放遭受罪惡壓迫的老百姓，同時也解放那些已經異化為罪　　

“怎奈毛澤東雖為千古偉人最終還是失敗了，不僅沒能使中國人民擺脫那個農夫的悲劇命運，甚至連自己的家人都付出了極其慘重的代價：妻子被判死刑最後自殺於獄中，女兒李娜重病纏身一度連醫療費都支付不起，臨終前身邊的侄子毛遠新服刑期間唯一的女兒成了聾啞人······，再加上此前已經為中國革命遭難的六位親人，可謂是真正的家破人亡！哪怕是稍有人性之人，每每想到這些，無不熱淚沾衣、唏噓感嘆。不僅感嘆主席家人的悲慘遭遇，同時還感嘆中國再次被推上了暴力循環的舊有道路。　　

“主席親人尚且慘遭如此厄運，那些處於社會底層的老百姓特別是造過反的老百姓，境遇更是慘不忍睹。大批的造反派被押赴刑場槍決，成群的造反派塞滿了全國各地監獄，凡是在文革中沒有被打倒的幹部，幾乎無一倖免地或者被審查或者被判刑，黨的好幹部焦裕祿的生前搭檔張欽禮便是一個驚天動地的悲劇典型。這位懷揣乾糧徒步走遍蘭考縣每一寸土地，數十年一直帶領群眾治沙載樹的共產黨人，文革後作為縣革委會主任被判處死緩，到2005年去世時在監獄裡度過了30個年頭，可30年的漫長歲月並沒有讓蘭考縣的老百姓忘記他們的帶頭人，聽到張欽禮去世的消息，蘭考縣及其周邊地區的老百姓從四野八鄉奔赴而來，來送送30年前在瀰漫的風沙中和他們一起戰天鬥地的好書記好主任，白幡動地、哀歌震天、人潮翻卷，淚水掩面，從鄭州到蘭考百餘里的道路旁祭奠的香案綿延不絕，許多年逾花甲的老人哭喊着跪倒在路邊，一聲聲“張書記，您走好啊”的呼喚令天地變色、風雲嗚咽——，這是怎樣令人心碎的一幅場景啊，數萬百姓自發送葬的竟然是30年前就已入獄的一個囚犯！雖然歷史上也曾有過老百姓自發送葬的場面，但那只不過是老百姓藉機發泄的一種手段，事情過去老百姓也就忘記了。張欽禮是歷史上唯一的例外，去世三年來，老百姓不僅沒有淡忘掉，反而祭奠悼念的規模越來越大，三年來老百姓自發設立的各種墓碑已形成一個宏大的碑林，如此眾多的墓碑上都寫着相同一個名字：張欽禮，這是人類歷史上聞所未聞的千古第一人文奇觀！這座由天地正氣、民族魂魄、人間倫理、百姓赤心鑄造的宏大碑林，靜臥在中原大地的荒原曠野上，在向狂風向日月向歷史向未來講述着什麼是紅衛兵，什麼是造反派，什麼是文化大革命，什麼是被狼吃掉的　東郭　先生——　　

張宏良的另一段論述：“打開美國媒體完全找不到對1968年美國黑人暴動的辱罵；打開英國媒體也找不到對英國大革命的辱罵；打開法國媒體同樣找不到對法國大革命和五月風暴的辱罵；唯獨中國媒體30年來片刻不停地充斥着對文革的辱罵。正是這種辱罵告訴了中國人民：漢奸買辦集團的政治對立面是毛澤東的文革；貪官污吏的政治對立面是毛澤東的文革；扒房子占地搶企業以及股市圈錢的政治對立面，是毛澤東的文革；把老百姓重新壓在三座大山之下的政治對立面，是毛澤東的文革。當所有邪惡勢力都在咒罵一種政治力量時，老百姓自然就知道了他們的依靠力量在哪裡。”（轉摘自“烏有之鄉語錄”四，159）　　

“只有文化大革命，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試圖建立大眾政治的革命，是人類社會第一次試圖擺脫精英統治的革命，是人類社會第一次試圖徹底擺脫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的革命，也是人類第一次試圖真正能夠掌握自身命運、成為自覺主體的革命。”（張宏良）　　

　 　

