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人都生活在習慣之中，但在歷史的劇烈轉型時期，習慣卻往往成為我們最大的敵人。在過去的三十年中，中國人養成的一個最大的習慣，就是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無論是民眾還是精英，都將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能力視為理所當然。就連那些一直持有審慎懷疑態度的觀察家們，也在21 世紀之後，徹底接受了中國經濟作為一架“永動機”的概念。值得注意的是，對中國經濟的這種習慣印象並沒有因為金融危機動搖，反而因為中國經濟在最近一年中的強勁表現，而變得更加牢固。顯然，這種樂觀已經成為一種危險的習慣。

　　     不過，最大的危險並不來自這裡，而是來自政府的另外一種習慣性思維。在過去三十多年中，尤其1990 年代之後的20年中，中國政府一直將其戰略與策略建立在這樣一個假設之上，即：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作為一個失去了所有其他意識形態資源的政府來說，這種思維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也是非常值得同情的。很容易看到，對於一個發展中國家，只有經濟高速增長，政府才有足夠的稅收興建各種基礎設施，也只有經濟高速增長，民眾才能不斷提高其生活水平。按照中國政府的邏輯看來，所有這一切增量所帶來的滿足感都將轉化為政府的合法性來源。十分幸運的是，在過去的三十年中，藉助市場活力的釋放以及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推動，中國經濟取得了持續的高速增長。而以這種高速增長作為基礎的戰略也一再被證明是成功的。這種非凡的成功一再強化了中國政府將經濟高速增長作為一種前提條件的執政習慣。

　　      在2008 年的金融危機之前，對於這種戰略，無論是政府內部還是中國民間都出現了強大的反思聲浪，但遺憾的是，危機的到來不僅沒有深化這種反思，反而使中國政府的執政戰略按照原有的慣性走到了更加極端的地步。換句話說，我們不僅沒有擺脫對高速經濟增長的成癮性依賴，反而更加加深了對這種“興奮劑”的依賴。於是，我們可以看到，政府幾乎不惜一切代價在推動經濟增長。就目前的情況來看，我們又一次獲得了熱烈的喝彩。幾乎所有人都確信，危機已經漸行漸遠，我們很快就會重回危機之前那個高速增長的黃金時代。但事實可能是：我們可能永遠無法回到那個時代了。更加審慎的說法則是：中國重新回到金融危機之前的高速增長時期將是一個小概率事件。

　　     在過去的三十年中，推動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市場化。市場的急速擴展不僅激發了中國人前所未有的創業熱情，大幅提高了中國人的福利水平，也在宏觀上推動了中國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毫無疑問，在未來，市場活動將仍然是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引擎。但同樣毫無疑問的是，隨着產能的嚴重過剩以及市場可拓展空間的日益縮小，市場化在推動中國經濟增長中的邊際作用將逐漸減小。如果考慮到在教育、醫療以及其他公共品的過度市場化特徵，中國可拓展的市場化空間甚至比其他發達國家更小。這可能與普遍流行的想象恰好相反。雖然我們無法完全定量確定市場化在未來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但無論如何，市場化動力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將顯著減弱。

　　     隱藏在中國經濟奇蹟背後的另外一個重要因素，是我稱之為的所謂“低權利因素”。在過去的二十年中，中國政府憑藉其獨特的政治體制稟賦，以及由此而獲得政治比較優勢，將公民權利壓縮到了極限水平。通過這種壓縮，中國各級政府將經濟增長中的交易成本降到了最低。這包括壓低弱勢階層尤其是農民工的工資水平，幾乎完全無視環境破壞，對農民土地的掠取，對城市居民原有教育、醫療等公共福利的剝奪等等。凡此種種，雖然誘發了中國在短時間內的持續高速成長，但也造成了高昂的社會成本，以及對未來經濟發展潛力的嚴重透支。比如，嚴重的分配不公，以及由此產生的社會對立；災難性的環境惡化。很顯然，隨着中國社會對這種經濟發展的不道德方式日益高漲的不滿，中國經濟這個秘密武器的效能將大大降低。

　　     檢視中國的經濟奇蹟，在冷戰結束之後洶湧澎湃的全球化浪潮也是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一個重要推手。在過往的20 年中，以市場的全球性擴張為主要方式的全球化運動，使中國的“低權利成本優勢”發揮得淋漓盡致。這不僅使中國以政府主導的超高投資率的經濟結構得以倖存，而且，還因此通過龐大的外需而大幅度的拉高了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然而，一個非常清楚的事實是：從戰後開始的一個長達60 餘年的全球經濟擴張周期正在落幕。

　　     各個民族國家的市場壁壘又紛紛豎起，利益受到嚴重侵蝕的階層對全球化的聲討也清晰可聞。在全球市場擴張受阻的時候，中國的獨特的競爭優勢也將“英雄無用武之地”。這一點，已經被金融危機之後中國持續低迷的出口數據所證實。所以，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外部需求對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的貢獻如果不是負面的話，也肯定不會像過去十年那樣顯赫。總之，我想說明的是，在過去幾十年中推動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幾個決定性動力，正在逐漸減弱甚至快速消失。如此，中國經濟可能很快就會面臨這樣一個前景：一個增長速度顯著低於前面三十年的灰暗時代。

