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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黑手”嚴家祺
“六四黑手”嚴家祺
【作者】李建生
一些自命為知識界“精英”其實是中國知識分子敗類的人物，在北京的動亂和反革命暴亂中，擔當了策劃者、煽動者和組織者、指揮者的角色。嚴家其是其中一個主要代表人物。
（一）
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看來，嚴家其是“學術精英”。實際上，十年前他就是一個熱衷於街頭政治和非法活動的懷有政治野心的人。那個時候，他忙於同北京與外地的一些非法組織如“啟蒙社”、“振興社”、非法刊物如《四五報》以及它們的頭頭密切聯繫，參加會議，出謀劃策，解囊相助。他自己還直接參與“西單牆”下的各種活動，成為鼓吹西方“民主”、“自由”的活躍分子。他就是從這裡開始他的政治生涯的。
“西單牆”和非法組織被取締後，嚴家其着手“研究”政治學。研究的“成果”主要是三本書：一本是由大小字報和各種謠言、傳聞拼湊起來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一本是宣揚資產階級政治觀的《首腦論》，還有一本是自我吹噓、自我標榜的《思想自傳》。
他的基本政治觀點，是主張中國實行不要共產黨領導的“三權分立”、“權力制衡”，認為馬克思主義是一種“封閉的思想體系”，保衛馬克思主義的純潔性就是“保衛中國封建文化”。總之，是要取消四項基本原則，在中國推銷美國式的資產階級民主。他同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的一些人密切配合，互相呼應，成為一個重要的代表人物。
正因為如此，他被海內外一些人捧為“新型政治學家”、“政治精英”、“政治體制改革理論權威”和“民主鬥士”、“自由派知識分子代表”、“當代世界名人”等等，名噪一時。他還頻繁“出訪”一些西方大國，頗受某些西方政治首腦的青睞，心甘情願地充當西方資產階級在中國的一個代言人。他被趙紫陽同志和鮑彤看中，是不奇怪的。
１９８６年秋，他們將嚴家其調到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擔任要職。鮑彤還打電話通知中國社會科學院，一要保留嚴家其的政治學所所長職務，二要派車保證他的活動需要。嚴家其從此成了被稱為趙紫陽智囊班子的重要成員。
１９８７年初，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開始後，嚴家其受到有關部門的審查。但是，嚴家其立即向鮑彤求援，向他寫信為自己的錯誤辯解。３月２０日，鮑彤以中央政體改研討小組辦公室名義向趙紫陽寫報告，說審查中提出的嚴家其的錯誤事實是“誤解”、“以訛傳訛”，稱讚嚴家其“是守紀律的”，要他繼續留在政體改研討小組“照常工作”。趙紫同志立即表示同意，並批示有關負責同志“閱知”。這樣，嚴家其就被包庇了下來。
（二）
黨的十三屆三中全會以後，面對黨內外強烈批評，趙紫同志不僅不檢查自己的錯誤，反而消極對待中央的治理整頓方針。在這之後，那個被稱為智囊團里的人物透露，要颳起一陳“倒鄧保趙”風，並由海外一些反動報刊透底，鼓譟只有“鄧小平完全退休”，由趙紫陽“獨裁改革”，“中國才有希望”。
這是一個政治信號。嚴家其，這個一頭連着鮑彤、一頭連着海外國外反共反華勢力的人物，在“倒鄧保趙”風中最引人注目的行動，是和溫元凱發表《關於時局的對話》。