韓德強部分文字摘錄（韓德強：李慎之現象）：　　

“……毛澤東充分預見到了這一難題。他要求閱讀《甲申三百年祭》，他把進入北京看成是趕考，他宣布新中國的建立只是萬里長征走了第一步，要求黨員幹部們務必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務必保持謙虛謹慎的作風，一句話，保持革命性。然而，事實上，大多數黨員幹部都沒有能夠經受住考驗。儘管受劉青山、張子善案的震懾，腐敗的數量和質量都還處在初級階段，但是，不關心群眾疾苦、貪圖享受、濫用權力、壓制群眾意見、發展裙帶關係等不良現象卻在社會深層不斷蔓延，侵蝕着黨的革命性，嚴重地損害着經濟建設的進展。對此現象，毛澤東憂心忡忡，各級領導中都有少數真正的革命者憂心忡忡。儘管有毛澤東的巨大威望，幹部隊伍的大部分都帶着輕重不等的官僚主義、投機主義、物質主義問題，徹底的革命理想主義者則寥寥無幾。　　

“……　　

“張欽禮的故事說明了什麼？說明了新中國的幹部隊伍的確存在着兩種人，一種是打江山、坐江山，貪圖權力、名位、享受，利用各種政治運動打擊異己，結黨營私，他們是腐敗的淵藪，是真正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由於這一派重視自身物質享受，也可以叫物質派，或者壞人派。另一種人是真正用好權力為人民服務，愛民如父母，嫉惡如仇，以身作則，毫不在乎個人的榮辱、享受乃至生命，他們是反腐敗的中流砥柱，是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由於這一派完全忽視自身的物質利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也可以叫精神派，或者好人派　　

“新中國的歷史，與其說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鬥爭，與其說是左派和右派的鬥爭，與其說是造反派和走資派的鬥爭，與其說是四項基本原則和改革開放的鬥爭，與其說是反腐敗和腐敗的鬥爭，不如說是好人和壞人的鬥爭。在蘭考，這兩種人之間的鬥爭表現得特別鮮明。反右運動期間，省委組織部長趙文甫指示將給縣委組織部長孫躍堂貼大字報（孫躍堂利用權力霸占他人的未婚妻）的200多名幹部劃成右派，張欽禮堅決不同意。結果張欽禮被劃成中右分子，限制使用。而趙文甫則步步高升。1976年以後，趙成為負責“揭批查”運動的河南省委副書記，將張欽禮送進監獄。大躍進期間，張欽禮堅決反對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的虛報浮誇，被下放勞動；四清期間，一直敵視焦裕祿和張欽禮的開封地委宣傳部長秦一飛和新任蘭考縣委書記周化民擔任蘭考的四清工作團的正副團長，動用260人審查張欽禮的四不清，撈不到任何證據而被迫將張釋放；文化大革命起來了，矛盾本來應該對準的是吳芝圃、趙文甫、秦一飛、周化民等壞領導，但是，秦一飛和周化民又搖身一變成了蘭考文革領導小組組長，組織了造反派，以反對文化大革命罪將張欽禮逮捕；到1970年，林彪死黨、河南省委副書記王新又以“劉少奇的生產黨”名義將張欽禮調離蘭考，並在蘭考對張開展大批判。如果沒有周恩來的一次次了解冤情，一次次從中央直接營救，張欽禮早就被壞人整死了。然而，1976年毛澤東和周恩來相繼去世，最高領導層中好人受清洗，而那些一再迫害張欽禮的秦一飛、周化民之流卻彈冠相慶，加官進爵了。　　

   “張欽禮的故事還說明，每當好人當道，生產就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就提高，權利就增長；每當壞人當道，生產就停滯，腐敗就滋生，人民地位就下降。從1957年算起至1977年，張欽禮在蘭考五落四起，實際主政的時間不過9年。9年時間裡，蘭考人民大干苦幹，徹底消滅了風沙、鹽鹼、內澇，林成網、田成方、土肥沃、糧高產、河流渠道密布，成為魚米之鄉、錦繡江南。張欽禮靠邊站、受批判、遭關押期間，則蘭考的渠、壩、閘、橋建設統統停頓、荒廢。1977年以後，蘭考的壞人失去約束，逐漸原形畢露，在社會大氣候的配合下，貪污腐化，損公肥私，將張欽禮時期建設的國有企業分淨賣光，蘭考群眾重新過上流亡、打工、受人剝削、遭人歧視的日子。　　

“在李慎之看來，這是個有缺點的社會，這是個有缺憾的歷史進程。最好是誰也別受損失，自由、民主、平等、人權一夜到來。因此，　李　先生最嚮往的恐怕還是解放前的書齋知識分子的生活。義憤填膺，冷嘲熱諷，風花雪月，一舉一動都能夠得到大眾媒體的關注，一言一行似乎都能夠改變歷史。能夠被稱為社會良心，能夠被譽為博通古今，有成群的知識青年圍繞膝下，有美元和大洋伺候左右，就像胡適一樣。有李慎之的言論作證：“二十世紀是魯迅的世紀，二十一世紀是胡適的世紀”（韓德強）　　

