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經濟學家和政治哲學家的茅于軾，給我這樣的六○後自由知識分子最好的信條是：給你所愛的人自由，也給你不愛的人自由。「給你不愛的人自由」是消極的寬容，但又實在難以做到。由於茅著《給你所愛的人以自由》曾一度遭禁，「也給你所不愛的人以自由」更應成為公權力分子的一項自省。

　　茅老屢有振聾發聵之論，這不僅源於他對當下現實的觀察，更源於他經歷了二十世紀大部分的中國苦難。對苦難的思考始於他的少年時代。彼時，日軍進攻南京，他們一家被捲入逃難的洪流。後來的「反右」與「文革」把始於日寇時期的苦難兩度放大，但猶未鈣化在他的心靈深處。茅老堅決不認為自己的「右派」思想有所謂的錯誤之處，套用法律術語叫「認罪但不服法」。

　　如果不是「文革」之害，他的《擇優分配原理》是可獲經濟學諾獎的。正是在「文革」時期，蘇聯的康托洛維奇以同樣的理論獲得了該獎項。至於印度的尤努斯因小額貸款扶貧而獲和平諾獎，我們更該問：「為什麼是尤努斯而不是茅于軾？」不僅如此，茅老在山西所做的小額扶貧項目還因吸收存款而被金融管理當局指為「非法」。茅老並沒理會那些「軟威脅」，並坦承自己「犯法」的事實而使扶貧德業堅持下去。他有資格獲經濟學諾獎，也有資格獲和平諾獎。今天，茅老以八十二歲高齡常常穿梭於經濟學講壇，也一如既往地關注中國的政治改革。後者對於全世界最重要的意義仍然是──中國不實現民主化，世界和平就多一份重大的危險因素。

　　近期以來，諸種整肅不斷，辛子陵先生的境遇尤讓人同情。慶幸的是，茅老既不是中共黨員又不在各類「民主黨派」，是「純群眾」。我們應該為這個身歷數種苦難的老人感到慶幸，正是真正的無黨派，才免於辛子陵先生所遭的「紀律處分」。

五月二十九日寫於綿逸書房