這篇對話由後來在動亂和反革命暴亂中頗為活躍的《經濟學周報》一位記者整理，幾乎同時在《經濟學周報》和一些香港報刊刊出，《世界經濟導報》也發表了內容大體相同的消息。對話的要害，仍然可以用“倒鄧保趙”概括。用他們的話來說，中央治理整頓的方針是“倒退”，黨內外對趙紫陽的錯誤的批評使“改革成果面臨斷送”的“危險”，如果趙紫陽下台，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就會出現“停滯”，因此要反對“非程序的權力更迭”。這“非程序”三個字很費了一番心機，值得特別注意。這已經不再有任何學術氣味，完全是一種赤裸裸的政治動員。
與此同時，他向人們推薦了一套所謂“程序”。去年１１月，他在《世界經濟導報》發表談話，要人們放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抵制精神污染的鬥爭，把腐敗的根源歸結到公有制上，要求“積極發展私有制”，並從蘇共歷史談起，提出“撤銷政治局”，建立一種所謂華盛頓式的程序。
今年２月，他又在日本提出“必須廢除中共中央政治局”。總之，他追求和宣揚的是取消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黨領導地位的西方政治體制。
他還在今年某青年刊物第２期上發表談話，鼓吹按他那套“程序”修改我國憲法，規定國家政權如何組成，由誰來掌握國家政權。如果不遵循他的這套“程序”呢？他說“就只有通過非程序的方式來表達，比如訴諸暴力或動亂”！請注意，嚴家其已經由反對“非程序”走到鼓動非程序。
他的這些活動，同方勵之等人的“新啟蒙沙龍”，陳軍等人的簽名上書，戈揚等人的演說，李淑嫻、王丹等人主持的集會，以及北京一些大學裡直接攻擊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大小字報一起，給動亂作了直接的輿論準備和組織準備。
４月１５日胡耀邦同志逝世後，極少數人立即乘機利用學潮製造動亂。遊行、靜坐和衝擊新華門的活動中出現了大量政治口號，最核心的兩條就是要為胡耀邦同志“平反”和徹底否定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嚴家其正是緊緊抓住了這兩條出謀劃策，進行煽動。（⑴⑷）
４月１９日，《世界經濟導報》和《新觀察》在北京召集一些人物座談，不少人把攻擊矛頭直指中央。嚴家其發言說：“對天安門廣場上只要去看一看，就知道無非是要對耀邦作出公正的評價，要對１９８６年的某些運動作出公正的評價”，“在天安門廣場上面，我就看到了中國的前途和希望”。他不僅畫龍點睛地概括出兩個實質性口號，使之成為動亂初期的行動綱領，並直接為非法遊行叫好，給動亂煽風點火。
４月２１日，在鮑彤的授意下，他和包遵信貼出《致中共中央、人大常委會、國務院的公開信》，要中央承認遊行、靜坐中提出的要求都是“積極”的“民主要求”，向中央施加壓力。包遵信後來對香港《百姓》雜誌的記者說，這封信“對學生的鼓舞很大”。
４月２６日人民日報重要社論發表後，上海市委按中央精神作出了整頓《世界經濟導報》的決定。但是，遭到趙紫陽同志的非難。趙紫陽５月４日發表“亞行講話”，
５月６日指示要進一步加強對學潮報道的“公開程度”，
５月１６日在會見戈爾巴喬夫的談話中又把矛頭引向鄧小平同志。在這一階段，嚴家其依據趙紫陽講話的精神，集中攻擊４·２６社論和上海市委決定，集中攻擊鄧小平同志，策划動亂的不斷升級。
４月２７日大遊行的當晚，嚴家其說：這次遊行“是我們的一個勝利”。
４月２８日，他起草並散發了由他和其他一些人署名的公開信《捍衛新聞自由》，攻擊上海市委處理《導報》的決定，煽動新聞界進行聲援活動和請願集會。