“從我爺爺的遭遇，我們村里文革的剪影發現，文革之所以會失敗，不是因為文革錯了。相反，她是非常對的。文革要革命的對象，如貪官污吏，地富反壞右卻控制了基層的文革，採取他們一貫的打着紅旗反紅旗的手法，形左實右，打擊真正的正直群眾，使得群眾要麼做看客，到後來肯定要抵制了。因為這樣做肯定是錯的，可是，這卻並不是真正的文革，錯誤卻要算到文革上面，後來一改革，他們又“傷痕”了。”（文革一些事兒作者：黃炎） 　　

　 　

（以下是石堅一篇談文革的文章的摘錄。石堅，1938年參加革命，老新聞工作者, "文革"前任"天津日報"總編輯, 後任天津市人大副主任.） 　　

“文革中我被扣了七頂反革帽子，大小會批鬥一百六十多次，皮肉受了不少苦，左耳被打聾，腰部受損。最高規格的電視批鬥大會，向全市轉播，市革委會政治部主任親自主持，由官方人員高喊[打倒]不知多少次。造反派鉛印誣我的傳單達數十萬份。住牛棚兩年半，下廠勞動兩年多，扣發工資、不讓過黨的生活……文革後期以落實政策為名安排了報社辦公室副主任職務，最後任有職無權的報社革委會副主任。直到粉碎“四人幫”的第二年，市委在新華總社調我回新華社的敦促下才官復原職。否定“文化大革命”運動對我個人來說，應當百分之百擁護。但是，如黑格爾講的，為孩子洗澡不能把孩子和髒水一起倒掉。我在文革中也有不小收穫。　　

第一、我在住牛棚時有機會通讀了《列寧文選》，而且編了《列寧論新聞工作》、《列寧論機關革命化》（可惜被駐報社軍管組給遺失了）還偷偷閱讀了不少文藝作品，包括我未讀過的《斯巴達克斯》、《基督山伯爵》等。　　

第二、學會了一些技能，可以從事簡單的電焊、開天車、開鑽床、做電工活、開剪床等技術　　

第三、經歷多次批鬥，我學會了虛與應付造反派之方，說了不少違心的話　　

第四、認識了人生舞台上各種類型的人物。有不少好人，特別是我的電工師傅李志華、管子工師傅劉玉良、木工師傅小葉等都是善良的人。李志華還有相當思想水平　　

第五、打掉了我的官氣。　　

第六、我的胸懷廣闊了。　　

第七、不僅報社人員，全市大多數幹部都廉潔奉公，除[四人幫]一小撮外，無貪官污吏。（　2009-1-4　 ）　　

下面這段文章紀錄的只是上世紀90年代剛剛開始出現壓迫剝削勞動人民初期現狀的冰山一角，至於發展到近些年的現狀，血汗工廠、黑窯奴、礦難等等遠比這要更加令人觸目驚心。限於篇幅，掛一漏萬。　　

潘毅：1991年5月30日，廣東省東莞石排鎮興業雨衣廠發生嚴重火災，造成六十八人死亡、四十多人受傷的慘劇。興業雨衣廠由內地廠商王 × × 以“三來一補”的形式和香港商家沈× ×合辦而成。自從去年十月開廠以來，招請了一百二十多名工人，其中大部份是外省民工，特別是從農村出來的年輕婦女。工人全部睡在廠房裡。工廠大門在半夜被牢牢鎖上，廠房內部堆滿了易燃的塑料原料。30日晚上二時多起火，工人逃生無門，活活被燒死或跳樓摔死。　　

張家共有七口人，1981年分土地後有三畝半地，除了在水田種稻外，還在山地種花生和小麥。1990年的稻穀收成是二千九百斤，上交政府一千一百斤。另外，由於張家種花生，因此按照政府規定還必須上交花生油，1990年張家上交了花生油六公斤；另外，1990年的上交提留每人需繳現金三十元（1991年升至四十元），張家一共上交了二百一十元。因此可以說，張家除了能夠糊口之外，實在沒有多大餘力積蓄現金，四千多元的婚事對他們來說無疑是個沉重的負擔。張家沒有能力買牛，一頭牛值一千二百元，相當於他們家一年的全部收入。因此，他們只能與另外四戶人家共享一頭牛。他們家養的兩頭豬，也在辦喜事的時候賣去了一頭。家裡的十多隻雞，又因為村里發生雞瘟，死剩下只有一隻。現在，家裡便只有這一頭豬和一隻雞，陪伴着兩位老人過活。　　