　　     證諸發達國家的經濟史，所有經濟體的增長速度都有一個從高速增長到低速增長的轉換時期。一個最為切近的例證就是日本。二戰之後，日本創造了令人嘆為觀止的經濟奇蹟，但從1990 年代開始，日本經濟開始長期陷入停滯階段，一蹶不振凡20 餘年。景氣低迷持續時間之長超乎所有人的想象。絕大部分都樂於將日本的這種情況歸因為經濟政策的失誤，創新精神的萎靡，以及泡沫經濟的後果，然而，與其說這是日本獨特的歷史遭遇，倒不如說這是任何一個市場經濟體必然要經歷的普遍宿命。以此觀之，日本在1990 年代之後的“突然衰”，不僅不是突然的，也一點都不值得大驚小怪。

　　日本這個近鄰對我們的啟示是：如果不是特別有運氣，中國也將在不久的將來進入一個比較低速的增長時期。事實上，這本身也並不是什麼洪水猛獸。但中國問題的獨特及危險之處在於：我們的政治體制以及社會體制的改革戰略都是以經濟高速增長作為前提假設的。在中國官僚體系的視域之中，只要經濟能夠高速增長，政治腐敗，貧富分化、不公不義就都是可以得到寬恕的，就都是可以通過財富的不斷積累而逐漸化解的。換言之，我們的政治及社會體制只有經濟高速增長時期才能夠勉強維持。正是在這樣一種天真的戰略思維的指導下，在中國前面三十年之中，中國的政治體制社會體制改革如付闕如。腐敗以及剝奪所激起的社會衝突能量日積月累。所幸的是，中國的高速經濟增長部分緩解這種衝突能量。然而，我們的確很難想象，以一個三十年未變的政治體制、社會體制及文化精神，如何能夠應對在未來經濟低迷時期頻發的社會及政治問題。對於這一點，中國的執政者們實際上是非常清楚的。

　　     所謂“保八”，其本質實際上是中國的執政者們意識到，以中國現有的政治、社會體制以及文化精神，是不足以應付經濟增速陡降所帶來的劇烈衝擊的。他們意識到，只有將經濟增長速度提升到8%左右的水平，中國現有的政治、社會體制方能維持中國社會的基本穩定。於是，中國的執政者必須使用一切手段來維持這個保底的“安全速度”。其巨大的代價不問可知。8%的增速足以讓全球任何國家羨慕不已，但在中國，卻只能維持社會的基本穩定，這除了說明中國經濟增長質量如何低下之外，更說明中國政治及社會體制是何其脆弱。

　　     在這個意義上，日本在經濟長達20 年幾乎零增長的情況下，保持了政治的長期穩定和社會和諧，不能不說是創造了另外一項奇蹟。但是，“保八”保得了一時，卻保不了一世，與其花費巨大代價“保八”，倒不如及早從完全依靠高速經濟增長的戰略中退出，儘快開始中國政治體制、社會體制的改革，以及文化精神的改造。否則，一旦經濟出現停滯甚至更糟的情況，“毫無準備的改革”就會被迫開始。所有人都知道，“被迫的改革”往往是難以控制的，而其後果也總是無法預料的。事實上，隨着低速增長時期的日益逼近，這種被迫改革的時間也在日益臨近。在持續高速增長三十年之後，如果我們仍然將政治穩定與社會和諧的置於一個越來越不可靠的樂觀假設上，實在是掩耳盜鈴。所以，從現在開始，我們就必須從過去的習慣性的戰略思維中擺脫出來，立即着手中國政治、社會的改良以及文化精神的重造。唯有如此，中國才能安然應對即將到來的低速增長時代。低速增長時代並不僅僅意味着經濟增長速度的下降，也同樣意味着經濟增長質量的提高，更意味着中國政治、社會以及文化的進一步轉型。這不是一個讓人血脈噴張的時代，但卻是值得我們熱烈擁抱的時代。

　　     事實上，比較低速的經濟增長，對於中國的未來而言，不僅是一個最有可能的前景，也是一個最佳的前景。除此之外的另外兩種前景則是中國需要努力避免的。一種是突然陷入深度的停滯。這種前景對於許多人來說，可能是天方夜談。但是就我們的觀察而言，全球經濟的穩定性已經變得越來越差，其未來的能見度也越來越低。 2008 年突如其來的全球危機提醒我們，這並不是什麼狂人夢囈。另外一種需要避免的前景則是，全球經濟在經歷了2008年的重大危機之後，奇蹟般的重歸危機前的繁榮之路。隨着外需恢復，中國經濟也重回危機之前的黃金時代。毫無疑問，這是大多數人的希望。也是今天中國諸多經濟管理者們暗中所翹首以盼的。但我們的觀點是，這種以貶抑公民權利，犧牲環境資源，透支未來福利的經濟增長模式如果持續下去，中國未來的經濟及社會發展潛力，將會在短期內被迅速消耗乾淨。而一旦這種模式走到盡頭，其帶來社會轉型將是相當劇烈的。（實際上，在2008年前後，已經有相當多的徵兆表明這種模式已經走到盡頭）顯然，我們必須努力拒絕這種前景的發生。      但讓人擔心的是，全球金融危機之後，中國的體制正在憑藉其巨大的慣性裹挾着這個民族重歸老路。就我個人對金融危機之後一年內中國經濟的觀察，我以為，真正的危機不僅沒有過去，而且還剛剛開始。是時候了，讓我們訣別過去三十年中所養成的習慣，為一個新的時代未雨綢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