“亞行講話”一發表，嚴家其說“現在出現了轉機”，立即提出要“發動知識界支持趙紫陽”。隨後，他與蘇紹智等一伙人貼出《我們再也不能沉默了》的大字報，動員知識界人士起來遊行。
５月１４日，嚴家其同其他共１２人發出《我們對今天局勢的緊急呼籲》，要中央公開宣布整個學潮“是愛國民主運動”，承認“北高聯”為“合法組織”，威脅黨和政府不得對學生絕食採取強制措施，否則“將成為歷史罪人”。這一“呼籲”由嚴家其定稿後，先在天安門廣場宣讀，又在中央電視台播出，然後在１５日的《光明日報》發表。《呼籲》提出的要求，立即變成學生的政治要求，並通過輿論工具造成了以絕食學生為人質要挾黨和政府的嚴重局面。
５月１５日，他帶領一些人搞所謂“中國知識界”的首次遊行，併到天安門廣場發表演說，支持學生繼續絕食。
５月１６日，他又帶頭參加中國社會科學院一些人聲援絕食學生的遊行，並與一些人發表《５·１６聲明》，再次要黨和政府承認“學生自治組織的合法性”，承認４·２６社論“是錯誤的”。
５月１７日，他又發起和起草《５·１７宣言》，對鄧小平同志進行惡毒的人身攻擊，說“由於獨裁者掌握了無限權力，政府喪失了自己的責任，喪失了人性”，“清王朝已經死亡７６年了，但是，中國還有一位沒有皇帝頭銜的皇帝，一位年邁昏庸的獨裁者”，“昨天下午，趙紫陽總書記公開宣布，中國的一切決策，都必須經過這位老朽的獨裁者”，叫嚷“老人政治必須結束！獨裁者必須辭職！”
嚴家其的上述活動，上面體現了趙紫陽的意圖，下面把黑手伸向學生和知識界，從一個重要側面反映出這場動亂從醞釀到發動、經過逐步升級達到高潮的基本過程，揭示了動亂的策劃者們從輿論準備到組織、煽動和直接出面指揮的基本軌跡。到了《５·１７宣言》，他們的反動圖謀和動亂的政治實質就和盤托出了。
（三）
５月１７日，中央政治局常委討論了在北京部分地區實行戒嚴的問題，１９日李鵬、楊尚昆同志在黨政軍負責幹部大會上作了重要講話，２０日發布戒嚴令。趙紫陽同志反對中央的正確決策，公開分裂黨，並把同黨鬧分裂的態度公開暴露在全黨全國和全世界面前。與此相配合，動亂的策劃組織者更加瘋狂地把攻擊矛頭指向鄧小平、李鵬、楊尚昆同志，策動召開人大常委緊急會議，企圖廢除戒嚴令，罷免李鵬，組織反對戒嚴令的大規模遊行等活動，使動亂不可避免地走向反革命暴亂。到了這個階段，嚴家其不但在煽動方面繼續領銜主演，而且跳到前台承擔起直接組織者和指揮者的角色，在推動動亂向暴亂的演變中表現出前所未有的反革命狂熱。
５月１９日後，他多次在社會科學院政治學所組織並主持有蘇紹智、王丹、吾爾開希等參加的“北京知識界聯合會”和“北京高自聯”聯席會議，策劃對抗戒嚴令的統一行動。
５月２０日，鮑彤看到敗局已定，提出“黨內已不能解決問題了，只能靠人大”。這一天，嚴家其對人說：“李鵬應該打倒，要通過召開全國人大常委緊急會議罷免他。”他還參加了反對戒嚴的大遊行，並與一些人發出《我們知識界的誓言》，聲稱“絕不出賣自己的良知，絕不向專制屈服，絕不向八十年代中國的末代皇帝稱臣”。
５月２１日，他和一些人策劃組織知識分子聯合會，先組織北京的，再走第二步，“總的目標就是李鵬下台”。同一天，他和一伙人致電人大常委會領導人，要求立即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
５月２３日，“北京知識界聯合會”正式成立，由包遵信負責統籌。有人說，待全國的知識界聯合會成立，就該由嚴家其負責統籌了。同一天，《北京知識界聯合會成立宣言》複印件即在台灣《聯合報》全文發表。《宣言》攻擊中央的決策、國務院的戒嚴令為“倒行逆施”，呼籲“立即”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罷免李鵬案”。當晚他們號召入會者到天安門廣場靜坐示威，並在天安門廣場散發他們編輯的《新聞快訊》，咒罵李鵬同志，要把他“押上歷史的斷頭台”。