陳義寶每天睡六個小時，曾經有幾次捱不住睡着了，被肥佬拿着棒子毆打。他說有時肝火太盛，想回拳，但最終還是忍住了。用焊機製作雨衣十分費神。　　

翌日，我們來到高店鄉陽河村第一組……自從1981年分土地以來，他們的生活水準顯然比文革時好得多了。1984—1985年是農民的蜜月期，農產品的價格提高了，各種雜稅尚未出現，肥料的價格也比較合理。但自1988年以來，農民的生活水準下降得厲害，通貨膨脹，各種生活必需品和消費品都在漲價。農民覺得最不合理的是小孩子的學費，每個學期都要花上差不多二百多元，是文革時候的一百倍。　　

當日是農曆七月十四，鬼節。村民正在進行祭祀活動，遠在我們進入村口之前，哭泣聲已由村里傳來，迴蕩於整個山谷之中，因為火災中喪生的工人來自陽河村第一組的就有三個人：喻宗喜，男，二十九歲；喻愛珍，二十一歲；喻愛虹，二十三歲。這個組共有八個人到東莞打工，全部都進了興業雨衣廠。現在除死去的三個人外，由於嚴重傷殘而留在廣州紅十字醫院的有一人：熊小清，女，十九歲。其餘四名生還者都回家了，他們分別為喻霞珍（喻愛珍之妹），女，十九歲；喻彩華，女，十九歲；張林，女，十八歲；喻新橋，男，二十一歲。　　

兩個生還者——喻霞珍和喻彩華為我們留下了這樣的敘述：　　

　第一個月我們平均工資才拿到二百多塊，每天從早上七點一直干到晚上十二點，星期天也從不休息。有時候趕上趕貨期，還要通宵達旦地工作。　　

10月，肥佬另建新廠。由於舊廠沒有工資發，肥佬答應我們到了新廠不會再欠工資，於是，我們八個人便都跟着他進了新廠。由1990年10月到91年1月底，才發前三個月的工資。平時我們跟肥佬要錢，他有時會給三十或五十元，當然後來都在工資里扣除了。這些錢我們主要是用來買東西吃，由於每天工作十四個小時才吃兩頓飯，餓了便想到街上買些豆腐和辣椒吃　　

喻霞珍的工序是上袖，也是每一百件一塊八，大約每天能做一千件，平均工資是四百元。我們的工錢並不固定，老闆見我們做快了，便會降工價，例如上帽子，前個月還是一塊五，5月份就降到了一塊二。　　

　　我們睡的地方一直都沒有風扇，九十多人睡在一層里，空氣跟車間裡沒什麼兩樣兒。4月份，天氣開始熱起來的時候，有不少男工忍受不了了，就跑到天台去睡覺，而我們女孩子只能窩在房間裡面。　　

　工廠不是時代的囚室，也不是農民工逃脫苦難與貧窮命運的避難所。它是資本的怪胎，既能夠奪去工人的生命，也能夠供給農民工唯一的求生希望。　　

宿舍里一位女工的夜半尖叫，使我徹夜難眠，內疚不已，同時也由心底里萌生出一份敬意和感激：它終於對一個缺乏想象力而又失去思想的年代做出了最直接的控訴！　　

　2003年11月2日　凌晨5時，一位十八歲在廣東打工的少女，因職業中毒在廣州一家職業病醫院跳樓自殺。花樣年華，就那樣匆匆走完人生的路。第二天，又有一位同樣只有十八歲、患上了職業病的少女，苯中毒，病情十分嚴重，在同一家醫院醫治無效，悄悄的離開這個世界。…　　

下面是“金牌民工”的一段文字：　　

據《燕趙都市報》報道：近日，河北一女大學生因不堪就業壓力，自殺身亡。留下一本密密匝匝近10萬字的日記。選摘如下：　　　　　　

“感覺好累，好累……每天都感覺不到生活的美好，看不到未來和希望……總是沒有信心，沒有目標，過一天算一天，不知道前方的路如何，就這樣消極地度日……再這樣下去，不知道將是什麼樣的惡果。”　　　　　　

 “要畢業了，我卻不知道如何主宰自己的人生，自己成不了自己的主人，而是奴隸，只在壓力中度過，能不痛苦麼？”　　　　　　