５月２４日，“天安門廣場總指揮部”和“首都各界聯席會議”又宣告成立，通過這一形式，嚴家其等人組織的“知識界聯合會”，同“北京高自聯”、“北京市民自治聯合會”、“北京工人敢死隊”、“北京工人糾察隊”、“北京市民敢死隊”等正式結成了反革命行動的“神聖同盟”，所謂“文化精英”和社會渣滓完全結合在一起，他們在共同誓詞中叫嚷要“不怕流血犧牲”去推翻我國的政府。
５月２６日嚴家其和包遵信在香港報紙發表《告李鵬書》，再次揚言要廢除戒嚴令，“罷免李鵬”。
５月２７日，他參加了組織所謂“５０００知識精英大絕食”的會議。後來，演出了一場只有劉曉波等４人參加的４８小時至７２小時的絕食鬧劇。
直至６月３日，反革命暴亂發生後，嚴家其仍在直接指揮。當天傍晚，他一直在建國門立交橋參與和指揮“堵塞軍車進城的活動”，１０時半才回到家中。１１時多，他又趕到天安門廣場，參加所謂“民主大學的開學典禮”，並擔任“名譽校長”。他發表了２０分鐘的煽動性演講，宣稱李鵬必須“主動辭職”，否則“必將受到審判”！他還叫嚷要用鮮血和生命來鑄造他們的“民主”。
在戒嚴令發布之後，嚴家其們知道他們大勢已去。但是同一切反動分子一樣，他們不甘心自己的失敗，於是把動亂“精英”和各種社會渣滓拼湊為一支反動力量，為顛覆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作拚死一搏。他們是註定要輸的。在這輸掉老本的一搏中，嚴家其口口聲聲標榜的民主、法制、非暴力等堂皇外衣，已被他們肆意踐踏憲法和法律、陰謀推翻人民民主政權的兇殘暴行所徹底撕碎，他作為反革命暴亂的一個策劃者、組織者和指揮者的面目已暴露無遺。
（四）
反革命暴亂平息後，嚴家其在國外敵對勢力的策劃下，帶着老婆逃跑了。在國外，他還在咬牙切齒地咒罵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這樣很好，好就好在不打自招地供認他不僅是一個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反動分子，而且是一個背叛祖國的民族敗類。
７月４日，嚴家其和吾爾開希在法國巴黎聯名發表所謂《國殤周日宣言》，叫嚷要在國外成立“中國學運民運聯合委員會”，在中國大陸製造更大的“風暴”。與此同時，在美國的“中國民聯”頭子王炳章跑到香港，宣布要成立一個“流亡的中國反對黨”，提名“嚴家其擔任這個黨的第一任領導人”，“另一個人選”是方勵之。這番話，很能表明賣國賊們和國際反共反華勢力在嚴家其身上寄予的希望。
７月中旬，嚴家其又召集一些人在巴黎秘密舉行會議，策劃成立以反對中國政府為宗旨的所謂“民主中國陣線”，鼓吹推翻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看來，得到海外國外敵對勢力支持的嚴家其們，還要和中國人民繼續較量下去。我們一定要徹底平息這場反革命暴亂，同時警惕極少數頑固分子的新的陰謀，隨時防止他們搗亂。不過，我們要正告他們：凡是倒行逆施，與中國人民為敵的人，是絕不會有好下場的。他們的陰謀既然在國內已經以失敗而告終，那麼靠海外國外反動勢力支撐繼續進行搗亂，是成不了什麼氣候的。他們終究要失敗，中國人民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事業一定要前進、要勝利，這是歷史的必然。
(“六四黑手”嚴家祺 全文完博訊www.peacehal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