“每年花着高昂的學費，不但沒有學到本領，反而變得鬱鬱寡歡，遭受着精神上的折磨，一邊花着錢一邊受着罪，這是幹什麼呢？毀了自己也負了父母……當初就是因為想做個大學生，過過癮，讓別人羨慕下，虛榮心占據了上風，就為了面子，明知道家裡窮，還硬要上學，全然沒考慮父母的痛苦，然而現在卻異常痛苦。唉，真的很懊悔啊。”　　“如果我沒有上大學，可能會遺憾一輩子，而現在上了大學，快要畢業了也沒有得到自己想要的，更覺得遺憾。”　　　　　　

 “我該怎麼辦？……活着還有什麼意義？……誰能救救我？……”　　　　　　

　2月23日　，天空中飄起雨雪。　　　　

威縣固獻鄉劉河北寨村的劉尚雲家，凌亂而冷清。全家每個人的臉上都布滿愁容，而劉尚雲的愛人因為哀傷過度已病倒在床上，不時發出撕心裂肺的呻吟。　　　　

原本這是個幸福的家庭，悲劇來自不久前女兒劉偉的自殺。在石家莊學院上大三的女兒劉偉今年即將面臨畢業，這個春節她都沒顧上回家和家人團聚，一直在為就業而四處奔波和焦慮着……而家人再次見到她時竟然已是“陰陽兩隔”了。　　　

“一本密密匝匝近10萬字的日記，是劉偉留給世人唯一能搜尋答案的遺物，字裡行間記錄着一個當代大學生走上不歸路的心路歷程。”　　　　

（分析一下雜交水稻的情況 討論） 中國雜交水稻的真正奠基人，南有黃耀祥，北有李貞生。1958 年，廣東著名水稻育種家黃耀祥就育成了中國第一個矮稈雜交秈稻品種“廣場矮”，堪稱世界首創。比後來在國際上曾經轟動一時，由設置在菲律賓的國際水稻研究所於1966年才育成的、被稱為奇蹟稻的“IR8號”早了數年。當時袁隆平在教農校，還沒有機會觀察到雜交水稻。至60年代中期，廣東省基本實現了早稻品種矮稈化，大面積畝產由過去的250公斤左右提高到350-400公斤，一舉改變了廣東省傳統的“早四晚六”（指雙季稻產量早稻占四成，晚稻占六成）的早稻低產面貌。與此同時，矮稈水稻迅速向中國南方各省擴展，至1965年全國矮稈品種植面積達到2400多萬畝，每畝產量提高50公斤以上。70年代中期，矮稈品種在全國年種植面積最高達1.5億畝，其中“廣陸矮4號”在長江流域雙季稻區種植面積之大，利用時間之長，為矮稈品種之冠。“桂朝2號”在雲南省賓川縣作中稻種植時，最高畝產達1045.4公斤，創全國水稻單產最高紀錄。（現在袁隆平公司推銷的高價超級稻，產量也不過如此。）到1981-1986 年，該品種在南方稻區累計推廣1.4億畝，增產稻穀50億公斤以上。黃耀祥的“水稻矮化育種”獲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獎。　　

李貞生則是吉林省海龍縣（梅河口市）河窪公社農民，1967年人工培育雜交水稻成功，是新中國最早培育出雜交粳稻的人，他已經去世20多年了。1968年，李貞生與海龍縣農科站、海龍縣五七中學一起培育雜交水稻種子，還培育出玉米稻、高粱稻、葵花稻等；當時被稱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果、三大革命的偉大實踐”。此成果作為教學內容編入吉林省的中學教材，還拍了科教電影。有資料記載，遼寧省在 1970開始，和吉林省一起實驗推廣雜交水稻；比袁隆平1977年開始在湖南實驗推廣雜交水稻早了7年。　　

 雜交水稻是文革時的國家重點科研項目，靠一個人單槍匹馬根本無法實現。　　

號稱現代中國四項新發明的雜交水稻、漢字激光照排、人工合成胰島素、複方蒿甲醚全部誕生在毛澤東時代，全部是都是需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大規模協作、深謀遠慮、持之以恆和嚴肅認真的科學態度才能見成效的項目。而如今這“科學的春天”，“教授滿地走，博士不如狗”，論文滿天飛，成果信口吹，就是不見什麼象樣的、能在世界上站得住腳的東西。真正拿的出手的，全是毛澤東時代搞的。　　

部分參考文獻　　

《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研究室，主編逄先知，金沖及　　

張宏良：《紀念毛澤東誕辰114周年》

韓德強：《李慎之現象》

《毛澤東——人類智慧的遺產》（日）野村浩一，張惠才，張占斌譯，時代出版社　　

潘毅：失語年代的光與影（《開放時代》）　　

“金牌民工”：“仿恩格斯：誰是大學生之死的兇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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